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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骨作证
           ——日本侵华与万人坑
                     晓岩

9.大同煤矿煤峪口万人坑
    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西大同，随即对大同的优质煤炭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对中国工人实行了残酷的压榨，造成大批劳工死亡。日本侵占大同的8年期间，在大同煤矿形成了14个万人坑。煤峪口万人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万人坑位于大同煤峪口矿南沟的北山坡上，分为上下两个洞：上洞宽6-7米，深40多米；下洞宽4-5米，深70多米。在这里，堆满了被害矿工的尸骨。
    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是形成万人坑的主要原因。在日伪的统治下，矿工们每天在刺刀和皮鞭的威胁到井底劳动。劳动中稍有怠慢，就会遭到皮鞭的抽打。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吃的极差，喝着井下的污水，工人们经常泻吐，染上各种疾病。日本监工不但不给医治，还要强迫病人下井。谁要是说声有病不能下去，谁就得先吃几木棍，或一顿皮鞭。打完后，若还说不能下井，他们就喊来拉尸队，将其抬出扔进万人坑。据当时一个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仅1942年经他们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活人有20多个。1942年春天，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工人病倒了。日本监工怕这种流行，影响出煤，就把400多名患者集中起来，关进一个大房子里，既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没几天连病带饿，即死亡大半。对此，他们还嫌不够，于是，不管死的、活的，都被抬出去扔进了万人坑。后来万人坑填满了，日本侵略者发现有的活人从坑中爬了出来，便又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将死了的和有病未死的人集中起来，成批地用火焚烧。每一批三四十人。生长在煤峪口村的老工人曾士贵，就是那年8月日寇一次焚尸时虎口余生的。当时他因病两天没有下井，日本监工就说他得了传染病，用铁丝网封闭了他家的门窗。曾士贵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户上爬了出来。他正准备返回去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鬼子回来了，把汽油一泼，一把火就把他的妻子和4岁的小孩给烧死了。
    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推行的一种要煤不要人，用人命换煤的血腥政策。为了多出煤，他们经常搞什么“努力出煤日”。到了这一天，日本监工一起出动，手举锒头、皮鞭，强迫工人昼夜不停地干活。很多人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为了多出煤，他们不管工人的死活。1938年初春，煤峪口矿九号掌子面出现透水征候，工人们不止一次提出这里不能再采了，否则有人命危险。可是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理会这些，到了清明节前夕这一天，仍旧搞什么“努力出煤日”，把120多名工人驱赶到九号掌子面去干活。这些工人刚走进去，就听到哗哗的水响声，大量的地下水涌了出来，很快封住了巷道，把大家困到了井下。事情发生后，许多老工人自动组织起来，几次要下井去排水，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挡了回去。等水退后，工人们下去抢救时，这120多人已大部饿死了，只有12个人还有一点气，背到矿上后又死了4个，仅有8个人侥幸活了下来。
    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激起了广大矿工的无比愤怒，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工人们罢工、破坏机器、捣毁物资，斗争浪潮一个接着一个。从此，日本侵略者对矿工采取更加恐怖的措施和手段。原来，矿上只有一个用来镇压工人的武装矿警队和一个拉尸队。这时，日本人又增建了一个专门抓捕工人的督察队，一个狼狗队和一个特务密探队。他们就是凭借这五个迫害矿工的组织，布下了层层罗网。工人们要想逃走，首先就难躲过门户的严密把守。即使逃出了大门，也越不过电网；即使闯过了电网，也逃不出在矿山四处巡逻的督察队。河南籍老矿工郭双玉回忆说：“1942年，和我一起抓来的共73人。在日本鬼子的残酷折磨下，有的被砸死在井下，有的死在皮鞭下，有的因饥饿和病得爬不起来，被活活扔进了万人坑，不长时间就死了30几个。其余的人想逃跑。有的死在电网下边，有的被狼狗咬死，有的被督察队抓回来绑在电杆上，用乱棒打死了。活下来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河南籍73名矿工的悲惨遭遇，只是煤峪口矿工人受怕害的一个缩影。据煤峪口矿史记载，日本侵略者霸占该矿8年间，有 1 万多人被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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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矿煤峪口万人坑

