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宾境内万人坑﹡
新宾满族自治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地丘陵。南与本溪、桓仁为邻，北与清原县毗连，西与抚顺县相接，东与吉林省通化县搭界。全县总面积4432平方公里，人口32万。县政府所在地新宾镇，距省政府驻地沈阳194公里。新宾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清时称兴京。1913年改兴京府为兴京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兴京县改为新宾县，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新宾满族自治县。
一 新宾境内万人坑形成的历史背景
新宾是满、汉、朝鲜等民族聚居的县份，素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清朝末年，朝鲜北部经常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饥民扶老携幼越过鸭绿江边境迁入中国东北，兴京境内旺清门等地逐渐形成朝鲜族聚居区。特别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许多不甘心受奴役的朝鲜民众纷纷来到这里，并在旺清门一带成立了反日团体。东北最大的朝鲜族反日自治团体“国民府”就曾设立在旺清门，新宾县一度成为朝鲜族反日斗争的根据地。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新宾人民不甘心被奴役，组织起各种抗日武装，开展了顽强的抗日斗争。1932年4月至10月，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第6路军、第10路军和第11路军在新宾境内发展到万余人，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进犯，后因敌强我弱遭到失败。1934年以后，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在新宾与通化、桓仁、清原等县交界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烽火燃遍全县，多次给敌人以重创。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也在新宾境内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军活动的地区进行了无数次军事“扫荡”和武装“讨伐”。1936年后，日军又把新宾作为“治安肃正”的主要目标，推行了残酷的“集家并屯”，修“集团部落”等政策。他们把分散居住百姓的房屋烧毁、居民撵下山，归入较大的村子集中居住，外面修筑土围子，凡同抗日军有过联系的百姓均以“通匪”为名进行镇压，以此割断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之下，无数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爱国军民血流成河，尸积如山。1931年，新宾全县人口为31万人，而到1945年，全县人口仅剩下 11万人（注：《新宾县志》人口篇，辽沈书社1993年5月版，第97页。）。这减少的20万人，除了部分逃亡和被折磨致死、病死之外，有相当多的人是被日伪所杀害，并葬身于万人坑。新宾境内万人坑完全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形成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们的历史见证。
二 新宾境内万人坑分布与概况
新宾境内万人坑分布较广。其中有埋葬万人左右的新宾县城北山万人坑，也有埋葬数百人的平顶山、苇子峪、永陵、木奇、旺清门、响水河子等万人坑。
（一）县城北山万人坑
新宾县北山万人坑，位于新宾县城北侧原伪满洲国兴京县公署后山的一个山坳里，距县公署大院后墙约200米，距伪兴京警务科和兴京县监狱约300米，距原日军守备队驻地约700米。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又距离伪军政警宪驻地较近，为日伪军警肆意屠杀或残害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条件。万人坑面积约8000平方米，分散有十几处坑穴，其中最大一处在一个长约百余米，宽约40米的小山沟内。当年这里自然生长着一些阔叶杂木和灌木丛，沟口附近散生着一片阴林可怖的古榆树林。由于这里是日伪的杀人场，啃食死难者尸体吃红了眼睛的野狗经常来这里乱窜，当年老榆树上经常悬挂着被杀者的血腥人头，远远望去令人不寒而栗。———————————————
﹡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新宾县县志办公室。
如今，唯一的一棵老榆树也已经干枯死亡，但当年日伪刽子手钉在树干上用来悬挂人头的铁环仍清晰可见。
日本侵略者在北山一带曾进行过数百次的屠杀。据周庆文1951年的一份检举材料：日伪在人民革命军经常活动的红庙子和金沟一带，曾以通匪为名，几乎将住户的男人全部抓去，其中抓到县城500多人，最后仅回来200来人，其余大部被日军杀死（注：新宾县档案馆目录8，档号871，崔振海卷。）。另据当年在县城居住的白淑媛介绍：在北山万人坑，“当时几乎是天天杀人，我亲眼看到的是每一次抓到的人都是十几个人，有的时候是五六十人，押到山上再也没有回来。北山前有几棵老榆树，上面枝岔上都钉了铁环，然后用铁丝串挂着人的脑袋，血都凝固了，有的看不清脸，每次都挂五六个或十来个人脑袋，非常吓人。在七八年光景中，每年都有上千人被害，万人坑名副其实……”（注：白淑媛证实资料，1998年12月11日。）在新宾县城有个朝鲜族刽子手金丽轩(金尚玉)，是新宾县城关区伪警察署的警佐，自称“一天不杀四个头就生病”，因杀人成性，外号“金大刀”，当时可谓家喻户晓（注：新宾朝鲜族中学：《新宾县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58年，存新宾县档案馆。）。日本侵占新宾期间，日伪军警在北山万人坑屠杀的抗日军民在万人以上。
（二） 旺清门万人坑
