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石桥镁矿万人坑﹡

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是伴随着日本对我国镁矿资源的掠夺而形成的。菱镁矿是制造高温耐火材料、提炼金属镁和生产建筑材料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位于辽宁省南部的大石桥地区菱镁矿的矿体厚、品位高，其储量占世界总储藏量的四分之一，适宜大规模露天开采，是不可多得的富矿。1909年，日本“满铁”地质调查所发现了这一宝藏后，便买通汉奸得到开采权，于1917年开始了对镁矿资源的掠夺。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残酷盘剥和压榨，造成大批中国劳工死亡，在大石桥镁矿境内形成了三个规模较大的万人坑。

一 日本帝国主义对大石桥镁矿资源的掠夺

大石桥镁矿万人坑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对镁矿资源的掠夺，其源头要追溯到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之初。1906年，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重要机构“满铁”建立时，就在兴业部设立了地质调查所，对中国东北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1909年该调查所发现了大石桥、海城一带有丰富的菱镁矿石资源。菱镁矿是制造高温耐火材料、提炼金属镁和生产建筑材料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可以解决日本发展钢铁工业奇缺的耐火材料，而且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满铁”命令地质调查所对当地的地质情况和矿区范围进行详细调查，并送中央试验所进行矿石化学分析。1913年，由日本大学教授加滕武夫组织了矿业开发队，来到大石桥以东的官马山、圣水寺、小圣水寺、高庄屯和青山怀等处进行勘探。经过采样化验分析，认定该地区菱镁矿的特点是储藏量大、矿体厚、品位高、品级稳定，其储量可占世界总储藏量的四分之一；矿源大部分都呈现在地表面上，适宜大规模露天开采；而且菱镁矿的构成是与滑石、白云石、苦灰岩、白土子、石棉等多种矿物相伴生成，是不可多得的富矿。

日本人发现了菱镁矿就如同发现了一座地下宝藏，垂涎三尺，日日觊觎，并积极地进行窃取矿权的活动。但当时日本人在中国还没有取得合法的开矿权，大部分矿业用的都是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开采。1915年“满铁”与大连金州人卢元善狼狈为奸，用卑劣的手段勾结地方土豪，大肆行贿买通了当时的军阀和政客，签订了圣水寺菱镁矿开采合同，窃取了矿山开采权；1916年9月10日，满铁又以汉奸于冲汉“振兴公司”的名义与日本人廉田弥助联名向奉天省财政厅提出开矿申请，扩大圣水寺、高庄屯、平二房的开采。1917年2 月1日，正式领到了开矿许可，开始了对菱镁矿石的掠夺。振兴公司是大汉奸于冲汉于1916年在鞍山成立的，是为了帮助日本人掠夺中国的铁矿成立的假“合办”公司。中国方面代表于冲汉向“满铁”出具了一纸“不过问经营”的书面保证，作为代价，每年以“薪俸”、“红利”的名义取得3.2万元的收入，名副其实地卖了国（注：参见《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掠夺开始时，日本经营者把矿石直接运往日本国内，每2.5吨矿石可烧出一吨镁砂，这样计算起来成本太高，获利太小。为了方便掠夺和取得更大的利润，一些日本资本家便开始在中国建立烧窑，直接生产镁砂。1918年4月，先是一个叫苇津的日本人在大石桥以东的张家堡子（现在营口市耐火材料厂所在地）建起了两座竖窑，开始生产镁砂，变直接掠夺矿石为掠夺成品镁砂（注：《营口市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卷，第67页。）。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日本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正处于萧条状态，因此这一阶段的经营并不理想。1920年，“满铁”将菱镁矿的经营权转给了日本大财阀高木陆郎。高木陆郎与三井物产及其它八家共同出资建立了“南满矿业株式会社”，资本300万日元。收购了苇津公司的全部资产，在此基础上又修建了20 座硬烧炉，4 座轻烧炉，遂起名为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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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营口市史志办公室。

矿业株式会社大石桥工厂。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大连本社，社址设在大连纪伊町二六番地。在大石桥成立分社，社址在蟠龙山下，分社社长是日本的物理博士山田。随着南满矿业株式会社的发展，1929年以后陆续又有一些日本的小企业和个人在此投资，其中有“微粉公司”、“兴元号”、“福元号”等等；中国国内的一些大把头先后成立了德昌公司、振记公司、“孟继轩公司”、“信义公司”、“王亚民公司”、“贾春阳公司”、“同义公司”等十几个采矿和烧窑企业，分布在大石桥铁道西、圣水寺、小圣水寺和青山怀一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逐步升级。1935年8月，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在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同时将“满铁”投入的股金全部接收，重新向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增投了新的股份金额。从此南满矿业株式会社便发展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矿产的大型矿业。1937年本社由大连迁到了大石桥，社址在张家堡子。大连本社社长原田元俊随同迁到大石桥。会社下设劳务、采矿、制造、庶务、用度、工作、警防、临建八个课，开掘了圣水寺、青山怀、高庄屯、牛心山、关马山、金家堡子、陈家堡子、杨家店等8个采矿场。制造课下设大石桥一厂及圣水寺二厂，该社拥有菱镁矿工厂18处，轻烧厂11处。其主要产品有镁石、白云石、菱苦土。矿上的工人约1.5万人左右，最多时曾达到2万余人。1938年伪满洲国政府颁发了《满洲国钢铁类统制法》，规定镁矿销售实行部分统销。这一法规不但保护了日本在华企业的利益，而且更保护了日本侵略者对镁砂资源的掠夺。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它的资本、产量迅速增加。成立时的资本为300万日元，1939年下半年发展到1000万日元，1941年资本更增加到2000万日元（注：东北十四年沦陷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1987年内部版，上册第798页。）。这时其组织结构和主要成员是：

