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弓长岭铁矿万人坑﹡
弓长岭铁矿地处辽宁省辽阳市东部山区，西距辽阳37公里，东邻本溪34公里。在弓长岭东南走向绵延10公里大山，含有自然形成的铁矿矿脉，其蕴藏量约17亿吨，是祖国不可多得的矿产宝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日本侵略者霸占期间，弓长岭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们在那里建立严密的统治机构，采取法西斯手段，驱使数万中国劳工开采矿石。从1933年5月到1945年8月，他们夺走矿石1000多万吨，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矿工被奴役迫害致死，抛尸于三道沟万人坑，至今遗骨尚存。弓长岭铁矿万人坑的堆堆白骨，就是日本侵略者那段罪恶历史的真实记录。
一 日本霸占弓长岭矿山经过
弓长岭铁矿具有悠久的开采历史。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开始在这里采矿冶铁，魏晋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继续发展，辽金时期已有大批官工从事冶铁。到明朝末年，这一带的采矿冶铁业已有相当规模。元代延佑年间，曾在辽阳设冶铁提举，专门管理鞍山、弓长岭一带的冶铁业，后归属中政院直接掌管。清朝初年曾一度衰落，清朝末年由奉天将军赵尔巽设商务局辽阳分局，专管矿务。
20世纪初，日本侵略势力入侵后，对辽阳弓长岭一带矿产资源垂涎三尺，并开始攫取采矿权。1909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就派人到鞍山、弓长岭一带进行非法勘探。对此，中国政府于1914年12月做出规定：凡申请开采铁矿者一律不发执照，从前已领取执照的，如纯系中国人出资给予特许外，其余采取适当办法撤销开采权。
但是，日本侵略势力野心不死。他们以贿赂中国官员为手段，勾结大汉奸于冲汉同中国官方打交道，向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寻求支持，向国家农商部申请采矿权。由于大肆行贿，并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相胁迫，1917年中国农商部同意成立中日合办鞍山铁矿振兴无限公司，“满铁”获得了辽阳、海城两县之间鞍山一带铁矿开采权。继而又由日商出面“申请”与奉天省中日官商合办弓长岭铁矿无限公司，于1919年得到批准并颁发了执照。“合办”一词只是装潢门面，掩人耳目，实际上是“满铁”窃取了大权。事后，就连为日本侵略者树碑立传的《昭和制钢所廿年志》也承认：“振兴公司创立以来，资金、经营及人事等完全处在满铁控制之下，它和满铁简直可以说是异名同体。” 但当时由于某种原因，直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弓长岭铁矿一直没有大规模开采。
1931年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后，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开始掠夺弓长岭矿产资源。1933年2月10日，日方代表饭田延太郎与日本在鞍山开设的昭和制钢所签订《关于处理弓长岭铁矿的备忘录》，将饭田与奉天省签订的弓长岭铁矿契约中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昭和制钢所。3月31日又签订所谓《满日合办弓长岭铁矿有限公司契约书》。伪满洲国方面以弓长岭（4201.4亩）、矿石岭、兴隆寺、大砬子、小砬子（2646亩）、黄泥沟、小南坡（794.5亩）几个矿区作价40万元，作为“投资”给了日方。4月1日，在新京（今长春）正式成立日伪弓长岭铁矿公司，王瑞甫为公司总理，久留岛秀三郎为协理。但在实际上，中方公司总理成为门面，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方手里。后来昭和制钢所又与公司总理签订了契约书，改名为昭和制钢所采矿部弓长岭采矿所。
1933年5月3日，昭和制钢所任命小野勇三郎为弓长岭采矿所所长(后由小贺、小平、白石继任)。同日，小野率高松武彦、佐滕一郎等25名日本人来到弓长岭，建立组织机构。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当时采矿所下设的机构是：
———————————————
﹡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辽阳市党史研究室。
劳务系：内设劳务股，负责人事调配，配合警备班检查监督工人出勤事宜；指纹股，负责采集和查对工人指纹，以防工人潜逃；外勤出务所，负责监督工人出勤情况，查勤、查宿舍；警备班，专门负责监视工人上下班翻牌，搜查工人腰包等。
机械系：负责机械维修，包括机械设备运转、电气安装维修、工程建筑设备修理。
庶务系：负责总务、文书和工资处理。
