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顶山惨案万人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烧杀淫掠，为非作歹，推行了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平顶山惨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罪恶历史上采取三光政策的产物。它以如山的铁证，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兽行。
当年的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区南部、西露天矿的东南部，距市区约有4公里。这里原是一座小土山，因为容易挖掘，就在那里取土来充填矿井，日久，小土山被挖平，变成一块荒地。后来，由于西露天矿向东延伸，杨柏堡和腰截子这两个村镇的一部分矿工住宅即将拆除，平顶山这块荒地就被利用起来，许多贫苦矿工来此搭盖简易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一个村庄。因为这个村庄原是小土山被挖平后形成，于是就有了“平顶山”的村名。平顶山村有800多间房屋，500多户人家，约3000多人口，居民大多是矿工。村子以南北方向延伸的一条大街为中心，有钟表铺、当铺、饭店等各种店铺十几家，是一个比较繁华热闹的郊区村落。1932年9月16日，驻抚顺的日军守备队、宪兵队，以及矿防备队和警察署，把平顶山3000多无辜的村民集中起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转瞬间热闹的平顶山村从地球上消失了，有血有肉的3000多和平村民在日军的屠杀下魂飞云霄，变成了堆堆尸骨，把痛苦镌刻在人间。
一 平顶山惨案发生的背景
日军屠杀平顶山居民的主要借口，是为了报复抗日义勇军对抚顺的进攻。
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迅猛发展，义勇军的活动遍布于东北各地。这一时期，战斗在辽东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主力为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1932年5月，唐聚五部攻占了通化，并于8月成立了辽宁省临时政府，自卫军扩编为37路，6个方面军，近10万兵力，控制着辽东地区桓仁、宽甸、本溪、新宾、柳河、海龙等20余县的广大乡镇和部分县城。其中活跃在抚顺、新宾一带的李春润部第1方面军，是辽宁民众自卫军的主力之一，总兵力万余人。
1932年8月，唐聚五在通化主持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以辽宁东部日军占领的各大中城镇为主要目标，向敌人发起全线进攻。义勇军选择这段时间开展对攻击，目的在于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次大示威，表示中国人民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决心。会后，李春润按照自卫军总部的统一部署，派其主力分兵出击清源、南杂木、营盘、千金寨（抚顺）等地，向日伪军展开大反击。到8月末，抚顺市郊大部已被义勇军控制。8月31日，伪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海峰和副大队长邢龙九带兵哗变起义。他们挟持日本军官贵田和鸟饲投入李春润部抗日自卫军。后来贵田行至半路逃脱，鸟饲被处决。这件事给驻抚顺日军以不小的打击，更使其高度紧张。
当时驻抚顺的日伪首脑机关及主要头目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第二中队，队长川上精一；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日本警察署，署长前田信二；伪抚顺县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原田庆幸；伪抚顺县日本指导官立田寅太；抚顺炭矿次长（抚顺煤矿副矿长）久保孚；伪满抚顺县县长夏宜；伪满警务局局长佟世勋等。为防止抗日义勇军的进攻，日伪当局作了多方面的准备。9月初，日军得到抗日义勇军将要进攻抚顺的情报，守备队派出佐藤军曹等13人骑兵侦察队赴郊区侦察。9月8日上午，在距抚顺东四公里的大东洲村，佐藤侦察队遭到义勇军的袭击，日军战死1人，伤8人，佐藤军曹受伤后逃到孟家沟被击毙。10日，恼羞成怒的守备队长川上精一率队到大东洲村，进行了所谓“以悲壮的精神讨伐匪贼” 的作战。结果，全村四百多间房屋被烧掉，没来得及逃走的几名村民被杀。这是在平顶山惨———————————————
﹡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抚顺市博物馆。
案发生之前，川上“以悲壮的精神”进行的“复仇作战”，作战对象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村民以及四百多间房屋。
9月13日，李春润部义勇军攻击抚顺的主力部队第11路军，在司令梁希夫率领下，已经抵达抚顺市东郊搭连一带，兵力约有两千多人。该部以大刀会为主体，主要武器是长矛、大刀。他们的作战计划是四路围攻，分进合击。时间定在9月15日即农历8月15日的晚上。自卫军没有到达抚顺市郊之前，就已传出要打千金寨的消息，因而驻守抚顺的日伪军已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宪兵队给市郊上下班的通勤工人发放通行证，严格检查进入市区和炭矿的过往行人；炭矿方面也出动了由退役军人组成的防备队；警察也投入了紧急警戒。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还加紧了对市郊各村的情报工作。据当时的汉奸翻译于庆级供述：在抗日义勇军进攻抚顺之前，9月12日和9月14日，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召开了两次各机关长会议，部署了治安防御措施及情报工作。在9月14日的会议上，日本警察署长曾提出，市区东南部栗家沟、平顶山等几个村子离矿区最近，很有可能成为大刀队的隐藏地，要求解决这几个村庄。
尽管驻抚顺的日伪军已进入高度警备的状态，1932年9月15日夜，被日本方面称之为“抚顺袭击事件”的抗日义勇军的进攻行动，仍然在夜幕下开始了。是日深夜，明月高照，第11路军司令梁希夫根据原定作战计划，率领大刀队组成的南路突击队途经千金堡、平顶山，从东南方向的千金堡向抚顺市区蜂拥而上，“冲啊！”“杀啊！”喊声震天。因为村民们对大刀队打日本的行动不甚了解，所以绝大部分人都躲了起来。大刀队经过平顶山村，来到相邻的栗家沟村，烧了日本人和大把头郑辅臣合资开办的卖店，然后扑向腰截子的日本街。当时在腰截子的日本街上住有日本人约300余人，他们看见栗家沟的日本人卖店着火，知道大刀队来了，炭矿防备队与自卫团便把他们疏散到距住宅区200米的矿洞里隐蔽。
大刀队在腰截子扑空以后，转向杨柏堡猛袭，纵火焚烧了日本人经营的木器厂和俱乐部。抚顺炭矿杨柏堡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看见大火熊熊，一片喧闹，便急速乘车赶到现场，被大刀队击毙（一说被日军流弹击毙）。大刀队继续向北进攻东乡坑采炭所，遭到闻讯赶来的守备队和防备队的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大刀队虽有很多死伤，但仍不顾一切地向杨柏堡大铁桥方向突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撤至东岗，但又遭到日军守备队的炮击。这时，梁希夫鉴于进攻部队与后援部队失去了联络，于是命令撤退。在撤退途中，大刀队又烧毁了老虎台附近的煤油店、汽油库、无线电台等煤矿设施，然后从新屯等处撤出市区。
在这次攻打抚顺的战斗中，义勇军采取了火攻战术，烧毁了老虎台、东岗坑的运煤栈桥和工厂、住宅区、东乡采炭事务所、东乡本坑、南坑、东岗采炭所等地。日本方面死亡5人，负伤7人。经济损失根据抚顺煤矿1932年的《作业年报》记载，煤炭减产计45100 吨（不包括杨柏堡矿停产15天的产量），矿产设备损失价值约218125元。义勇军方面，根据《抚顺新报》9月16日号外的报道，死亡50余人，被俘3人。这次抗日义勇军攻打抚顺之战，虽然没有达到消灭日伪军的预期效果，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抗日武装，声势浩大地攻击了日伪军防守严密的抚顺煤矿，给日伪一次严重警告和沉重打击，反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意志。他们为了祖国的生存和自由而英勇牺牲的精神，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驻抚顺日军当局遭到抗日义勇军的袭击之后，极度恐慌。作为驻抚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的守备队长川上精一，苦于向上级汇报损失惨重的实况，更急于向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无力反击抗日义勇军的情况下，便选择了以平顶山村为首的村民作为报复屠杀对象。
