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水丰水电站工程万人坑﹡

 

水丰水电站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长甸镇拉古哨村与朝鲜之间的鸭绿江上，是日伪时期于1937年至1941年修建的。在修建水电站的过程中，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与压榨，造成约2万中国劳工死亡，形成了水丰水电站工程万人坑。

 

一 水丰水电站的修建

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建设，是日本利用伪满洲国推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产业开发的基础条件，必须增强动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在第一次产业开发计划中，计划修建鸭绿江和第二松花江水力发电站。”（注：战犯武部六藏笔供，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第220页。）

为了修建鸭绿江水力发电站，日伪于1937年8月30日在伪都新京（长春）召开了“满洲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成立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的“成立委员长”由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兼任，而实际上的参加会议的“成立委员”和“委托委员”大都是日本人。如成立委员是：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长竹下义晴，关东军参谋部国分中佐，总务厅次长神吉正一，产业部次长岸信介，经济部次长西村淳一郎，交通部技监兼水力电气建设局长直木伦太郎，总务部企划处长松田令辅，产业部矿工司长椎名悦三郎，经济部金融司长田中恭；委托委员是：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总裁安川雄之助，长津江水力电气株式会社董事长野口遵，长津江水力电气株式会社常务董事久保田丰等。日本侵略者通过这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满洲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开始兴工建设水丰水电站。

水丰水电站预计筑造7个大型库区，在七个堰堤处建立发电所，最大发电能量合计156万千瓦特，工程资金总额需要3.54亿元（伪币）。其计划如下图表。

 

地  点	平均有效落差（米）	发电力（千瓦特）
厚昌水力地点	79.0	155000
临江水力地点	45.0	95000
慈城水力地点	40.0	104000
辑安水力地点	75.5	234000
渭原水力地点	43.5	184000
水丰水力地点	77.4	640000
义州水力地点	20.0	173000
	380.4	1585000

 

按照电力需求，第一期工程开发水丰发电所，然后顺次开发。

该次会议还确定：水丰发电所在昭和12年（1937年）秋季动工，在昭和15年（1940年）夏季，堰堤的一部分竣工，开始贮水。大约在同年11月，发电所部分竣工 ，同时开始最大发电约30万千瓦特，平均20万千瓦特。在昭和16年末，全电力60万千瓦特开始发电。

收支预算：第一期工程结束后，投资1亿元，年收入1300万元，年支出630万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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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丹东市宽甸县史志办公室。

 

发电费	300000	租 税 捐 税	1000000
维持费	1000000	从业人员退职积金	200000
舟筏路费	800000	折 旧 费	2500000
本社费	500000	合  计	6300000

 

 

 

 

 

工程结束后的收支概算如下：

投资：35400万元；收入：3950万元；支出：2950万元；扣除：1000万元；其他利益处理，年分配900万元。法定积金100万元（注：满洲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筹备委员会：《事务引继书》，1937年9月。辽宁省档案馆日文资料，工矿类第3616号。）。

水丰水电站的主体工程为混凝土直线重力式栏江堰堤，直高106米，长898米，体积300万立方米，使用水泥70万吨，全部工程历时四年多，于1941年建成发电。该水电站形成的人工湖面积345平方公里，最大蓄水量达到116亿立方米，是当时世界上第二、亚洲最大的人工湖（注：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业务室：《满洲国电气事业现势》（秘）第40页，辽宁省档案馆日文资料，工矿类第3461号。）。

 

二 水丰水电站劳工与万人坑概况

水丰水电站工程由满洲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负责指挥修建，由日本“西松组”等几大公司承包，并建有警察所等警备、管理机构。在修建电站主体工程拦江大坝的过程中，从东北和河北、山东等地和朝鲜各地，用招募、骗招、征调等方式，使用了数万劳工。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条件下，以人工为主，日夜施工，常年保持二三万名劳工，从事极其繁重危险的劳动。

据原籍宽甸县长甸镇拉古哨大江口村的李远祥回忆：1937年，拉古哨大坝开始修建的时候我就去干活了，到大坝上干活的人很多，总共二三万人，这些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大部分都是各工头招来的，其中日合公司的人最多（注：李远祥回忆资料，2000年10月20日。）。

拉古哨村农民苗喜林回忆：拉古哨大坝开始修建时，开只有几台水泵抽水，探底子，然后挑壕、灌水泥打底座。大坝长有2里左右，底下宽四五十米，高有一百多米，有二十六七个水门。修大坝的指挥者是日满水电会社，由日本的大柜头、二柜头组成，小柜头是“西皮匠”，亲自指挥干活。带工人干活的大把头最多的能带1000多人，最少的也能带40～50人。工人每天干活10多个小时，大小工头经常扣发工人的工资，目的是怕工人跑了，还经常打骂工人。参加修大坝的最多时有2万多人。（注：苗喜林回忆资料， 1961年4月1日。）。