采矿系：负责采矿事宜，每个坑道都设人监督，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称为溜掌先生。
采矿所下设机构后来改为三个课，下设系、班。
庶务课下设三个系：庶务系，系下设庶务班、人事班；经理系，系下设现金出纳室、给与班、工资计算班、统计班、仓库班；劳务系，系下设劳务班、采解班、指纹班、配给所、守卫班。
采矿课下设第一、二、三、四、五采矿系，系下分组。课下还有矿区开发班和计划班。
机械课下设二系一厂，即机械系、电气系、修理厂。
上述三个课课长和课下的系主任完全由日本人担任，系下各班的主要头头也是日本人担任。这是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从上至下完全由日本人统治。中国人参与的只能当职员、雇员。同时，采矿所还成立了警察所，用来镇压矿工。
除此之外，他们也和其他矿山一样实行把头制度。1935年5月中岛国雄著《满洲苦力管理之要决》写道：“华工(苦力)对‘会社’忠心耿耿是少数的，但他们对那些把头(苦力头)是非常尊敬的，他们之间具有特殊的隶属关系，苦力头的命令也能贯彻得彻底。”（注：中岛国雄著：《满洲苦力管理之要决》，满洲文化协会版，第4页。）于是便利用把头建立了双重统治。
二 劳工的来源、种类与万人坑的形成
弓长岭采矿所成立后，日本掠夺者采取种种手段大肆搜刮中国劳动力资源。他们一面采取诈骗方法招募农民充当矿夫（矿工）；一面非法强征和抓捕平民百姓，强迫其下井采矿。到40年代初，全所已有普通矿工、特种劳工、“勤奉队”、辅导工等四种苦工，总数达20000余人。其具体来源如下：
普通矿工。日本侵略者利用大小把头，以吃好、穿好、工作条件好、挣钱多等谎言为诱饵，到山东、河北和东北各地，张贴广告，诱骗农民应招，成批拉到弓长岭下井采矿。山东曲阜县农民孔祥君和齐河县农民肖金福回忆说，当年进矿就是进了火坑。招工时的承诺，每天给工资2元，吃大米、白面等等，全都是谎言。到了矿山想回去，矿里又百般刁难，一个也不准。由于玩弄欺骗手段，使弓长岭矿工迅速增加。据统计，1934年为1183名，1936年增加到3450名，1938年增加到10004名。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更加加紧掠夺矿石，1943年矿工已达15939名。见下表。
表一 弓长岭采矿所矿工人数
———————————————————
年度 中国人 日本人 合计
1934 1153 30 1185
1935 1474 35 1509
1936 3375 75 3450
1937 7357 104 7361
1938 9900 104 10004
1939 13012
表二 弓长岭采矿所职工人数
—————————————
年度 工人数 技术员数 合计
194315486 83 15569
1943.6 15939
资料来源：鞍山市档案馆藏档案，2—1—25—85号。
勤劳奉公队，当时通称勤奉队。这是日本统治者利用伪满洲国通过行政手段征用的中国劳动力。1941年9月，日伪制定并实施《劳动兴国会法》，强迫中国男性公民特别是农民从事义务劳役。1942年11月，又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公然规定除有残疾和精神病患者外，年满20岁至23岁的青年男子，凡“国兵”不合格者（俗称国兵漏）都必须参加勤劳奉公队。1945年3月，又把年龄延至30岁，每年无偿服劳役4个月，连续服役3年。如有本人不去或逃跑的，其本人或家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勤劳奉公法实施后，集中送到弓长岭矿服劳役的勤劳奉公队为两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下设分队，人数最多时达2000人。辽阳县最后一批参加勤劳奉仕队到弓长岭矿当苦役的孙长发说：“1945年正月，当了国兵漏到弓长岭，光吉洞峪一个大村（相当于乡）就去100多人，编到第三中队第二小队。规定期限是3年，在后台沟四道掌子干活，三班倒，分文不给，还吃不饱，天天挨饿。”（注：孙长发回忆，存辽阳市党史研究室。）
特种劳工。这是日军在关内作战和在各地“清乡”、“扫荡”、秘密搜捕等方式抓捕的中国抗日军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抗日武装人员，然后移交给伪满洲国。按日本关东军于1941年制订的《特种劳工使用管理规程》，由伪满民生部成批分配到指定的工矿业和特殊工程中，强制从事苦役，不付报酬。这些特种劳工也称为“特殊工人”。
弓长岭铁矿的“特殊工人”是按上述《规程》先后分八批押送来的，总数将近3000人，其中既有被捕的抗日军民，也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据鞍山市总工会《特殊工人在鞍山的斗争》记载，第四批就有186人是山东沂蒙山区的抗日军民，另外还有很多普通老百姓。“特殊工人”不列入矿工人数之内，他们到矿山初期是被隔离的，从事最苦最累的劳动。后来有一部分人被插花编入各班组，与普通矿工混合作业。他们的服装有特殊标志，言行受到严格管制。为了防止他们反抗和逃离，矿山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惩罚措施，直至“对有逃亡企图和征兆者允许警察开枪射杀”。