取缔役（董事会）社长：高木陆郎；

专务：堀尾成章；

常务：山田高、大桥新太郎、中丸一平、村井启太郎、工 藤重之、原田元俊（兼支配人）、福田颖造（兼东 京支所长）

监查役 津川哲三、山本留次、石崎良行

大株主（股东） 总株数 400 000株；株主数 700余名；其中

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 99 900株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40 000株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40 000株

（注：日文资料：《南满矿业株式会社》，昭和16年7月14日。存辽宁省档案馆。）

其矿石开采情况如下：

矿区名 1944年日均开采量（吨）

牛心山 150 官马山 300 圣水寺 300

平二房 500 小圣水寺 800 青山怀 300

金家堡子 100 杨家店 150

如果以上列表中的数字为依据的话，这些矿的日均开采量总量为2600吨，一年以360天计算，年开采量达到93.6万吨。另据一份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5年南满矿业会社共产矿石440余万吨（注：东北十四年沦陷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1987年内部版，上册第799～800页。）。

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给大石桥镁矿留下了什么？正如日本学者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一书中所说：“只有三个万人坑，三个多达几万中国人骨骸堆成的山。”（注：〈日〉本多胜一：《中国の旅》，第164页。）之所以如此，是日本侵略者“人命变矿石”的掠夺所致。南满矿业株式会社社长高木陆郎公开宣称：“如果没有中国的苦力就没有我们的会社。如果苦力在我们这儿，那么其肉其骨也属于我们所有。”（注：《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厂史》，内部版。）正是在这种灭绝人性思想的驱使下，日本侵略者对工人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造成了大批矿工死亡。从1918年起，死亡的当地矿工尸体大都由家人领走掩埋，而外地矿工死亡后大部分被埋到万人坑。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统治与加紧掠夺，矿工死亡的人数与日剧增，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死难矿工的尸体已填满了三个万人坑。

二 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概况

大石桥镁矿万人坑位于辽宁省大石桥市百寨镇境内，有虎石沟、马蹄沟、高庄屯三个万人坑。虎石沟万人坑位于小圣水寺村，距伪营口市第二监狱和劳工旧房子不到200米，原是南满矿业开发株式会社大石桥工厂的采矿区。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了挖掘，修建了虎石沟万人坑纪念馆。进入纪念馆后，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骸骨层层堆积的小山。其断面是由白骨形成的断层，令人触目惊心。供人们参观的地方只是万人坑的一个边沿部分，整个万人坑没有全部挖掘，只在半山坡挖掘深3米，面积140平方米的地方，仅此就露出堆积达7层、174具白骨。主展厅东南方面还有前后两栋玻璃窖式的副馆，长30米、宽4米，陈列着殉难者的遗骨73具。

在虎石沟万人坑有一具缺少双脚脚骨的骨骸，据老工人回忆，他就是一位被从山东招来的劳工。他来到南满矿业后，从家带来的钱花光了，衣服也穿破了，在劳累折磨下又患了一身的重病。他想逃离这个虎口，一天晚间偷偷地跑出，跑出不到一里地，便被监工抓了回来，第二天一个叫高桥的日本监工，高举战刀，恶狠狠地将他的双脚砍掉，拖到万人坑活埋了。遗骨呈现着躬着身子，双手捂着脸，是在怎样的一种无助和绝望中死去！

万坑里有一具左手护着头、右手撑着地的遗骨，表明这也是一个被活埋的人，临死前在拼命的挣扎。1964年冬天，虎石沟万人坑挖掘之初，一直关心着万人坑挖掘工作的20多位老工人，通过参观回忆，认定这是老陈师傅的骨骸。老陈师傅当年40多岁，很有反抗精神，体质也很强壮，把头和监工都难以斗过他。有一天日本监工和几个把头、汉奸一起下手，把陈师傅拖到万人坑活埋了。

虎石沟万人坑最惹人注意的是十一具遗骨并列一起，中间没有一点空隙。据知情者回忆，这是当年在矿山和伪营口第二监狱中的11名革命志士，有的是抗联战士，是在同一个时间被杀害和埋掉的。

万人坑的遗骨肢残手缺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有一个头骨清晰可见是用尖状锐器刨透，老工人说这就是监工用一头带尖的手锤殴打工人，刨碎了头骨，致人以死亡。万人坑还有几具遗骨或被铁丝捆着双脚、或在腰上拴着铁环、或被身上压着石头，他们都是在反抗非人的待遇和逃跑中被抓住而活埋的。这些都是迄今我们尚能一瞥的往昔惨状，那些我们根本无法目睹的屠杀，更不知有多么残忍。

马蹄沟万人坑和高庄屯万人坑一直没有挖掘，面积大约都在4000～5000平方米。今日的马蹄沟，每当夏季暴雨过后或山洪下来，便可有白骨被冲刷出来。高庄屯万人坑已盖起了林立的高楼，没有了往日的凄凉。

关于劳工死亡和万人坑埋葬的人数，据老工人回忆，每天都有3～5人被扔进万人坑，在疾病流行期每天死亡多达40～50人。1942年南满矿业株式会社从关内招募来的200多名

矿工，因生活条件恶劣和强制性的繁重劳动，在一年内全部死去，埋入了万人坑（注：《营口市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卷，第108页。）。略去1918年至1931年这13年时间不算，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止，按每天3人计算，就死亡劳工15000多人。