旺清门万人坑位于县内旺清门镇教堂东边北山。这一带是朝鲜族聚居地，反日团体活动及其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镇压也较早。早在1920年，日本讨伐队就从朝鲜越江到过这里，以“通朝鲜独立团”的罪名，杀害旺清门耶稣教会长老金道俊和池霞莱、李根贞、李时恒、黄志长、林宽浩等18人（注：抚顺市社科院新宾满族研究所著《同仇敌忾》，1998年内部版，第73页。）。日本侵占东北后，又于1932年2月13日将旺清门十数名朝鲜族、汉族群众拉到这里杀害（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73页。）
1936年4月，日军到旺清门及附近的江南、响水河等村，以“通匪”为名抓捕响水河子村反日会成员陈宝森、冯永发、周金山等 180余人押至旺清门，经严刑拷问后，有90余人被杀害于旺清门万人坑。其中被杀害者有响水河子村反日会成员陈宝森、冯永发、周金山等。同年，因有人告密，日伪警察旺清门大荒沟抓捕红军地下工作员刘凤云，后押至旺清门，在警察署后炮楼将其打死，尸体扔入旺清门万人坑（注：旺清门江南村姚王卜、旺汉村王成福、响水河子村赵俊升、大荒沟张素珍证实资料，存新宾县县志办公室。）。
1936年7月，因土匪到旧门村朝鲜族居民家抢大米，将农民崔永默打死。朝鲜族居民朴先奉认为是汉人勾结土匪所致，遂向旺清门伪警察署报告。警察署日本指导官今枝恒士便于8月13日派警察队将旧门村包围，对汉族居民挨户搜查，虽一无所得，但他们仍将农民隗景新等七八人抓到旺清门。今枝恒士及部下对他们轮番刑讯。隗景新等3人被日伪警察用铁器木棒、牛筋鞭子打得皮开肉绽，4天后被活活打死。高忠士连续9天遭受“上大挂”、“过电”、“坐老虎凳”等酷刑后，被日本指导官放狼狗咬死。隗景山被施以电刑、烙刑后拉到旺清门万人坑活埋。徐宝林被诬为“大土匪”，受刑达20余日。他被装入钉满铁钉的木笼里，放到院里滚来滚去，并强迫过往行人要每人踢木笼一脚。日伪警察还用滚烫的开水往他头上浇。十天之后，笼内外生满蛆，被扔到江边。李景堂被日伪警察灌凉水和辣椒水，把肚子灌大之后让人上去踩，把水踩出来再灌。谷庆山被施以过电、坐老虎凳、灌煤油等酷刑，折磨而死。徐氏妇女正值孕期，被奸污毒打昏死多次。最后，日警用刺刀剖开她腹部，挑出婴儿，寻欢作乐。他们对另一名妇女不仅严刑拷打，而且扒光她的衣服，用枪探子、油瓶往阴道里捅，昏死过去后，用凉水喷醒再打。这个妇女也是孕妇，日警又将她腹部挑开，婴儿在血泊中仍不停地蠕动。这些人被折磨死后，尸体都扔在旺清门万人坑（注：杨桂清、黄立金、于畔周、鲁风山、王风中、佐廷林证实资料，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44，朴先奉卷。）。
旺清门镇旺汉村周春清证实：“旺清门北山两个大坑，填的满满的中国人，这些都是好人。在我20多岁时，日伪从响水河子大黄(荒沟)、双砬子等处赶来很多人，来到后就将其统统杀死。他们都是好人，都不是胡子。但他们以‘通匪’罪抓来的。这两个大坑，统其有200多人。我是这里长大的，对这种情况我清楚。”（注：周春清证实资料，1999年11月4日。）
（三）苇子峪万人坑
苇子峪万人坑位于新宾县苇子峪镇所在地后山根，又称“庙后山”。经多年雨水冲刷现已渐渐被土填平，但仍能显现出半个多世纪前万人坑的轮廓。
1934年秋，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和几股抗日自卫队活动在苇子峪、草盆沟一带，这里成为抗日军的游击区，因此，也成为日伪军“讨伐”的重点地区，进山沟村屯里抓人、烧房子，抢东西。无论谁只要被抓，就在这个万人坑砍死。有一次为了凑数，甚至将附近庙观中的道士也抓来砍死。
1934年冬，伪自卫团长李耀洲配合日本守备队抓获红军和群众13人，其中有红军战士孙举官等。李跃洲亲自刑讯逼供，后将这13人交给日本守备队，在苇子峪万人坑砍头。在此之前，日伪军还在苇子峪万人坑枪毙了抗日战士赵喜善（注：新宾县公安局公诉书，公执字第7号，1951年3月18日，被告李耀洲卷。）。
1936年10月，日本守备队抓到抗联地下工作员于洪元、于洪福、车明文、李海山，抗联战士崔化民、王义选及两个孩子，村长万天耕、农民张承录、张洪发、纪庆林、顾仁安、姜振刚、王老王、张老黑子、陆文德、陆文普、王庆春、杨长山、孔长顺、孟兆福、孟兆云、王定国的叔叔、张吉福、张吉发、华九傻子、孟吉发的儿子、陆恩德等，还有黄巡官、苇子峪西山庙观的道士及半拉岭庙观的道士共31人，分两次全部杀害（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96页。）。
1937年10月，日军在苇子峪甸边子村先后逮捕十家长张永发、村民雇连玉、孙××、傅国喜的父亲等，经刑讯逼供后，在苇子峪万人坑杀害（注：苇子峪洼甸子边子村张继宗证实资料。）。
同年，日本搜查班在黄木场、黄网子两地，先后捕获红军大队长滕××、赵文喜，日伪军对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杀害于苇子峪万人坑。与滕大队长一同被杀的还有其部下6名红军战士。赵文喜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唱革命歌曲从容就义（注：新宾县第三区草贫村杨家堡子纪化民、杨长印控告书，1951年11月13日。）。日伪军警还在苇子峪万人坑杀害抗联战士商连发、郭刚，爱国群众陈广学、张守廷等5人，以及李麻子村农民张宗堂、张青林、王宝、李海、随小辫等人（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45、266页。）。
（四）平顶山万人坑
平顶山万人坑位于新宾县平顶山镇后山根。1936年前后，由于抗日联军等经常在平顶山一带农村活动，因此日本守备队频繁到这里“讨伐”。
1936年，日伪搜查班在草盆沟一带，抓捕抗日联军地方工作员张文禄，四方台屯长张连财、李麻沟屯长姜成刚、农民唐玉明、唐福利，东小堡庙张和尚和徒弟、王福文的爹、丁五毛等18人，这些人被押到平顶山交日本守备队，并以“通匪”罪名在该镇后山万人坑杀害（注：平顶山镇杨家村曲德禄等证实资料，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53，李耀洲卷。）。
同年6月， 一天某日军连队到平顶山镇叫伪警察找“花姑娘”。伪署长命令吴警长给找，吴警长坚决不去，日本军官大发雷霆，当场用刀将警长扎死，尸体被抬送平顶山万人坑。后来一伪警在该镇抓来两名年轻妇女交给日军蹂躏（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45、266页。）。