辅导工，即被关押在矫正辅导院并从事劳役的人员。这是被日本侵略者以所谓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嫌疑犯、浮浪者等莫须有的罪名监禁负刑的“犯人”和从东北三省抓来的无辜群众，以及被判处监禁负刑终了的人，送到矫正辅导院，强制他们下井采矿，终身无偿服劳役，名为辅导工。
弓长岭矫正辅导院设立于日本统治东北人民的后期，系鞍山矫正辅导院的分院。日伪当局公布《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项吃人的法令，从1943年9月11日起，实行“预防拘禁”。其中《保安矫正法》第二条宣称：“被处刑已终了其执行，被假释放，被犹豫刑之执行，被犹豫刑之宣告或因无诉追之必要被付于不起诉处分，而按照环境、性格、习癖及其他情况更有犯罪之虞者，得付于保安矫正”。“浮浪人或劳动嫌忌人因浮浪和嫌忌有犯罪之虞者已与前项同”。这就是说，只要认为你有可能犯罪，都一律抓起来，关进辅导院进行矫正，强迫服劳役。《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就是宰割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法令，标志着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手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弓长岭矫正辅导院院长、副院长均由日本人担任，院长为稻叶，副院长为佐川。下设辅导、庶务、作业、医务四个科。科长由辅导官佐担任。科下分股，科、股以下设主任辅导士（人称辅导主任）及辅导士（辅导警）。辅导工编为四个中队，中队下分小队、小组。轮流到通洞、后台沟、杨木井下三个作业场劳动。该院有日本官佐7名，中国官佐6名，主任辅导士30余名，辅导警70余名。
《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出笼后，除了把刑事期已满的人、被假释的人和宣告不予起诉的人送到矫正辅导院外，又开始了以莫须有的罪名到处抓平民百姓。他们随意抓所谓的“经济犯”。绥中县西关居民张永兴回忆说：“1944年八月节后，16日晚上12点多钟，三个警察闯到我家，说警察署找我有事，到了那里，说我到过山海关做过买卖，是经济犯，押到锦州监狱。以后共100多人，两人绑在一起，先送到千山，又两人一副脚镣，转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 （注：《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6页。）
出卖农产品的人也“犯法”。黑龙江省肇州县繁荣街叶水泰，在自家种菜园子。1944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因连日下雨，就和张宗德、崔洪生等人卖西瓜。伪检查厅李子贞说厅里要买西瓜。他和崔洪生一人拿了两个西瓜送去。到厅里后就盘问他们二人的姓名、年龄、住处、叫打手印，然后给他们戴上脚镣，送到后屋，五六天后和另一些人一起被送到哈尔滨，过几天转送弓长岭。
老百姓出去买吃买穿，也被借口抓捕。绥中县绥中镇西关农民张永全，1944年末到山海关给妈妈买两件衣服，被警察发现，说他是经济犯，押到警察署关了3天，又送到锦州押了10天，抓够100人后，用闷罐车拉到弓长岭。
外出做工的人更是难逃虎口。辽阳市太子河区兴隆村村民刘玉文回忆说：“1943年，我在哈尔滨道外七道街三泰站船厂卖小工，11月间被道外警察署司法科抓走，连我40人，没审没问，两人一条绳子绑着，用闷罐车送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镇居民刘景阳，在30多岁时只身一人到黑龙江富拉尔基，给当地老岳家扛活。一天半夜正睡觉时，警察署把他抓走，先送到鹤岗、本溪监狱，最后送到弓长岭。离家外宿，或者上街观光，都随时可能被当成“浮浪者”、“劳动嫌忌人”处置。鞍山市立山区曙光街任启荣，1944年冬去沈阳做工，住在北市区一家旅店，一天夜里搜查，将他和同屋七八个人一齐抓走。他和沈阳沙子沟的耿春发两人一副手铐。五六天后，有83人被推进闷罐车送到弓长岭。锦州市制鞋厂工人陈译卿，1943年在哈尔滨老兴武鞋铺做鞋，住在庆友客栈。冬天一个晚上在中央戏院门前被抓。他说：“我是做鞋的。”警察说：“什么做鞋的，流氓！”当晚把他送到正阳警察署，第三天被绑着送到了弓长岭矫正辅导院，这一次共送去500人（注：《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5页。）。
对无辜被抓的人，都给编个罪名。绥中县明水乡姚家村农民任占祥回忆说：“1944年农历9月20日晚10时，我正睡觉，明水“讨伐队”把我抓走，一共20多人，送到高甸子警察署。先说我私通八路，我不承认，就给我立个抽大烟的罪名，从锦州送到弓长岭采矿所强迫劳动，直到祖国光复，才和家人团聚。” （注：《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6页。）