第二监狱的死亡人数因日本人投降时销毁了大量档案材料，没有准确资料可查。但历史是抹煞不掉的，被监禁的每个“犯人”都有一本血泪帐，当时监管人员的回忆更是铁证如山。曾担任过第二监狱保健长的宋祝三证实说：“1944年春三月间，被关押的病人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干瘦病，开始大量生病，病人增加，死亡率也增加，保健科的药品已经用没了。坦白地说，长期吃不饱，重体力劳动，缺乏营养，患干瘦病，只依靠当时的药品来挽救，是解决不了的。六七月间死亡人数增加。每天死1～2人，每死一人保健科的人都要到病监验尸，然后将死亡诊断填写在本人身份簿上。对死尸的处理，由负责内勤的看守领着杂役，到病监抬到义地（万人坑）掩埋。曾在上班时走到监狱大门前，一个辅导工走出队，跪在我面前，要求看病，却被我拒绝。没有药是一个原因，关键是我对病人已经无动于衷了。”（注：大石桥镁矿山万人坑档案第4卷，第88页。）1945年3月调到圣水寺监狱做狱医的吴英杰证实：“当时死的犯人差不多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死15个。平均每月都死30--40个。我在那儿干了不到三个月，犯人住的是整年不烧火的炕，上面放些树条子。犯人患的病是肠炎、肺结核、胖肿等，医务所没有好药，看这个监狱的历史材料，每个月都是死了三十多个。轻病监的杂役是犯人干的，有病也不看，看也就是给点药就完了。我20来岁，也看不出什么病。那时伪满洲国监狱经常核对死人数，进行评比（分甲乙丙丁），圣水寺评的是乙等。”根据当时看守和犯人的回忆，从1939年至1945年间死亡的人数，有的说大约在3800人左右，有的说是4200人左右。

矿工、第二监狱犯人、矫正辅导院辅导工等各类劳工死亡人数之和，按最保守的方法计算也在17000人以上。这些人大都被扔在了虎石沟、马蹄沟、高庄屯三个万人坑里。万人坑里层层叠叠、形态各异的白骨，无声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三 形成万人坑的源头——日伪对劳动力的疯狂掠夺

埋入万人坑死难者的身份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镁矿的工人和劳工；二是第二监狱的犯人；三是矫正辅导院的辅导工。这三种人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是在日本侵略者制定的各种制度下，受着同样的压榨。日本侵略者为了实行他的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制度，如“劳动统制”、“全民皆劳”、“紧急就劳”、“强制供出”等。1941年以后为推行其战争计划，又实行了“劳务新体制”，搞“增产报国”。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如同枷锁、铁链，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彻底沦为殖民地的伪满洲国，劳动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是极端低下的，特别是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获得机械设备又极端困难，增加生产的唯一办法，就是加紧对工人的酷役。在这些制度、法规和军、警、政、宪的驱使下，劳工在矿山从事剥岩、建掌、烧窑、选品和搬运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业主对劳动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奴役和不遗余力的压榨，造成了大批的人员死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全面占领了东北的矿产资源，南满矿业大石桥工厂也迅速扩大，从矿山到工厂随之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矿工队伍，由各种劳工组成的矿工最多时达到2万多人。矿工队伍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成分。

一是从关内招募的工人。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把头在关内招骗了大量工人，这些人是工厂的主要劳动力。招募工人时打着中日合营“振兴公司”的招牌，应招的工人大多数是山东、河北、河南的破产农民。这些遭受了天灾人祸，处于饥寒交迫中的农民，抱着改变生活的渴望，来闯关东。当时被招来的工人王荆洲回忆说：“民国卅年（1941年），我在天津拉洋车，南满矿业德昌公司大把头李玉川派人来招工，说到东北每天能挣两元钱，成天吃大米白面，每天八小时工作，还有一个礼拜天。抱着一线希望，父亲为我和弟弟报了名，每人预借了五元钱。当全家来到招工大院后，就像进了监狱，大铁锁看门。在大院里呆了6～7天，人数凑够了，正月十四上船，上船时大家站着队，把头手持大马棒，怕大家跑了，十五到了大连，乘火车到了大石桥（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第135页。）。这就是被招工过来的工人的经历。实际上，与其说是招工，还不如说是对劳动力的拐骗，是从关内骗招劳工。

二是当地招工。当地人多是来自镁矿附近的海城、营口和盖平县（今盖洲市）一带农村的农民。伪满时期的农村，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不得不另寻生活出路。矿山虽苦，总还可以挣到一点钱糊口，因而吸引不少附近的破产农民来到矿山谋生。也有少数来自城镇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被生活所迫，投奔矿山。从当地招收的矿工中，即有行动相对自由的工人，也有住大工棚子、不许逃跑的劳工。

三是强派劳工和“勤劳俸仕”。1941年开始实施“劳务新体制”，其核心是“全民皆劳”，即为支持长期的战争，以强力驱使全体人民去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为此日伪统治者采取了一切办法和手段。首先是“紧急就劳”和“行政供出”，也就是派劳工和抓劳工。1941年10月，伪满洲国公布了《劳务兴国法》，在这一法律的强制下，一些重要产业部门和军事工程开始使用强制摊派的劳工。作为与钢铁工业有密切关系的镁矿，便也强制性地征集了大批劳工。实行全民皆劳的另一种措施就是建立了“国民勤劳奉公”制度，1942年11月18日又颂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这个法律的公布，规定凡未检查上“国兵”的青年，必须在三年的时间内以“勤劳奉仕”的名义从事各种劳役。出劳工和“勤劳俸仕”的农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从事繁重的劳动，基本没有人身自由。

