白 骨 作 证
——日本侵华与万人坑
晓岩
6.辽阳弓长岭铁矿万人坑
弓长岭铁矿地处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境内，西距辽阳37公里，东邻本溪34公里。在绵延10余公里的大山中，含有丰富的铁矿矿脉，是祖国不可多得的矿产宝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日本侵略者霸占期间，弓长岭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们在那里建立严密的统治机构，采取法西斯手段，强迫大批中国劳工开采矿石。从1933年5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夺走矿石1000多万吨，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矿工被奴役迫害致死，抛尸于三道沟，形成了万人坑，至今遗骨尚存。弓长岭铁矿万人坑的堆堆白骨，就是日本侵略者那段罪恶历史的真实记录。
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对矿产资源的掠夺，首先采取种种手段大肆搜刮中国的廉价劳工。该矿的劳工除骗招的普通矿工外，还有“勤奉队”、特种劳工、辅导工等组成，长年保持2万余人。
1941年9月，日伪制定并实施《劳动兴国会法》，强迫中国男性公民特别是农民从事义务劳役。1942年11月，又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竟公然规定除有残疾和精神病患者外，年满20岁至23岁的青年男子，凡“国兵”不合格者（俗称国兵漏）都必须参加勤劳奉仕队。1945年3月，又把年龄延至30岁，每年无偿服劳役4个月，连续服役3年。如有本人不来的或逃跑的，均将其家人关押起来，直到本人回来才能释放。勤劳奉公法实施后，集中送到弓长岭矿服劳役的“国兵漏”为两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下设分队，最多时达2000人。辽阳县最后一批参加勤劳奉仕队到弓长岭矿当苦役的孙长发说：“1945年正月，当了国兵漏到弓长岭，光吉洞峪一个大村就去100多人，编到第三中队第二小队。规定期限是3年，在后台沟四道掌子干活，三班倒。分文不给，还吃不饱，天天挨饿。”
特种劳工是日军在关内作战和在各地“清乡”、“扫荡”、秘密搜查、施放毒气，抓捕的中国抗日军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抗日武装人员，然后移交给伪满洲国，按日本关东军于1941年制订的《特种劳工使用管理规程》，由伪民生部成批分配到指定的工矿业和特殊工程，强制从事苦役，不付报酬。人们都管这些特种劳工叫特殊工人。弓长岭铁矿的特殊工人是按上述《规程》先后分八批押送来的，近3000人，其中既有被捕的抗日军民，也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另外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特殊工人不列入矿工人数之内。他们到矿山初期是被隔离的，在破碎场推渣。后来有一部分人被插花编入各班组，与普通矿工混合作业。他们的服装有特殊标志，言行受到严格管制。为了防止他们反抗和逃离，矿山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惩罚措施，直至“对有逃亡企图和征兆者允许警察开枪射杀”。
“辅导工”是被日本侵略者以所谓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嫌疑犯、浮浪者等莫须有的罪名监禁负刑的“犯人”和无辜群众，以及被判处监禁负刑终了的人，送到矫正辅导院，强制他们下井采矿，终身无偿服劳役，名为辅导工。弓长岭矫正辅导院设立于日本统治东北人民的后期，是鞍山矫正辅导院的分院。日伪当局公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项吃人的法令，从1943年9月11日起，实行“预防拘禁”。就是说，只要认为你有可能犯罪，都一律抓起来，关进辅导院进行矫正，强迫服劳役。实际上，是日伪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其警察等国家机器以莫须有的罪名到处抓平民百姓。1944年6月，沈阳兵工厂工人刘再堃上街买衣服，走到北市场被几名伪警察围住，他出示证件，被伪警察撕碎扔掉，随之被抓到警察局，凑够三百多人后用闷罐车运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绥中县西关居民张永兴在1944年八月节后，三个警察闯到他家，说他曾到山海关做过买卖，是经济犯，随之将其押到锦州监狱。集中到100多人后，两人绑在一起，辗转送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