日伪统治者如此顺手牵来，矿夫源源不绝，到后期弓长岭采矿所已经不再进关成批招工。
弓长岭矫正辅导院设立当时，有辅导工800人，继而不断抓捕，不到两年时间先后抓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监禁劳动的人达到3800多名。辅导工死一批补充一批，总员额经常保持1000～2000人。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辅导院解体，约有1500名辅导工得救。
被招募、强征和抓来的劳动者，从进入矿山第一天起，就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开始了地狱般的血泪生活。劳工们得到的低廉工薪不够养家糊口，难以存活的衣食供给，集中营式的劳工宿舍，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残酷的劳动统治，狠毒的惩罚制度，并附以凶狠的折磨、殴打，直至杀害，侵略者的残暴手段无以复加，工人们的不幸遭遇难以言表。饿死、累死、病死、各种事故砸死及被打、被杀而含愤惨死者成千上万，均被抛尸于矿区内的三道沟。
三道沟在日本侵略之前本是一块清净的土地。在日伪统治时期，由于死难者与日俱增，那里便逐渐出现了数不清的乱坟岗和一个又一个“千人沟”、万人坑、炼人炉等令人发指的悲惨景象，成为侵略者滔天罪行的真实记录和他们迫害中国人民的历史铁证。
在1933年日本建立弓长岭采矿所初期，矿工死了，家属在当地的，都由自家安葬于三道沟山坡上下和附近地带。外地人死了无人料理，矿里也按中国人的习俗，给钉个薄板棺材，在山坡上胡乱掩埋，留个坟包。随着坟包日益增多，遍布满山遍野，人们便称三道沟这块地方为“乱坟岗”。这就是万人坑的雏型。
30年代末期，死难者越来越多，因而改变了埋葬方式。即改用活底棺材运尸，有时一个棺材装五六具尸体，有的用席头卷着、有的用绳子捆上，直接扔到山间的大小沟里了事。日子久了，尸骨累累，难以数计，于是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千人沟”。
1943年之后，由于“千人沟”尸骨暴露，有些竟被山水冲到路旁，激起群情义愤，日本侵略者又采取挖大坑的办法，集中掩埋死难者的尸体。从此，三道沟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万人坑。其中最大的有8米见方，3米多深。死者不仅没有棺材，没有席头，有的还被扒掉衣服，或用人抬、或用马车拉走扔进大坑。如今还健在的矿工都说，那种情景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再后来，为了掩人耳目，又修建了炼人炉，于1945年春投入使用，大批死难者被焚尸灭迹，直到“八一五”祖国光复。
万人坑规模之大，死难者人数之多，是难以想象、令人吃惊的。整个弓长岭采矿所，从1933年到1945年12年间，究竟折磨死多少人，日本人对外保守秘密，不许声张，但是，却瞒不过矿工的耳目。幸存的矿工都说，那时候天天有人惨死，年年发生瘟疫，三天两头出现恶性事故，加上统治者折磨、毒打，一天死一个两个是常见的，有时一天就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根据各种资料估算，日本霸占弓长岭铁矿12年间，光普通矿工和勤奉队无辜致死者就有8000多人。
特殊工人死亡率同样十分惊人。尽管他们敢于以战俘的身份多次抗议日本人的虐待，但在事故、病疫中遇难和被射杀的情况相当严重。据日伪季度报表统计：1942年3月前，弓长岭采矿所共接收特种劳工1135人，而到3月末实有人数只剩685人，减少450人。为了隐瞒真相，这450人中，有125人去处没有列项，有325人被列为“逃亡”(见下表)。然而尽人皆知，他们对战俘平时实行分组连坐制，互相监视和担保不能逃跑；从下井作业到升坑歇班，白天黑夜有人拿枪看守，对逃跑的则开枪打死。因此，所谓“逃亡”，其实是大部分死于矿山。到后期，即1942年4月至1945年8月，随着日伪统治日趋加紧，弓长岭采矿所接收的特殊工人员额及其死亡率更是有增无减。幸存者断言，这部分苦役死亡达数百人以上。
1941～1942.3昭和制钢所特种“特殊工人”变动表
—————————————————————————
时间 单位 弓长岭采矿所 (其他单位略)
1942年3月末总数 685
1941年12月前来东北的人数 1135
1941年12月前逃亡人数 253
1942年1—3月逃亡人数 72
资料来源：《鞍钢史》，第344页，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
