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阜新煤矿万人坑﹡
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阜新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日本在侵占阜新时期，为了掠夺这里的煤炭，残酷奴役、迫害中国人民，造成7万多名劳工死亡，在阜新留下了4处大规模的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中的堆堆白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煤炭资源，奴役中国人民的铁证。
一、日本对阜新煤炭资源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染指阜新煤田由来已久， 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1907年2 月， 日本派遣特务土居秀男潜入阜新大孤山定居， 坐探情报。1908年2月，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派其地质课长木户忠太郎、 抚顺炭矿矿务课长田岛犹吉潜至新邱窃查煤田，并写出调查报告。日本“获知此煤田大有前途，产生了攫取开采权的要求”（注：《阜新矿务局志》，辽宁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1914年6月 27日，日本大仓组合又派出工学士大日方一辅等3人，化装成毛皮商人，前来阜新私查煤田。该一行人到达阜新县苇子沟附近时，大日方被不明身份者枪杀。
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以大日方被杀为由向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北洋政府允赔3.3万元，达成协议。不久， 小幡却撕毁协议，蛮横提出：“大日方工学士虽表面上以大仓组店员的身份领得毛皮商的旅行护照，但是另外还有调查新邱煤矿的目的，所以这次事件可说是因新邱煤矿而引起的，自应以该煤矿解决赔偿损失的问题。”（注：《阜新矿务局志》，辽宁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日本的外交讹诈得逞，大仓组即按日外务省命令迅即制成攫取新邱由11个矿构成的矿区图 ，并与上海顺济公司周圭璋勾结 ，于1914年8月20日签订合约， 组成“中日合办”的“大新矿业合资公司”（简称“大新”公司），向北洋政府申请允办新邱的11矿区。经外交交涉，北洋政府允由两个公司各领3 个矿区。大仓组遂于11月又在顺济公司内寻得另一个名义人，拼凑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兴矿业合资公司”（简称“大兴”公司）。两公司向中国政府请领新邱6个矿区的总面积为59平方华里。
大新、大兴二公司是作为获得采矿权而创立的。从交涉开采矿权一开始，“便由（日本）政府与中国斡旋，达成的谅解是：权利确定后，完全归于‘满铁’。”1916年1月，两公司取得探矿许可。7月7日，“满铁”与大仓组背着中国政府，抛开两公司的中方经理，在日本东京秘密签订新邱6矿区买卖合同。“满铁”以46.3万日元从大仓组买下6矿区的全部权利。“按照合办契约两公司均规定日、中股东各投资半数，不过只是形式上而已，实际上日、中股东均未投资，所需资金随时由大仓组提取。”“满铁”与大仓组签订买卖合同后，两公司虽仍保留着日、中股东的形式，实质上已成为“满铁”本身的独家企业。
1917年10月31日 ，在新邱举行的开井式上 ，“满铁”代表小林“祝辞”：冥希以此地经营满蒙之策源地，愿皇威之向蒙古内部扩展之势，犹如旭日之东升。”（注：《阜新矿务局志》，辽宁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此后，日本吞并中国业主矿区，盗买矿权的活动气焰日烈。1918年5月14日， “满铁”理事长国泽新兵卫对如何利用汉奸、蒙奸作名义人申请新邱矿区作出批示。6月，掀起盗买新矿区的恶浪，开始推行“新矿区运动”。截止1922年5月，“新矿区运动”结束，“满铁”利用刘海轩等15名汉（蒙）奸作名义人，支出贿赂费90400多银元，贿买北洋政府，热河省的大小官僚， 在新邱至清河门止近百里范围内请领新矿区26个，占地总面积141306万亩。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后， 两公司的日籍人员全部撤离阜新将新邱东一井封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新、大兴两公司的日本人逃离阜新。1933年3月1日，伪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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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存阜新矿务局档案馆。
