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北票煤矿万人坑﹡

 

北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民国时期属热河省。北票煤炭资源丰富，清代以前就有民间用土法采掘，清末民初，开始小规模开采。北票煤矿的煤煤质结构致密，呈玻璃光泽，粘结性强，发热量高，含磷、硫成份极低，是炼焦、动力和化工的优质煤炭。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前的北票煤矿为官商合办，称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官股为京奉铁路局，商股60％为民国政府军政要员如张学良、徐世昌等及银行家如胡笔江、蒋旭庄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京奉铁路关外一段亦被侵占，改称奉山铁路局。当时，北票煤矿是热河境内最大的煤矿。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本从北票掠夺优质煤炭840多万吨，同时造成3.12万多矿工死亡，在北票留下了5处较大的万人坑。

 

一 日本侵占北票煤矿

日本侵略者对北票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已垂涎三尺。早在侵占北票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即会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北票煤矿做过调查，并在《北票煤矿现状调查》一文中对北票煤矿的现状及前景描绘得相当详尽（注：见《北票矿务局志》上卷，第454页，存北票矿务局档案室。）。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3年2月进攻热河，2月21日上午11时，关东军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逼近北票，守军汤玉麟部队不战而退。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反抗，但势单力薄，22日上午9时，早川部队在飞机、坦克、装甲车、骑步兵配合下攻克北票县城。从此，北票煤矿沦陷为殖民地，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广大劳工饱尝了被迫害、盘剥、压榨的奴役之苦。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一方面是为扩大其殖民统治，一方面是为掠夺煤炭资源。侵占北票煤矿后数日，关东军即从日本国内招聘石松真一郎等38名职员来北票煤矿就职。接着即一面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一面着手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冠山竖井在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停产状态），日本侵略者掠夺北票煤炭的迫切心情由此而知。

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矿业权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33年3月初，即侵占北票煤矿后十几日，日本关东军即授意奉山铁路局协同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接管北票煤矿，强令解散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第二步，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德田大佐以参谋长小帆的名义宣布奉山铁路局的股份（实为京奉铁路局的股份）不实，失效，解散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并根据日满双方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享有筑路、开矿特权的协定，由日本关东军大崎中佐为日方代表，与伪满洲政府签订协议，成立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日方万表片仓出资，满方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资，日方万表喜藏任总经理，由日方直接经营（注：《北票矿务局志》，上卷，第19页。）之后，原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商股中政府官员和银行家的股份多被判为“逆产”，予以没收；商股的另一部分股份，则以“煤炭由国家开采”为由强行低价收买。

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了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为疯狂掠夺北票煤矿煤炭创造了条件。侵占北票后的第二年，1934年，即从冠山竖井掠夺走煤炭27万多吨。这当然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婪胃口。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提出关于国防上需要的产业，要实现自给自足，“特别要集中力量开发铁、煤、石油、电力等基础产业。”随之制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把煤炭生产放在了重要位置（注：参见《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227页，中华书局，1991。）。为适应这一要求，北票炭矿于1936年10月在三宝开凿调查斜坑，开始扩大掠夺范围，建设新矿井，增加煤炭产量。1936年和1937年，先后成立三宝开发事务所和台吉开发事务所（新建坑口投产后改为三宝采炭所和台吉采炭所），开发三宝、台吉两新区。1937年至1939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开工建设，1939年到1941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建成投产。一对坑口从开工建设到建成投产，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6对新坑口建成后，年增加生产能力100万吨。6对新坑口开工建设和建成投产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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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北票矿务局局志办公室。

三宝采炭所第一坑（下称三宝一坑），1937年9月开工建设，1939年3月建成投产。

台吉采炭所第一坑（下称台吉一坑），1937年10月开工建设，1939年4月建成投产。

冠山采炭所第二坑（下称冠山二坑），1938年2月开工建设，1940年6月建成投产。

台吉采炭所第二坑（下称台吉二坑），1938年4月开工建设，1940年10月建成投产。

三宝采炭所第二坑（下称三宝二坑），1939年2月开工建设，1941年4月建成投产。

台吉采炭所第三坑（下称台吉三坑），1939年4月开工建设，1941年12月建成投产。

资料来源：《北票矿务局志》上卷。

除新建6对新矿井外，冠山竖井一号井900英尺至600英尺接通工程也已开工，准备在900 英尺东西两翼各掘凿盲斜井一对，以扩大采区范围，增加生产能力。

6对新建坑口陆续建成投产，加上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如逼迫劳工多出工，延长劳动时间，多出煤，掠夺煤炭数量逐年有较大幅度上升，1938年已近40万吨，1939年已近70万吨，1940年即突破100万吨，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1933年6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从北票煤矿共掠夺走优质煤炭842.2万吨，年平均673794吨，最高年份为1944年，达1238300吨。

日本侵略者从北票煤矿掠夺的煤炭，多用于制铁业，为它们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资保证。据日本《战时石炭构造论》一书记载，仅1933年到1936年4年间，供给日本制铁和昭和制铁的北票炭矿的煤即达93万多吨，几乎是北票炭矿这4年产煤量的全部（注：见《北票煤矿史》，内部版，上册第20页。存北票矿务局档案室。）。