四是强抓所谓的“浮浪”。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统治后期，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解决其劳动力极度缺乏的问题，以“思想犯”、“国事犯”、“浮浪”等各种借口强行抓捕中国人民，投入各地、各矿山的“矫正辅导院”，强迫从事各种超强的劳动。据南满矿业劳工罗云甫的妻子赖玉梅介绍，其丈夫罗云甫1945年4月在营口县博洛铺开了个美华服装店，本来有正当职业，却被安上“浮浪”的罪名，抓到了大石桥矫正辅导院。在这人间魔窟里，他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折磨和灭绝人性的毒打，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每天都要上山打石头，烧石灰。罗云甫实在忍受不了矫正辅导院的非人生活，在白灰窑干活时，趁看守不注意逃跑了。但是，当天晚上就被捉了回去，被打得像“血葫芦”似的，肉都打飞了。打完之后把他送到了病监号，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浑身的伤口化脓溃烂生了蛆，不到10天就被折磨死了，扔到了万人坑（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6卷，第19页。）。

当时南满矿业在厂的总人数和各种类别的工人可用以下图表说明:

南满矿业在厂职工人数（约计人数）

	圣水寺工厂	第一工厂	矿山	合计
矿业内工	3000	500	1000	4500
外包工	3000	300	1000	4300
劳工	1000	200	800	2000
勤劳奉仕	300		200	500
总计	7300	1000	3000	11300

（注：根据老工人回忆整理，原表存大石桥镁矿档案室。）

在上述工人中，包括大量的女工和童工，约占工人总数的24%～35%。这些童工和女工的工作量和成年男工相比没有多大差别，但工资却只有成年男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正是这些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了万人坑的主要源头。

此外，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强制掠夺大批劳动力，修建了数不清的监狱和“矫正辅导院”。坐落在大石桥的营口第二监狱、大石桥矫正辅导院中大批的“犯人”、“辅导工”，在更加严酷的条件下从事繁重危险的矿山劳动，造成了大批人员死亡。他们也是大石桥镁矿山万人坑的重要源头。

四 造成大批劳工死亡的主要原因

（一）残酷的统治与压迫

日本侵略者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和统治制度。在南满矿业主要有：把头制度、直辖制度、包工制度和监工制度。把头制度即把能包的活儿都包给把头，由这些人对工作进行管理，也就是“以华治华”的手段。这些封建把头利用日本人给的一些特权，为非作歹，对工人工资层层扒皮。这种制度从开矿之初就开始实行，但日本人担心封建把头权力过大，采取了一系列的控制办法。南满矿业生产经营走上正轨之后，也仿照其它矿业的作法，废除封建把头制，实行直辖制和外包工制。直辖制度是把南满矿业称为大柜，由矿业自己招募工人，自己管理。包工制度是一项变相的把头制度，是矿业把工作包给大包工头子，即称为二柜；包工头子自己招募工人，设立工房，包办伙食，矿业把包工所得收入发给包工头子，再由大小包工头子层层向下发给工人。监工制度是南满矿业在直辖的工厂和矿山都设有监督工，以强化对劳动者的监督与管理。在生产和作业场指挥工人干活由日本人担任，看管工作则由中国人承担。

工人进了南满矿业，就受到把头和监工的严格看管。尤其是1941年伪劳务兴国会成立以后，向企业职工发放了劳动身份证，并在火车站和交通要道设立劳务兴国会检查人员。凡看衣履不整，像是工人，就进行严加盘问。检查出是工人，有劳动身份证的，认为是跳厂、逃工，将人打骂一顿，送回原厂，检查没有劳动身份证的就认为是社会无业人员，抓去当劳工。矿工被严格地控制在矿区内，不准流动。做监管工作的大都是日本退役的军人，对中国工人非常刻毒，稍有懈怠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工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伤打残甚至丢掉性命。

南满矿业设有警防科，警防科对中国工人的残酷统治是以整个大石桥市的军、警、宪机构为后台的。当时大石桥警察署在南满矿业设立了警察派出所，矿业的警防科下设有警防系、消防系和守卫队，这些警、宪、特机构，豢养了大批的特务和打手，常年活动在南满矿业各个厂矿，从事侦察和监督矿工，认为那个工人违反规定或稍有不顺眼，非打即骂，更有甚者，动用刑罚或抓进监狱。这些制度和管理措施就像一具具枷锁，严格地束缚着工人的行动，使其只能像牛马和工具一样被使役。尤其是日伪统治后期，对矿工的政治迫害日甚一日，矿工受尽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1940年6月，南满矿业神谷组德昌公司在修筑官马山隧洞时，因活太累，把头不给工人工资，有一姓张的工人就带50名工人向把头要工钱，不给工钱工人就不上班。这时日本人就把领头的工人给抓了起来，关在劳务课；还有两个工人逃了出去，被从海城抓回活活打死。尸体就放在大房子后面，让工人看，把头扬言说“谁不上班就镇压谁。”

1944年，南满矿业关马山采矿场大木料仓库发生一场火灾。由于工人痛恨日本侵略者，无人前去救火，结果火势越烧越大，一连烧了三天，烧坏了仓库里的电机、车胎、棉布、机油、木料等贵重器材。事后鬼子汉奸派了大批特务密访侦察，搜查放火者，一无所获。几天后把看仓库的候文一、刘海山两个工人抓去，送到海城警察局，使用灌凉水、皮带抽、压杠子等各种刑法进行迫害，硬说是他俩放的火，并加上反满抗日的罪名。