根据已掌握的有关资料，日军选择平顶山等村被作为屠杀对象并不是偶然的。据汉奸翻译于庆级供述：“1932年9月初，各地分局纷纷遭到袭击，电话被截断，抚顺县的所谓治安陷于瘫痪”，“据情报组的人员反映，栗家沟一带老乡不爱告诉情报，对形迹可疑的人，问老乡也不爱告诉或不告诉真话，因此对栗家沟的几个村屯就产生了憎恶思想。”（注：于庆级供述资料，复印件存抚顺市博物馆。）这种憎恶思想是敌伪的共同认识，在发生义勇军攻打抚顺之后，这种共同认识便演变成对百姓进行报复的动机。但是，在具体如何处置的问题上，日伪的意见又是不一致的。代表伪县政府方面的意见是“对村子里与大刀队有联系的主要人物有必要处分”，而宪兵队长小川则认为“那太便宜他们了”，显然，伪县政府的处分办法远不符合小川的想法。9月16日晨，进攻抚顺的战斗结束后，日军在栗家沟、平顶山村发现了许多义勇军的遗体和伤员，栗家沟卖店的白面也被扛走，并且，前夜义勇军途径平顶山村，平顶山村民没有一人向附近的日本人派出所报告，这一切使日军首脑进一步确定平顶山等村民“通匪”，于是，川上、小川等针对栗家沟、平顶山村的屠杀目标在16日晨最后形成。
日军采取屠杀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平顶山等村的血醒镇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其次，彻底烧毁平顶山村，不仅能够消除义勇军的市郊据点，防范义勇军的再度袭击，同时为下一步开展市郊的“并村”工作铺平道路。第三，为被义勇军打死，打伤的日本人报仇。
川上等决策人物确定大屠杀的罪恶计划之后，就紧张地进行了具体部署。首先，于9月16日的早晨，秘密召开了对平顶山实施屠杀的两次决策会议。有关两次决定屠杀的会议，根据汉奸翻译伪抚顺县政府外事秘书于庆级1956年的供词：第一次屠杀策划会议的时间是9月16日晨6时许。会议地点是宪兵队长小川的办公室。参加人员有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长小川一郎，抚顺县公署代参事官山下满男，抚顺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等4人。在小川办公室，川上表现得愤怒暴躁，小川表现得冷淡，山下有些不安，都没有说什么寒暄的话。川上首先发言说：“昨夜大刀队进攻抚顺矿区是由栗家沟等屯子。据派出所（附属地靠近栗家沟）反映，大刀队进入该村屯之前村民们知道，但没通知该派出所，所以日军受到很大损失，以此可以确定村民通匪。现在核计一下处理这个屯子的问题。”山下问：“怎么处理呢？”川上说：“彻底烧光、杀光。你们（看着山下和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看见山下没发言。（过一会儿）山下说：“我们没有别的意见，不过那样做是否有些过火？”川上强调说：“（特别严肃）这是应该的。”又问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发觉过去我要处理这几个村子的办法同川上的意见完全不同，知道事情糟了，但又不敢说什么，看到山下提出不同意见，川上满不在乎，于是我战栗地说：“我没啥意见。”川上说：“既然都没什么意见，我们决定这样办（表现得凶狠和坚决）。由现在开始把村子看起来，不要让他们跑掉了。在八时半前后开一次机关首长会议，征求意见，通过后立即执行。地点为栗家沟，烧光、杀光，由守备队、宪兵队执行。集合方法是告诉他们，守备队给他们讲话，把他们全部诱导到现场。”（注：于庆级供述资料。）这场大屠杀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第一次会后，川上和小川已抓紧部署了大屠杀的准备工作。他们一边召集8时半的首脑人物会议，一边早派出守备队人去侦察地形，选择屠杀现场，以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善后处理工作等。并派出炭矿的防备队在暗中包围了栗家沟、平顶山村，使村民只许进不许出。幸存者吴长庆证明：“这一夜（15日）我没敢在炕上睡觉，在地上蹲了一夜。天亮时，我出去大便，看见山上草丛里有日本军人，全副武装，在草丛里藏着。有时站起来，往堡子里看，又蹲下了。这个时间大约在早上六时至七时之间。”韩树林证词：“我哥哥有个朋友在大官桥，父亲让我哥哥去看朋友，结果没去成，我哥哥对父亲说：（村子被）把上了，让进来，不让出去啊。”（注：吴长庆证词，1973年7月31日；韩树林证词，1972年9月2日。）
紧接着，川上、小川等召开了第二次屠杀策划会议，时间是9月16日上午8时30分，地点为炭矿会议室。参加人员有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长小川一郎，煤矿次长久保孚，日本警察署长前田信二，县代参事官山下满男，县副参事官园田庆幸，土地系主任高久肇，庶务课长宫泽惟重，宪兵镰田光次，县警务局翻译赵翻译，县长夏宜，县外事秘书于庆级等人。
据于庆级讲：“在八点半钟，由守备队挂来电话，告诉夏宜到煤矿会议室开会。夏宜告诉我一起去。会议由川上主持。他首先以恼怒凶恶的面孔指责各机关情报不及时，不准确，大骂一气。之后他说：‘这次被袭击，大刀队是经由平顶山、栗家沟、千金堡等屯，而这三个屯在事前就知道，但没能把大刀队进攻的消息报告给派出所，因此，使煤矿和日本人受到很大损失，这几个村子必须受到处分，处分的方法就是杀光、烧光，不然，今后的治安是无法维持的。’与会人员面面相觑。煤矿次长久保孚说：‘不应杀光、烧光，而应找村子里通匪的主要人物进行处分。’这时小川激动地说：‘我同意川上的意见。’日本警察署长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并未惊慌。煤矿庶务科长及土地系主任感到有些突然，但没发言。川上问满洲方面有没有意见，大家都看着夏宜，他卡巴卡巴眼睛，很不安地说：‘我没啥意见。’最后川上说：‘我是守备队长，负有这个地区的治安责任，所以，我决定这样做。以后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如果谁不同意，今后发生什么事，谁就要负责任。’会场上再也没有发言的。川上说：‘都没有意见，就这样办。’在屠杀前的机关长会议散会向外走的时候，川上仍面带怒容地把我拉住说：‘坐我的车一起走。’我很勉强地坐在助手的席位上。后边坐的有川上和小川，在车上谁都没说话。”（注：于庆级供述资料。）
川上等通过上述两次会议，不顾他人的意见和反对，强行通过了平顶山大屠杀的计划。至此，屠杀计划完全确定，下一步开始了具体的实施。
这次屠杀任务主要由守备队、宪兵队和警察署负责执行。其中主要力量是守备队的井上清一小队。关于井上清一，日本的泽地久枝氏在《又一个满洲》和《昭和时代的妇女》等书中记载：“在屠杀现场的井上清一中尉是第四师团的青年军官。1931年12月13日，他被征兵入伍到满洲，临出发前，他的结婚不久的新娘千代子身穿白色衣裙，以自杀为丈夫送行。她留给丈夫的遗书中写到：明天夫君将要出征，我愉快地离开人世，请不要有任何牵挂。我来不及为你送行，请您尽一切努力为国效劳，拜托的只有这一件事。千代子一时以‘殉国女英雄’成为广为传播的‘军国美谈’。井上中尉也不得不戴着妻子自杀这一美谈的桂冠而生活着。井上中尉指挥的卫生队经短期服役，完成任务回国，但井上中尉却单独留下，分配到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戴着妻子自杀殉国的光环，井上清一亲自指挥并参加了平顶山大屠杀。
在这次屠杀中，小川一郎带领的宪兵队的主要作用是配合和掩护守备队的工作。据当时宪兵队翻译王长春供词：“（16日晨）小川去煤矿会议室开会时，就告诉宪兵队人员，没有紧急情况不要外出，全部在家等着。等到他从煤矿会议室开会回来，就立即召集所属全体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他对大家说：‘今天下午扫荡平顶山，兵力主要依靠守备队。我们宪兵队只去八个人，即我、镰田、武田、岛峰、贵田、王通译（王长春）、金子守一（朝鲜族）和牟文孝。下锋补助宪兵在队留守。我们的任务是在扫荡中作掩护工作，具体扫荡和善后处理，包括焚烧房屋和尸体都归守备队负责。任务完成后，必须得到守备队的通知方可集合回来。现在武田赶快往朝鲜居留民会打电话，把金子守一叫回来，王通译通知牟文孝也要马上回来。镰田军曹立刻打开仓库，准备好武器和便衣服装，等金、牟到齐后马上出发。分三批坐小车到守备队集合。’讲完，小川又把八个人集合一起，叮嘱一番，勉励大家勇敢杀敌，做好掩护工作，保证完成任务。临出发前，小川想起用什么办法把居民哄骗出来，他让我和牟考虑，我征求牟的意见，牟答：‘平顶山居民差不多都是煤黑子，要他们集合，除非事务所大衙门有要事，否则是困难的。’经过核计，就用这样的办法哄骗：昨晚大刀会袭击平顶山，平顶山居民没有受伤害，大衙门为庆贺大家太平无事，来给大家照像，留个纪念，大家互相传一下，都到大庙前集合吧。这个办法被小川采纳，小川还对王、牟说：‘就这样办，守备队方面还有两名密探和一名通译，你们就告诉他们都照你们的办法吧。’参加屠杀的宪兵分三班，一班镰田、武田、贵田；二班金子守一、牟文孝；三班小川队长和我都到守备队去了，是岛锋开车。”（注：王长春供词，复印件存抚顺市博物馆。）宪兵集合后，分批乘车赶赴守备队，共同出发。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的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把执行任务中的具体分工和有关事项重新向大家讲了一遍。他说的大意是：“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由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人员通知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之后，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足时，宪兵队也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发出扫荡完了的通知时，方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通译先去。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用硬的办法逼赶出来，软硬兼施，务必把人都赶出来。”川上布置完，刽子手们全部出发了。随后，川上、小川和于庆级同车到了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派出所。川上在那里向参加屠杀的三名军官下达部署命令后，又乘车到达东山沟附近，亲自指挥这场大屠杀。这里距屠杀现场700米，这时大约是在上午10点多钟。