国第二军接管原属东北矿务局之孙家湾煤矿。当年10月11日，将该矿交由日本关东军特务部经营。
1934年5月 7 日，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成立。 伪满洲国将孙家湾煤矿折价360800元作股交由“满炭”经营。“满铁”将“大新”、“大兴”公司折价作股交给“满炭”经营。“满炭”在阜分设新邱、孙家湾两个煤矿。随之，对阜新煤田进行全面调查 。1935年1月18日 ， “满炭”理事会会议确定“开发”阜新煤田初期计划。1936年10月1日，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阜新矿业所（简称矿业所）成立。矿业所设所长、次长各一人；所内设庶务、经理、矿务、工作、操炭等5课分掌业务； 所下辖孙家湾炭矿和新邱开发事务所。11月，孙家湾露天堀开始出煤；矿业所矿务课内设立五龙、太平、高德3个调查班，分头进行煤田调查，调查班刚组建一个月， 煤层状况未及查清，即急不可耐地相继开建12个矿井。1937年5月， “满炭”决定将黑山县八道壕煤矿划矿业所所属，称八道壕采炭所；10月，平安调查班成立，平安地区开始建井。1939年4月1日，高德、平安两开发事务所同时升格为采炭所。同日，矿业所将日本矿主的泰平公司经营的米家窝铺煤矿收买，改称城南采炭所。至此，矿业所下辖的采炭所，由初建时的1个增至8个。各采炭所计有生产斜井44个、露天3座，在建斜井1个，露天2座， 成为“满炭”系统的最大煤矿。
新义线铁路于1937年10月1日全线营运，满炭阜新制作所于1937年9月建成；奉天造兵所阜新工厂于1938年 3 月正式生产火药， 阜新发电厂于1939年9月开始送电。
1939年10月1日， 矿业所实现“日产万吨”， 13 日日产超过万吨。1940年年产煤量达到337万吨，占“满炭”总产量的34%，居“满炭”所属煤矿之首。但不久，随着“满炭”的经营恶化，矿业所的新建矿井逐年减少。1941年12月11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增加煤炭产量，满足军工、钢铁、化工及其他工业对煤炭需求的急剧增长，日伪当局遂与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商定改组“满炭”机构方案。
1943年2月26日，阜新矿业所与“满炭”脱离， 改组成立阜新炭矿株式会社。社本部设社长1人，设2局、4部，各部置课分掌业务。医院、教习所各1；另设5驻外出张所。 当时炭矿会社总资本2.2亿元，全部由“满业”承受。总生产能力450万吨（不含八道壕的26万吨）。从业人员总数46741人。当年新建矿井2个， 产煤 389 万吨。1944年，全会社产煤427万吨，为日伪时期最高产煤年份。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战败投降，炭矿会社随之解体，掠夺终止。自日本入侵阜新以来，共掠夺煤炭近3000万吨。其中，从1936年至1945年8月， 就从阜新掠夺煤炭2527.5万吨（注：《阜新矿务局志》，辽宁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二 阜新煤矿万人坑概况
阜新地区共有四处煤矿万人坑，总占地面积达50多万平方米。阜新煤矿万人坑占地面积较大，埋葬死难者较多，形成时间较早。其中，新邱兴隆沟墓地始建于1939年8月，当时购地323.977万平方米，原为建井采煤，后划出5万多平方米为墓地；城南墓地始建于1939年11月， 购地419.6438万平方米，也从中划出一部分土地为墓地；孙家湾墓地始建于1940年8月，占地20.388万平方米；五龙南沟墓地始建于1940年11月， 占地17.524万平方米。上述四处万人坑除城南万人坑外，其余三处墓地四周皆有“满炭墓地”石碑。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 在阜新的日本人将大部分档案销毁，致使万人坑究竟埋葬多少死难者无据可查。现在只能根据当时的千吨死亡率、当事人的口碑材料和部分残缺不全的资料进行推测。