同年7月一天深夜，日军在平顶山镇 小甸子河南板桥子，抓捕红军大队长赵文喜的妻子和儿子小喜子。日军将其押至平顶山万人坑，首先摔死小喜子，接着又将赵妻杀害。同月，平顶山伪自卫团于杨堡子村，抓捕红军伤员排长张吉武，送交日本守备队在平顶山镇万人坑杀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684，刘忠和卷。）。
同年10月，日本守备队于平顶山大北沟，以“通匪”为名，将农民马平太、于财、李大有、赵思忠逮捕，押至平顶山万人坑杀害。又一天，该队在大琵琶村，将农民小黑子、陈德福、姜喜洲、于涉齐和土绅王柏林、王松林逮捕，押至平顶山警察署 ，进行严刑逼供后，于13日在平顶山万人坑将这些人杀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282，于品一卷。）。
同年，日军警在平顶山地区扫荡，抓捕抗日军战士5人，当场打死“靠山”、“毡二小”2人，其余 3人被押到平顶山万人坑枪毙（注：科尔沁左翼前镇公安局档案室，1954年度法刑134号，张锡民卷。）。
在此前后，日军在平顶山一带杀害的抗士志士还有，抗联分队长范明喜，情报员刘治复、战士高风君、马长山、贾长福、王金志、范学孟、衣中汉、程显文、李明相、王长清、王喜子、单学一、李玉廷、于洪元、张平范、于德成等（注：《屠杀集》，第293页，赵日新等调查。）。日本侵略者在平顶山镇最多时一次就屠杀无辜同胞60人（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案号28，牛毓春卷。）。
（五） 下湾子万人坑
下湾子万人坑位于新宾县木奇镇下营子村附近，是几处万人坑的合称。其中包括大洛上堡、朱家岭北岔、赵家堡沙松沟山坡、小台马沟和下湾子西门外等处。
1936年旧历6月15日，日本指导官绪方忠雄率永陵警备队60余人，来到下营子地区扫荡。抓捕关家堡村长付玉成等7人，带至大洛堡子分别枪杀和用刀砍死。又于农旧10月21日，永陵、木奇两路日伪军到大洛上堡，不由分说，将正在秋收打场的无辜百姓聚集在一起，用刀砍、刺刀挑或摔打死20余人，死者均扔于大洛上堡大坑之内（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93页。）。据伪满警察夏海廷证实：“伪康德三年旧历十一月，有黄文选领着我、朱玉春、徐广仁、朱喜良等30多人，配合木奇[日军]守备队共70余人去大洛沟里葫芦头沟打胡子。但走到大洛的时候就没去。我们就在大洛村进行搜查，这次搜查出男女老百姓30左右个人，其中有个老太太70多岁（后听说是张庄头的妈），当时就将这30多人在张庄头场院附近用枪和刺刀刺死啦。”
1936年秋，下湾子伪警察 分驻所和县日本守备队在水壶沟扫荡时，将住户张龙一家八口(其中两名小孩)，押回下湾子。除一名幼儿被人抱养外，其余全部在西门外杀害。同年秋，日本守备队在赵家村南水泉村抓三名群众，有妇女张素琴、农民何景文，还有一人不说姓名。其中那位不说姓名者被押到下湾子在西大门外被枪毙。何景文被押至西厢大堡被日军吊到树上，下面用干紫点燃，日军称为“点天灯”折磨而死（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510，苏英杰卷。）。此外，日伪军警还将在山里俘虏的山林队“平日本”和农民吴青山夫妻等4人押到下湾子，由日伪警察在西门外枪杀。
1936年11月27日，日伪下湾子警察队在关家堡子朱家岭北岔扫荡时，无故将住户于廷弼的妻子、弟弟、儿子、女儿和其他群众共十余人杀死。这些人尸体后被埋在于廷弼房子门前（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45、266页。）。
不久，下湾子伪警察队和日本守备队又到赵家堡沙松沟扫荡。途中将商家、孙家窝棚包围，先后打死商庆山之母亲姜氏、一个小孩，并将7个农民赶到房前山坡枪杀。其尸体后在商家窝棚前挖坑掩埋（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80，李广云卷。）。
1936年腊月25日，日伪下湾子警察分驻所在大洛落仙沟扫荡时，打死一个山林队员，外号“王黑头”，还有一个唱“二人转”的姓高的民间女艺人，后被埋到大洛上堡大坑（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28牛毓春卷。）。
据新宾县人民法字刑事判决书法刑字第376号所述：1937年正月间，被告李广云等4名警察领日本守备队去大洛打胡子，行至中途，在一个场院里抓捕20多名打场的无辜群众，当即跪成两行，由日本守备队用刺刀被刺惨死（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80，李广云卷。）。
1937年农历正月10日，日本守备队在下湾子西门外用机枪打死被抓来的百姓19人。其中有14日日伪警察队在大洛沟里扫荡时从外家沟抓来的无辜百姓管福昌母亲、哥哥、嫂子和三岁小侄等（注：下湾子村管福昌证实，1958年1月28日。），尸体埋在下湾子万人坑。
1937年农历正月14日，木夯日本指导官率下湾子伪警察队去大洛小台马沟“讨伐”，在途中岭上抓到 两名路过的妇女，其中一名背着一个小孩，并强行叫她们带路。到小台马沟后，日伪警察立即将当地住户包围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3名山林队员，还将该地无辜群众十五六人连同带路的两名妇女和小孩杀害。然后这些死者的人头被日伪警察割下，用洋火箱装上带回下湾子村挂在东西门外，共20余具尸体后集中掩埋在小台马沟宅基旁（注：中共新宾县委五人小组《对反革命分子朱毓春的结论》，1958年3月26日。）。同一天，日伪警察 队将在大洛村附近抓到的6名百姓带到下湾子，其中姓姜的、白老头、两个小孩等，在西门外枪杀，尸体埋入下湾子万人坑（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28，牛毓春卷。）。
同年正月，下湾子伪警察 队到张家沟扫荡。在沟里马拉沟，他们见到“归屯”后仍然没搬走的农民王××、杨青山的母亲等。他们便以“土匪”为名，将王××、杨青山母亲等逮捕，押至下湾子后在西门外枪杀（注：下湾子乡杨青山证实，1958年1月29日。）。
1937年2月，下湾子伪警察队再次到外家沟，将归屯没走，并在集家并村时烧毁的房框压小偏厦子的农民共18人逮捕，其中有五个女的，还有两个小孩，这些人被抓到下湾子警察署。翌日，由木奇来的两个日本警察指挥地方警察，除两个小孩被当地人家抱养外，将抓来的人全部枪毙。同年3月，下湾子伪警察队到志成沟扫荡。打死一名“哑叭”，捉住一个当地住户姓任两口子和一个小孩。并把他们押到下湾子，在西门外枪毙，同时毙的还有一个姓吴的山林队员（注：下湾子乡友好一社张国钧证实，1958年1月28日。）。