1944年8月一天，有个叫老张的工人因出炉晚，被现场日本监工八木看见，硬说老张干活磨洋工，“心大大坏了，糊弄大满洲帝国，”拿起手榔头就打，并把老张送到劳务系吊起来打的遍体鳞伤，后来这个人就不见了（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第168页。）。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与统治，广大劳动者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抗，有的进行怠工，有的进行罢工，但最普遍的形式，是以逃亡来摆脱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与迫害。从万人坑逃出来的张永绵回忆他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虐行径。1944年，张永绵到南满矿业做童工，年龄才14岁。每天都是抬装满矿石的大筐，吃的是橡子面臭咸菜。累得实在不行了，就放下大筐，刚喘了一口气，日本监工就过来就用棍棒打。张永绵看到有不少人被打死扔进万人坑里，心想这样干下去，不是累死也得被打死，就在一天晚上偷偷逃跑了。但没跑多远就被抓回，把两手捆绑着拖下了山，吊在一棵树上毒打，打得张永绵昏死过去。他们以为张永绵死了，便从树上把他卸下来，没有再绑就扔进了万人坑里。到了深夜，张永绵被雨水淋湿苏醒过来了，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便强忍着伤痛，一瘸一拐，拼命地逃出了这座人间地狱。

矿工吕成祥，由于身体有病，再加上过度劳累，早晨别人都去上班了，他还没起床。工头手里拿着一根锤把，一面敲着吕成祥的头一面说“没受伤就得出工，如果受了伤你就继续躺着吧！”吕成祥的头骨当场被击碎，立刻身亡。还有一个姓伊的矿工，每天要和另一个工人抬重达200多斤的大筐过秤，有一天他累的筋疲力尽，稍稍坐下喘口气，被日本监工发现，用铁镐头猛击伊的腰，伊受了内伤，口吐鲜血。即使这样，监工还逼着他继续抬筐过秤。结果没到三天便悲愤地死去，被扔进了万人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对工人的统治，还在思想上对工人实行奴化教育。大肆宣传“日满亲善”，“日满协合”等反动舆论，稍有不服，就扣上政治犯、思想犯、国事犯等各种罪名，抓进监狱或迫害致死。

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与压迫，在第二监狱和矫正辅导院表现的最为典型。

营口第二监狱建于1939年，又名“营口刑务署小圣水寺支署”，监狱地址在大石桥小圣水寺南山寺庙的后山坡上。第二监狱始建时是一处石头房子，有“犯人”60人，由日本人秋田进和松本太郎管理。后来监狱扩建，“犯人” 增加到1200多人，设立了监狱长（监狱长是日本人小林尚和西田），下设作业科、需用科、教务科、会计科、文书科、戒务科、医务科7个科室，还有许多看守警察，工作人员总计80人。监狱初期设立了缝纫厂、印刷厂、弹棉花厂、纸盒厂、家具厂、草袋厂、酱油厂、采矿厂等8个工厂，强迫“犯人”在厂劳动。监号分为南监、北监、女监、病监。

在监狱里，“犯人”罪名主要是“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等等，还有少部分刑事犯，分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到20年以下等刑期不一。这些“犯人”主要是由沈阳、锦州、哈尔滨、盖平、海城和承德、赤峰、建平、凌源等监狱解来的，为的是到南满矿业作苦工；也有本地矿山犯了“法”的劳工、“苦力”。监狱设有老虎凳、皮带、皮鞭、带钉的皮板、烙铁等刑具。犯人稍不小心就会受到刑罚，如坐老虎凳、压杠子、上大挂、凉水冻冰人、爬雪地等等。犯人病重、被打重伤或死亡，就被送进病监或“休养号”，即扔进万人坑。

1943年11月，第二监狱改为大石桥刑务署，隶属长春司法矫正总局领导。关押受难者达400余人。1944年《时局特别刑法》公布后，日伪的统治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罪名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法西斯法令的基调就是对战时犯下的罪行要加重惩治。特别是《战时刑事特别法》公布后更大大“简化”了判处手段，使人们更容易被捕，而且轻易被判刑、处死。在这些法令的统治下，监狱的囚犯迅速增加。到了1945年，大石桥刑务署看守人员达130人，在押人员达1000余人。监狱里的头目全是日本人。周围设三层铁刺网，一层高压电网，戒备森严。

“犯人”在这座人间地狱里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和摧残，他们身着土红色囚服，戴着手铐脚镣，吃的是糠菜，住的是条件十分恶劣的监房。冬季又冷又黑，夏季又湿又臭，蚊蝇成群，跳蚤满炕满地。“犯人”们满身脓疮，痛痒难忍，大多数人因营养不良浑身浮肿。

从1943年起，南满矿业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始使用监狱中的在押犯人。到矿山劳动的犯人，每天要上山采石5吨，完不成任务，就要遭到毒打。劳动方式全是人力搬运，二三百斤重装满矿石的大筐几乎整天都压在肩上，稍有怠慢，轻则遭鞭子、棍棒和锹镐的毒打，重则打残、致死，扔进万人坑。一些重犯每天要戴着铁镣到矿上干活，普通犯两个人拴着一根腰绳。收工的时候为防犯人逃跑，每人还要背着一块大石头。 在这非人的折磨下，犯人大量死亡。当时的狱医李承录证实说：“我由长春伪监狱调到大石桥监狱作医疗保健工作，看到犯人每天都得上山打矿石，有的拿大锤打石头，有的抬石头，工作都很累，有轻病给点药，有重病可以停止工作。居住的环境相当恶劣，人员拥挤，药品缺乏和不足，所以死在病监的犯人很多。每天差不多都有死亡，有时一日十几名。据说在我去之前死的更多。其死亡的原因大都是营养不良、浮肿、痢疾、伤寒、斑疹等。此外还有被戒护人员打死的。”（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5卷，第145页。）