关于参加屠杀的兵力，根据《抚顺满洲事变一周年纪念摄影集》中，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屠杀归来的三张照片，守备队井上小队40人，警察署92人，宪兵队8人（其中包括汉奸3人），加上守备队长川上精一和汉奸翻译于庆级，共142人。而参加屠杀的炭矿防备队主要担任包围村庄，防止村民逃跑，对屠场进行警戒，防止义勇军来袭屠场等任务。
至此，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从阴谋策划到具体部署，历时5个多小时已全部准备完毕。
二 平顶山大屠杀的经过
9月16日早晨，无辜的平顶山村民做梦也未能想到全村被集体大屠杀的厄运已经临头。蒙在鼓里的村民们仍与往常一样开始新的一天。天真的孩子们一大早出去玩耍，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昨晚义勇军大刀队攻打日本人之事，也有的前去围观在平顶山村头牺牲或受伤的义勇军士兵。据幸存者杨宝山介绍：“9月16日晨，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附近的小山包上一起玩耍，突然，发现在村口开来了四辆满载日本兵的卡车，车上的日本兵全部武装。”杨占友证词：“（16日）天一亮，一切归于沉寂，人们三三五五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有人说：‘大刀队打日本鬼子，替中国人出了口气。’出去一看，只见从平顶山到东岗这一路遍地尸体，大刀队伤亡相当重，而日本鬼子只死了几个。吃了早饭，我也跟大家出去……我回家准备吃中午饭，锅里还在煮饺子，忽然来了几辆满载日本兵的大卡车，在平顶山的北头站下……”（注：杨占友证词，1972年4月20日。）
正因为绝大部分的平顶山村民与义勇军没有任何联系，因此，15日晚，当大刀队途经平顶山村时，村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害怕，都躲了起来”。而且，16日早晨，大刀队退出之后，村民们仍进行正常的生活。然而，日军竟以村民与义勇军“通匪”的罪名，准备屠杀全村的人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大约在上午10时许，守备队和宪兵队的便衣和特务们以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从平顶山村北头进入，开始哄骗村民：你们统统到牛奶房那边去，都要照像的干活。”因为平顶山村是一条很长的街，几个便衣进去，仅用哄骗的办法很难把3000多的村民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而且以“照像”等为借口，群众听了也不立即行动，许多人特别是老弱病残者根本都不想出来，有出来者也是少数，而且行动缓慢。
日军发现单靠哄骗的办法行不通，于是凶相毕露，索性代之以武力逼赶。此时出动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守备队、宪兵队冲进了村子。他们端着刺刀，像一群恶狼，从平顶山北头到南头，挨家挨户地把居民往外赶。据杨占有等幸存者回忆：这群恶狼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全副武装，面目狰狞，一闯进门杀气腾腾，如临大敌，有的喊着：“快快，红胡子要来，要打仗，快到南边躲去。”有的则说：“要丢炸弹，快到南边躲去。”还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就是用刺刀逼着走。这时接近中午时分，许多人正准备吃午饭。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逼赶大为惊愕，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赶了出来。当时，在村子北头驱赶的时候，南头的住户有些所闻，于是都卷些铺盖，收拾家里贵重的东西，随身携带而出。后来，我们在发掘屠杀现场时发现的一些银元、座钟、闹表、烧焦的衣服、被褥就是其证。刽子手们一边嚎叫着，一边用刺刀逼着居民走。据幸存者介绍，在驱赶村民的过程中，一些老弱病残者当场就被杀死。李凤琴证实：“那天中午十一时，我家住在南头马路东的茅草房里，一个姓曾的老太太是我们的邻居，她是瘫痪的人，鬼子撵她时，她苦苦哀求：‘我走不了啊！’鬼子抬手一枪把曾老太打死了。”夏廷泽证言：“村北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顾大娘，因年老体弱，又是小脚，走得慢，鬼子兵上前把她踢倒，一刀刺死。”韩树林证词：“有个妇女的小孩哭，想蹲下给孩子喂口奶，鬼子兵喊：‘快快的！’一脚把孩子踢死了。”被赶出来的男女老幼哭着、喊着、叫着，满街团团打转。然而，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的刺刀，手无寸铁的村民们无可奈何，只能向着刽子手们已经安排好的屠场拥去。
日军从上午10时许开始驱赶村民，到中午12时许把村民集中于指定地点，历时约2个小时。其过程是由村北到村南的次序驱赶的。当时，居住在村北头的幸存者杨占有、栾立诚、李连贵等陈述，他们被赶出家门的时间大约是10点，而居住在村南部的幸存者张庆芬说：“驱赶时，我心里不明白，心想可能是查户口怕我们藏大刀队。有个老头姓陈，从北头跑来，劝我们快走，说北头都撵出来了，这时大约十二时。正犹豫不决，两个鬼子进屋了。”据事后调查，在我们所掌握的幸存者中，马成顺一家和邓来财一家是在日军逼赶村民的慌乱之际，趁机逃出来的。
被驱赶的村民们集中到村东约百米的牛奶房旁边的一块草地上，一家一户紧挨在一起。此处正是守备队事先安排好的屠场，是平顶山南端一块播种牧草的草坪。它的正面是断崖陡壁，约有二、三丈高，北面为日本人的奶牛饲养场，周围用铁丝网幛着。只有东面和南面可以出入，而此处早已部署好了机枪，把村民们包围得水泄不通。
时值午后12时半，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场。日军守备队又把人群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压缩，以增强人群密度，扩大杀伤力。如今，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有一处在一平方米范围内发掘了迭压躺卧的八具遗骨，表明了当时人群密集的程度。在人群的南面站着手端刺刀的日兵，人群的东面放着几个用红边黑布蒙着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都认为是给他们照像的像机。
这时，日军把人群中的朝鲜人二三十人喊了出去，人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当时日本人经常利用和煽动朝鲜族民众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汉、朝鲜民族关系。所以，中国人对朝鲜族人的举动是十分敏感的。人群开始不安的骚动起来。正在这时，人们发现村子里浓烟弥漫，烈火冲天，果然，刽子手们按预定计划，用汽油把村民的房屋给点着了。人们至此才醒悟到身陷绝境。突然，一日本军官一声令下，所有的机枪同时揭开黑布，向密集的人群扫射。这一举枪下令的日本军官就是拥有妻子殉国光环的屠场执行军官井上清一。据幸存者们介绍，当时站立在人群周边的一些村民们在绝望中从平顶山陡壁向上爬，但也未能逃脱日军的枪弹。敌人的机枪先向这些四周逃出的人射出，紧接着向人群平射。片刻间，人群一排排、一片片的倒下，血肉横飞，人们的哭喊声、惨叫声、咒骂声与机枪声连成一片。“冲出去，快逃命啊！”在人群中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率先向外逃命，然而，哪儿是出口呢？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有铁丝幛，而且又重兵把守，东面架着机枪，只有南面有个缺口，但被日军严密封锁。好几千人的大人、小孩挤来挤去哪里跑得动！特别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谁能忍心丢开家人和孩子自己跑出去呢？互相拉扯，呼儿唤女，不知何时被飞来的子弹打中，连自己什么时候中了弹也不知道，结果谁也跑不了。事后了解到，在我们所掌握的幸存者中，只有夏廷泽在机枪扫射之际，抱着三岁的侄儿逃出了现场。据夏廷泽回忆：“……我转身抱起小侄，牙一咬，心一横，拼出全身力气，大喊一声：‘老乡们，往外冲啊！’我就趁东面的机枪正往北扫，南面的一刽子手正换子弹的功夫，一鼓作气冲了出去，跑到离屠杀场不远一块有二三丈高台地的小豆丛里，把已经吓得昏迷不醒的孩子横放在垅台上，我也顺垅沟躺下。这时，下面屠杀场上的机枪还在突突地疯狂扫射着。”（注：夏廷泽1978年回忆资料，存抚顺市博物馆。）日军的机抢一轮又一轮地疯狂扫射，人们惨叫悲号，一堵又堵地倒下去，鲜血成河。不远处的村庄烈火冲天，浓烟蔽日，猪嚎狗吠，与屠场彼此呼应，那是一幅悲惨恐怖的人间地狱图。