当时，在下湾子一带整日枪声不绝，火光四起，下湾子村万人坑旁的柳树上差不多每天都挂着鲜血淋漓的人头。这一带过去有住户千余家，到1939年，住户廖廖无几，几乎成了无人区。
（六） 响水河万人坑
响水河万人坑位于响水河子乡，其中包括响水河子村西头一处，大荒沟村围子后一处。
响水河子一带也是朝鲜族聚居地区，抗日军活动比较频繁。1935年，日军以“抓梁世凤司令，消灭‘匪徒’安定秩序”为由，在响水河抓“十家长”朴成植、宝林、富贵、尹斗七等朝鲜族和满族、汉族群众共130余人。朴成植面对毒打百姓的日军大声喊：“别打！他们没有罪，什么事都是我搞的，不要打他们！”日军当场枪杀了朴成植，随后又枪杀了70余名朝鲜、汉族青年。其余50多名年纪较大的百姓，手脖上被日本兵用刀划上“×”形刀痕，用炭染上记号后放走。日本人声称：“有这种记号的人，再次被捕一律枪毙。”被害者的尸体被埋入响水河万人坑（注：新宾县志办公室编《新宾朝鲜族志》，内部版，第50页。）。
同年8月21日，日伪军再次窜到大荒沟，以“通匪”为由，放火烧毁民房20间，抓走42名无辜群众，其中有妇女3名，小孩6名。这些群众被拉到响水河子后，遭到严刑拷打，残酷迫害后，有28人被日军拉到响水河万人坑砍头杀害（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38页。）。
同年，驻响水河的日本守备队长田中，率队夜袭大荒沟，将该村部分村民赶到一起，然后枪杀，仅埋在围子后大坑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一年前后，大荒沟老鲁家的鲁老大被日伪军抓到响水河警察所。鲁老二去看哥哥，也被抓起来。鲁老三见两个哥哥没回来，也到响水河子去看，又被日伪军抓起来。鲁家三兄弟，均被日伪军杀害于响水河万人坑。本村姚老三也被抓到响水河万人坑杀害（注：新宾县旺清门镇大荒沟村赵庆福、时风林证实资料。）。
日本侵略者为了缩小围剿圈，使抗日武装力量没有活动范围，于1936年烧毁了响水河子、双砬子大荒沟、夹河北、房平沟等村屯的全部房屋棚舍约2200多间，残杀我同胞3000多人。剩下几个没有被杀死的人，只好搭架草窝棚住下来（注：《屠杀集》，第84页。）。响水河万人坑具体埋了多少人，现已无法统计。
（七）木奇万人坑
木奇万人坑位于新宾县木奇镇北头，今镇机械厂院内。日伪时期，日本守备队经常在这里杀人。
1934年秋的一天，日本守备队在木奇万人坑用机枪一次枪杀抗日战士20余名。这些都是日伪军在农村扫荡时抓来的战俘（注：郑文杰调查资料之一，1986年10月11日。）。
1936年9月，日本守备队在木奇乡内各村共抓捕所谓通匪者200余人，押入木奇警察署内，一天，日本兵从这些拘押的人中拉出万春先等8人，拉出去到万人坑砍死，后陆续将其他无辜者先后杀害（注：苏英杰、柴永茂证实资料，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750。）。
1936年，日军和下湾子伪警察分驻所在大洛落仙沟扫荡时，抓到一名女山林队员及所领一个小孩。日伪军警将母子押到木奇警察署后，经刑讯逼供，然后带到万人坑附近。日军用两头犍子牛分别拴在这个女战士脚脖子上，强迫全村居民围观。行刑时，不住地抽打两边的牛，把这个女战士劈成两半，然后将尸体扔到万人坑。
同年10月，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到王家堡子烧房子，发现正在这里养伤的丁长贵，经盘问，听说丁的家在韩家村，日军便一口咬定丁是“胡子”，把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捆绑起来，押送到木奇。最后，丁长贵被日本守备队在万人坑杀害。丁妻被伪警察贩卖（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46页。）。
同年阴历11月，日警小池和木奇伪警察署长苏英杰等到下湾子一带扫荡。中午在和睦村抓了三名群众，随后将其中一名30岁左右者带到木奇打死，尸体仍在万人坑（注：李德林交待材料，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243、247，吴军芳卷。）。
同年，木奇街有个开官店的人叫王佐臣因性格倔强，不肯当日伪的顺民，日本守备队把他抓来拴在凳子上毒打，最终被日军折磨而死，其尸体被扔入万人坑。
（八）永陵万人坑
永陵万人坑位于永陵西门外大桥下。日伪时期，日伪军警数十次在此杀人，并掩埋于桥边大坑之内。
1935年4月24日，伪兴京县警务科特务股警察队到永陵镇榆树底村搜查。下午3时，伪警察将全村男人都赶到北门里，并挨个讯问。然后将村民李庆山、李恩林、李恩涛、赵恒有等人绑上，押至永陵警察署交给日本指导官绪芳，次日由绪芳亲自指挥将他们杀害于永陵西门外大桥下。
1936年，日伪警察在永陵街逮捕二道沟子村村民李连生，并押至永陵西门外杀害于大桥下。
1937年10月，永陵警察署日本指导官阿布，带领伪警察到刘家乡兰旗屯，以“通匪”为由，将当地农民周老三、耿宝录抓走，带回永陵警察署，在警察署内将二人活活打死，尸体被扔入万人坑。
除上述较大的几处万人坑之外，日伪时期，日伪军、警、宪、特还在新宾县干沟村、郑家堡子、土门子等地也制造了许多惨案。例如，1936年4月4日下午，一队日本守备队由永陵出发到山区扫荡，当路过下湾子赵家村时，当地善良的群众天真地认为：“咱们去迎接一下，好好招待一下，万一把房子给我们留下，咱们可在此好好生活。当时本村部分群众集中一起去欢迎。没想到日军不由分说立即将这些人都绑上，并拉至该村东河套进行殴打。同时把他们全部带走。第二天将这些人带到郑家堡子砍了头。此次被杀的群众有赵京春、赵春阳、赵春清、赵春明、邱风祥，邱克义、赵小四、赵常发、赵长有、老李太太、曹发财、李福臣、张珍、王凤山等人（注：邱殿奎等11人控告书，1952年1月14日。存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354，桂凤一卷。）。
1936年秋，兴京县警备科日本指导官河野正植北队到九区土门子扫荡，因没有见到抗联踪影，便将当地农民吕仁、王荣仁、张配耕、韩喜石、吕海清、解子厚等十余人抓住，并诬以“通匪”罪名，在土门子枪杀。
1937年春，有3个日本兵在干沟村附近被山林队“平东洋”部打死，日军遂向无辜群众进行报复，先出动飞机向干沟子屯扔炸弹，然后进村，见人就杀，遇房就烧，将屯内26户及附近零散住户百余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日军在此村杀人时婴儿摔死，妇女被挑开腹部。连家畜家禽都未能幸免。只有一名叫“狗剩子”的儿童死里逃生（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78页）。