首先，从前人的研究成果看。据阜新矿务局1974年编写的《阜新煤矿简史》第132 页记载：“阜新煤矿这许多‘万人坑’究竟埋多少爱国者、多少死难者，究竟有多少具尸骨，估算从1936年至1945年惨死于‘万人坑’内的矿工达13万人。在此期间，日寇掠夺开采煤炭3000万吨，平均每千吨就有4名阶级兄弟死亡， 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啊！”经考证，此人数是以千吨死亡率推算出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从阜新掠夺煤炭3000万吨，按千分之四计算，约为13万人左右。
1995年，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编写的《阜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书这样写道：“日寇于1940年前后，在阜新地区设立四个‘满炭墓地’，占地面积50.4126万平方米，掩埋死难矿工11万多人”。经考证， 此数也是以千吨死亡率计算的，只是产煤量与前者不同，按2500万吨计算而已。
1985年，阜新市委党史征集办出版的《阜新党史资料》第1集第59页，有这样的记载：“日伪时期死难矿工到底有多少，目前尚缺少精确的统计，但据满炭内部出版的《满炭统计年报》和满铁内部出版的《满炭生产力诸问题》两种资料记载，自阜新矿业所建立后十年间（1936年～1945年）以各种方法搜刮劳动力总数在50万人以上，掠夺煤炭2526万吨，死难矿工总数约为7万多人。”
其次，从部分日伪档案资料上看。为了弄清楚阜新煤矿万人坑究竟埋葬多少死难矿工及家属，我们查到了印有“极秘”字样的伪康德6年3月的《劳务统计月报》、伪康德10年8月的《劳务统计月报》和伪康德10年编的《劳务资料》及《民国三十四年度诸统计表》，为我们探讨死难者人数提供了一些依据。
在伪康德6年3月的《劳务统计月报》中的《移动原因总括表》里记录了煤矿“在籍人数”和“死亡”人数，当月有在籍人员27664人，死亡210人，其中常役夫死亡202人、常役方6人、雇员2人。如果按每月死亡210人计算，全年死亡人数在2500人以上。
在伪康德10年8月的《劳务统计月报》中的《雇员常役工采解移动调》一表里，记载当月在籍工38755人，死亡468人，其中常役夫452人、 常役方11人、雇员5人。按12个月计算，全年约死亡5616人，况且每年的11 月到第二年的3月，死亡率大大高于8月份。
在日伪阜新煤矿株式会社编写的《劳务资料》中的《移动原因调》里，记载了1942年（伪康德9年）的在籍人数和死亡人数。在籍雇员、常役方和常役夫计42150人，死亡5280人。其中常役夫5192人、常役方68人、 雇员20人。其中1至3月死亡率最高，1月死亡401人，2月死亡593人，3 月死亡392人。
从上述“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矿工死亡率是很高的，特别是伪康德9年和10年，每年死亡矿工在5000人以上。
按此推算，仅在籍工每年死亡4000至5000人，10年间，在籍矿工死难者不下4至5万人。如果加上临时工、特殊工人、劳工及矿工家属，至少应有7万人。
第三，从当事人的口碑资料上看。除了上述资料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口碑资料。阜新矿务局退休职工张殿阁，日伪时期在孙家湾墓地管理所负责登记死难者人数。他回忆：“我从1942年3月到墓地管理所当杂役（杂工）， 每天去南山墓地记数按指定地区顺序埋尸体。那时有五个单位往那里埋尸体，有太平矿、高德矿、孙家湾矿、制造所、材料总库，每天都往南山送死人。太平矿每天送两马车16具尸体，高德矿每天拉1马车8具，制造所和材料总库两处平均每两天拉1马车8具，孙家湾矿每天都拉8至9具，这五个单位每天最低送去37具尸体。如遇上“大出炭”，第二天就得增加马车拉尸体，当时井下经常发生冒顶、水淹、瓦斯等事故，马车拉不过来，就改用汽车往南山拉死人。我从1942年3月至1944年8月，在墓地管理所整整干了27个月，按每月30天计算共 810天，每天埋37个就埋了29970人，这是最低估计数字， 大出炭及各种事故等因素还未考虑在内。”
我们认为，这个当事人张殿阁的证实材料是比较准确、可信的。
第四，从已发掘的孙家湾万人坑看。阜新解放后，因施工建设、造林或个人开荒，万人坑原貌基本绝迹。据老矿工回忆，日伪时期在城南墓地埋尸不到万具，其余3 处均在万具以上。孙家湾南山埋尸最多，有的说3万余具，有的说近4万具。