辅导工被残害致死的情况尤为惨重。当地居民尚兆禄于1962年9月6日回忆说：“伪满日本人抓浮浪者，把我抓到安平警察署，带到辽阳，又送到鞍山。在鞍山押了7天，就送进弓长岭矫正辅导院，在那里住13个月，祖国就光复了，再有几天祖国不光复我也就死在里面了。我出来时身上长脓疮。我手腕上的疤，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我们被抓进去当时那里有多少人不知道，光复时大家说抓进去有3800余人，最后剩1500多人，进去的死一多半。我知道和我一起进去的30多人，只出来6个人，剩下的全都死在辅导院里。” （注：尚兆禄回忆资料，1962年9月6日。）另据从沈阳被抓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的刘再坤回忆：1944年6月同他一起从沈阳被送到弓长岭的300多人，只一年多时间，到光复时只剩下50多人（注：刘再坤回忆资料，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足见辅导工死亡比率之高。
矿工刘清凯回忆说：“在矫正辅导院的后期，每天病死和被日本侵略者迫害致死的辅导工不下几十人。每天用大马车往三道沟运辅导工的尸体，一车就拉30多个。”
辽阳县亮甲区大甸子村陈殿复，1944年在安平警察署当警察，以后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当辅导警，在那里当了3天就不干了。他说“那太不象话了，哪天都死几十人。当警察就够狠的了，那里更厉害。”
曾任弓长岭矫正辅导院主任辅导士、庶务股负责人胡尔增1951年受审时交代：“辅导工死后放在病号房山墙边，用席头盖上，也没有棺材，等死的多了，一起往外抬，有时我在办公室看见，一次都有十多个，多数由主任辅导士常连山领着往三道沟抬，抬时用绳子、破草袋或席子捆上，也有的不捆。”
尚兆禄等人的回忆和胡尔增的交代材料，都说明弓长岭采矿所的辅导工起码死去2000人以上。
在辅导院里，病死的辅导工是有编号的。“死”而复活的辅导工何万荣回忆说：“有一次我得了重病，奄奄一息，被抬进病室，给带上一个死亡牌子，上面写‘滨江省肇州县水泉区张家围子，何万荣。编号2220号’。没想到，我活了过来，又把死亡牌子拿走。”（注：《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7页。）仅从这一点蛛丝马迹，也足以说明辅导工惨死之多。
三道沟的遗址，更是个真切的证明。当年住在工棚的矿工冯东林说：“三道沟的情景太惨了。死尸满山，平时你还看不出有多少，一到过年（春节），那时还迷信，都给死人送火（烧纸）。晚上往三道沟一看，那真是数不尽的火亮，上万也多。还有外乡人死后没有人送火的，那就更多了。狗吃人都吃红眼了。”
原弓长岭采矿所工人、解放后曾任弓长岭三中校长的张殿荣回忆说：“我是1943年来矿山的，在后台沟采矿场干杂活，干了一年左右，祖国光复回家。1944年春天，日本人看三道沟的尸体到处都是，就叫我们收拾一下。我们这伙人看到三个坑，两个是满的，一个装半下，死人都是一颠一倒。还有南山坡上都是矿工尸体，我们把死尸都集中在一起倒上汽油烧掉了。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日本人就建了一个炼人炉。”（注：张殿荣回忆资料， 1973年10月16日。）
矿工牛义说：“我原是弓长岭后台沟矿工。解放后，为发掘万人坑办阶级教育展览馆，我参加了扒尸工作。三道沟是一个顺山坡的沟。以前沟里扔满了尸体，只有野狗乱窜。谁也不敢进去。1944年开始挖大坑。每个坑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这样的坑发现五六个。”（注：牛义回忆资料，1973年。）
据鞍钢弓长岭矿山公司多年调查和最近再次考证：从1933年5月至1945年8月12年间，日本侵略者残害弓长岭无辜矿工致死者达12000余人。
三 劳工大量死亡和形成万人坑的原因
日本侵占弓长岭铁矿期间，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实行掠夺性开采，采取以中国人生命换矿石的政策和殖民主义的管理方法，穷凶极恶地奴役、摧残、压迫矿工，并以法西斯式的警察制度为基础，对劳工进行血腥的镇压和迫害。这是造成数以万计的死难者和形成千人沟、万人坑的根本原因。
日本侵略者的行径惨无人道，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对此，只要看一看死难同胞的遭遇和幸存者的亲历与目睹的事实，就完全可以一目了然。
(一)活活饿死和累死
12年间，日本侵略者采取越来越残忍的手段盘剥矿工，众多来矿的劳动者惨死于民族歧视、非人待遇和残酷的压榨。
从工资来看，采矿所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执行不同的标准。
雇员的月工资，日本人78元，中国人22元；佣员（矿夫）的日工资，日本人2.79元，中国人0.45元。就是这一点难以糊口的劳动所得，还要遭受种种处罚和克扣。日伪制定的《矿夫管理规程》和采矿所制定的考勤办法，都罗列了一系列的经济处罚和惩戒条文（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铁档案，甲种，总体部第33卷之24）。其中有一项规定是迟到不足一小时的，那怕是迟到几分钟，也算作1小时；迟到1小时以上者，不得入门，算作旷工1天。另外，如出勤、退勤时，工牌未登录时间，或者自己工牌交别人处理，或者自己处理别人工牌，都要扣5天的工资。按天统计到表上的工资，月末也没有几个人能全额拿到手。扣除合伙给大小把头送礼钱和朝拜“老君”的香火钱(采矿所不讲安全生产，却让矿工交钱烧香靠“老君”保佑)，一般矿工每月只能得到8～9元。