三 新宾境内万人坑的主要成因与特点
新宾境内各个万人坑的形成都是由于日军的残酷屠杀造成的。日军对新宾民众屠杀的名目繁多。下面以县城北山万人坑为例，按屠杀对象的不同类型归纳如下。
（一）对所谓“兵匪”的屠杀
日伪所说的“兵匪”，主要是指“九一八”事变后，以原东北军为基础、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即活动在本地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以及自卫军收编的各种抗日山林队。在这些抗日义勇军与日伪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失败后，许多抗日军民惨遭敌人杀害。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4年北平出版的《李春润殉国纪实》一书中记载：1932年6月19日“日军进街，对民众大肆屠杀……将我知识阶级及爱国份子残害一百余名。”（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印《李春润殉国纪实》，第60页。）10月27日日伪军占领新宾后，更是大开杀戒，疯狂捕杀曾参加或支援过自卫军的爱国民众，仅一二年内便杀害原辽宁民众自卫军官兵和家属、亲友等千人以上。
据新宾镇原钟表刻字社退休老工人刘茂宣证实：1932年10月底日军占领县城后，曾参加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6路军任营长的亲侄刘恩甲，在部队撤离新宾时，回家住了一宿，被日军发现，当夜逮捕。第三天游街示众，说是“兵匪”，最后在万人坑被杀。自卫军被杀的还有：营长马锦坡、黄拱宸、李祥凯，第2营2连王殿华、运输连于振清、李延正及康洪才等。伪满前期日本军警每天都到乡下讨伐。特别春、秋，每次都抓回大批所谓“赤匪”、“土匪”、“鲜匪”等。每二三天就在北山万人坑杀百余人。伪大同二年，康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这五年，每年都杀二三千人。伪康德二年、康德四年这两年杀人最多，伪康德二年日本人抓自卫军及家属杀害；伪康德四年主要抓红军及红军活动的村庄里的百姓。抓来的人，不论参加没参加红军，只要住那个地方的人就杀，最后杀的山沟都没人住（注：刘茂宣证言，1990年5月2日。）。
参加过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战士佟弼良、魏晓岩、韩廷贵等对日军进占新宾县城后屠杀抗日军民的情况进行了证实。其中韩廷贵提到：“我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参加了李春润所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6路军任战士。同年冬，自卫军被日军打败。我便躲藏起来。当时有许多原来自卫军收编的胡子，‘老来好’、‘平东洋’、‘靠山’、‘吉羊’及自卫军一部份被迫投降。有在永陵、木奇、县街等地投降的。但日军怕他们再‘反正’，说他们是‘诈降’。便把他们骗到永陵、县街改编。当这些部队集中到一起时，日军用机关枪埋伏在周围，立即给包围逮捕，约五、六百号人。有的拉到永陵羊下坎用机枪‘突突’死，有的用汽车装到县街万人坑杀害。当时羊下坎被杀的人，死后尸首被雪给埋起来。第二年雪化后，那里有二三百尸首。老鸹成群在那里飞，野狗叨死人的尸体到处跑。我和几个自卫军战士一看，降了也得死，在家呆不了了，便逃到抚顺做工去了。等1940年所谓治安平定了，我才敢回家种地……”（注：韩廷贵证言，1970年5月。）九一八事变前任小学教员、事变后曾参加第六路自卫军宣传队的魏晓岩证实：日伪军占领县城后，他和妻子暂避乡下，“此时，我听说，一些自卫军投降，其中有孙恒凯部50余人，‘老来好’部200余人，‘平东洋’部10余人，‘吉羊’、‘靠山’、‘国军’200余人，‘战东边’百余人。他们投降后，本来已经改编为伪军，但不知什么原因，又被日军逮捕，并将他们分批在县城北山万人坑砍头。这些首领的头都被割下，栓到树上示众。一天，我化装后前去观看，看到了“吉羊”的头颅。后来，我们夫妻见此处不能久留，就逃亡黑龙江，直到光复后才返回家乡新宾。”（注：魏晓岩证言。）据日伪《警察队活动及匪贼讨伐の效果》中提到：自大同二年（1933年） 1月至6月讨伐效果：“兴京，出动回数93，出动人员2117，匪贼死141”（注：复印件存新宾县史志办公室，档案第63卷。）。可见，1933年仅半年之间，有记载的由日伪讨伐队杀害的本县抗日军民就达141人。经了解，日伪军此时杀害的绝大多数是原辽宁民众自卫军官兵。这些人一般不是在战场上阵亡，而是在部队解体回乡后被逮捕屠杀的。
（二）对所谓“赤匪”的屠杀
日伪所指的“赤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抗日团体和武装。1933年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杨靖宇的率领下挺进清原、兴京、桓仁地区。在这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影响和支持下，1934年末，中共党组织在桓仁县边界地区组建了中共桓(仁)兴(京)县委员会，并先后组建了木头伙洛、红庙子、哈塘沟、贫路子等党支部，还组建了桓兴农民自卫队、反日会、青年团等组织。一时新宾地区农村成为人民革命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军”）的重要活动区域。由于日伪当局实施了野蛮的“集家归屯”和“杀光”等手段，1938年底，东北抗日联军被迫撤离本境，党领导的各种组织也基本停止了活动。
日伪军为消灭中共领导的各种抗日力量，先后对中共活动的红庙子、永陵、榆树等地多次扫荡，对抗日志士和爱国群众进行数次大逮捕，并押到县城万人坑杀害。据刘茂宣证实：“康德四年，（日伪）主要抓‘红军’及活动的村庄里的百姓。当时红军活动地区叫‘红地盘’，没红军的地方叫‘白地盘’，抓来的人，不论参加没参加红军，只要住那个地方的人都杀。最后杀的山沟都没人住了，许多人都搬到县里。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也可以说是亲身经历。”（注：刘茂宣等证言资料。）