1968年，阜新矿务局在孙家湾南山万人坑筹建阶级教育展览馆。在整理部分坟墓和遗骨中，发掘出3个群葬大坑， 就原址保持原葬形态，建起两座展馆，一处叫“死难矿工遗骨馆”（西馆），另一处叫“抗暴青工遗骨馆”（东馆）。两馆东西相距约1.5公里。东馆墓坑由北及南， 顺东山坡挖就，北高南低，长16米，宽2米，底深不足1米。共摆放137 具尸骨，据初步考察，这些人在生前是关押在日本警备队参加过下菜园子大暴动的“特殊工人”和关押在思想矫正院的反满抗日矿工。坑内所埋尸身分作5组，有的单层摆放，有的码摆5层，发掘后露出尸骨或仅外露头骨的共83具。西馆分南北两坑，间距22米。南坑于沟坡挖就，东高西低，高低差约1米，南北长11.1米，宽3.5米，坑深不及1米。坑里埋尸52具， 分双行将4尸下肢交叉相压。北坑平低，南北长13米，宽3.5米，深约1米。 坑内埋尸58具，尸体单层平放。两坑露出的尸骨中均有肢体残缺者，有的肢骨、椎骨、肋骨折断或颅骨穿洞、断裂。由此不难想象死难矿工所受的残酷折磨。其中还有一具尸骨，两臂撑地、双腿后蹬、上身挺起、头微扬、斜卧于别尸（全坑尸体均单尸仰摆）之上，呈前爬之势，显系被活埋者，当时意欲爬出。孙家湾万人坑是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所犯滔天罪行的见证，是中国人民惨遭荼毒的缩影。
根据上述资料，阜新万人坑所埋葬的死难矿工至少有7万人。这个数字与阜新市委党史征集办编纂的《阜新党史资料》第1集所认定的数字一致，可以说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三 阜新煤矿万人坑形成原因
阜新煤矿万人坑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实行“人肉开采”政策，事故频繁发生；二是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平低；三是政治受迫害，精神遭摧残。
（一）实行“人肉开采”政策，事故频繁发生，造成大批劳工死亡
日本帝国主义奉行“以中国劳工生命攫取资源”的政策，在对待“煤”与“人”的关系上，坚持“要煤不要人”的原则，在采煤方法、生产管理、生活安排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个侵略者的本性。他们通过把头招骗、摊派劳工、勤劳奉仕、抓捕战俘和平民百姓等手段，每年弄来几万人强迫下井挖煤，只要多出煤，什么安全不安全、死人不死人全然不顾。在平安矿的日本职员高田公开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砸死一个，十个的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时日本人采用堆积式、房柱式等掠夺式采煤方法。凿开井口，拉开门就采煤，对较厚的煤层采用堆积式，采大院，即从煤层底部开凿一条通道，设溜煤口漏斗，在煤层上打眼放炮、再放炮，一次又一次地打眼放炮，一直到把全部煤层崩落为止，二三十米厚的煤层没有支柱保护，然后从底部溜煤口把煤溜出去。这样采煤，成本低、效率高，但非常危险。在打眼、装药、放炮采煤过程中，由于对顶板没有保安措施，工人在九死一生中干活，随时都有可能被落石及冒顶落煤砸死砸伤。
1.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事故不断发生
从日伪统计表报上看，事故率高，死亡人多。据伪康德七年三月的《劳务统计月报》第21页的《公伤发生原因调》一表清楚地记载着：仅一个月，阜新各矿发生事故329起，其中坑内240起、坑外42起、露天41起，可见事故发生率之高。
在《民国三十四年度诸统计表》第6页《工人患者调查表》中， 记录了工人“入院”和在“门诊”就诊情况，其中入院公伤有130人， 在门诊就诊的364人，两者相加共494人。可见公伤人数之多。
从工人回忆材料看事故不断。劳工张忠信、王凤成回忆新邱矿两次事故：“当时的生产方法都是堆积式、采大院，工人进掌子都看不到顶，工人都不敢单独进去，不进去日本人把头就打，那时有催班的，是具体管工人上班，手拿镐把，工人有病也得上班，脑袋硬就得上班，不去就打。把头心眼不顺就拿工人出气，举手就打。那时没有水砂充填，都是大冒顶，非常不安全，哪有煤就立即去采，经常搞‘大出炭’。”“工人没有固定工种，也没有什么班段，今天干这个，明天就干那个。有个大票、溜掌子的日本人和把头一下坑，都拿着榔头、镐把，看见工人不干活就打，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安全管理不好，经常发生冒顶和瓦斯爆炸事故，新邱一坑一次就死40多名工人，四坑有一次透水一次死了15人。”（注：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1960年5 卷，第82页。）