非人的待遇，迫使犯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跑，曾发生过十几次逃跑事件。有时是一二人，有时是七八人。被抓回惨死在酷刑下的事例，令人发指。当时的监狱警刘景英交待：“1944年9月的一个傍晚，在北沟作业场有一名难者（犯人）乘人不备之机，逃往廉家沟一带。当时组织人前往搜捕，以日本监理科长原田为主，于当晚在廉家沟抓回。原田科长进行审讯，审讯后原田下令叫打，当时有主任看守十几人动手进行毒打，打人用的是胶皮带一端钉着一个木把。另一种是矿上用的大锤把。当时把人打得遍体鳞伤，打昏后用凉水浇醒，以后送入监号，过六七天后死亡。1944年12月一个夜间12时左右，在一个监舍有四名难者把厕所的窗户撬开逃走，发现后监理科长原田即组织人进行搜捕，第二天在海城车站发现两名，其中一名叫马海（抗联战士）。原田审讯完以后叫拷打，十几名看守一起动手，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出工时，科长原田又叫把马海提了出来，剥光全身衣服在院内冻。让看守往马海身上浇凉水，给出工的难者看。约冻了十五六分钟，送回监号，几天后死亡。1945年3月，在北沟现场有一名修矿车的杂工，乘去南满矿业领油的机会，藏在劳务科的天棚上，被搜出后还是原田审讯后喝令开打，被毒打后死亡。1945年5月，看守赵建善带领8名难者到大院（监号）抬水，快要收工时，一名难者扔掉扁担逃往树林，赵建善鸣响警笛，看守们立即出动，在圣水寺庙后搜到，原田审讯后进行了毒打，不到十天也死了。1945年7月间，病监有一个有病的难者，姓名记不清了，在院内晒太阳时，藏在医务时门前的蒿草里，草有一人多深。被搜出后，原田进行了审讯。当时这个难者已经很瘦，被打了十几下，便于十几日后死亡……”这是刘景英在受审时的交待，对其惨状不能不有所保留，但听起来已令人毛骨悚然，真实的情况该是怎样的惨烈。

营口县人民法院在1953年发出一则布告：宣判汉奸犯高福安死刑。高福安，伪康德六年（1939年）调至小圣水寺监狱为部长，积极虐杀打骂当时所谓思想犯、政治犯等。曾为日寇捕抓犯人而累吐血，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高绝户”、“高大马棒”。该监狱共虐杀犯人一百多人（该犯是监狱部长，应负主要责任），于伪康德十一年（1944年），有我抗日志士两人越狱，被该犯追回，绑在电线杆上，用扁担打伤头部致死。伪康德八年（1941年）又有一人越狱，被该犯开枪打中，带回死于狱中（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

在第二监狱，日伪管理人员可以任意草菅人命，不但不负法律责任，而且可以升官晋级。高福安、刘景英就是这样爬上主任位子的。1938年 在南满矿业第四工厂采矿课当木工的高纯芳回忆说：“我经常看到犯人吃饭，见他们中两人拴一根绳（怕犯人逃跑）。饭给的很少不够吃，有的犯人说得想点办法。有一个犯人对日本看守说‘太君，咱们吃的不够，能不能多给点？’日本人说：‘你的外边来吧。’日本人叫他跪在门前，随后拿来一壶开水，把他的帽子摘下来，又问他吃的够不够，这个犯人依然说不够，日本人就把开水从他的头上浇下来，脑袋上的头发都掉下来了，这个犯人就这样被折磨死去了（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第69页。）。

在伪满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支撑侵略战争，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实行的高压政策，达到了极端残酷的地步。1943年9月18日，日伪公布了《治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这个法律既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又将被迫害的群众作为急需的劳动力来役使，更对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抓人提供了法律凭据。对所谓有政治嫌疑的人进行“预防拘禁”和“保护监禁”，送进矫正辅导院进行“矫正”。对收容的辅导工可以使用刑具，可任意打骂，但是更主要的是驱使其承担繁重的劳役。

大石桥矫正辅导院成立于1945年3月，位于大石桥东20华里的高庄屯，是鞍山矫正辅导院的一个作业场，全称鞍山矫正辅导院大石桥作业场。矫正辅导院戒备森严，杀气腾腾。院的四周有铁刺网，内有电网，四角有岗哨，大门有岗，院内值勤的有流动岗数人，严密地监视着被押人员的行踪。

矫正辅导院有一套严密的组织，院长小林捷造；下设辅导官、辅导士，都是由日本人和伪警察担任。这些人对被“矫正”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如果说南满矿业是日本人插在大石桥的吸血管、掠夺场，矫正辅导院便是司法执行机关、杀人场。他们沆瀣一气，构成一个完整的掠夺体系，疯狂地实施着以人命换矿石的罪行。