另据周庆文1951年的一份检举材料指出：日伪在红军经常活动的红庙子和金沟一带的村庄中，以通匪为名，几乎将住户的男人全部都抓去了，先后抓去500多人，最后仅回来200来人，其余大部被日军杀死。如当时在红庙子村金沟住的杨秀风、黄明生、徐德、周永腾，还有一个李三个子等人，因为杨司令找他们开一次会，就被日军处死（注：新宾县档案馆目录8，档号871，崔振海卷。）。据红庙子乡群众刘庆波证实：杨秀风老人是一个爱国人士，因姓杨，被杨靖宇认为“干爹”，因而被日军杀害。和杨秀风一起被杀的人都是在新宾县北山万人坑被砍头的（注：刘庆波证实资料，新宾县史志办公室存，抗日类第33卷。）。1936年12月，日伪中村指导官带队到红庙子乡讨伐抗日联军，并由当地伪警察分驻所长朱继广出面，冒称给老百姓发“配给品”，放大盐、灶王爷，通知每户去1人。当群众集中到分驻所院内时，军警将这些群众逮捕，抓一汽车人送到新宾县城日本守备队。除农民关庆斌在拘押期间被折磨死亡外，王庆吉、刘才、白居恒、王百言、刘庆堂等人全被拉到北山万人坑砍头。据被害人刘庆堂的儿子刘文章证实：当时日伪军杀害父亲的理由是“通红军”（注：新宾县档案馆，目录8，档号124，朱继广卷；档号871，崔振海卷。）。可见这些被害者都被定以“赤匪”或“通赤匪”的罪名。
1936年2月，汉奸区某向县警务科报告说：为此，伪警察金天命等人将赵明善抓至县监狱。同时又抓了原宝汤村长张明远和刘明忱，罪名是张明远给红军买过枪支子弹，叫张明远给送去的。该3人被捕后第8天，被日警拉至北山万人坑砍头（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31。）。同年4月30日，伪兴京县警务科搜查班由绪芳忠雄带队，到永陵镇白家村附近讨伐“赤匪”。他们先后在大堡屯逮捕农民朱玉坤、吴风云、高文宾、那子均，在白家村逮捕农民李鸣、何文凯、丁国正等，在腰堡屯逮捕农民黄李、董风洲(董丰洲)、典祥、金起贵、金起云、孙佐清、宁长贵，在樟木伙洛屯逮捕农民王俊青、刘青，在陡岭屯逮捕农民刘长玉、佟佐洲，逮捕砬子沟农民曲子财、佟景和等。搜查班将这些人押到蒿子沟时，日警首先将那子均打死，然后于陡岭沟门又杀死张志厚、张景新两人。其余人被押到县警务科内受到严刑拷打，而后将丁国正、高文宾等十五六人拉到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仅有李风鸣、王俊清等6人被取保放回，但因毒打伤势严重，不到半月，这几人相继死去（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134、279页。）。
同年9月上旬的一天，日本守备队和永陵伪警察署30余便衣警察，乘汽车到哈山台后河沟。汽车停下来以后，这帮军警分两路，一路进村搜查，一路把整个屯子包围封锁起来。进屯的警察搜到路旁王贵家时对王贵的妻子欺骗说：“我们是红军，到你们屯子来办事，得找谁呀?”王贵妻子见他们说话很和气，穿戴和红军一样，便告诉他们说：“找岳青、张文长、蔡景和、高云启、黄福祥、王老三几个谁都行。”伪警们当即分散进行搜查，很快把岳青等6人抓起来。这6个人被带到县警务科，遭到严刑拷打，残酷迫害。最后岳青、黄福祥、张文长3人被日警拉到北山万人坑杀害，其余3人被保释（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14页。）。
同年，由山林队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天良”部，因在战斗中缴获一批战马，暂放在红庙子英盈村部分农户家寄养。日军侦知此消息后，立即出动扫荡，逮捕了红庙子村民高荣会、卢广洲、李维山、姜维山、高明俊、高荣贵、李大球子(绰号)、李久贵、杨庆山、做豆腐的老头，王道沟郭家和卢家各一人，以“通赤匪”为由，押至新宾县北山万人坑砍头。实际上，这些人中只有少数分到了“天良”寄养的马，大部分并没有养马，但仍遭杀害（注：姜臣、卢秀祥、高宝山、李忠民、贾永久、李树森、杨志超等证言资料。）。同年，日本守备队又以“赤匪罪”，逮捕了与抗日联军有过接触的红庙子南四村村长金银焕、卢更昌、李春普、李云普、王会元等人。卢更昌、金银焕、李云普被日伪警察于东昌台警察署打死，李春晋被押至县城万人坑杀害（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39页。）。
同年冬，日本守备队杀害了红庙子中共地下党员何长春，破坏了中共红庙子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孙盛喜闻讯后，逃到永陵板桥子村居住。翌年过中秋节，孙盛喜到永陵买豆油，被叛徒告发遭逮捕，日军警将其抓至新宾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注：《中共新宾满族自治县组织史》，第31页。）。
同年冬，伪都督警察分署在碗铺村农民于德江家抓到红军某部战士曹锁子，后又抓到抗联伤员“王彪子”。在碗铺沟里的一棵大树下，伪警将“王彪子”枪杀。因曹锁子在扣押时逃跑，被伪警骑快马追至木头伙洛小崴子再次抓回，关押在伪永陵警察署，再转县日本守备队，被日军在北山万人坑砍死（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84，李大志卷。）。同年，伪上夹河警察分驻所警长王金治等在西门站岗时，抓到化装成锔锅匠的3名红军，并把这3人押到分驻所。当夜一名红军逃跑被伪警察开枪打死。次日，另两名红军被押送县交日本守备队，在万人坑被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82、84，王金治卷。）。
1937年7月，日本守备队及伪军在老城洼子沟与杨靖宇本部发生战斗。是役，中共南满省委负责人李东光、一军教导团安政委等数名指战员牺牲。战后，日军抓获抗联干部一名，送到县城监狱后在北山万人坑被杀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354，桂风一卷。）。
日伪时期，日本统治者以“赤匪”或“通赤匪”为名，在北山万人坑杀死的人无计其数。
（三）对所谓“鲜匪”的屠杀
日伪所谓的“鲜匪”，是指朝鲜族反日政治团体和抗日武装部队等。自20世纪20年代起，朝鲜独立团、统一府、正义府等反日组织就在本境内旺清门、红庙子、响水河子等朝鲜族聚居区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朝鲜革命军总司令梁世凤等以此为根据地，曾先后与辽宁民众自卫军、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共同抗击日伪军，在朝、汉、满各族人民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此，日本殖民者非常仇恨，数次对朝鲜革命军的活动区大举讨伐，并把许多抗日军民抓去屠杀。