据当过劳工、曾任新邱矿计划科负责人的韩湘云回忆：“康德六年四月前，正是大地翻浆的时候，新邱东二坑有台卷扬机坏了，我领几个人去检修，一下坑就感到不舒服，我说：“上去吧”，我们刚一上坑，就听轰的一声，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当时有四个掌子正是新开的井口，有的人肉都贴在掌子面上，死的非常凄惨，我一看就害怕，几天吃不下饭。据估计死了120多人，有的人就憋死在坑下，这是最惨的一次。”（注：1975年8月23日访问韩湘云记录稿，存阜新矿务局档案馆。）
矿工张老二回忆说：“康德七年新邱东一坑瓦斯爆发，炸死100多人，都拉到西部，一人给一口五分板的狗碰子（简易棺材），当时，死者应有的一点恤金钱，都叫把头私吞了。下半年四坑冒顶水进去了，又死100多， 两次死300多人。”（注：1959年8月8日至13日新邱矿访问记录，存阜新矿务局档案馆。）
据矿工齐学孔回忆 ，新邱二坑一次冒顶压死20多人 。他说：“当时常搞‘大出炭’，鬼子只管多出煤，不管工人的安全，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井下经常有倒塌、失火、冒顶等事故发生，鬼子和把头只关心矿山机器，而不是工人 ，一旦发生了事故，他们首先抢救的是机器 ，根本不顾工人的生命。我记得新邱老二坑有一次冒顶事故，压死了20多名工人。”（注：1960年8月25日访问记录，阜新市委党研室地方党史卷宗7卷，第83页。）
由于凿开井口就采煤，离地表浅，很不安全。伪康德八年的冬天，太平四坑一个采煤掌子上有83人干活，在放炮时一炮崩露了天，地面积存的炉灰塌下来，83人全被埋在里面。在日伪时期，像这样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
从汉奸把头供认的材料看煤矿事故频繁。在大把头张方良卷宗里有这样的记载：“康德一年，太平矿西二片采煤掌子作业时，把头为了多出煤，就不管工人的死活，21米远不打顶子，工人前边作业，把头、票头在后面监督。一天，现高德煤矿老工人王彦东等13人正在干活，掌子大冒顶，当场砸死1人，砸伤7人，受伤者以后又死亡3人，其余都是重伤，成了残废。 ”（注：摘自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1976年第40卷，第133页。）
据平安矿三坑小把头梁汝镇供认：伪康德八年平安三坑东二路半本层采煤掌子因用堆积式采煤，在一次“大出炭”的日子顶板来劲时，把头和鬼子硬逼工人进掌子干活，结果掌子大冒顶，17名工人被砸死16个，只剩下一个推车的。
2.明明有发生事故征兆，日本监工仍逼工人下井，人为的造成矿工伤亡
劳工张怀善回忆说：“当时井下经常发生事故，许多事故是人为造成的。1942年的一天，一坑掌子面顶板压力非常大，眼瞅着要冒顶，鬼子把头不管工人死活，硬逼迫我们进掌子，抢救机器设备，鬼子有的拿着镐把，有的拿榔头，警察拿着洋刀把着溜子道和风道，不叫工人出来。我们进掌子后冒了顶，当场压死20多人。日本人监工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没关系，机器的要。’在这次大冒顶中，我左腿下部被砸断。”“井下出事故，要机器不要人，平安老一坑掌子面来劲，上边是风道，下面是溜子道，鬼子就让我们进掌子面去撤溜子、机器，只要机器不要人。还没撤出多少，掌子面来劲，冒顶了，死了很多人，我是撤溜子在大巷里没被砸死，掌子面几乎都冒严了。”（注：摘自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第26卷，第34～38页。）
工人赵天宽回忆平安采炭所四坑冒顶事故说：“在康德九年三四月的一天，我在四井东五片采煤，一起干活的有20多人。大约在16点左右，掌子来劲了，当时顶子咔咔的响，顶板不断下沉，我们20多名工人一见掌子要冒顶，就一齐往大巷跑。这时鬼子监工堵住我们，将我们往掌子面赶，拿着榔头棍拼命打我们，边打边说：‘快快的回去，你们的死了的没关系，机器的要，溜子链子的要。’我当时看情况不好，把灯一捂，藏到棚子空里，没被鬼子发现，躲过去了，其余的人都被逼进掌子面了。大约十几分钟后，我听到掌子上一声沉闷的巨响，大冒顶发生了，进去的人全被压在掌子里。事故发生后，日本监工为继续要掌子的煤，叫工人扒，扒出的十五六个人全死了，用矿车拉出后扔在西部死人仓库。那时鬼子是要煤不要人，不管工人的死活，人为地制造工人死亡，真是血泪斑斑，罪恶滔天。”