被招募、强征和抓来的劳动者，从进入矿山第一天起，就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开始了血泪的生活。劳工们得到的低廉工薪不够养家糊口，难以存活的衣食供给，集中营式的劳工宿舍，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残酷的劳动统治，狠毒的惩罚制度，并附以凶狠的折磨、殴打，直至杀害，侵略者的残暴手段无以复加，工人们的不幸遭遇难以言表。饿死、累死、病死、各种事故砸死及被打、被杀而含愤惨死者成千上万，均被抛尸于矿区内的三道沟万人坑。1933年日本建立弓长岭采矿所初期，矿工死了，家属在当地的，都由自家安葬于三道沟山坡上下和附近地带。外地人死了无人料理，矿里也按中国人的习俗，给钉个薄板棺材，在山坡上胡乱掩埋，留个坟包。随着坟包日益增多，遍布满山遍野，人们便称三道沟这块地方为“乱坟岗”。这就是万人坑的雏型。30年代未期，死难者越来越多，因而改变了埋葬方式。即改用活底棺材运尸，有时一个棺材装五六具尸体，有的用席头卷着、有的用绳子捆上，直接扔到山间的大小沟里了事。日子久了，尸骨累累，难以数计，于是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千人沟”。1943年之后，由于“千人沟”尸骨暴露，有些竟被山水冲到路旁，激起群情义愤，日本侵略者又采取挖大坑的办法，集中掩埋死难者的尸体。从此，三道沟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万人坑。其中最大的有8米见方，3米多深。死者不仅没有棺材，没有席头，有的还被扒掉衣服，或用人抬、或用马车拉走扔进大坑。如今还健在的矿工都说，那种情景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再后来，为了掩人耳目，又修建了炼人炉，于1945年春投入使用，大批死难者被焚尸灭迹，直到“八一五”祖国光复。
在日伪统治下的弓长岭铁矿，死亡率最高的是“特殊工人”和“辅导工”。特殊工人敢于以战俘的身份抗议日本人的虐待，但在事故、病疫中遇难和被射杀的情况相当严重。据日伪季度报表统计：1942年3月前，弓长岭采矿所共接收特种劳工1135人，而到3月末实有人数只剩685人，减少450人。在这450人中，有125人去处没有列项，有325人被列为“逃亡”。然而尽人皆知，他们对战俘平时实行分组连座制，互相监视和担保不能逃跑；从下井作业到升坑歇班，白天黑夜有人拿枪看守，对逃跑的则开枪打死。因此，所谓“逃亡”，其实是大部分死于矿山。到后期，即1942年4月至1945年8月，随着日伪统治日趋加紧，弓长岭采矿所接收的特殊工人员额及其死亡率更是有增无减。幸存者断言，这部分苦役死亡数达几百人以上。
从1943年起被抓进辅导院进行保安矫正和思想矫正的辅导工，在采矿所全体劳动者中死亡率最高。日本侵略者为了无偿掠夺矿产资源，把矫正辅导院作为无期牢房，对辅导工剥夺一切权利，不给任何出路。他们要终身在矿里从事苦役，没有一线生还的希望。一些不甘心受苦受难、白白死去的辅导工，不得不冒死反抗，寻机逃离虎口。但是，辅导工的住处有电网围着，上下班来回走路和回到大房子吃饭睡觉，都由带枪的辅导警轮流看押，寸步不离。对逃跑的辅导工，则开枪射杀，穷追不放；被抓回者一概不给生路。因此，企图逃跑的辅导工无一不遭到杀害。有一次，有两个辅导工逃跑，被抓住后用绳子捆上，从山顶上推下去，把他俩活活摔死。1945年3月的一天晚上，第11小队有个姓陈的辅导工从正门逃走，被值勤岗哨辅导警东守山发现，报告主任辅导士徐宝昌。徐宝昌将陈抓住送到值班室押了一夜，第二天又将此事报告辅导科长、日本人近腾，近腾当即命庶务股长、辅导官佐周国富把全院辅导警集合起来，将抓回来的陈某按倒在地，指使每个辅导警和主任辅导士用长1米、粗1寸的胶皮管子轮番抽打，经过30多人轮流抽打，陈某被打得皮开肉绽，让辅导工背回，六七天后死去。还有一天晚上，有一些辅导工从大门逃跑，其中有7人被抓回。当天夜里，在辅导院的院子里挂上一个电灯，把7个人的衣服扒光，把手脚绑在柱子上，辅导警用3寸宽的皮带浑身上下抽打，直到把7个辅导工活活打死才罢休。日本侵略者还编造“企图逃跑”的罪名，在辅导工中抓重点成批杀害。1943年秋，日本侵略者挑出几十名辅导工，都扒掉了上衣，用汽车拉到陈家堡子小河旁杀人示众。正在厕所里的目击者特殊工人刘治祥和烧水工老王说，那天开车拉来好几十人，个个五花大绑。日本人带一个翻译指挥，在一棵大树下，连连砍死6人，剩那些是陪绑的，算死里逃生，被拉了回去。矫正辅导院还宣布，对于逃跑的辅导工，打死一人赏钱10元，活捉一个赏钱20元，于是一些辅导警为了多领赏，竟寻机借口杀人。东4号掌子下班时，有一名辅导工掉进水坑，辅导警就说他要逃跑，把他拖到井口，一顿棒子活活打死，然后报告日本主子，索要赏钱。为防止辅导工逃跑，1943年冬，矫正辅导院当局又决定，采取夜晚扒光衣服的手段，防止辅导工逃跑。以致许多不跑的人在大房子里被冻死。知情人、把头戴炳言曾向矿工透露：辅导院里有一个小队20个人，当天刚下班，辅导警就逼他们把衣服脱了下来，晚上睡在冰冷的房子里，一夜之间全被冻死。就这样，在日伪的残酷迫害下，被抓到矫正辅导院的无辜百姓大批死亡。与刘再堃一同被抓到弓长岭300多人，到第二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只剩下50余人，其余全死在弓长岭。
从1933年到1945年12年间，整个弓长岭采矿所究竟折磨死多少人，已无法计算。幸存的矿工都说，那时候天天有人惨死，年年发生瘟疫，三天两头出现恶性事故，加上统治者折磨、毒打，一天死一个两个是常见的，有时一天就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根据各种资料估算，日本霸占弓长岭铁矿12年间，光普通劳工和勤劳奉仕队无辜致死者就有80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被埋到三道沟万人坑，也有相当部分被用炼人炉烧化。
新中国成立后对万人坑的发掘，使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从清理出来的遗迹中清楚地看到，“千人沟”、万人坑里，尸骨交错，层层迭迭。坑内的遗骨，有的呈现多处裂痕或骨折，有的两具尸骨用铁线捆在一起，有的头骨上留有窟窿，有的臂骨和腿骨不全，还有一具遗骨呈站立状，双手前伸，向上挣扎的情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