在北票煤矿，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掠夺式”开采，夺肥扔瘦，乱采乱掘，不仅在当时致使瓦斯爆炸、透水、发火等事故频繁发生，给劳工带来诸多灾难，且严重破坏了煤炭资源，给以后开采带来很多困难，造成很大损失。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少投资、多出煤，只拣厚煤层采，而把薄煤层丢弃不采，斜坑、坑下主要运输巷道布置在厚煤层和煤层群中间，不顾薄煤层的开采；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房式、柱式采煤法，这种采煤方法虽然出煤快，但回采率却很低，只在50％左右，致使800多万吨煤炭资源丢弃于坑下。由于日本侵略者采取的“掠夺式”开采，给以后开采带来许多隐患，致使解放后开采时，瓦斯、冒顶、透水等事故防不胜防。解放初，三宝一坑四片发生的一次旧巷透水事故，就造成7名矿工死亡（注：北票矿务局安全监察档案，存北票矿务局档案室。）。

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成立时，即建立了较庞大的组织机构，之后又多次改组，逐步扩充，日益庞大，法西斯高压统治逐步强化、升级。到1943年3月，隶属伪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改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时，组织机构也随之庞大到极点，下设2部、10课、2所、1院、54个系（包括同一级的科、所、场等），另有冠山、台吉、三宝3个采炭所，3个采炭所又有26个系，上下有100余个部门。其中的防卫部，原隶属庶务课，称矿卫系，后升格至炭矿直属的部，下设本社防卫队和冠山、台吉、三宝3个防卫队，人员由三四十人增强到三四百人。防卫部的任务为：调查劳工中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在各出口、材料场、工村站岗放哨；押送“特殊工人”入坑升坑等。1943年，由锦州派遣来的宪兵队，有宪兵、密探、翻译30多人，在各课、系、坑口建有情报网，并与当地旗公署警务科、协和会、火车站等有直接联系，任务是侦察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了解劳工尤其是“特殊工人”的思想动向；秘密检查邮政局的函件、电报；到工村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分子等。宪兵队设有刑讯室，备有捕绳、锁链、手铐、脚镣、刺刀、皮鞭、电椅子、老虎凳等刑具。防卫部和宪兵队，有抓捕、刑讯以至处死劳工的特权，是镇压、迫害、摧残劳工最严厉，为害劳工最严重的两支持枪武装。加强防卫队，增设宪兵队，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而又不许劳工反抗的目的一览无余。劳务课，负责招募、采用劳工；雇员计工、考勤；员工生活管理；工村家属及独身寮（即宿舍）管理；公私伤处理；另设移动防止班，在工村要道、附近村头设有暗哨，防止劳工逃跑。劳务系有890 多名员工，大多经过侵略者选拔、培训，效忠侵略者，打骂劳工，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盘剥、奴役劳工的得力工具（注：张涉任、邢千里：《北票炭矿警务系的罪恶活动》，载《血海深仇》，《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第206～216页，1988年内部版。）。1939年，冠山采炭所劳务系刘瑞安到二工村一个劳工家催班，这个劳工正在吃饭，刘瑞安举起手中的镐把，口中喊着：“你怎不快上班！”朝劳工头上就打，一镐把正打在太阳穴致命处，当即倒地死亡（注：《北票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馆资料之一》，存北票矿务局档案室，下同。）。类似这样肆意残害劳工的事例不胜枚举。劳工对劳务系恨之入骨，称之为“老虎系”，称劳务系人员为“老虎爪子”。

庞大的组织机构还不能满足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的需要，又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大力扶持、利用大柜把头，实行“大把头外包工制”。其做法是，采炭所为一方，大柜把头为一方，把采煤任务包给大柜把头，大柜把头从采炭所取得较为优厚的酬劳。由于日伪双方均有利可图，因而包工大柜发展很快，几年内就由原来的4家发展到35家，大小把头58人。大柜下有书记长、书记、查头子（直接监督劳工的小把头）、催班（ 督促劳工出工的小把头）的等等共400多人。宋玉、倪福廷等五家最大的大柜，有的拥有劳工五六百人，有的达1千余人。

把头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或半奴隶制度。在日本侵略者高压统治和把头制度残酷压榨下的劳工，其命运比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还要悲惨。大柜把头都是中国人，但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主子，丧心病狂地迫害、盘剥、压榨劳工。多一个劳工下坑采煤，把头即可多增加几份收入：一是从矿方多拿一份“手当费”（津贴）；二是从劳工工资总额中增加一份提成；三是又多一次克扣劳工的机会。能否多控制劳工，劳工能否多上班、多采煤，跟把头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把头又个个惯于损人利已，为一已私利不管劳工死活，所以总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逼迫劳工多上班、多采煤。每到上班时间，大柜书记、查头子、催班的便手持手杖、榔头、木棍、皮鞭，到工村、独身宿舍（日本人称之为“寮”）挨家挨户去催班。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何况劳工居住环境差，吃的饭食糟，采煤活又累，劳工生病长灾定在难免。然而，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对此毫无同情之心，总是以种种手段强迫劳工带病上班，带病采煤。有的催班的见劳工病了，躺在炕上，就说：“我给打一针。”兜中掏出锥子，朝身上就扎，病人怕疼，挣扎坐起，催班的就说：“这不好好的吗？装啥，上班去！”有的催班见劳工病了，问：“啥病，哪疼？”哪疼就朝哪打一棍子：“这不起来了，不疼了吧！”不管病得多严重，“脑袋硬就得上班”，稍有迟疑，稍有不逊，轻则榔头、棍子加身，重则问个“破坏生产，破坏圣战”罪，大祸临头。青年劳工张小狗，河南开封人，十八九岁，因喝了发霉的红高粱米粥，患了肠炎，发着高烧，上不了班。可催班的董麻子非逼他上班，不上班就打。一个老工友拿出4元钱，想给董麻子，请他行个方便，不小心，掉在地下两元，董麻子立即用脚踩住，说“这是准备逃跑的路费，没收！”说着即装进裤兜。张小狗见此情景，气愤至极，便将董麻子叫到身边，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董麻子告诉了日本系员,又纠集几个同伙,一顿毒打，当场将张小狗打死（注：《北票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馆资料之二》。）。