当时宪兵队翻译王长春亲自参加了屠杀，他的供词描绘了屠杀场上的片断场面：“……这时机抢大作，人群呼号乱叫，乱作一团，有的拼命向外冲。我和守备队的士兵向居民开枪了，我一连打死好几个。小川见我跑来，就命令我：‘王，快打！’我开抢又打死了三名。后来，我有些手软了，小川说他来打，这样我自己前后打死了十四五名。至于小川和牟文孝等，他们除了用抢打，还用战刀砍，杀的人就更多了。机枪连续不断地扫射，一堆堆的人倒下去，那种惨状的确使人目不忍睹。我因忙于开抢，没有心思去细看。”（注：王长春供词，存抚顺市博物馆。）
机枪扫射约一个多小时后停止了，屠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全是尸体，片刻间出现了可怕的寂静。据幸存者讲，此时，还有好多的村民没有死 ，因为屠杀前村民们一家一户挨坐在一起，当机枪开始扫射时，好多大人用身体掩护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于是压在亲人身下没有死的人们咬着牙，强忍着身心的伤痛，没有做声。然而，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却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只是吓得不断哭叫，有的在人群中爬来爬去寻找妈妈。丧失人性的刽子手们发现屠场上还有好多人没有死，于是开始了更为残暴的第二次屠杀。他们端着刺刀、军刀、手抢等，一字排开，先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逐个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抢打，发现有活着的就立刻杀死，就连妇女和儿童乃至婴儿也未能幸免。当时的幸存者赵树林介绍：“事件那年我十一岁，……我们全家靠近山根坐下来，我躺在母亲的腿上。……母亲一听抢响，立刻伏在我的身上，紧紧抱着我的脑袋。机枪越来越激烈，不一会儿听母亲‘哎哟’一声，鲜血立刻流出来，流到我的脸上很热很热。只听母亲说一句‘妈活不了啦，你跟着爸爸逃命吧！’在鬼子用刺刀挑时，我把头钻到母亲身下，只听‘扑哧’一声，父亲的鲜血又流到我身上。鬼子可能见我满身是血，以为我也已经死了，没有向我再刺一刀，这样我才幸免遇难。当时，我亲眼目睹了我的身边一位妇女惨死的情景。这位妇女中弹后昏迷过去，第二次屠杀时，鬼子一刺刀刺进她的胸膛，这位妇女两眼喷着怒火，双手紧紧抓住刺刀不放。鬼子用力一拔，妇女被刺刀带着坐了起来，鲜血沿着她的手指流了下来，日本鬼子慌了，上去一脚把她踢倒，顺势一拽刺刀，她的手指随着刺刀的拔出，齐刷刷地掉了下来，这位妇女也倒在血海中，但那愤怒的双眼却在狠狠地逼视着鬼子，竟把鬼子吓得一动不动……有个孩子在死去的妈妈身上爬来爬去找奶吃，这伙强盗一刺刀把孩子扎起来，高高举过头顶，孩子在刺刀尖上哇哇惨叫着死去。”
李凤琴介绍：“……这群野兽又端起刺刀，不管是死是活，挨个扎一遍。我只听见‘扑哧，扑哧’的扎人的声音，一声比一声近了。一个鬼子听到我的八个月妹妹的哭声，来到我身边，我把腿用力贴在地上，把衣服包盖在脸上，鬼子一脚踩着我的脸，一脚踩在身上，用刺刀翻动我妈的尸体，刺刀尖还在我肩上拄了一下，扎进去很深，至今还留着一个很大的伤疤。当时，我是歪着脸贴在地上的，日本鬼子的这只大皮鞋一踩，沙子揉进了我的右眼，火辣辣的疼，我的右眼就是这样被踩瞎的。我妈妈的尸体被翻到一边后，站在我身上的鬼子对准正在哭叫的小妹妹‘扑哧’就是一刺刀，又使劲一甩，把她甩到一边去了……”（注：李凤琴回忆资料，1972年2月4日。）
杨占友介绍：“……弟媳压着我的上身，妻子压着我的下身。鲜血淌得我满脸，眼睛被血粘住睁不开……有个卖煎饼的姓郑，被扎了一刀，他大叫大骂，鬼子会听中国话，在他身上扎了好几刀。我睁不开眼，也不敢抬头，只听到日本兵‘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用刺刀刺在人身上的‘扑哧，扑哧’声。已死去的人，只听到‘扑哧’声，没有反应，刺到活人身上，就是‘哎呀’‘爹呀’‘娘呀’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听到小孩哇哇的尖叫声，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了。刺刀声越来越近，很快就要轮到我了。我整个的人发痴了，不知道害怕，心想这一下算完了，命该如此，在劫难逃，爱怎么刺就怎么刺吧。我咬紧牙，屏住气，等着鬼子刺。一个鬼子走到我身边，一只皮鞋踩着我的肚子，‘扑哧，扑哧’两下，都刺到我上面的死人身上，而我在最下边。从亲人们身上流下来的血沾满了我的身，鬼子以为我早就死了，就把我给漏掉了。后来，我用衣袖擦掉双眼上凝固的血，使尽全身力气，推开亲人的尸体，爬了起来。我看到屠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断了臂、断了腿，有的身上多处重伤，有的在低声呻吟。有些孕妇肚皮被挑开，胎儿被挑出，有些妇女下身被刺破，肠子都挑了出来。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血腥味，夹杂着机枪扫射后的烟硝味，扑鼻而过，令人痛感分外凄凉。这时，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环顾四周，发现我的两个女儿还活着。据我事后了解，毫无受伤逃出来的太少了。我的两个女儿吓得发痴，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怕，面无人色，双眼红肿。我先背走四岁的女儿，送到豆子地里，又进来领走七岁的，一脚一个死人，我穿的白鞋染成了红鞋。就这样在茫茫夜色里，我又饥又渴，又痛又冷，领着两个孩子，从虎口里逃了出来……”（注：杨占友回忆资料，1972年4月20。）
这场大屠杀直到傍晚才结束。据幸存者证词，机抢扫射时间约一个多小时，第二次刺刀检查约两个多小时，屠杀共历时三个多小时。下午16时前后，日军按计划开赴千金堡，继续屠杀。
有关大屠杀开始的时间，大部分的资料均记录为9月16日下午1时许，而住栗家沟大房子（矿工宿舍）的杨宝山所证，机枪打响的具体时间是中午12时40分。因为，他听日本人说，这一带还有大刀匪，要打仗。枪响之际，他以为是义勇军来了，与日本军又打上了，因此心里十分高兴，不由得看了一下钟，记下了这个时间。这样，住大房子的杨宝山作为具体屠杀时间的唯一记录者（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把平顶山村的灭绝时刻确定为1932年9月16日12时40分。
傍晚，天色渐渐昏暗，夜幕降临，屠场上一片沉寂。此时，苍天为无辜惨遭屠杀的3000多平顶山村民而悲泣，开始稀稀沥沥下起了小雨。那雨水轻轻擦洗着村民们满是血迹的脸，汇成无数血红的小溪，向四方流淌。压在亲人和村民尸体底层的一些幸存者们奇迹般的得以逃生。据幸存者李德贵、夏廷泽等人的回忆：刽子手走后，就不再有人动弹了，鸦雀无声，一片沉寂，直到傍晚，下了蒙蒙细雨，才隐约听到有人的说话声。慢慢的有人从死尸堆里挣扎着爬起来往外逃。有些人负了重伤以后，昏迷过去，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还挣扎着逃命，但是多数丢臂断腿，遍体鳞伤，已经爬不动了。有的人爬着爬着，爬不出几步就死在高粱地里。屠场上许多人死亡前发出的凄厉的呻吟声，惨叫声，一直到天亮。
有关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的人数，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文件，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23日接到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的密电报告后，“为求事实万分正确计，又密派干员前往实地调查”得知，“负轻伤逃出者130余人，负重伤中途殒命者60～70人。”根据建国后至今，由“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陆陆续续调查到的幸存者有40余位，其中作出血泪证词者31位。这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的幸存者带着一生难已抚平的创伤，默默地离开了人间。1991年，“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再度寻访，健在的幸存者只有16位，还有几位已失去联络。