1935年农历11月19日，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将旺清门江西村朝鲜革命军战士徐官华父亲家包围，结果没发现朝鲜革命军，便抓去无辜朝鲜族群众20名。第三天，日伪警察通知被捕者家属到旺清门警察署去保释。然而去保释亲人者又有80人被逮捕。日警还当场开枪打死国民府地下工作者田泰和。之后，将抓捕100余人拉到县城，除8人被保释外，其余全部拉到北山万人坑砍头（注：新宾县志办公室编《 新宾朝鲜族志》，第49页。）。
又据日伪资料记载：“在兴京县旺清门附近一带住的朝鲜人，不仅作为朝鲜革命军的通匪者经常密告日满军警讨伐队的行动，反而利用民会的十家长制度，对革命军断然实行捐献军费，提供粮食等一切支援行动，云云。”“这些通匪者在本年(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遭到了一齐逮捕，现把被逮捕七十名朝鲜人原籍、年龄、职业分别统计如下……”（注：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编《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第3编，第3章，第2节。）该资料中所提到有70名朝鲜族爱国群众被捕，没提到处理结果。但参考上述资料中同时提到：昭和10年10月15日至12月30日在柳河县管辖下全面逮捕69名，其中11名释放，6名死于狱中，其余的52名死刑。据此可以判断出在旺清门被捕的70人绝大多数被日军杀害。
1936年的一天，伪警务科根据朝鲜革命军叛徒王德顺的情报，得知旺清门地区各屯长大部分通朝鲜革命军，便以开会为名召集江东村长朴春根、杨木沟屯长刘贤奉、张家街百家长李君浩等30余朝鲜人地方村屯长，集中后立即将他们推上卡车拉到县城，并将这些人分别杀害于县城北山万人坑。
同年，旺清门镇西满族人赵宪德，为支持和帮助朝鲜革命军，其六弟媳万氏多次为国民府成员裁剪华式棉衣并帮助缝制，她还同村里的妇女为革命军纳鞋底做鞋。朝鲜革命军地工人员王德顺叛变后，将其供出，万氏被日本守备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曾为朝鲜革命军官兵治病疗伤的旺清门药铺的汉医曲长波；为朝鲜革命军做鞋、送粮的江南村汉族妇女王金兰、杨木沟的薛寡妇，帮助朝鲜革命军修过山寨的腰界村汉族农民范世义、范世岐及范世义之子范恩国等。上述7人均被日本守备队抓到县城，于北山万人坑杀害（注：赵宝植：《记抗日志士赵宪德》，载《辽宁省文史资料》，第43辑。）。
此外，旺清门街汉医区××和响水河子村周景山，也因为给朝鲜革命军战士看过病，被日军警抓到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
（四）对所谓“思想匪”的屠杀
日伪所谓的“思想匪”，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日伪当局经常在境内捕抓“思想匪”，并随意杀害。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是“新宾县商会事件”。
新宾商会成立于1906年，当时称兴京县商会，是新宾工商业界的联合团体。1931年始实行委员制，会长改称委员长（民间仍称为会长），原董事改称委员或常委。1936年时新宾商会领导成员有会长黄金来（“万隆盛”商号经理）、副会长石敬波（“天和涌”商号经理）等 9人。九一八事变后，以黄金来为首的兴京县商会积极支持辽宁民众自卫军等抗日斗争，自卫军失败后许多爱国志士被捕，黄金来等曾以重金保释了多名人士出狱。县日伪当局认为，黄金来等具有反满抗日思想，但鉴于黄金来已担任兴京县商会会长十余年，不仅在本县乃至奉天省实业界中德高望重，故没对其轻举妄动。1936年3月20日，日伪当局突然将黄金来等商会主要成员家庭包围，逮捕了黄金来及副会长石敬波、常委王少岩、苏占千。因商会其他常委和委员及时得到消息而连夜出逃。此外还逮捕了县农会会长刘跃山、副会长阎焕廷等。日军警逮捕黄金来等理由是“通匪”、“思想犯”。原因是：1935年冬，活动在新宾县境农村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司令杨靖宇部亲笔给黄金来写信提到：抗日队伍在山里坚持活动，非常艰苦，要求县商界能予以捐款、赞助。当时经县商会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大家同意资助，由“天和涌”商号购买200双胶鞋，筹集现金2000元，然后由县商会雇马车派赵福田等人运送到窿窟榆树村。次年3月，杨靖宇再次派交通员与新宾商会联络。在此员赴县城途中，不幸被警察逮捕，并从他身上搜出杨靖宇给县商会的感谢信一封。接着将此员押县，经刑讯后，日伪军立即布置并于当日夜间将商会几名主要成员抓获。是夜，日伪军警对捕到的商会四人严刑逼供，当即将黄金来胳膊打断，石敬波胯骨打坏。翌日，全县商民联名上保。日伪当局除将与此案无涉的农会两会长放掉之外，对民众要求不加理会。后奉天商会也出面保释，均无济于事。日军警将黄金来、石敬波等人装入钉满铁钉的木笼里滚动，扎得他们遍体鳞伤，苏占千被折磨死。第三天，特务们又用滚沸的开水向已奄奄一息的黄金来口中浇烫，将其折磨致死；王少岩被拉到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石敬波后由众商号联名保出，胳膊上被刺“反满抗日”字样，仍限制其行动（注：王颖：《新宾商会事件》，载《罕王故里》第271—28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另见附石长青、吴振龙等证实。王颖系该事件中被害人王少岩之子。）。
日伪军警不仅杀害抗日民众，对一些同情抗日民众的伪警官也不放过。1937年，日本指导官河野以“思想犯”为名，将伪徐家堡警察分所孙巡官抓到县里，在北山杀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243，吴景芳卷。）。1944年，日警又以“思想犯”为名，将县警务局警长高同深，用台布将头包上，拉到县城北山万人坑砍头（注：伪警察吴铁铮证实资料。）。
（五）以所谓“通匪”等罪名杀害无辜
日伪军还以“会匪”、“土匪”等罪名杀害了无数抗日志士；以通匪为名杀害了大批的无辜群众。日伪军警往往随意给人们定上个“通匪”罪，便拉去杀害。