死里逃生、头部留有伤疤的矿工马纪功，1939年在杨木山三组干活时，被塌落的矿石砸伤，休养4个月。伤好后上班，先去93组干了几天。为此，把头王桂怀就说他心眼不好，4个月的工资分文不给，还打了他一顿。
弓长岭采矿所职工工薪一览表 单位：元
——————————————————
项目 工薪额 月均收入 日工资
参事职员 162.00
准职员(日) 98.00
日本雇员 78.00
中国雇员 22.00
日本佣员(工人) 2.79
中国佣员(工人) 0.45
日本临时工 1.58
中国临时工 0.42
资料来源：鞍山市档案馆藏档案，2-1-25-85号。
按规定发放的粮油和劳动衣物用品，无一不受到克扣。应该供给矿工的口粮，每人每餐6两（旧称，16两1斤），换算成标准计量不足4两(约188克)。由于层层克扣，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劳工们一顿只能吃到一碗带糠皮的“文化米”（高粱米）饭，或者一个玉米面掺橡子面窝头。掌握粮油的“大柜”(把头经管)都往粮食里掺砂子，往食油里掺米汤。把头何子生发粮，1斤顶多给9两，他领来4桶食油掺1桶米汤。回家验过称的矿工王首佶说：“一个人一个月能被剥夺五六斤口粮。”
在弓长岭采矿所这座人间地狱中，特殊工人尤其是辅导工处在最底层。家在外地的人处境更难，特殊工人、“国兵漏”、尤其是辅导工，整天饿着干活，时常有人在井下累倒就再也起不来了。1944年8月，辅导工集合上山干活。有一个强忍饥饿、支撑病体的辅导工被逼着上班。他没走出院子就晕倒在地，主任辅导士骂他装病，让两个辅导警硬往现场拖，拖出大门不远，就喘不上气了，生被拖死。
抓来的辅导工只发给一套衣服，从来不给换新的，后来竟将死难者的衣服扒下来发给新来的人穿用。有的穿破了只好与难友两人轮换穿用一件，上班的人穿走，歇班的人在宿舍里围个毯子头躺着坐着。此情此景，惨不忍睹。
辅导工住的大筒房子如同监狱，窗户用铁筋和木板钉死，80～100人一个大屋，砌着对面大炕，铺烂席头，无论冬夏都不烧火。两三个人一床被，絮的是乱线头子，早已滚成团，只有两层布。炕上睡不下，就在地上铺草，钻进乱草堆里睡。没有枕头，就用砖头、木块代替。夏天，地面潮湿，杂草发霉气味难闻，人人都患疥疮，加上身上的棒伤、刺刀伤、疮口化脓，躺下病痛难忍，坐起来又要挨辅导警打骂。睡前还要把衣服脱下交给辅导警集中收起来，第二天早晨发还，防止逃跑。到了冬天，大房子里没有火炉，四壁结霜，冻得浑身发抖，常常是几个人赤身偎在一起，借以御寒。
194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尚兆禄等几个辅导工偎在一起互相暖着身体，被主任辅导士徐宝昌发现，硬说他们夜里不睡觉想逃跑，便让辅导警把他们痛打一顿。然后又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辅导科长、日本人近藤，近藤听说辅导工怕冷，当即下令将尚兆禄等人带到院子里，让他们赤身迎着北风站着。直到一个个倒在雪地上，才将他们拖进屋里，有几个人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注：《鞍山文史资料》第2辑，第115页。）。冬天，也让辅导工在院子里吃饭。张云和手被冻僵，饭碗掉地摔碎。日本官佐小川看见后，骂着走过来，拉住张云和的两支胳膊一背，将他摔翻在地，脸撞掉一块肉，鼻子跌塌，门牙被摔掉，血从脸上、嘴里直往外流。
辅导工下井劳动，由辅导警看押。上下工走路要收走裤带，有的还戴脚镣子。这样，走慢了或左顾右盼的就被斥责为图谋逃跑，便用枪托或刀鞘毒打，或用短刀乱刺。从坐罐下井到升坑，一干就是12小时。因伤病饥饿干不动者，一经发现，就劈头盖顶毒打。其后果均难逃惨死命运。
(二)各种事故致死
日本霸占弓长岭铁矿时期，只要矿石，不管工人死活。他们人为制造的多种因素，导致种种恶性事故频频发生，矿山砸死、压死、摔死、炸死、撞死人的噩耗几乎日有所闻。对此，采矿所当局却听之任之。那时候矿工们都知道矿里管事的日本人有一句口头言：“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这就是造成该矿事故屡屡、不断伤害劳动者性命的总根源。幸存的矿工一谈起这方面的事实，无不义愤填膺。
日本采矿所当局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大肆进行掠夺性开采，不惜把矿工置于死地作业。在冒顶、片帮事故中遇难的矿工不胜枚举。
日本在弓长岭开矿采取“水平分层充填法”，把200多米深的矿床分成4至5层，多层同时从下往上放炮开采，矿工们头顶上的矿床最高达4至6米，要站木架上打眼。爆破时借助自然压力，矿石自上往下脱落。这种方法，能节省人工和炸药，掠夺更多的矿石。但是，时常不等爆破，顶上和帮部的矿石经上下震动就自动塌落，砸死砸伤现场作业的工人。
1935年杨木山掌子冒顶，砸死矿工9名。1936年，中茨山350米掌子发生一次冒顶，工人正在洞子里干活，砸死20多人。矿工陈家范所在的二十六组20名矿工在后台沟干活时，发生冒顶，当场砸死17人，陈家范带领两个童工摸出洞口，得以生还。1937年7、8月份的一天早晨5点多种，矿工石德元和王世昌在通洞140米掌子面作业时，突然发生了冒顶，王世昌当场被砸死，石德元幸免于难。1941年在二十八组和四十四组交接的地方，30来个外包工在突击没采完的尾子时，突然发生冒顶，有9名矿工被砸死和闷死在洞子里。1944年4月，四十二组通洞三道2号发生冒顶，肖金明等多人被砸死。1945年，大砬子山冒顶，一次死了4个人。另一次，半夜2点，矿工张林山等24人进洞干活，其中有6名打眼工和18名推碴矿工，无一生还。