随着掠夺煤炭日益疯狂，随着新坑口陆续开工、投产，所需劳工日渐增多，招募劳工成为迫切问题。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募劳工有四种手段，就是招、骗、抓、派。以时间为序，起初主要是招，中间则招、骗、抓并用，后期主要是派。从1933年3月到1945年8月，共招、骗、抓、派劳工5.6万多人次，因而使北票炭矿在每年有大批劳工死亡，每年要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劳工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要求劳工卖命为其挖煤，可对劳工，如奴隶主对奴隶那样凶恶，那样残暴，无丝毫同情可言、人道可言。当年的劳工崔鹏举说：“日本鬼子不把劳工当人看，他过来时，你正干活，也照脑袋给你两榔头，打完哈哈哈地走了，拿你开心。那时，一天不挨打，就得念佛。”1943年，在三宝一坑，一个看风门的劳工因开风门慢了点，拉车的骡子撞在风门上，撞死了。大把头倪维章指使其子将这个劳工活活打死，人偿畜命。劳工们气愤地说：“一个劳工还不如一头骡子值钱！”（注：张涉任：《北票炭矿五大把头罪行录》，载《血海深仇》第217页。）

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让劳工竭力为其卖命，多产煤，又令劳工俯仰由人，听从摆布，为此采取了多种恶劣、毒辣手段。如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不给劳工以任何自由；在经济上极力盘剥，力图榨干劳工的血汗；在生活上百般虐待，使之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以致上万名劳工被迫害致死，劳累、饥饿、疾病致死，加之只顾出煤，不管安全，生产事故频繁发生，也使大批劳工死亡。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期间，在掠夺走煤炭8422426吨的同时，残害致死劳工31200余人（注：《北票矿务局志》，中卷，第430页。），平均掠夺269.95 吨煤炭，就要付出一名劳工的生命。日本侵略者从北票掠走的是乌黑锃亮的焦煤，留下的却是一堆堆粼粼白骨。

北票煤矿的劳工，对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高压统治，迫害、摧残，并未屈服，而是以无比仇恨、满腔怒火，采取不同方法，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劳工的斗争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磨洋工”，不干活，“树皮打柱子──糊弄鬼”，这句歇后语就是那时留下的；二是有意识地破坏机器，制造事故，停工停产，破坏采炭计划；三是集体罢工，要挟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答应某些要求；四是组织暴动，集体逃跑，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1940年的5月中旬，住在冠山“协和寮”的1000 余名劳工，在竖井井口交接班时集体罢工。据组织者之一的姜新良说，那次罢工，主要是想和鬼子、把头较量较量，摸摸他们的底，看他们如何行动。罢工提出的要求是争取自由、民主，提高生活待遇，改善医疗条件。日本侵略者被劳工们的一致行动、浩大声势所慑服，采炭所的日本系员躲在办公室不敢出来，派人和劳工谈判，答应给伤、病劳工认真治疗，每人每天增加饭票一角，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以后，又举行3次罢工。1944年6月,台吉一坑100余名劳工，为抗议矿方、把头不按时发工资，围砸了坑口事务所，矿方、把头被迫当天给发了工资（注：《北票矿务局志》，上卷，第150页。）。

劳工第一次暴动逃跑是在1940年4月，台吉“报国寮”的160余名劳工集体逃出虎口。这一年的9月，冠山“协和寮”131名“特殊工人”集体暴动，打伤两名矿卫队员，成功逃走。1943年4月24日，台吉“报国寮”200多名“特殊工人”举行了一次有较大震动性的暴动逃跑，演了一出“夜砸报国寮”。集体暴动的组织者有被俘虏来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前线报》编辑董德康、18团排长王福荣、营侦察员李国华、村民兵队长于仲贤等。行动前做了许多准备，如宣传启发群众、物色骨干分子、制定逃跑措施等。在一个周末的晚11点多钟，趁多数日伪人员思想松懈、麻痹之机，几名骨干手持事前准备好的劈柴拌子，一齐冲进公事房，将两名矿卫队员打倒在地，日本系员高本、翻译官赵成宏龟缩在墙脚下，跪地求饶，暴动者扯断电线，砸坏电话，砸开公事房的门窗，一涌而出。凌晨一时，到了北票西南一座小山，为防止被日本侵略者抓回，先往东北，后折向西南，三五结伙，奔向关内革命根据地。从1940年4月到1943年4月，劳工先后集体暴动逃跑7次，共有921名劳工逃出北票炭矿这座人间地狱（注：《北票矿务局志》，上卷，第148页。）。

 

二 北票煤矿万人坑概况

日本侵略者霸占北票煤矿，掠夺煤炭资源，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劳工进行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盘剥，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蹂躏，十数年间，造成31200余名劳工死亡，在北票煤矿长28.6公里宽2.2公里总面积不足63 平方公里区域内，就有万人坑──日伪时期死难矿工墓地5处。这5处万人坑内的粼粼白骨，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煤矿，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用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的罪恶行径，记载着广大劳工遭受日本侵略者、封建把头残忍到极点的迫害、盘剥、压榨的悲惨史实。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煤矿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是任何人改变不了，抹煞不了的。