据劳工吴显达回忆：“我于康德八年来平安一井采煤。当年11月份的一天早6时，一坑掌子面发生火灾，火势越来越大，20多名工人往大巷跑。这时鬼子眉目手拿榔头追进，拦住工人骂道：‘八嘎牙路，上来的干啥？’工人们说：‘发火了，有生命危险！’眉目说：‘发火的没关系，死了的没关系，机器的要！’工人不愿进去，眉目就用榔头棍逼打工人进去，当时我见到有生命危险，就骗眉目说：‘里面着火，得撤掉电源。’我脱了身，没进掌子面。”“我跑到坑上后，只见到烧得还带点气的两名工人被人用矿车拉到地面，其余的十七八个工人没有消息。这时，鬼子见火势太大，有瓦斯爆炸危险，怕发生爆炸毁坏井口，不管井下未升井的工人死活，立即封闭井口，又把风门钉住，用砖砌死，火烧烟熏使这十七八个工人全部烧死，后来有些家属跑来坑口找自己亲人，鬼子说：‘人的没了，不许找的’。”“那时日本鬼子实行人肉开采政策，要煤不要人，并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注：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1975年第18卷，第31页。）
3.要矿不要人，造成大批劳工死亡
矿井发生火灾时，日本监工不顾工人死活，强制封闭井口，把未上来的工人封死在井下。阜新矿务局十二厂老工人于永智说：“康德八年四月的一天晚上11点多钟，太平矿四坑井下起了明火，票头叫我和蒋兆英、刘玉俊三个到井下去打密闭，不去不行。我们三人来到大巷，火已经着起来了，到现场我们就赶紧用木板钉密闭，还剩三块板没钉完，我发现火苗直往外窜，证明外面已停风了，知道事情不好，得赶快往外撤。我们三人往外爬，大约爬了400多米，发现第二道密闭已完全堵死， 眼看要被活活闷死在里面。幸亏带着斧子，我们三人拿起斧子一顿乱凿，把密闭底部凿开一个洞，才爬出来。上井以后，我们愤怒地去找日本人田中，问他“里面有人，为什么打密闭？田中冷笑着说：‘仨俩人死了的没关系，中国人大大的有；火着起来了，坑口的坏了，衙门的大大的赔账’。”虽然这句话出自田中一人之口，但却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日本侵略者只想保护他们的机器、设备，多掠夺中国煤炭，根本不关心中国工人的死活。
不论是把头的供认，还是通过矿工的回忆，都说明，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奉行“人肉开采”政策，要煤不要人，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事故不断，造成大批矿工伤亡。这是形成万人坑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残酷的经济剥削，造成大批矿工未老先衰，英年早逝
1.把头对矿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封建把头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廉价劳动力，攫取矿业资源的重要手段。阜新矿业所把头人数很多，自成系统。与劳务系直接挂钩的叫“直辖把头”（即大把头），受大把头管辖的叫“配辖把头”，附近各县地主承包矿内运输业务的叫“ 运输把头 ”，替把头管事的叫“代理把头”，管理工人少的叫“小把头”。大把头手下还有账房先生，卖店经理、翻译、催班的、大票等。大把头一般都管千人以上，阜新矿业所当时有太平采炭所大把头张方良，新邱采炭所大把头康品清，孙家湾采炭所大把头田吉安等，当时共有大小把头一百多人。这些人像毒蛇一样吸吮矿工的血，然后再输送给日本资本家。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大量招募关内劳动力，先后制订了“华北劳工募集法”、“劳动统治方案”。收罗一批汉奸、把头，到河北、山东等地设立“招工事务所”，用欺骗手段招募劳工，名曰“强化募集”。为了鼓励把头招工， 矿业所承认把头所招工人全部归其管理。 每月按工人数抽出13%给把头，名曰手当费（津贴）。把头招工越多， 抽得手当费也就越多。因此，把头用尽手段，到处招骗。另外，手当费按工人计件工资计算，工人劳动强度越大，煤产量越高，计件工资越多，把头手当费也就越多。因此把头、催班、监工更加卖力地替日本人卖命。
煤矿把头剥削矿工手段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七种：