大石桥矫正辅导院收容辅导工最多时达五六百人，都经伪检查厅审查不够刑事处分者，裁定后送入矫正辅导院，接受“保安矫正”两年。被押在矫正辅导院的受难者，吃的是每顿一小铁碗高粱米饭，住的是阴暗潮湿的监房，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经常流行传染病。辅导工每天都得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监狱的犯人没有什么两样。整天干最苦最累的活，打石头，烧石灰。上工时要一边走路一边唱歌，唱不好就得挨打。下工时每人背着一块石头。稍有不慎，非打既骂。据当时的矫正辅导士于文泉供认：打死、枪杀辅导工的现象时有发生。1945年6 月，有被押人罗云普乘机逃跑，当即被捕回，于当日下午绑到电线杆上，召开全院大会，由辅导主任及辅导士多人用洋镐把轮流将罗云普打得不省人事，抬到病监，三后天死去。1945年6月，张树棠等二名辅导工因不堪虐待，趁劳动时间逃跑，被抓了回来。随即在全体矫正犯面前打成重伤，几天后死去。另有一次，一个叫杨喜的辅导士，带着几个辅导工去给院长小林捷造修理住宅，走在途中，杨喜用手枪指着一个辅导工说，你真可恨，随即开枪打死了他（注：后杨喜以枪走火为名逃跑。见大石桥镁矿山万人坑档案，第1卷，第9页。）。辅导工曹福贵的妻子回忆了她所看到的矫正辅导院情况：“1945年6月，我丈夫曹福贵被人诬陷为抽大烟抓进了矫正辅导院，因此我去了几次矫正院。他们的生活真是人间少见，住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里就顺着裂缝往下漏。辅导工大小便只能在屋中间的一个坑里方便，加之每个人都拉肚子，屋子里臭气熏天。吃的是每人一小铁碗饭，里面有很多壳子，菜是一块咸菜头，像喂狗似的扔过去。饭后是又干又渴，再喝几碗凉水没几个不拉肚子的。辅导工身上有一层白色，细看都是些蝇屎、虮子、蛆等，招的苍蝇跟着嗡嗡地飞。曹福贵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就叫我从家里拿了一点东西，给了一个看守，这个看守把东西私留下了，也并没给什么照顾。……曹福贵病了，五六天之后，就从轻病间转到了重病监，光复后回家，于8月25日就死了。算一算曹福贵到矫正辅导院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丧了命。”（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6卷，第61页。）当时辅导工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监狱矫正院，人间阎王殿；

只见好人进，谁见几人还？

（注：张凤岭整理：《虎石沟万人坑》，内部未刊稿。）

这是对当年监狱和矫正辅导院情况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与压迫，是造成工人大量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经济上的残酷盘剥与压榨

在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下，中国的劳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处于极度的贫困状态。

1.收入极低，无法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

在包工制度下，工人受着日本侵略者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剥削。工人只能得到微薄的工资，致使生活无以为继，以至保住自己的性命都很难，极少有剩余来养家糊口。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把头招工之机，便以安家费为由，预付工人5～10元工钱，这笔钱就成了卖身契，是永远也还不清的阎王债。有的不但还不清债，而且把从家穿来的衣服、带来的行李变卖，用以吃饭和治病。旧债未还，新债又起。债务成了把工人牢牢锁在工厂的又一道枷锁。

这是当时中日工人日工资的一张比较表。

南满矿业中日职工日工资比较表（单位：元）

	日本雇员	中国雇员	日本工人	中国工人	币种	附注
1925年前	2.50-4.00	2.50-？	2.00-3.00	0.40-0.60	银元	现大洋
1935年前	2.80-4.80	0.80-1.80	2.50-3.50	0.50-0.70	金票	钞票
1940年前	3.00-6.00	1.00-1.30	3.50-4.50	0.60-0.90	伪币	伪满钞
1945年前	3.50-7.00	1.50-2.00	4.50-6.00	1.00-1.60	伪币	伪满钞

（注：摘自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老工人回忆整理资料，存大石桥镁矿档案室。）

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日工资仅为0.18至0.31元。矿工的工资不仅微薄，而且还被把头巧取豪夺，层层克扣。工人被招骗到南满矿业后，就被监禁在带铁刺网的大工房子里。工棚四面透风，夏天漏雨，冬天漏雪。吃的是工厂供给的伙食，掺着糠、砂子的高粱米和发霉的橡子面做的窝头。工人应得的微薄工资，扣除饭费等各种费用外，也不能够全额拿到，发到工人手里时，是一半小票，一半现金。小票是专门用来到矿山的商店买东西的，矿山商店的东西要比一般商店贵出许多。到手的现金，还要交纳“大东亚战争支援贡献金”“报国贡献金”、“生命保险金”、“火灾保险金”等。但是真的工人死亡或者是遭受了火灾，并得不到保险赔偿。把头和监工还要巧取豪夺，层层剥削。利用放彩票、请客、送礼、典当、开粮行和布行等手段进行盘剥。因此，工人所得的实际工资几乎等于零。 1939年到南满矿业做工的庄玉金，刚来时从家中带来一床被褥及一套棉衣。由于收入少，挣的不够吃，把被褥都当出去了，买了一床小破被。到南满矿业卖命干了6年时间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寄钱。工人王荆洲全家八口人，爷五个上班还是将糊口，家里只有破破烂烂的三床破被。来自河北的刘振江到南满矿业福昌号二年，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数九隆冬还穿灯笼裤，1944年冬天竟被活活冻死。在中日资本家残酷的盘剥下，广大劳工收入极度低下，造成了大批劳工的死亡。