（一）冠山东山坡万人坑

冠山东山坡万人坑，旧址在今冠山二、三工村所在地。当时是两片山坡，山坡上长满了荆棘和蒿草，下边是农家开恳的熟地。两片荒芜的山坡，面积共472.1 亩，下面的熟地为60亩。早在1933年前，附近百姓家中亲人故去都埋葬到东山坡上，所以人们称东山坡为“义地”，也称“坟茔地”。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后,便开始掠夺煤炭,迫不及待地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开始招募劳工。由于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致使劳工不断伤亡，东山坡这块“义地”便成了死难劳工的墓地。开始，对死亡劳工还给一口旧坑木制作的簿皮棺材，抬到东山坡埋个坟丘子，后来，见死的人多了，旧坑木消耗量大，炭矿长便下令用席子卷了埋葬。从此，死亡劳工即席子压面，就差黄土压面了。先是在北面即今三工村所在的山坡埋，埋到没有空地了，越过中间的大沟，往南面即今二工村所在的山坡埋。到1937年初，即相隔4年时间，东山坡从北到南已是一个挨一个的坟丘子。据当年的劳工崔鹏举说，1937年前，冠山只有个一工村，是民国期间建的，住户大部分是里工，另有几家大柜把头。招来的劳工为外工，独身的住“协和寮”，带家眷的住附近民房，再多了就搭个席棚暂时住着。那时，经常死人，累死的、病死的、井下瓦斯熏死的、冒顶砸死的，还有上吊自尽的。有个叫刘生的，赶着辆大白骡子车，从井口、医院、“协和寮”往东山坡上运死尸，在东山坡至少埋有2000多具劳工尸体。埋的人太多了, 所以人们称东山坡为万人坑（注：崔鹏举回忆资料，1999年4月30日。）。

1937年春，北票炭矿劳工人数增加到5400多人，炭矿决定在东山坡盖劳工房，东山坡万人坑劳工尸骨多被迁移到北大墙外。

（二）北大墙外万人坑

北大墙外万人坑是在东山坡盖房前就选定了的。这处万人坑形成于1937年春。它的特点是一条大沟，沟长1700米，宽43米，深30米，总面积为109.5亩。大沟从山洼直通西河套，水流入小凌河。这条大沟距冠山竖井3里，距围绕井口的北大墙500米，所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大墙外。

大沟的上梢是沿沟建的石灰窑，称“王记灰窑”，下边是一群乞丐的聚集地，在沟帮上掏成大小不一的窑洞，晚上在洞中宿营。窑洞下边就是万人坑。车夫刘生赶的大白骡子车，车上装劳工尸体，盖张席子，一年四季，往大沟运。他将车赶到沟沿，大白骡子早已习惯，主动拐弯，倒车，刘生解开骡子肚带，一掀车辕子，车上的尸体便咚咚几声滚到沟底。可叹这些劳工，死后无人葬埋，让成群的野狗撕咬、吞噬。野狗吃红了眼，附近农民的孩子无人敢到沟边上玩耍。

长年的山洪冲刷，死难劳工的尸骨一部分被泥沙压在沟底，一部分被冲入西河套，大雨过后，河套里、两岸边淤着横七竖八的白骨，白骨粼粼，尸横遍地，也有整个尸体。据当时矿上的技术工人、雇员杨晓锋估计，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1937年3月至1940年6月），被扔进北大墙外大沟里的劳工尸体少说也有3500具。

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煤炭，在加紧冠山竖井生产的同时，加紧建设冠山二坑（时称南山坑，1938年2 月开工建设，1940年6月建成投产），所需劳工随之增加，死亡率也随之上升，日本炭矿长长久美决定把北大墙外万人坑转移到城子地，原因是冠山二坑死亡的劳工往北大墙外运，需经过窑营、达子营等住劳工较多的村子，太招遥过市，怕引起劳工及家属的反感，影响他们的情绪。这样就把北大墙外万人坑转移到了城子地。

（三）城子地万人坑

城子地万人坑形成于1940年，位置在北票炭矿西北5里的郊区，是一片平坦的沃土良田，规模为20亩。在北票炭矿的5处万人坑中，城子地万人坑最大。这并不是说它的面积大，而是它坑多、坑深，埋的劳工尸体多。曾在北票炭矿当翻译的张凤祥说，每年秋天，在未上冻前，炭矿都雇一些农民挖坑子，一挖就是好几排，一人来深，两米多宽，20米长。这是他亲眼看到的。

蒋化民，北票炭矿的老人，曾经在冠山采炭所“协和寮”事务所干过事。他说，“协和寮”是北票炭矿最大的独身宿舍，住的劳工最多，87间房子住得满满的。先来的死了，后来的很快补进来，究竟死了多少，真是无计其数。当年的老工人杨晓峰说，城子地万人坑埋的人最多，主要有三点根据：一是北票炭矿三个采炭所，冠山采炭所产煤最多，劳工最多，死亡的人也自然多；二是“协和寮”独身宿舍的总头目是日本人佐佐木，此人心狠手黑，是个活阎王，打死的，电死的，烙铁烙死的，还有装进麻袋摔死的，迫害死的人多；三是冠山采炭所工人闹了几回罢工、逃跑，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被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对劳工的迫害逐步升级，逃跑抓回来的，十有九个被治残治死（注：杨晓峰回忆资料，1999年4月28日。）。

城子地万人坑解放后不久即变为耕地，现在已是星罗棋布的建筑物。但经多方调查，经众多目睹者证实，城子地万人坑确实是北票炭矿的一处最大的万人坑，埋葬的劳工尸体当在万具以上。

（四）三宝万人坑

三宝，俗称尖山子，距北票9公里。这里在未开矿前是个闭塞山沟，地域偏僻，人烟稀少。万人坑因之先后占地三处共达90亩。这处万人坑的特点是很少挖坑，基本上是漫山遍野乱抛。从1936年到1945年，这90亩土地上已满布劳工的遗骨。