平顶山村至此从地球上消失，较繁华的平顶山村街瞬间变成了废墟，无辜的3000多平顶山村民含着太多的怨恨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平顶山大屠杀结束后，日军按计划继续开赴距平顶山村2.5公里的千金堡烧杀。千金堡烧杀是平顶山大屠杀的继续，也是平顶山大屠杀的组成部分。由于千金堡的人闻知平顶山村民被屠杀的消息后，大多逃离了村庄。日军发现大部分的村民已逃逸，只有看家守院的少数村民以及正在逃离中的村民，于是采取了追杀的办法，见人就开枪，见房子就烧，被杀的群众多是老弱妇孺和不愿离开房屋财产的人。据千金堡的幸免者金贵祥讲：“平顶山大屠杀我们已经知道，枪声听得很清楚。有个叫韩德荣的从平顶山急忙回来说：‘不好了，平顶山让鬼子都圈上了。’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走了，可是另外有个姓张的，他在平顶山日本牛奶房工作，给日本人喂牛，天天到牛奶房上班。当天他回家时，鬼子还没到平顶山，因此他就说：‘没那么回事’……有些人就相信他的，结果没有跑，吃了亏。首先姓张的自己全家吃了亏，都死在千金堡。……当时的情况真惨啊！跑到哪里都没人。千金堡一烧杀，那年庄稼扔在地里无人敢收割，被打死那么多人，谁秋收啊！”胡明甲讲：“平顶山机枪声和漫天大火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随着平顶山枪响，千金堡也乱了，我看见从平顶山那边跑过来一个女的，浑身是血，用手捂住肚子……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鬼子把平顶山用机枪突突了。这时人们才知道血洗了平顶山，也都感到处境危险，不顾一切往外跑。……我们邻居有个姓张的工人，说什么也不肯走，认为自己没干坏事，日本鬼子不能把他怎么样，结果，他的父亲、妻子、弟弟和四个孩子，共八口人死在日军屠刀下。过了一个月我回到千金堡，一个三四百人的大堡子烧完了，我的邻居老张家八口人的尸体都扔在院子里，张的爱人怀孕，被敌人把肚子挑开了。”平顶山村的幸存者张庆芬也在逃出平顶山村的途中见到了千金堡被烧的情景：“我从老君庙往外跑，已经很晚很晚。我们从栗子沟往南走，看到千金堡火烧得像火山似的……”（注：胡明甲回忆资料，存抚顺市博物馆。）
据1947年7月国民政府抗战损失调查，千金堡村民被杀24人，烧毁房屋500余间。
关于在平顶山大屠杀中村民的死亡数字，依据我们所调查到的中国方面的资料，统计约3000余人。即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死难人数未能精确统计，但总的来说数字大体接近，差距不大。
1932年，中国当时的报纸对三村（平顶山、千金堡、栗家沟）死难人数一律确定为3000人。1932年11月15日、23日、27日的《上海新闻报》均记“平顶山被害村民三千余，悉被残杀”报道了惨案。12月23日，《申报》转载美国记者汉特报道，称“三千村民无一幸免”。26日，幸存者《张荣久死里逃生记》称“三千余人一弹毙命。”
1932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刊登《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公布死难村民的数字为二千七百余。其中详细记录到：《外交部21年11月份工作报告》中《关于抚顺平顶山日军残杀平民案提起严重抗议事项》：“11月23日接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密电称……又密派干员前往实地调查……共有农户五百余家，人口三千余……负轻伤逃出者仅一百三十余人，负伤中途殒命者六十－七十人，其余男女老少二千七百余人，皆死于非命。”（注：辽宁省档案馆，JE 1号全宗，目录10，第32卷。）在此，外交部公布的二千七百人，扣除了逃生者和中途殒命者，而三千人是全村的人口。
根据当时宪兵队翻译王长春供词：“小川同川上会面后，小川问川上怎么样？死者能有多少？川上回答说，能有二千三百多人。”
日本投降后，清算日军在东北的罪行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查捕审判战犯，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抗战损失调查，以向日本索赔。
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审判战犯久保孚等的判决书中记录：“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由日本守备队、防备队及宪兵、警察等，将平顶山居民约二千八百余人进行屠杀，并将全村焚毁等情……”
1947年7月27日，抚顺县政府将人口损失报告及死亡人员名册上报市政府民政科。其中有《遇难有家族者调查表》（简称《遗族表》）和《全家被难姓名调查表》（简称《氏名表》）各一份。《遗族表》是尚存遗属的死者统计表，《氏名表》则主要是全家无一幸免的门户灭绝的统计表。《氏名表》共计3122人，加上《遗族表》149人，总计在平顶山惨案中死亡的村民有517户，3271人（其中栗家沟村民200余人，千金堡村民24人，平顶山村民3047人）。
综合上述资料分析，确定平顶山惨案死难人数为3000余人，是基本准确的。
三 日军焚尸灭迹与万人坑的形成
大屠杀后第二天，日军按计划运来大量的汽油，把尸体集中到山崖底下，焚尸灭迹。据说当时还有不少没有死的，断了胳膊，断了腿，受重伤走不动的，也同死尸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在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内，有一具匍匐着向外爬行的男性尸骨，从他的姿态中不难看出受伤后艰难地向外逃生的情景。然而，他也未能逃脱屠杀后焚烧现场的厄运。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仍然保持着逃生的姿态，在作长久的、无望的努力。
汉奸翻译于庆级在事件后的五六天，与日本宪兵镰田光次去了平顶山，他如此描绘了人间地狱般的平顶山村的景况：“各家四壁兀立，屋子几乎烧光了，院内乱七八糟，小缸打破了，牛马已经死了，可还拴在食槽上。猪死的到处都是……，在途中看到满地庄稼还没有收割，……牲畜与人的尸体开始腐烂，死人竖七横八，咬牙切齿。衣服和人的皮肤烧得发黑，每个人已经认不出模样，臭味四溢。平顶山上有一个日本兵把守。镰田对我说：‘周围有兵把守，不让外人去看。如果被看见后泄露出去，就有问题了。’我问他死尸怎么办，他说：‘以后再想办法。原来想用火烧掉，但烧的效果不行。’我问他枪怎么能把房子打着火呢？他说：‘用燃烧弹打就着火。’”
伪县总务科长林喜岳事后“曾亲眼看到在栗家沟有一个孕妇，因为火烧而腹部爆裂，胎儿掉在外边，那种情形是非常凄惨的。……到了平顶山下，日本在乡军人、警察、守备队人挡住，不准上去，没看见。但看到山沟里流下来的水都是血沫子。”
日军对平顶山、千金堡、栗家沟等村进行屠杀与焚烧后，害怕消息传出，引起舆论的谴责，严密封锁消息和现场。但骇人听闻的平顶山大屠杀仍然不胫而走，首先在抚顺市区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人们奔走相告，纷纷逃难，矿工更是举家逃离，抚顺南站登车逃难者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市街上出现了廉价拍卖金银首饰，绫罗绸缎，器皿家具，人们以此换取盘缠，准备逃难。据1933年版的《满蒙年鉴》，1932年9月末，抚顺市人口统计，比上月减少1183户，人口减少5985人。一时社会动荡，人心不安，影响所及，抚顺各炭矿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农田里的庄稼无人看管，无人收割，直接影响了侵华关东军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
针对屠杀后引起的如此严重的后果，日伪当局采取了销毁罪证与所谓安抚善后的措施。据于庆级供词：“在平顶山事件二十多天前后，日伪首脑于煤矿会议室召集了一次善后会议。出席人员有川上、小川、日本警察署长、煤矿土地系主任、山下、园田、夏宜、于庆级（以翻译的身份参加）等。会议由煤矿庶务科长主持。首先他说明会议目的是为了防止真相外传和安定人心（主要是矿工），其次他提出应当处理的时间时说：大刀队由于日本守备队及警察机关的努力，已在抚顺县基本肃清，治安已基本恢复。平顶山的事也应处理等。 以后由煤矿提出善后处理意见，经大家讨论，确定了以下几项原则：
1.死尸由煤矿负责处理，埋在牺牲现场。
2.栗家沟由于牺牲过多，剩余不多，故不建屯。栗家沟的废址由煤矿处理。
3.经费由煤矿负担。
4.具体执行（如调查发款）由抚顺县政府处理，并按照以下办法：
A.没有牺牲者，只对损失房屋、牲畜、物品，根据情况赔付。
B.人牺牲一部分，其他房屋、牲畜、物品损失者，除物品按人数赔偿外，其他按A项。
C.全部牺牲而有其他家族者，除补发物品赔偿外，其他按A项。”（注：于庆级供述资料，存抚顺市博物馆。）
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销毁遗迹与所谓安抚善后，安抚工作由伪县政府负责，销毁罪证由煤矿负责，伪县政府协办。会后，各机关根据会议部署，采取了具体的措施。㈠对屠杀现场再次进行销毁。据于庆级供词：第二次焚尸用了三天时间，但对屠场的第二次灭迹处理还未能把罪证彻底消除，于是日军守备队调动部分矿工去放炮崩山掩盖。