拉古哨村林庆发回忆：1938年我16虚岁，有一个姓王的来招工，因家里穷，我便应招到拉古哨工地做工。来这里干活的人都是穷人来卖苦力的。我到拉古哨开始是装砂石料和土，每天挣5角3分钱，扣除每天伙食费3角3分钱，干一天活只剩2角钱。工人们住的是工棚，吃的是橡子面掺的玉米面，蒸的窝窝头是红色的，吃一口又苦又涩，而且经常吃不饱，吃后肚子发胀，干活头发晕，所以经常出危险而死人。有时也吃二楂子饭（用碎玉米做的粥），这就更不够吃了，干一会活就头晕冒虚汗（注：林庆发回忆资料，2000年8月15日。）。

由于水电站工程的特点，更主要的是日本侵略者不顾劳工安全，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加之生活、卫生环境恶劣，造成了大批中国劳工死亡。尤其是从外地被骗招到水丰电站工地的劳工，只要来到工地，就只能在指定的地点劳动，不准随便离开。发现有逃跑的劳工，抓回来要受到严厉惩罚。但劳工在日本统治者的严酷管制和压榨下，吃不饱，活累，因事故、劳累、疾病等死亡的人太多，许多劳工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设法逃跑。从安东（今丹东）被骗招来的劳工刘天荣等十余人，一次被派到工地外面运粮食，一个日本兵和一个朝鲜“二鬼子”分别坐在两辆大车上负责监视。刘天荣等见是个逃跑的好机会，就同一起去装运粮食的其他劳工秘密商量，决定乘机除掉两名监工，逃离工地。时值夏季，青纱帐繁茂，当这两辆大车行至偏僻之处，刘天荣等劳工一齐动手，将监视他们的日本兵和“二鬼子”打死，以青纱帐为掩护逃离了虎口（注：刘天荣回忆资料，存辽宁省委党校。）。

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严格监视，像刘天荣等逃跑的劳工是很少的，多数人被迫在危险的境地中劳动，大批劳工死于非命。修拉古哨大坝的劳工中流行一首民谣：

鸭绿江水血泪飞，存下多少血和泪。

两岸青山依旧在，谁看几人把家归。

从这首民谣可看出劳工死亡之多，也反映了日本侵略者残害劳工的罪行。

死亡的劳工被埋葬在拉古哨村碑碣子沟门西山坡。工程开工没多久，西山坡上很快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坟堆。“整个山坡都埋满了，连脚都插不下去。”由于埋的死人太多，当地百姓称之为万人坑。该万人坑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埋葬死亡劳工约1万余人。另有相当部分劳工死亡后被扔到鸭绿江中随江水冲走；还有部分本地劳工死亡后由家族安葬。据军事科学院20世纪80年代调查，在水丰电站工程中，“共有2万多中国劳工和近1万朝鲜劳工被夺去了生命。”（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276页。）而劳工死了“埋的少，扔到江里的多，因为省劲，不用挖坑埋。” （注：唐宝文回忆资料，2000年10月15日。）所以埋在万人坑所在山坡上的死难劳工只是一部分，相当多的死难劳工被江水吞噬。

 

三 水丰水电站万人坑形成的主要原因

水丰水电站万人坑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事故频繁，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工程开工后，首先是挖掘大坝基础，清除大坝两端的山体，使之露出岩石。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赶进度，劳工被安排在两侧山坡上分层施工。由于山坡陡峭，经常发生塌方事故。据劳工幸存者唐宝文回忆，一次他同父亲在施工时遇到塌方，被压死30余人；劳工林庆发在朝鲜一侧施工时，一次塌方事故压死28人，致使一个小包工队被迫解散（注：林庆发回忆资料，2000年8月15日。）。有时上面的土方崩塌下来，将在下面施工的劳工一下子推到江里，连人带砂土全部淹没在滚滚的江水中。