在三宝一坑西北约两华里处有片20亩的杨树林子，它在日本侵略者开发三宝一坑前，是附近农家的“义地”，林子内早有稀疏的坟墓。自从三宝矿一坑往林子里乱扔劳工尸体后，农家的坟墓均悄悄迁走。林子里尸体与日剧增，招来了成群野狗。

杨树林被劳工的尸骨占满了，三宝采炭所指令往姚沟扔。姚沟是一片荒芜的山坡，在三宝一坑北4华里处，山坡上荆棘丛生，原是农家放牧牛羊的牧场，乱扔劳工尸体后，这里便再无人来往，无人行走。运尸的车老板是个好心人，自带铁锨，铲些沟沿上的土将尸体草草掩埋一下，但沟沿上土很少，尸体过多，到无土可埋，便将一排排尸体用领席子盖上，席子又经不住野狗撕扯，车老板再来这里时，上次盖着席子的尸体已被野狗撕扯的东一个西一个，被啃得面貌全非，十分凄惨，然而好心的车老板只有望尸长叹。

经过一段时间，姚沟这片山坡又布满了尸骨，三宝采炭所总务系又物色了个新地点──距三宝一坑6华里的扎兰营子河南岸，即后来的红砖窑附近。当时这里是片沼泽地，春夏两季进不去车，车老板只好沿着岸边扔，四面八方又聚集来成群的野狗，撕咬、吞噬着劳工的尸体。南河沿有一条通往三宝的小道，这时已几乎断了行人。那年腊月，河东一卖席子农民背着一卷席子从此路过，被一群吃红了眼的野狗看见了，以为席子里卷的是死人，上前便撕扯席子，吓得卖席农民弃席逃去。住在扎兰营子的胡老太太说，那时，去三宝赶集、走亲戚都得绕着走，怕被野狗撕咬了，也怕那臭味熏人。

据目睹者和知情的老人说，三宝采炭所从1936年到1945年近10年时间，惨死劳工足有8000人，死后多数连张席子也没有，没有人埋，全是暴尸荒野。

（五）台吉南山万人坑

台吉南山万人坑形成于1938年。台吉一坑从建设到投产的两年，死亡劳工埋到今台吉六工村附近。那时那里是一片荒地，有附近居住人家的祖坟。劳工埋的多了，当地百姓叫苦不迭。1938年4月，台吉二坑开工建设，坟地离坑口太近，仅500米，劳工上下班从此路过，怕引起劳工的不满和反抗，便用这块坟地改建了劳工房，掩埋劳工尸体的地址迁移到了台吉南山，即今台吉南山万人坑。

台吉南山万人坑，占地25.48亩，原是一片山坡地，地是农户李振文的,山坡上部长满蒿草,下部是片耕地。

从1938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对台吉煤田进行疯狂掠夺，1939年4月，一坑开始出煤，当年即产煤120385吨,1940年和1941年，二坑、三坑相继建成投产，几年中，劳工人数大量增加。这几年，又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掠夺煤炭更为疯狂，迫害劳工更趋残酷，劳工死亡人数大增。当时，“报国寮”设有专门收尸的人，人死了，先放到“死人库”，然后由专门负责拉死尸的大车拉到万人坑。拉死尸的大车夫邓树芳证实: 往南山万人坑拉死尸，有时一天就拉两趟，那人死的无法计算,一年冬天，拉死尸总有500多具。“报国寮”东厢房对面炕住着40多人，一冬连饿带冻死了30多。另一间屋，头一天晚上拉出一个病死的，第二天早晨发现，27个人都让煤烟熏死了，用大车拉了三趟，都扔到万人坑了。他说，看那些劳工死的惨，每拉一趟死尸，都心里发酸。（注：赵福瑞：《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证》、邓树芳：《我赶拉尸车看到的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载《血海深仇》，第255、264页。）

每年秋天，台吉采炭所都雇人事先挖一些坑，准备冬天埋死人。曾在南山万人坑挖过埋死人坑的李国庆回忆说:“我22岁和23岁两年秋天，都在台吉南山‘万人坑’给炭矿挖埋死人的坑子，是外包工头子修景年雇的。每年秋天，都找10几个人挖坑。我们挖一个坑给3角钱。每个坑挖一尺宽，二尺深。每年秋天都挖二三百个，等不到春天就埋满了。以后小坑埋不下了，还挖了几个大坑，成垛地埋，埋好几层，有的坑埋几十人，看着实在太惨了。”

在“报国寮”内，有病重未死被抬到“死人库”的，也有还未死即被拉到万人坑的。1943年秋的一个傍晚，给地主放牛的李老汉赶牛下山，忽听山洼里传来呼救声。过去一看，见几只野狗围着一个露着胸肩的青年狂吠，那青年手中攥块石头与野狗殴斗。李老汉用赶牛的鞭子赶走了野狗，救了青年一命。那青年就是在病中还未死被拉到万人坑的。

北票煤矿的5处万人坑，唯有台吉南山万人坑至今保存比较完好。1967年5月，北票矿务局对台吉南山万人坑进行一次全面挖掘整理。挖掘整理工作力求保持原貌，对尸骨未做任何移动。在25.48亩山坡上，就挖掘出劳工遗骨6500多具，只要挖开地表，就可见粼粼白骨。