矿工韩凯、付少孟参加了放炮崩山，掩盖尸体的工作。韩凯的外孙张宪春于1972年2月，把韩凯生前的证言整理并提供：“我（韩凯）当时在西露天矿工作，是打眼工。平顶山事件发生后的一天，我到矿上干活，刚到矿上就看见一个叫田×× 的鬼子和一个汉奸在一起说什么，矿上还停着两辆汽车。那个鬼子看见我们就叫喊起来，让我们‘统统到那边干活’，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去，就被日本鬼子逼上了车。上车后，日本鬼子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押着我们，怕我们跑了。我们的眼睛都被黑布蒙着，什么也看不见。一下车才知道是到了平顶山。下车后，日本鬼子叫我们去打眼放炮，不去要枪毙，……上山后往下一看，满沟满地都是死人。上山后，日本鬼子让我们每个架打三、四个眼，五个架共放二十多炮。有些地方把死人盖住了，有些地方没有盖上。日本鬼子就让我们拿铁锹埋，一直干了一整天，……天黑了，我被送回矿上，我的家属都在矿上等着，……家属着急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去了，就哭天喊地的等候在矿上。”（注：韩凯证言资料，存抚顺市博物馆。）
付少孟介绍：“平顶山惨案后，小鬼子杀完了人妄图掩尸灭迹。在惨案后的一天中午十二时，由日本守备队、煤矿负责放炮的小鬼子，让我们去放炮，其他的什么也没说。我们负责放炮的几个人被鬼子逼上汽车，到了平顶山。那里有日本守备队五个头目，并有日本兵数人。去的时候不知道是掩埋尸体，因为当时鬼子骗我们说是上班。到山上放炮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片残缺不全的尸体，早已被日本人浇上汽油烧得不成样子，而且也埋了大部分，但还有一些尸体露在外边，尸体横七竖八，草都染黑了，气味腥臭。日本鬼子何等残忍。当时放炮用电盒子，一共放了六炮，炮眼五米多深，放炮时间共约二十分钟，把山崖上的土炸下去，把掩埋的不彻底的尸首深埋起来。当年到平顶山放炮的一共四个人，我只记得一个叫韩凯……他是早上去的，我是中午十二时去的。”（注：付少孟证言资料，存抚顺市博物馆。）
日军一方面着手处理屠杀现场的同时，为了躲避外界舆论的谴责，对栗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等三村制定了伪装计划。对于伪装计划的实施，伪抚顺县总务科长林喜岳的证词补充了内容。林喜岳是代表伪县政府参与销毁罪证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供词在这方面是很具体的：
“平顶山屠杀事件发生后，夏宜偕外事秘书于庆级同煤矿、宪兵队、守备队各方面商讨善后处理方法，以毁灭平顶山事件的实际情况，防止暴行昭著。……因为平顶山属于煤矿区域内，归日警管辖，由煤矿负责，以日币二万元工费，将平顶山烧毁的墙壁等残存的遗迹尽数铲除，不留丝毫痕迹，将所余砖瓦石块均推运入废弃采煤洞内，以充填坑道……为了消灭痕迹，日本守备队用了三十二桶汽油，把平顶山的尸体全都烧掉，并炸下半壁土山，掩盖痕迹。同时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夏县长，尽速在栗家沟和东西两个千金堡的废墟上做成假房子。之后，把那些假房子都拍了照片，企图表明这三个地方没有遭受过破坏。”
在宪兵队翻译王长春案卷中，林喜岳的证词是：“……由奉天派来一个常守臣，和我负责东西千金堡和栗家沟三处，将烧掉的房子用高粱秸盖上以后照了像，说平顶山村、栗家沟和东西千金堡三个村没有烧杀。常守臣在抚顺住了几天就回省了，实际就我一个人负责。”
千金堡村民胡明甲对此也有证词：“日本强盗为了杀人灭迹，将平顶山村全部修平，填上砂土，种上树籽，到了1933年春天，长出了青草，看上去像青草地一样。”
针对屠杀后引起的社会不安，人心惶惶，日伪当局采取了所谓安抚善后，力图蒙蔽民众，平息舆论。在宣抚活动中，则颠倒黑白，把日军的一切罪行都嫁祸于义勇军身上。
在事件后一周左右，1932年9月24日，《盛京时报》登出了《出布告，安定民心》为题的报道：“本月十五日午前一时许，胡匪数百人袭击杨柏堡等采煤所，当时虽然经击退，但一时未及远去，仍盘踞于附近村落。友军为剿遗匪起见，有忍痛焚毁村庄民房之举，彻底清源，情非得已。现此事业经告一段落，而一般乡民，不知真相，难免惊慌。夏县长有见及此，特出布告，藉以安定人心，兹录其布告如下……”
出此布告，未见有效，于是10月6日《盛京时报》以《布告灾村，限期收获》为题，又报道了伪抚顺县政府所发出的布告：“……现当五谷告成，应各回本村安心收获，勿再徘徊歧途，心存观望。本县即日委派要员，分赴各灾村，插旗设所，招抚难民，各该民等，应至插旗处报道，速速归来。本省业已电省，请领巨款。为该民等妥为筹食宿方法，俾各存民楼，并由县限定至本月一日至十日，为登记报道期限，……本县业经商得友邦各省局，同情援助，此后保障绝无危险。各村民等速即安心各理生业，勿存疑惧，自误前途。为此布告，仰各凛遵勿违。切切此布。”
布告发出后，日伪当局发起假慈悲，发放了所谓的抚恤金。李晋卿是参加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之一，据他证词：“1932年10月，由日伪人员调查平顶山事件后，遇难生存者发放慰问金，经管财务的人石冢将钱装入口袋封好。当时我无事可做，石冢让我经手发钱，让我看过证明书后，核对无误，把钱发给人家，并在收据上盖上领款的印章。在我的记忆中，钱口袋不过四十份，钱数不知。”（注：李晋卿证词资料，存抚顺市博物馆。）
李晋卿关于钱口袋四十份的发放数额在平顶山事件的幸存者中得到证明。幸存者扬占有证明：“据我回忆，到栗广枝那里登记的有四十八人，跟我一起跑出来的难友有八人，即高庆云、小冯、施永贵、赵德中和他的一个孩子、王德富、小卖店老王和我。”张庆芬证明：“听说当时到千金堡衙门领钱的有四十多人。”田廷秀说：“除我以外，五口人全死了。事后，一个死者给五元，活的给十五元，我领了二十五元，矿务局的一个老头给办的。”
因为大多数的幸存者隐居或远走他乡，到炭矿衙门领取抚恤金的也只有四十余人。当时一条狗的价钱还是伪币五六元，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百姓的一条命还顶不上一条狗的价值，这充分说明了日伪当局的“善后处理”是如此虚伪。
经过日伪当局挖空心思的努力，平顶山村完全变成了一座人骨堆积的废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风雨的吹打，埋在山崖底下的尸骨不时地流露出来，人们悲痛地编了一首血和泪的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切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四 平顶山大屠杀的反响以及战后审判
平顶山大屠杀后，以川上为首的抚顺日伪当局采取了焚尸灭迹，销毁罪证，安抚民心等种种措施，努力防止真相外漏，但屠杀后不久，平顶山惨案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怒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
1932年11月15日，《上海新闻报》以《抚顺村民被屠》、《东边人民被屠三千余》为题，公开披露了惨案的消息：“抚顺千金堡、栗子沟、平顶山三村人民三千余，悉被日军屠杀。其屠法是先令人民齐集平顶山西南沟内，谎称演说，三百日兵即包围，架机枪扫射，逃出者百三十余，未死者四十余，村民尸体悉被焚毁。”
1932年11月23日，《上海新闻报》登载义勇军将领冯占海、李海青、唐聚五通电国联的电讯，以《义勇军电国联》为醒目标题，表达了激愤与抗日决心。副标题是“披露日军残暴，屠戮无辜民众不下三千，渴望国联权威，制裁此等人类中之蟊贼，未敢仰人鼻息，决心抵抗以图恢复主权。”
11月27日，《上海新闻报》根据东北外交委员会致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报告，以《日军屠杀详情》再作报道。东北外交委员会在电报中要求外交部，根据他们“为求事实千真万确计，又派干员前往实地调查”的报告，“转电国联及各友邦主持同情”。除追述大屠杀详细情节外，又揭露日军“定议建设武装移民镇”，即于集家归屯中，又在“辽阳之笔管铺及黄沙堡，日军亦有同样屠杀情事。”
《申报》也于12月8日报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的抗议讯，《抚顺日军屠杀农民》、《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日政府竟照会外交部加以否认》。
同日，《大公报》也发表了幸存者张荣久死里逃生的长篇报道──《抚顺惨案又一证明，栗子沟难民张荣久逃来北平，昨对记者谈平顶山屠杀惨状》。
12月23日，《申报》翻译转载了美国记者汉特的调查报告，标题为《日军在抚顺屠杀惨状》、《美记者汉特氏前往调查》、《三千村民无一幸免，遭难村落悉成灰烬，第三者之忠实报告，日军采取报复手段》。在此调查报告中，美国记者汉特以第三者的身份，真实报道了他所目击的惨状及整个屠杀的基本事实，指明平顶山惨案是日军“有组织之报复屠杀”。
平顶山惨案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在1932年11月24日的国际联盟会议上，中国代表在全面揭露日军侵华真相的同时，提出了平顶山屠杀事件。对此，日本代表矢口否认。日本外务省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紧密配合，一方面指使抚顺日伪当局掩盖屠杀现场，一方面对外声称，中国代表提出的平顶山事件是虚构了所谓日军在搜查过程中与义勇军交战，“村落在交战中失火，大半烧毁”，“匪贼及不良民三百五十人被击毙”的满纸谎言，以此欺骗国际社会。