2.恶劣的工作环境，超强的劳动

南满矿业采用的是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大量的劳动是靠人抬肩扛。在十几处矿区只有小圣水寺有过两台空气压缩机和十几台凿岩机。其余矿区全靠笨重的体力劳动。16磅的大锤一抡就是十几个小时，200多斤的大筐一抬就是一天。装窑工人手持大铁铣，把矿石一铣一铣的装到窑里。为了防止卡炉，工人就得顺着绳子下到窑内，把燃料和矿石铺平。劳动时间不是以小时计算，而是以星星为准，星星消失后天麻麻亮，监工们就吆喝工人上工，天黑后看到星星出来了才可以收工。工作时间是12～14小时，就是冬天也要干满12个小时。采矿工人每天的任务是采5吨矿石，装卸工人的装卸量每天15吨。伪满后期，对工人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1940年7月每人每天提高到40吨，引起了工人的罢工，不得不维持原工作任务量。女工和童工所从事的捡选工作，环境同样恶劣，刚刚出窑的镁砂，高达60多度，滚烫灼人。女工就用赤裸的双手一块块的分捡。无论春夏秋冬，女工的手都不敢往热水里浸，因为捡镁渣把手指肚都磨破了（注：曹静芝回忆资料，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第5页。）。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长期的饥饿，使工人严重的营养不良，体力不支，造成了大量工人过度劳累而死。尤其是一传说有了“大东亚圣战”的“胜利消息”时，对工人来说就是一个恐怖的消息，日本侵略者为了庆祝胜利，不但不让休息，反而以“大增产报国”的名义，进行特别强化劳动，致使更多的工人活活累死。

3.要矿不要人，事故频繁

南满矿业没有给工人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为了更多地掠夺矿石，要矿不要人，用人命换矿石，工人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工作环境劳动，伤亡不计其数。放炮打眼的工人，随时都有被纷飞的矿石砸死砸伤的危险。装窑的工人，抬着200多斤的大筐，要通过窄窄的跳板，一筐筐的装到窑里，一个工人每天爬上爬下上百次，极易造成工人伤亡。海城英落何家大洼村有个叫何顺旺的矿工，就是因为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劳动，连累带困，迷迷糊糊从跳板掉到窑炉里被火活活烧死了。1938年，南满矿业为便于运输，修建一条高5米，宽3米、长450米的隧道，强制工人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情况下施工。日本人手持皮鞭，非打即骂，隧道修成时死了30余人，其中一次冒顶就砸死了20人。

在开矿采矿的过程中，被砸死砸伤的工人不计其数。1938年入厂的童工许殿波说：矿山上没有任何操作规程，就是让多干活，多出矿石，经常出现伤亡事故。首先是放炮，矿山上那么多掌子面，距离又近，可是放炮没有统一规定时间，哪个掌子面要放炮，向邻场喊一声就点火，这样有时就砸了人。我的亲戚朱海臣就是被炮崩死的，当时只30岁，矿上没给一分钱的丧葬费。1944年的一天，在青山怀的一个采石场，发现有一块10多米高的大镁石，质量特好。日本人非要马上采下来，可是石块已被炮崩活了。人们想用撬棍撬下来，在底下打眼。日本人说什么也不让，非让工人上矿石顶上去打眼，当工人用凿岩机一打，大石块立刻滚了下来，一个从岫岩来的30多岁的工人，当时就被砸的脑浆迸裂，悲惨地死去。这样的事故经常发生，比如矿车翻车砸死人，放“地蚂蚁车”（一种装矿石的小车）从300多米高处往下放，掌握不好速度，就把下面拉车接车的人活活砸死（注：许殿波回忆资料，1997年6月。）。

烧窑区粉尘飞扬，刚刚出过镁砂的窑弥漫着毒气，因中毒而死的现象更是屡屡发生。在烧结厂，每天都有上百名的工人程度不同的中毒。1942年秋，河北人陈永年、陈庆年哥俩，被日本监工逼着到刚刚熄火的窑里清窑。由于焦炭的毒气充满了窑中，他俩进窑不多时便中毒倒了下去。日本监工又命令另一个人进去，此人进窑后也倒了下去。见此情景，当时在场的工人张振山、张显金等三人一起下到窑里进行抢救。日本监工田中不但不组织救人，而且下令关闭窑门，拒绝抢救。工人们立即起来理论，并不顾日本人的反对，拉开了窑门，救出了6名工友，可惜这6个人都因中毒时间太长而身亡（注：《营口市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卷，第108页。）。

更有甚者，日本资本家只重设备不重人，时常造成重大的伤亡事故。1940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八日），下班的工人搭乘磨电车回家，突然来了一场疾风暴雨，为了保护变电设备，日本人拉下了电闸，致使车行至付家湾大弯道时翻车。坐在矿车里的一百多工人，都从车上摔了下来，有的人被摔到车底下压死了，有的人被矿石砸死了，还有的被砸得腿断腰折、头破血流、哭叫不止。司机曲福田被撞断了腰骨，他砸碎了玻璃爬了出来。搬道工刘守成大腿被压得血肉模糊，峪子沟的张景如、张景禄、张殿珍都是十六七岁的童工，当即被压死摔死，其情景惨不忍睹（注：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

4.恶劣的生活条件

南满矿业工人的生存条件极为低劣，衣不遮体，食不裹腹，住不安身，整天在贫穷、饥饿的生活中挣扎。矿工穿的衣衫褴褛，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一些身无御寒衣的工人，穿着单衣，打着赤脚，不得不挤在一起，互相靠体温温暖着，免得被冻死。老烧结工王荆洲谈到和他一起来的工人刘振江就是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活活冻死的。刘振江，河北省人，由于生活所迫流浪于天津街头，被南满矿业大把头李云川派人从天津招工招来的，在福昌公司当二师傅，负责往工地送饭。在鬼子把头的盘剥下，工人的工钱只够维持吃饭，几年干下来，从家里带来的衣服全穿破了，没钱添置新的衣服，经常是在数九隆冬的日子里穿着单裤。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