挖掘中发现，日本侵略者掩埋、处置劳工的尸体，分几个不同阶段，有几个不同形式。其中有一少部分是单人单坑，两坑距离不到一米，有一簿皮棺材，可称作“排列型”，这是初期。其后是多人一坑，有个大薄皮棺材，一个大簿皮棺材装三四个到五六个尸体，在同是70平方米的地段，挖出的尸骨有31具的，有100多具的，200多具的，有个60平方米的坑，挖出尸骨240具，尸骨一颠一倒，分层码成垛，可称做“人窖型”，这是中期。再后是往大沟里抛扔。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在1943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期间是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的时期，也是对劳工的迫害最残酷的时期，也是劳工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据拉死尸的大车夫说，一辆拉不过来，又添了一辆。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挖坑掩埋，先是在山坡下盖了幢小房，做“炼人炉”，把大车拉来的尸体码成垛，先是倒上“洋油”，后改为架上木柴，用火炼、火葬。最后嫌这种火葬费时费物，即随便往大沟里扔，抛尸沟底，任雨水冲刷。挖掘时在这条沟底发现700多具尸骨。

已经挖掘出的劳工尸骨，有的大张着嘴，像是在呼救，也像是在怒吼；有的举着手臂，像是在呐喊，也像是在抗议；有的曲着腿，拱着腰，像是在蠕动，也像是在挣扎；有的臀部翘起，双手前扒，像是想冲出尸群，想活下去。看得出，这些都是或者没病而被迫害死的，或者虽有疾病但还没死而被强拉到万人坑的。

在挖掘的劳工遗骨中，还有几种姿态特异的遗骨。有的头上有个窟窿，说明是被榔头之类铁器击伤而致死的，有被催班的在劳工家中打的，有被监工在坑下打的，也有被冠以“思想犯”之类罪名，在矿卫队、宪兵队打的。有的遗骨缺了条腿，有的遗骨没了条手臂，这有的是被矿卫队员、宪兵队员用利器、刃器砍断的，有的是在坑下事故中砸成骨折后被医院大夫割掉的。有的尸骨腰间缠着两道铁丝，有的尸骨脚上带着脚镣子，有具尸骨，下肢4处被打断。遗骨虽然在地下埋了20多年，挖掘时骨折处血痕还清晰可见，这些劳工死得多么凄惨，致他们于死地的日本侵略者又何其狠毒！

在挖掘的尸骨中，有一具女人的尸骨。这是一位老大娘的遗骨。她的儿子被抓了劳工，不久就被摧残死了。大娘来找儿子，哪还能见到儿子。唯一的指望没有了，只好要饭糊口。她穿着单薄的衣裤，艰难地沿门乞讨，走到哪就把她的苦情说到哪，一遍又一遍地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的罪行。她手冻破了，脚冻肿了，身子冻麻木了，含着仇恨的眼泪，惨死在道旁。这就是那具女尸骨的来历。

台吉南山万人坑挖掘出的尸骨就有6500多具，加上水冲流失的，炼人炉炼的，野狗吞噬的，全部尸骨当在万具以上。

 

三 劳工的来源——招、骗、抓、派

为大量掠夺煤炭，日本侵略者采取各种方法，大量招、骗、抓、派劳工。从1933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从各地共招、骗、抓、派劳工56530人（注：《北票矿务局志》，中卷，第430页。）。这些劳工，有一半以上惨死在北票炭矿，遗尸在5处万人坑。

（一） 招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初的两三年，只有冠山竖井一井生产，所需劳工为数不是很多。资料记载，1933年只有1000余人，到1936年，也只有3000余人（注：《北票煤矿史》，上册，第45页。）。每年增加劳工700人左右，可以靠大柜把头去招。方法是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的督导下，由大柜把头在北票附近各县或到大柜把头家乡去招，即可满足需要。到1936年，虽已扩大掠夺范围，向东西两翼扩展，东部开凿三宝调查斜坑，所需劳工，还是大柜把头倪维章及其弟倪福臣，在三宝开拓事务所配合下，从河北遵化招来200多人，解决了斜坑开凿所需的劳工。从1937年起，三宝一坑、台吉一坑相继开工建设,所需劳工随之增多，加之劳工逐年死伤，不断减员，只靠大柜把头在附近招或到其家乡招，已难满足需要，又加上附近农民对北票炭矿恶劣环境已有所闻，即使再穷也不愿来这儿卖命，日本侵略者、把头只好把眼光放远些，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去招。为此，北票炭矿在济南、青岛还建立了两个出张事务所，作为招劳工的落脚点。

日本侵略者为更多、尽快地招到劳工，制定了鼓励政策，多招到劳工，可在“手当费”、“安家费”等项多得到报酬，刺激了大柜把头的积极性，争相多招募劳工，多拥有劳工。台吉一坑开工后，大把头宋玉见是个机会，亲自给开发事务所日本所长山本送了200元钱的礼，请求协助招劳工。在山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即白得一笔不算小的钱财，又可保证建矿井任务的完成，何乐而不为，于是亲自出马，协助宋玉去一次河南，又去一次江苏，两次招来劳工600多人，保证了台吉一坑建设工程的如期竣工。各大柜把头竞相招劳工，劳工人数增加很快，宋玉、费先等大柜的劳工很快由三四百人增加到上千人。1937年末，虽又有一批批劳工死伤，一次次减员，北票炭矿劳工人数还增至5400人。