掌子帮部的矿石自然滑落，即片帮造成矿工伤亡的事故同样极为严重。1937年夏，邹宝林所在的六组在达石沟干活时发生片帮，陈凤文等6名矿工当场死亡。1938年春天，矿工毕青山等人在河北大房子后边山洞里干活，休息吃饭时突然片帮，当场砸死9人。还有一年正月十六下午3点多钟，达石沟片帮，有石凤山的表弟陈荣等10多个人不幸遇难。1941年春季开化时，17组的矿工在达石沟干活时发生一次更为严重的大片帮，一下子压死18个人。
更恶毒的是，即使事先有事故预兆，把头、监工也以“怠工”为由，逼着矿工下井送死。1939年3月的一天，后台沟5组二班的矿工刚放完炮，三班的工人上班，一看洞里有炮烟，就坐在洞外躲烟。这时，采矿系日本人大川和把头何子生过来，横加训斥，硬逼矿工进洞干活。下井不到半小时，突然冒顶，14名矿工被埋在里面。矿工冯东林等人回忆当时情景说，整个掌子都塌下来了。他和张井山打眼，一听到掌子木头直响，就跑进上管道人行道里，没压着，也被隔住了。他们里外喊话，还敲铁管子往外传递信号。而大川、何子生却在外面大骂遇难者亲属。邹宝臣的弟弟和宫以良的哥哥正是当班，都被压在里面。他俩跑来后就和大伙一起扒石搂碴，扒出来以后救活7人。邹宝君、宫以营、董柏林等7人被压死和闷死。
被看押作业的辅导工，更不许避险。1943年，通洞四道掌子里有30名辅导工干活，发现险情后他们赶紧撤离。看守者当即开枪打死2人，其余被迫返回现场。瞬间掌子上面好几百吨矿石塌落，造成10多人遇难（注：《鞍山文史资料》第2辑，第118页。）。
逼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现象。1938年一天，矿工尚兆渊所在的44组在杨木山6号洞干活，打眼放炮后，顶上的矿床往下掉绿泥。这是将要发生冒顶的征兆。矿工提出赶快避炮，把头根本不听，还是让矿工进洞干活。结果，进洞不久就发生了冒顶，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把尚世喜砸成肉饼（注：尚兆渊回忆资料，1973年11月5日。）。
1939年冬的一次冒顶后果更惨。当时日本人明知道掌子情况不好，然而非要矿工下井不可。大家刚一进洞，就有房子大的一块矿石塌落下来，一下子砸死15人，只有打眼工人赵福增躲在木垛后面，拣了一条命。
日本人和把头让矿工去送死，他们自己却早早躲开。1938年4月18日前后，磨石沟采场片帮，有18名矿工全部遇难。事先工人就已听见洞内有掉碴声响，便对把头朱玉龙说要出事，得赶紧往外跑。朱玉龙不让，说不要紧，然后就偷偷躲开了。不大功夫，发生片帮，丢下的18个矿工都被砸死。
以划横线为标记操纵罐车，经常出现差错，造成跑罐摔死矿工。他们在操作室里划几条横线，以横线为准把载人或运送矿石的罐车开到井下指定的掌子，因而不断出现操作差错，造成罐车飞速堕地。据矿工们回忆，仅1941年就发生多次这类事故。矿工陈希刚说：“在1941年近秋的时候，通洞33组1号罐操作失误造成跑罐。当时是二班下班，三班上班，摔死了17人，我正在二班，亲眼看见摔死的人罐里也有，罐外也有。”
矿工孔祥君说：“1941年10月一天晚上8点，我正在29组打眼，突然间140米跑罐，一下子摔死8人。邹宝臣回忆说：“1943年，在通洞一号井，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开罐睡了觉，造成跑罐摔死七八个人。”还有一次，通洞150米跑罐，罐中13人，当即摔死12人，矿工王成波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腰和腿都被摔断。最惨的一次是通道1号井跑罐，共坐23人，死22人，只有1人脱险（注：孔祥君回忆，存辽阳市党史研究室。）。
他们还总是一面开罐运送矿石，一面让矿工在底下推碴和卧井作业。1936年通洞180米五组冒顶以后，通洞三道下面发生一次跑罐。当时有十四五个人全部活活摔死砸死。还有一次，矿工张传成等人在2号井干活时，100米空罐跑罐，在井下作业的矿工，被砸死3人，重伤1人。矿工李兴好回忆说：“1944年12月28日通洞跑罐死了4个人，曹春富（小牙子）才16岁，他和大人一起干活，也被夺去了生命。”
设备带病运转，超负荷运载，也一再给矿工造成灾难。1938年秋，通洞1号井10组11名矿工坐罐下井，刚开到四道，缆绳断了，罐车内的11人摔死9人，张广彦等2人幸免于难。在通洞采区，有一次一罐装两车矿石，致使钢丝绳中断，罐体飞速堕落，正在井下作业的12名矿工，当即被砸死8名。
那时工人下班，从坑内上罐，大家都得硬挤。不然就被扔在井下，等下一个班才能上来。有一年11月份的一天，年仅14岁的夏伯臣和16岁的夏伯江，跟随39组矿工坐罐出洞，由于罐中人多，开车后不久便把夏伯江甩出罐外，被活活卡死。一次，矿工邹宝昌和另外两名勤杂工到1号井去取湾道器，看到有8名矿工坐在罐里，往井下运一根铁轨。结果铁轨失去平衡，造成罐车翻个，从罐里掉出来4人，都被摔死（注：邹宝昌回忆资料，1973年11月29日。）。
此外，尚有不少矿工丧生于掉漏、炮崩、车祸等事故。