1933年2月13日，日本讨伐队在旺清门东山和后山，向东西山堡子发动突然袭击，用机枪向江东、西山堡和旺清门街里扫射了半个小时，当即打死正在做饭的两名妇女和一个老头。扫射后，日军手持刺刀扑进村中搜查，当搜到金在元家时，日军将他家7口人全部杀死。最后，日军又烧毁了很多房屋并抓走40余名汉、朝群众，不久把抓走的群众全部杀害（注：《屠杀集》，第84页、236页）。同年，日本守备队逮捕旺清门乡砬子沟村村长关风鸣，将其押到新宾县城，在北山万人坑杀害。日本守备队还在新宾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旺清门乡农民守老五，江西村金南贤的父亲和哥哥，投降日军的“品”字山林队18人，并把旺清门乡农民时进德、苗德发的哥哥喂了日本狼狗，骨头被扔到北山万人坑（注：新宾县旺清门镇大荒沟村时风林、时运贵，江西村郭宝安，镇江东村李振龙证实。）。
1933年，永陵镇五道堡村佟成山等与村民尹会臣、姜文亮有私怨。佟成山等便购买12两大烟土送给日本守备队李翻译。之后，日本守备队 将尹会臣、姜文亮逮捕，未经审讯，捕后第二天将两人在新宾县城北山万人坑砍死（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285，佟玉先、佟成山卷。）。
1935年，永陵镇老城村伪牌长冯永祥怀疑农民赵恩太勾结土匪抢去自家一头牛，告到伪永陵警派出所。伪警察将赵恩太逮捕送到县日本守备队，日军在北山万人坑将赵杀害。同年，刘家村兰学文向县日本守备队林翻译等密告说：“农民樊祥阁、冯喜臣“通匪”。为此樊祥阁、冯喜臣先后被捕。樊、冯两人分别被日本守备队于北山万人坑用刺刀刺死（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761，兰学文卷。）。
同年秋，日军到边外村一带“讨伐”，在边外村把农民王凤山、尹国政、蔡景山、杜先仁，白家堡子王明及两傻子逮捕并押解到县城监狱，其中两名傻子被取保释放，其余人均被日军杀害于北山万人坑（注：新宜县边外林场退休工人桑林证实，1999年5月17日。）。日伪警察还以“通匪”为名，抓捕黄旗村孙瘸子、八宝村韩忠贵、后仓村莫家沟贾国衡的姨夫孙××、新宾镇王殿仁的三叔、永陵镇三名百姓、意贞沟一名绰号叫“王三难受”的农民，前仓村陈××、于启武，甸子里屯的李大黑子及儿子，白旗村包老三、隗玉清等，交县日本守备队在北山万人坑杀死，也有的被日军狼狗咬死后扔入万人坑（注：新宾县新宾镇民主街王殿仁、黄旗村石成玉，石碑村贾国衔、孙英、张风林等证实，1999年11月。）。
1936年，日本守备队在新宾且北部湾甸子乡马架子沟遭到山林队“海林”的袭击。日本指导官行平和伪县警察队率当地自卫团组成“讨伐”队，到这一带搜山。因没找到山林队，他们恼羞成怒，强迫在山上劳动的农民20余人下山集合，然后用机枪扫射，将这些人全部杀害。随后，他们又在附近农民张俊、张三、杨德青、孙老十、张四麻子、杨志奔、杨景新、宋守义、徐长忠、周凤山等20余人逮捕。周凤山当日在湾甸子村被日军打死，其余人被押到新宾县城监狱，分别被杀害于北山万人坑（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275页。）。同年3月，湾甸子伪警察署特务率队到大庙村附近“集家归屯”，在簸箕长沟以“胡子”为名，将农民宫大仁和一名姓刘的用刺刀刺死。又在土门子抓农民张喜安，经严刑拷打后送新宾县城，于9月13日在北山万人坑杀害。同月，湾甸子伪警察署又以“胡匪”为由，将冰湖沟农民潘有、潘富抓捕，送到新宾县城后在北山万人坑杀害。6月，湾甸子伪警察署特务又以“通匪”罪，将小苏河村丁叶永富抓捕送新宾县城，叶在县城北山万人坑被杀。同年10月，湾甸子伪警察署又抓捕本街良民张贤禄、于清、丁宝善3人，并施以严刑拷打，后用汽车拉到新宾县城，送北山万人坑砍头。湾甸子伪警察署还将农民田某、姜国清等逮捕，送到新宾县城后，在北山万人坑杀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10，卷686。）。同年，湾甸子乡砍橡沟的杨盛林仅仅因为头上留了辫子，日本守备队以“大刀会的干活”为名抓到新宾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302页。）。同年，日军还在湾甸子乡二道河子村以“通匪”为名，逮捕了村民刘洪玉、孙文义、冷玉珠、潘××等4人，押送新宾县城在万人坑杀害。
当时日伪军在湾甸子集家并屯以后，在湾甸子街，东西南留三个大门，均有日军、伪警察站岗把守，早8点开门，晚5点关大门。出入人等均要受到严格搜查。凡日伪警察认为“可疑”的人立即抓起来严刑逼供，而后以“通匪”等罪名送到新宾杀害。群众说：当时每隔几天就要送走一汽车，活着回来的几乎没有几个，大都是被枪杀、喂狼狗或被刽子手砍死于万人坑中（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302页。）。
1936年，日伪兴京县治安队于县内六区汤伙洛扫荡。他们先后于占贝村、庄家村、鲍家崴子，将当地群众马恒俊、李尚友等30余人逮捕，并把这些群众押至上夹河伪警察分驻所，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除十几人被释放外，其余都被强行定为“通匪”者，而押到县监狱。不久马恒俊、李尚友、于广文、于广山、杨成贤、倪文玉、施二生等被从监狱提出，拉至北山万人坑杀害（注：政协抚顺市文史委员会编《屠杀集》，1987年内部版，第284页。）。
同年10月，新宾县日本守备队翻译范德礼以“通匪”为由，将城郊乡郝家村村民伊恒有逮捕，送到伪县警务科，日本警察将其拉至北山万人坑用刺刀扎死。次年，范德礼等人又于刘家村南茶棚村以“胡子”为名，抓捕农民杨志九，交日本守备队于北山万人坑杀死。之后，范德礼等人又于双庙子村抓捕农民潘贵送到县日本守备队杀害。范德礼又同伪自卫团于达子营村北拨补沟、南茶棚村，以“通匪”为名，分别抓捕农民王景春、李财，并将两人押到县警务科，交日警杀害于北山万人坑。范德礼还同日本守备队于照阳村，以“通匪”为名抓捕农民宋景扬，日军当场用铡刀将宋的头卢铡掉。接着，他们又到兰旗村抓捕宋景扬之父，押到县城北山万人坑杀害（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档号338，范德礼卷）。
1936年10月，伪东昌台警察分驻所警长丁春生等以“通匪”为名，抓捕农民于德顺。当带于德顺走到白旗堡西边时，顺便又将无辜农民池宝山绑上，送交县日本守备队，并在北山万人坑杀死（注：新宾县档案馆，全宗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