1938年，又有两对新坑口开工建设，劳动力一度出现紧缺局面。当时，正是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华东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采取不抵抗主义，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为求生存，携儿带女，推车担担，纷纷四处逃难。这被北票炭矿视为良机，趁火打劫，在逃难的难民中大量招劳工。不论是单身汉，还是带家眷的，一并要，一齐招；有些举旗不定，犹豫不决的，被他们生拉硬拽，装进闷罐车，即运往北票。这些抛家舍业，背井离乡的苦难者，本想凭力气、凭手艺挣碗饭糊口，虽知刚出泥坑，又入苦海，等待他们的比原来的境遇更糟。陈树龙，山东日照人，1941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大扫荡中，携一家五口逃来东北，被招来北票炭矿当劳工，盼望着一家老小能有碗饭吃。入矿后在台吉一坑采煤。逃荒多日，骨瘦如柴的他，怎能受坑下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劳累！一天，日本监工逼着他扛一棵200斤重的木料，累得满头大汗，趔趄着走几步就摔倒了。几个工友照顾着升坑回到家，昏迷了一夜，第二天仍起不来炕。早晨，两个催班的手持榔头、木棒，进屋就喊:“还躺着呢，享什么清福，快给我下坑去！”一个摧班的还举起榔头就打。多亏邻居说情，两个催班的才肯罢休。他不上班，得不到饭票，全家断了炊，靠妻、子拣煤核苦熬了几天。伤刚好些，又去下坑，不久挨了日本监工的一榔头，头上打个窟窿，几天后死去。妻子和三个子女流落街头6年之久（注：陈德海：《日本侵略者骗得我全家受难》，见《血海深仇》，第315、318页。）。

（二） 骗

骗，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劳工的一种手段。他们是招中骗，骗中招。每当急需要大批劳工入矿时，一帮帮、一群群大柜把头、书记、查头子、劳务课系人员，由日本职员、系员领队，打着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招牌，摇着红兰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扯起嗓门，到处游说。话说得很响，很动听，如说到北票炭矿做工如何好，挣钱如何多，吃的大米、白面，住的高楼、洋房；还有一些许诺，如可以带家眷，有安家费，保证有处住等。这一套欺骗性宣传是很迷惑人的，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应招到了北票炭矿，见这里如人间地狱，完全不是说的那样，才知悔之晚矣。

当华北、华东一带难民大量流向东北时，引起了驻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中佐的注意，于是在天津速浪街出现一所“大东公司”，大迫中佐任董事长。它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专门贩卖劳工的公司，在河南、江苏等省还设有分公司，设有专人负责劳工输出业务。大东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的业务是:“外国劳动者”的身份证发放，募集、供应、输送、保护等等（注：《伪满洲国史》385页）。这个公司谎言说的更多，斯骗性更大，实际是个骗人团伙，骗人、骗钱。北票炭矿招骗劳工的与“大东公司”心照不宣，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在三四年内，“大东公司”贩卖给北票炭矿的劳工，达三四千人。

1941年，三宝二坑建成投产，需要增加劳动力，而三宝一坑劳工死伤人数大增，大量减员，劳动力显得十分紧张。因人力不足，坑下使用了马拉车。采炭所所长佐藤心急如焚，找到大把头之一的倪维章，对他恩威并施，给了他一笔钱，做招骗劳工的经费，并威协说，如果招骗不来劳工，完不成长官下达的采炭任务，那就是破坏“圣战”，就是犯罪，要送到宪兵队治罪。倪维章明知招骗劳工难，但又不敢违抗，只好点头答应。倪维章在采炭所劳务系人员督导下，到了绥中，与那里当地官员相勾结，用欺骗性宣传，将1000多名渔民骗来北票炭矿当劳工。这些渔民被骗来北票后，看住的哪有高楼、洋房，连砖瓦房、泥草房都没有，而是被赶进刚刚搭好的席棚，吃的哪是大米、白面，而是红高梁米、橡子面，用花生皮等制成的“兴亚”面。大柜把头曾许诺给安家费，向他们要时，回答: “要什么安家费，你们咋来的？火车你们坐了，饭你们吃了，席棚你们住着，还要安家费？等着结账吧，你们带家眷的，说不定还欠我的呢！”这些渔民明知上了当，可有话对谁说，有理和谁讲，有苦又向谁诉！像这样住的不像住的，吃的不像吃的，席棚里，孩子哭，老婆叫，催班的打骂，像出殡哭丧，没多久，不少人被折磨成病，悲惨死去（注：陈树堂、高润甫、杨晓峰、赵福瑞：《在日本侵略者蹂躏小的北票矿工苦难生活》，见《血海深仇》，第235～245页。）。

日伪时期在冠山竖井当童工的张福才说，他家住河北蓟县，日本侵略者大搞“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一家人只好外出逃荒，逃荒途中，遇上北票炭矿招工的把头，把北票炭矿说得人间天上，说你们逃荒没有出路，不如跟我们去挖煤，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他父亲被说动了，带领全家同一块招来的100多贫苦农民来到北票炭矿。他父亲会瓦匠活，被派到瓦工班当领头的，实是给他套上个夹板，他拼命带领大伙干，一月下来，没剩下一元钱，都被七折八扣地折扣去了。从关里来的路费，原来说是矿上拿，也从工资里扣了，他父亲和把头讲理，把头怒冲冲地说:“矿上拿？想的倒美。”“理？老子就是理！”他父亲差点气昏，回到家就一头栽倒，连累带气，一病不起。他父亲死后，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他哥哥肩上，哥哥在机厂当翻砂工，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累得经常吐血，又无钱买药医治，不久也死去了。家中没有在矿上干活的了，日本侵略者、把头撵他们搬家，经苦苦哀求，并答应把他送到井下当童工，才没有撵出工村。那年他才15岁，身体又弱，又吃不饱，一吨多重的炭车，遇到上坡路就推不动，常被骂是“磨洋工”，常挨榔头、木棍打。后来他母亲也悲惨地死去。这就是大柜把头曾经许诺过的“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注：张福才：《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见《血海深仇》，第307～314页。）。