井下没有电灯照明，矿工都摸黑活动，由于又困又饿又累，筋疲力尽，时常有人昏倒滑倒，掉进倒矿石的漏子中被挤压致死。
有一年竟发生这样一次事故：一天，矿工孔凡芝在洞子里干活时，漏子被矿石卡住。日本人硬叫孔凡芝下去把矿碴撬开，不下去就要打死他。被逼无奈，孔凡芝跳进漏子，在把矿石撬下来的同时，他也随之滚下去，被矿石挤压得血肉模糊，落地后昏死。
矿山打眼放炮，矿工们终日与雷管炸药打交道，采矿所不采取安全措施。1939年7月的一个雨天，张殿甲等头班工人去大砬子山干活。因为下雨，大家都到小房子里休息。关把头进屋后竟把雨伞放在炮箱上，雨伞上的水滴进箱里，电石着水发热引起炮箱爆炸，当场崩死11人，张殿甲的四叔张万俊在这次事故中遇难（注：张殿甲回忆资料，1973年10月31日。）。一天夜班，矿工尚兆泰等人正在洞里干活时，电石灯倒在地上，点燃了炸药，当场炸死6人，炸伤1人。
日本人在弓长岭开矿时，采用人推矿车，后来有的洞里铺上了小铁道，采用了磨电车。矿工们随时都受车祸威胁。1944年10月的一天，矿工陶学文等人下井干活，刚走进巷道拐弯不远，突然电车开了过来。大家见状急忙躲避，但陶学文身后的一个矿工未来得及躲开，被电车轧成三截。头部一截，前胸和腰一截，腿部一截。死得十分凄惨。矿工年绪常一班人在洞子里作业时，一个20来岁的青年矿工脚被矿车扎断，日本人和把头根本不管。不久，这个青年连冻带饿死去。
种种事实说明，在日本统治的矿山，到处都有死神，矿工们人人性命难保。
(三)病疫导致矿工成批惨死
日本人霸占矿山期间，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矿工们集体住的大房子阴暗潮湿，老鼠、蟑螂、跳蚤、臭虫成群，病疫不断发生，死了人就放在屋里，第二天才能抬走。井上井下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矿工穿的衣服是破烂的。下井没有水靴，成天站在水里干活，脚被水泡得浮肿。不发防尘口罩，粉尘直接吸进肺里。大多数人得了腰腿痛病和矽肺病，轻者失去劳动能力，重者死去。
矿工有病得不到认真治疗，采矿所当局对防疫工作更是不予考虑。矿山虽然建立了卫生所，但对患病的矿工在治疗上有名无实。全矿设有3个工人病室，住在那里的病人每天都有一二百人，最少时不下60人。有些人就是活着进去，死了出来。各种传染病包括伤寒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时常发生，这些疫病一旦流行，一天就要死去五六十人。1943年，河南岸大房子发生疫情，不长时间就死数百人。据劳工幸存者王臣远回忆：这场瘟疫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患病死去的劳工无计其数。我住的劳工房有一半人因此丧命。这期间，在山东家乡的老母亲对我们哥俩放心不下，从家乡一路乞讨来与我兄弟俩团聚。没想到母亲刚来到弓长岭几天，就死在了这场瘟疫中。我二哥也染病不起，头发全掉光了，幸好吃了别人从家带来的药才保住性命。那期间，每天都有死人往外抬，有时走在路上，几百米内就可以看到几伙抬死尸的人（注：王臣远回忆，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矿工王道兴，原籍山东，16岁就离家流落到大连甘井子露天矿，第二年来到弓长岭。随后，三哥、三弟、妻弟、三侄儿、妹夫都先后到弓长岭采矿所做工。他说：“1944年，弓长岭河南大房子发生瘟疫，日本人就把大房子封住，亲人想送点药都不行。我的三哥、三侄、妻弟、妹夫全都死于这次瘟疫。人死后就扔到洋灰坑里。更残忍的是没死的也扔进洋灰坑，活活呛死。”
52组打眼工人孔宪夏回忆：“那时大把头叫李允梦，会日本话，手下管800多人，对工人很恶。我在52组时，4个人看一台机器，3个人病倒了，有孔繁重、杨若成、徐恩顺，矿里不给治。我去和他们说，给开点药，他们一点也不给。三个才20岁上下的年轻人就这样病死了（注：孔宪夏回忆资料，1968年1月16日。）。
辅导工患病，都被抬到病房等死。由于过度的饥饿、劳累，辅导工的患病率最高。因病倒被抬进矫正辅导院病号房子里的辅导工，最多时一天就有200多人。在那里没有亲人照料，也不许难友陪护。主任辅导士戴吉胜(医生)给辅导工看病，不过是走走过场。有的不但不给治，不给药，甚至不给吃，不给喝，让病人快死。有一个从锦州抓来的辅导工，40多岁，在洞内干活碰破了腿，流血不止。回来后戴吉胜给止血完事，不到三天，这名伤员就呻吟着死去。
日本侵略者残忍毒辣，对有病没有死的人进行活埋。受害者山东曲阜陈家庄周庆生回忆说：“我是16岁（约1942年）时经李允梦派二把头招工到弓长岭的。我哥哥是头一年去的，第二年他得了伤寒病，闹两个多月，死里逃生。他刚上班，我也得上了，半个月后的一天过晌，去了一个鬼子和两个“二鬼子”(指伪官职人员)，进门看我蒙着被，就把被掀起，见我没吱声，只摇头，鬼子就通过翻译问同屋的工人怎么的了，别人说我病了，鬼子就说我不行了，让两个人把我抬到三道沟，扔到草丛里。这时是五六月，还下雨，我哥哥下班见我不在了，一问别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是婶娘家的）去找我，才把我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