10.淮南大通煤矿万人坑
    1938年6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徽的淮南后，设立了“淮南炭矿株式会社”，霸占了大通煤矿。为了更多的掠夺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用尽各种毒辣的手段。他们对待矿工就象对待奴隶一样，随意进行宰割和鞭打。在刺刀和皮鞭的胁迫下，工人们每天要进行12-16小时奴隶般的劳动，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饥饿，有些工人刨着煤、抬着筐就晕倒了。日本监工看到后，还说是装病，不由分说举起皮鞭就打。大通煤矿有个名叫陈东祥的工人，被分派用小车往井上运煤。一天，由于饿累交加，推着推着车就晕倒在沟里了，正好被一名监工发现，这家伙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棍棒就朝他的头上打去，直打得陈东祥鼻孔窜血，没过两天就离开了人世。
    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中，一个矿工的生命还顶不上一块煤。潜伏在井下的各种危险，他们不管，他们只管要最高的产量。1941年夏季的一天，矿工余业初和李富先等11人正在北四槽掌子面掏煤。忽然见到掌子面一片积水。遇此危险情况，工人们立即退出掌子面，往安全地方转移。日本监工却用棍子硬把他们打了回去。刚刚走到掌子面，汹涌的地下水便席卷而来，转眼间整个掌子面淹没了。11个矿工被淹在水里呼天唤地，拼命向出口挣扎。可是出口已被堵死了。水还在继续涨着，11个人中已有9人被洪水吞没，只有余业初和李富先两人攀着一根柱子，伏在坑壁上。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舍不得丢掉那片厚煤层，又叫工人重新开采通向被淹过的地段，他俩才被工友们救了出来。一天，矿工孟广礼在南六槽煤区挖煤，头上的煤渣直往下掉，有经验的矿工都了解：这是煤层下榻的预兆。孟广礼当即提出：“煤层要垮了，不能再干了！”可日本监工硬强迫老孟继续留在危险区工作，不一会儿，轰隆一声，巨大的煤层塌了下来，孟广礼就这样被煤砸死了。
    在日本人的棍棒和皮鞭下面，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奴隶般的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得到的却是疾病和死亡。当时工人干一天活，只发给三升发霉的麸面。这种面又苦、又酸、又臭，吃下去，肚涨得难受，再加上沉重的劳累，喝污水沟里的煤水，很多人上吐下泻发高烧甚至死亡。这种病传染性很大，仅1939年就死去6000多人。对患病的工友，日本侵略者不但不给医治，甚至将活人往万人坑里扔。老工人董得宝就是被送往万人坑途中隐藏起来的幸存者。他说：有一年，我和父亲一起病倒了。我还没死，日本鬼子叫人用芦席把我卷起来，抛进万人坑去。我父亲急了责问他们：“我儿子还没死，你们为什么要埋他？”日本鬼子说我父亲反抗他们，就把他老人家给活活地踢死了。我在被送往万人坑的途中，幸得一工人兄弟搭救，偷偷把我藏到他的家中，才留下了这条活命。董师傅说：工友未立生只是因为身上长了脓疮，就被扔进了万人坑。恰好附近褚郢孜村有位老大爷路过，听见坑里有人呻吟，下去把他救了出来。
    为了防止矿工逃跑，镇压他们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在大通煤矿建立了一套法西斯组织和制度。如宪兵队、矿井队、逃亡监视哨、便衣侦察队和五人联坐法，等等。谁要是逃亡，抓回来就遭毒打，即使不见“阎王”，也要脱一层皮，成为残废。谁要是有一点反抗，就给谁带上一顶“私通共产党”的帽子，送到警备队受刑。警备队的刑罚很多，什么坐水牢、关站笼、上绞架、睡钉床、坐老虎凳和挖心剥皮等几十种。
    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和棍棒威逼下，工人整天进行奴隶般的劳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累死、病死、冻死和被砸死、打死的人一天天增多，特别是1942年秋疾病流行，死人更多。居仁村的一个厕所里一夜之间发现32具尸体；尚义村东门内一天之内就拖出178具尸体；八道工棚住有五百名工人，几个月全部死亡。当时的煤矿“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堆着两人多高的芦席，早上死一个人还能用一张芦席卷着。到了下午，芦席用光了，就随便把尸体摔在外边。于是沟旁、路边、井下，到处都是尸体。在一座小桥底下，由于堆的尸体太多，竟然堵塞了流水。为了掩人耳目，日本侵略者于1943年春，强令工人在大通矿的南山边挖了三个大坑，埋葬这些矿工的尸骨，形成了大通煤矿万人坑。据当时日本当局大大缩小了统计，万人坑里共埋了13000多具矿工的尸体。
    1986年7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大通煤矿万人坑遗址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向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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