（三） 抓

1940年前后，伪满洲国劳动力缺乏是个普遍性问题。伪满洲政府曾就此制定过一系列法规，采取过一个个措施，其中有《煤矿业、铁矿业等劳动者募集地盘设定要纲》，规定“对重要煤矿和铁矿，划定可优先招募工人的地区，以保证矿山劳动力的需要。”但所有法规、措施，均无大的收效。北票炭矿的侵略者不甘坐等，在继续招、骗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采取了更野蛮、更凶残的手段，那就是“抓”。

日本侵略者抓劳工的渠道主要有三个：

1.从“集家并村”中抓。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开始，在绥中、北票、朝阳、建昌、凌源、平泉、承德一带搞“集家并村”，即把分散在小村庄居住的农民赶到一个大的村庄居住，这个大的村庄称为“集团部落”，农民称之为“人圈”。日本侵略者所以要这样做，意在制造“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以阻止八路军、共产党的活动，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北票炭矿的日伪统治者趁火打劫，乘“集家并村”之机，大抓劳工。建昌西南山区的老达杖子、养马甸子一带，一万多户，六万多农民被迫住进“集团部落”，青壮年多被摊派和强抓去充当苦力、劳工。据不完全统计，“集家并村”三年中，被强抓去当劳工的有2500多人（注：马占山、梅兰亭：《日本侵略者在建昌西南山区制造“无人区”》，见《血海深仇》第97～106页。）。1941年夏天，在榆树台部落一次抓来青壮年劳工几百人。在朝阳董家店乡，一年之内抓2～3次，每次40多人。

2.从“清乡扫荡”中抓。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山东青城、高密、惠民等县及河北任丘、丰润等县的大扫荡中，抓了很多青壮年，押来北票当劳工。1941年，在沂蒙山区的扫荡中，七八十名游击队员被俘，因全穿的老百姓服装，日本侵略者把他们和老百姓一起押到临沂，后又用闷罐车押到北票炭矿当劳工，住在冠山“协和寮”（注：《北票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馆资料之五》）。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 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注：张涉任：《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矿工》，载《血海深仇》，第224～230页。）。

3.将战场上被俘人员押来北票炭矿当“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死囚劳工”。从1941年起，石家庄、唐山、兖州的监狱，多次给北票炭矿押送过被俘人员。石家庄监狱，建立了一个对捕、俘人员进行短期训练的“劳工教习所”。这个“教习所”既是血腥镇压被俘抗日党政军人员的人间地狱，又是一个进行奴化教育，策反抗日军政人员，为日本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和人员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一个劳工转运站。被俘人员送到“教习所”后，衣服被脱光，进行搜身,然后将衣服蘸满汽油，再强迫穿上,在院子里边跑步, 直至汽油干了为止,这就是所谓的“检疫”、“消毒”。其次是进行审讯、教育。从1939年到1942年，这个“教习所”先后押送到北票炭矿的“特殊工人”就有4000多人（注：《血海深仇》，第224～230页。）。

据了解当时情况的耿孝金说，台吉一坑1939年4月建成投产时，劳工由500多人增至900多人，其中从冠山竖井、三宝一坑调去的有100多人，大柜把头招骗来的有200来人，有4个月一期的劳工200多人，从关内“清乡”抓来的“特殊工人”有400人。又据了解冠山“协和寮”情况的蒋化民介绍，“协和寮”内分成四部分，三部分住劳工，其中“平安寮”住抓来的劳工，有1000多人，人数和另两个寮不差上下。可见当时抓来的劳工为数不小。

（四） 派

派是强行摊派，也称“强行征集”，即强迫农民到炭矿当劳工。其主要方法一是“地盘育成”，二是“勤劳奉公”。

1.“地盘育成”

1941年，伪满洲政府实行劳动新体制，其核心政策是所谓“国民皆劳”,首先是建立所谓国民勤劳奉公制度。而在这之前，1938年，在北票炭矿即出笼了一个类似勤劳奉公制度的“地盘育成”用工制度，可算是北票炭矿的一大发明。

 “地盘育成”，含义是在本地区内培育成功，即是炭矿用的工人，可由炭矿周围的人充当，无需到外地招、骗、抓。

提出“地盘育成”方案的是一个日本侵略者，名叫板本登。1938年，板本登由伪奈曼旗公署调到伪吐默特中旗公署任职，此人能讲中国话，对中国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可称为一个“中国通”。他来这里不久，即和旗长沁布多尔济勾结在一起，结拜为“把兄弟”。他以职权之便，常往来于炭矿。当他了解到当时冠山、台吉、三宝多个坑口均在建设和生产，掠夺煤炭数量日增，劳工人数虽已逾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到关内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去招、骗、抓时，便认为这种用工制度有一些弊端: 每年外出招工需付出大量费用，且劳工挣的钱每年要往老家寄，这岂不让大量资金流向“国外”（由伪满洲国流向中华民国）；关内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如招工不慎难免让他们中少数人混入，让他们煽动闹事，破坏采炭计划。如果在炭矿附近招收劳工，不但可避免这些弊端，且便于看管，因为他们的家都在附近，“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在炭矿劳作。

板本登的“地盘育成”方案，直接和北票炭矿矿长长久美谈过，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当与旗长沁布多尔济谈时，却得到大力支持，表示要亲自面呈锦州省政府，请省长批准。“方案”规定，炭矿用劳工，必须由当地人承担。凡附近之男性公民，年龄在18岁至55岁者，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到炭矿当劳工服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