然而，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在1932年12月6日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再次提出平顶山惨案。
1932年12月22日，《大公报》刊登通讯：“国联大会之第二日，世界公论痛责日本，西班牙代表郑重宣言：中国东三省不许变为日本之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野蛮暴行受到了世界正义邻邦的舆论的谴责。“后来，事情发展到了满铁总裁松岗全权大使也困于答辩的程度。”（注：久米庚子：《平顶山事件和它的结局》。）关东军司令部权衡局势，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于1932年末与1933年初，把平顶山事件的决策者小川和川上分别调回日本。而平顶山事件的执行屠杀者井上清一也在1932年11月调离。这是关东军司令部向国际社会封锁惨案真相的又一手段。
面对中国舆论的强烈呼吁和中国代表把惨案提交国联大会，以及汉特作为第三国记者毫无偏袒的报道，国联派调查组于1933年5月到抚顺实地视察。
关于国联调查团来抚调查平顶山事件一事，有当事人宪兵队翻译王长春作了如下证明：“调查团没到抚顺之前，就从奉天宪兵队本部特高课来电话命令说：‘明天，国际联盟调查团到抚顺去视察平顶山，抚宪兵要指挥日本警察署，实行警戒。调查团到抚顺，先是从车站到煤矿事务所，再到平顶山视察。抚宪从今晚开始警戒火车站。明天十一时左右到达，下午四时从抚顺回奉天，调查团也都知道，不准他们走出警戒线以外。如果在警戒线以外被人暗杀，我方警戒人员概不负责。’抚顺宪兵队接到命令后，马上通知日本警察署组织警戒网。这时，妹尾队长命令我和武田伍长‘先到火车站警戒，明天调查团来时，武田伍长和王（王长春）到抚顺煤矿对面的满铁医院。’明为警戒，暗为监护调查团的活动。其他人员也由妹尾分配出去。我和武田当日晚上就开始在车站警戒，实行上下火车旅客的检问和检查。结果未发生什么事故。第二天早上九时，我和武田到满铁医院，当时一起去的还有警察署高等刑事中国人巡捕陈明起。十一时调查团来了，在抚矿事务所稍休息后就到平顶山去了。下午四时回到抚矿事务所就走了。”
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以及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加上中国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平顶山惨案在国际会议上未能得到任何结果，就不了了之，但残遭毒杀的平顶山3000多同胞的血债，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沦陷了14年的东北三省终于得到光复，结束了亡国奴命运的中国人扬眉吐气。在中国曾经作恶多端，犯罪累累的日本军、警、宪、特及在乡军人于1946年开始被拘捕，受审查，平顶山人民14年的沉冤也开始得到审理。
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在报纸上有关公审平顶山惨案的最早报道，是《中苏日报》1946年11月28日刊载的一则审判战犯的消息《明日续审日战犯，受害者可作证》：“（本报讯）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定于明（29日）公审战犯久保孚，30日公审战犯前田满雄。以上两案定于上午十时开庭审理。该庭希望受害者同胞到庭作证，以申冤抑。”后者属于另案。
1946年12月4日，《中苏日报》详细刊载平顶山案有关案犯的情况：《十四年前惨案平顶山事件，各主犯提起公诉，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将审理》：“（本市讯）十四年前骇人听闻之平顶山事件，居民五百余户，男女老幼二千余名，惨遭日人不法屠杀，及今思之，犹令人发指。现该惨案主犯除川上大尉（当时抚顺日本守备队长）、井上中尉（当时抚顺日本守备队小队长）、小川队长（当时抚顺宪兵队队长）三人在逃外，其余山下满男（抚顺县参事官）、金山弓雄（抚顺煤矿工务局副局长）、西山茂作（抚顺煤矿工作班长）、广田繁（抚顺煤矿龙凤坑工作员）、久保孚（抚顺煤矿次长）均已被拘押于战犯监狱中。经东北行辕军事法庭齐检官北武作长时间侦察，业已提起公诉，不日即将审理，兹志起诉所述各战犯犯罪事实如下……”
1947年，平顶山一案战犯的审理进入了进一步调查、取证阶段，川上、小川、井上这时已被确定为主犯。1947年7月27日，《中苏日报》刊登《平顶山惨案真相》：“民国二十一年轰动全国之抚顺平顶山惨案主犯川上大尉，井上中尉及小川等，行辕军事法庭已呈国防部提请东京盟军总司令部代为查辑。查与该案有关之要犯山下满男、金山弓雄、满多野仁平、广田繁、西山茂作已于胜利后经人民告发，由行辕军事法庭拘捕到案。现该庭为明了惨案真相，除发动人民提供有力证据以控诉外，并于昨（26日）下午派审判官王天相，书记官白永勤等赴平顶山一带调查，将发掘二千多受害者之遗骨，并询问当时幸免受害人氏。又该庭岳庭长很重视此案，亦将于明日（28日）前往实地调查。”
关于岳庭长28日前往抚顺实地调查取证一事，由当时抚顺市警察局长王新琦证明：“约在1947年7、8月间，东北战犯军事法庭庭长岳成安来抚会同我调查平顶山惨案，岳成安在抚顺停留两天，住在我的官舍。他到抚次日，我陪同他到平顶山现场调查。当时找了几位证人，并且在现场发掘了被害者尸骨，照了像，作为战犯的罪证，我亲眼看到了，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挖出了十一个大小脑骨。这张照片以后在《中苏日报》上进行了登载。”
《中苏日报》1947年8月4日报道了这次取证的结果：“行辕军事法庭法官王天相等，赴抚顺调查平顶山惨案，已于前日陆续返沈。据悉，对于惨案经过及日寇暴行之证据、搜获颇多。除询问当地幸存者及殉难遗族外，并将发掘尸骨摄成照片，以便呈请国防部转东京国际法庭，并设法缉获主犯。至于公审日期尚未判定。”报纸同时刊登现场发掘的照片。
此后，东北行辕军事法庭续审有关平顶山一案罪犯的材料我们未能查到，而根据久米庚子（1947年被作为平顶山屠杀一案的嫌疑犯而拘捕，后来无罪释放）所著《平顶山惨案和它的结局》一文中的陈述：1947年9月预审有关平顶山惨案嫌疑犯十一人，10月第一次公审，11月第二次公审，1948年1月3日终审判决。在审理过程中，他们各自提出了陈情书，法庭允许他们“全员十一人进行了各自的辩论”，法庭还为他们请了辩护律师，为他们作了辩护。
1947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记载，法庭审判长：王天相，审判官：朱安会、何崇孝，书记官：白永勤，指定辩护人：张俊武律师。判决书的主文记录：“久保孚、金山弓雄、满多野仁平、藤泽未吉、西山藏作、坂本春吉共同实施有计划之屠杀，各处死刑，共同纵火，恐吓人民，各处有期徒刑十年，共同毁损尸体，处有期徒刑五年，应各执行死刑。山下满男共同实施有计划屠杀处死刑，共同纵火，恐吓人民处有期徒刑十年，共同毁损尸体，处有期徒型五年，应执行死刑。其余加藤作三郎，广田繁、久米庚子、有濑贞雄无罪释放。”（注：见辽宁省档案馆，JE 1号全宗，目录10，第32卷。）判决书详细记录了久保孚等七名战犯的犯罪事实，起诉理由，以及所犯法律条例等。
经过国民党政府的正规的法律程序，部分有关平顶山惨案的罪犯得到了正义与法律的严惩。然而，平顶山惨案的罪魁祸首川上和小川由于关东军方面的庇护性调离，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仅管如此，他们终归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根据日本田边敏雄所著《追踪》一书中记述，川上精一已于1946年6月12日在日本宫城县叫作荒滨的渔村自杀身亡。日本投降后，川上寄居在宫城县荒滨渔村的旧部下家里。6月12日，两名仙台警察署的人乘吉普车上午十时到达荒滨，要带走川上。川上要求去东京做些准备，傍晚被释放回家。川上对曾经给予他帮助的乡邻举行答谢宴会。警察在套廊里等待。川上对12岁的女儿说：“今天是6月12日，不要忘记这一天，好好听你母亲的话。”然后就从常用的装胃散的容器中取出药吞服，站起身后没走两三步就倒地而死。川上服用氰酸钾自杀。
平顶山惨案的决策者之一小川一郎，自1932年末调离抚顺，下落不明。虽然他一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他在平顶山大屠杀中的罪行已昭然于世，广为人知，受到了包括许多日本正义民众在内的各国人民的义愤和谴责，这就是历史给予他的最高判决。
有关事件当时指挥并执行屠杀者井上清一中尉的资料，在石上正夫的《平顶山事件》一书中记载：井上中尉在平顶山事件后两个月，即1932年11月奉调到奉天第二大队。这个调动与中国代表在国联谴责平顶山事件是同一时间。大队部授予井上中尉五级金鹰奖章。此后井上再婚。1935年回日本，担任陆军军官学校区队长。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广岛县吴市的驻军参谋，日本战败时已升至中佐。战后，井上清一对平顶山事件一言不语，直至1969年患中风死去。石上正夫无奈地写到：“当平顶山事件可能成为历史性事件和国际性事件时，井上中尉有责任留下证词和记录。”“在日本军部和军人，可以说大多以保密主义为天职”，因此，有关平顶山屠杀事件的一些环节，至今留下种种疑惑与争议。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期间对无辜的3000多平顶山村民进行灭绝人性的集体大屠杀事件已铁证如山，无可辩驳。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将载入历史的罪恶录，永远也得不到解脱。