大坝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缺乏劳动保护设施，各种大小事故经常发生，从大坝上、架子上摔死的、砸死的，被“轱轳马子”车压死的，掉到江中淹死的等等，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一天发生多起。在大坝上干活，“……活重，安全没有保障，木架子上绑一块板，板上还有霜，非常滑，几乎每天都有掉下去的，人掉到江里只见冒一股血水，人就没有了。” （注：林庆发回忆资料，2000年8月15日。）有的事故一次死亡一两个人，有时一次死十多个人。据劳工唐宝文回忆：“有一天晚上打洋灰，装一个大灰罐子，灰罐子放下一半，蚂蚁绳就断了，罐子掉下去爆炸了，有十多个人打到灰罐子里呛死了。” 宽甸县宽甸镇西厢村李远永的亲属中就死了四人。二叔李光福绑架子、立杆打死的，三叔李光有被轱辘马子压死的，叔叔李光启扎架子栽下来摔死的，大哥李远贵也被摔死了。人死了什么也不给，在工地上活着就得干，死了算。我在坝上干5年活，亲眼看见的就死了100多人（注：李远永回忆资料，2000年10月5日。）。

二是生活条件与卫生环境恶劣，造成大批劳工生病与死亡。劳工们吃的是玉米面与橡子面混合蒸成的窝头，又苦又涩，吃后肚子发胀，而且经常吃不饱。喝的是没有油的菜汤，吃不饱，却要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干活头发晕，所以经常出危险而死人。劳工住的工棚子是把头用木头支的，用洋瓦铁盖的，一排挨一排。屋内对面铺，夏天热，冬天冷，晚上霜，早晨化了掉下来把行李都湿了。炕有几丈长，炕头热，炕稍凉，卫生条件非常差，苍蝇成群，跳蚤遍地，造成传染病流行，致使许多人体弱生病直至死亡。传染病严重时，“每个工棚每天都能死四五个人”（注：唐宝文回忆资料，2000年10月15日。）。1937年水电站开工不久，就出现传染病，造成大批劳工死亡。日伪人员在碑碣子沟门西山坡上设置墓场，在东山坡下建立了太平间，在地上撒上白灰算作消毒，许多人还没有死，就被拉到太平间中等死，晚上埋进万人坑。据李远永回忆：“劳工得病根本不给治，连买药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吃东西中毒，日本人说是得瘟病，用汽车拉走50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有的没等死，就以瘟病为由拉出去埋了，劳工得了病2天不能上班，晚上就拉出去给活埋了，原因是不能干活了。” 伪康德9年的6月间，一天夜里死亡工人140多人，大概是食物中毒，也有的说是日本人下毒，因此激起了工人的反抗（注：李远永、苗喜林回忆资料。）。

三是日伪的迫害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在水丰电站工程施工过程中，日伪设置了警察所、警备队等武装设施，建立劳务监督部门，对劳工有“大柜”、“二柜”、“西皮匠”（朝鲜监工）等监视，劳工凡违反所谓规定的，都要受到日本施工方的各种惩罚，轻则体罚，重则毒打，甚至打死为止，许多劳工死在日伪的皮鞭棍棒之下，以致有时引起包工头与劳工的共同反抗。据劳工林庆发回忆，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打了工人，包工的气火了，他喊了一声“打！”工人们都起来了，把那个日本人狠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是冬天，半夜里工人回去吃夜饭，监工回去休息，因天冷工人去偷日本人的煤，被日本人知道就领着人拿着镐把来打人。工人都起来了和他们干，打了两天，涉及的人太多，警察来讲和才了事。但集体反抗并不了了之的事只是偶然现象，更多的是劳工被打死打伤，却无处申冤。1971年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在万人坑所在的山上取土垫地，结果挖出了数百具死难劳工的尸骨。其中，有的尸骨上带着手铐，“有六具尸骨是用铁丝串在一起的；有五具尸骨牙齿全部被打掉；有三具尸骨的手被铁丝捆着；有一具尸骨从脖子到脚周身缠满了铁丝；有一具尸骨的肋骨间插着一把匕首。”很显然，这些劳工是受迫害而死的。当时的调查还了解到：有个劳工由于劳累过度，实在支持不住，就被活活打死，扔到江里；劳工刘生友因拉肚子多上了几次厕所，就说他偷懒，结果把打得死去活来，两天以后就死了。还有一次，有个劳工提了点意见，就被视为“犯法”，被当作“杀一儆百”的典型给活活打死了（注：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276页。）。

造成劳工大批死亡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只为赶工程进度而不顾劳工死活。正如劳工幸存者所说的，当时，日本人、朝鲜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待，死一个中国人像死一个小鸡似的，根本不在乎，所以才造成成千上万名劳工死亡。其中大多数死难劳工被抛尸鸭绿江中，被江水冲走。

然而，滔滔的鸭绿江水冲不走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布满坟丘的万人坑仍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劳工的苦难。用劳动人民的生命和鲜血铸成的拦江大坝与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就是当年劳工苦难和日本侵略者罪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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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丹东市宽甸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