五 平顶山惨案遗址今昔
平顶山惨案是祖国蒙难史的典型代表，是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证之一。解放后，抚顺市人民政府为了悼念平顶山殉难同胞，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了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于1951年4月5日清明节之际，在惨案旧址的平顶山上举行公祭大会，并在平顶山之颠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翌日的《抚顺日报》报道了关于抚顺市各界公祭平顶山殉难同胞的时况：
“抚顺各界人民代表万余人，在昨天（清明节）上午九时，在平顶山举行追悼平顶山惨案死难同胞公祭大会。肃穆的祭灵台设在十九年前日寇屠杀平顶山三千余无辜同胞的地方。白色祭灵棚中悬满机关，团体各界人民献的挽联和花圈。
大会在沉痛的哀乐声中开始。主祭，陪祭人与死难家属入位后，即由主祭人张澍市长诵读祭文，奠酒献香，继由中共抚顺市委，矿务局，工人，青年，妇女，学生，工商等界代表献香。接着是死难家属祭奠，每个家属都跪在祭灵台前泣不成声，之后，市人民政府向死难同胞献花圈。大会主席张澍市长简明介绍了平顶山惨案的经过后，沉痛地回忆了十四年日寇统治时期的血泪年月。……公祭大会上，死难家属代表莫德胜、洪振儒、方素荣控诉了日军屠杀的罪行。……最后，各界代表在平顶山为死难同胞纪念碑奠基植树。”
沉冤千古，抚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惨遭屠杀的3000多平顶山同胞，把日军屠杀平顶山同胞的惨史告诉未来，是抚顺人民的责任。
1970年中共抚顺市委开始组织平顶山惨案遗址发掘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挖掘，运走了土方量1万立方米，在遗址现场修建了纪念馆，并于1971年重建“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972年9月16日，在惨案发生四十周年之际，“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正式落成。1988年1月13日，“平顶山惨案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现改称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
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整体占地面积为115000平方米。在和平的蓝天白云下，在苍松翠柏之中，庄严屹立着殉难同胞纪念碑和惨案遗址纪念馆。 纪念碑坐落于松柏环绕的平顶山之颠，占地面积为3160平方米。碑身高19.32米，象征着惨案发生的1932年。碑座为一石棺造型。纪念碑由白色花岗岩砌成，正上面浮雕花环，花环下凹刻“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十个楷书大字。背面铭刻平顶山惨案史实碑文。碑文如下：
“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进行大规模武装侵略，肆意烧杀抢掠，使几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华儿女奋起杀敌，东北大地到处燃起抗日烽火。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经过精心筹划，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派出日本宪兵和守备队，突然包围平顶山村，把全村三千多名无辜居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驱赶到平顶山下，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集体大屠杀，然后焚烧尸体，崩山掩埋，又纵火烧毁全村八百多间房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在一九四五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收复了沦陷的国土，赢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我们要和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决不让这种惨痛历史重演，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
为纪念平顶山殉难同胞，抚顺人民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立碑，一九七一年重建。”
由纪念碑下的花坛和环行路下行75级石阶，就是在屠杀现场建立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纪念馆的建筑面积1430平方米。建筑格局是根据遗骨发掘现场的分布情况设计和修建。正厅陈放着平顶山村原貌示意砂盘图。正面石屏幕上镌刻着“向平顶山殉难同胞致哀”的立体大字。展览大厅是长80米，宽5米的遗骨池，池内表面出土的800多具殉难村民的遗骨纵横叠落，惨不忍睹 。由于发掘后，遗骨保持了原来形状，所以时过六十余年，我们通过遗骨现场仍可以看到村民们在绝命前的挣扎与努力求生的情景，以及愤怒和痛苦万状的表情。骨池中有母亲搂抱着孩子的遗骨，有巴掌大小的襁褓中的婴儿的遗骨，有俯身向下，欲保全腹中胎儿的孕妇的遗骨，有层层叠压，保护家人的三层白骨……。在屠杀现场，与遗骨同时发掘了2300余件殉难同胞的遗物。其中有老人用的烟嘴、烟袋锅，妇女用的剪子、梳子，儿童戴的小手镯、长命锁，中秋节村民们欲品尝的月饼、水果，还有矿工用的怀表，饭票以及刽子手屠杀时留下的子弹头、弹壳和焚尸灭迹，销毁罪证的汽油桶等。累累白骨，件件遗物以铁的证据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自1972年9月16日开馆伊始，每年接待中外各界人士4万余人次。它以独特的展示内容，以直观、真实、形象的陈列特征，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在国内外早已成为进行民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进而进行反侵略战争教育，维护世界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站在这方鲜血浸透的土地上，都会流下心灵无法平复的眼泪，都会听到自己心灵的呐喊。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原日本关东军师团长藤田茂双手曾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释放后回国。他曾先后三次携妻带子到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参观谢罪，敬献花圈。他在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前，宣读了自己的《忏悔词》：
“……当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追念诸位烈士的时候，面对着各位英灵，烈士遗属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绞得我们肝肠俱裂。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忏悔，我们从前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啊！每当追念及此，对于中国人民的感谢，便从内心深处汹涌而来，这对于我，对于很多人，成为历史的源泉，鼓舞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时机，从各自的岗位上行动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持久和平，呼吁中日友好！”（注：存抚顺市博物馆。）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我们研究平顶山惨案这段悲怆的历史，是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从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吸取教训，用昨天的鲜血警醒自己，绝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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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抚顺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