一是侵吞招工费，克扣手当费。招工费是日寇为了欺骗关内劳工而拨给的少量费用。当时规定招募一名工人，带家族的每户30元，独身15元。可是把头招工只给工人10元钱作铺底费（有的只是购车船票），其余都被把头吞占了。就这10元钱铺底费也是以借款形式预付，到矿后按月扣回，成了一笔还不清的阎王债。有的矿工一直到死，这10元铺底费还没扣清。据阜新法院档案材料，伪满康德八年，太平采炭所募集招工人徐志一名，来时把头岳连起曾答应给他安家费45元。到矿后徐志去要安家费，被岳把头打了一镐把，受伤甚重，又送日伪宪兵队打了一顿嘴巴，一顿胶皮鞭子，全身青肿，迫令他照常下坑至四十八天，伤稍愈，徐志带病逃跑。岳连起又将其妻捕去，非刑逼问徐逃往何处，后被清身逐出；不但48天工钱未给，全家衣被皆被扣留，连身上衣服都扒光了。这只是有据的可查的一例。其实把头吞占招工费当时是为司空见惯的事，大把头张方良一次就吞占八百多名工人的安家费一万五千元。拿出千元给日本上司送礼，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大柜矿工开资，按矿业所规定， 应给把头扣除手当费， 手当费原为13%，后来又提到20%。把头一不出资本，二不购设备，仅凭经办招工一项即可长期获得手当费，直至矿工死亡为止。把头有权打骂处分矿工，有权出卖或转让其所属工人。矿工一旦在某大柜上挂了工，就成了把头的奴隶，只许受其残酷剥削，不准反抗或逃跑。新邱大把头阎永安对新来矿工先扣留45天的工资，叫“ 保险金 ”，矿工逃跑后，这笔钱就归把头“没收”。把头岳连起柜上矿工赵成林因不堪忍受其剥削迫害，转到宋吉荣柜上挂工，被岳把头发现后，用镐把打断赵的左臂，使他终身残废，赵的妻子由此惊吓发疯致死，赵成林被迫上吊。有些矿工由于逃跑，被把头按上八路罪名，送到管理班严刑拷打的，那为数就更多了。
二是巧立名目，层层盘剥。把头手当费起初就是给把头的全部费用，即把头以下的代理把头、小把头、管帐先生、票头、炕长等全部工资，都由手当费支出。后来大把头见钱眼红，独吞了手当费，下面狗腿子另立名目，再从矿工身上榨取。例如票头在井下监工，发现矿工早升坑一会儿，就说：“今天你割班了，工资不给”，其实不过是把工资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大房子设一名炕长，什么也不干，专门监视独身工人言行，却要工人替他开资，名曰“炕长费”。此外，把头为了无代价地剥削矿工，还巧立名目，滥扣滥罚，如印在当时工票上的就有矿工罚传、票钱、安全灯罚、医药钱等。如果说上述扣款还有帐可查，其他不上账的敲诈勒索就更多了，什么“请客钱”、“烟酒钱”、“祝寿送礼钱”、“给老君爷上供钱”等等，就是鬼子、特务、把头谁家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生儿子过满日，也要逼矿工送彩礼，大肆搜刮，正如工人们说：“大把头扣，小把头抽，颗颗血泪为他流。”
三是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经常用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等手段。日本侵略者更是肆无忌惮地滥用这个手段，当时坑下多数实行“两班制”，每班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每工要出五车煤，每车煤都要挂牌，不够车数不让升坑。井下劳动鬼子把头在一旁监工，矿工稍一歇息，就皮鞭镐把一顿毒打。把头为了“吃空头”，硬逼两个人去完成三个或四个人的工作量，上报领工资仍按四个人去领，在一个劳动者身上，榨取了两个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就叫“把头吃空头 ，工人吃苦头 ”。太平四坑把头岳连起叫新来的矿工先打十张“委任状”（即先打十天领工资的手印）准备矿工逃走后，白得这十天工资。当然，这十天“空头”的工作量，只有别人多“吃苦头”替他完成了。
四是私设卖店，低买高卖。除上述几种手段外，发到矿工手中的几个钱，日寇把头也不肯放过，还在流通领域中加以盘剥。由“劳务系”委托把头开设“ 小卖店 ”，出售矿工生活必需品。矿上的日本人发行一种“物品引换券”，规定只在矿内开设的小卖店流通，矿工每天下坑，得到四角钱就是这种“饭票”，拿这种“饭票”到小卖店去换取粮食、衣服、水鞋、手套等生活必须品，把头可以随意提高价格，一套棉衣买来是七元，小卖店卖九元；一付手套两角钱，把头卖三角；臭大酱五分钱一斤，卖一角钱；这还不算，一斤大酱要掺三两水，还得扣二两称。矿工拿饭票还可到把头开设的食堂去吃饭，在那里把头随意克扣粮食，掺沙子，卖发臭发霉的食物，不吃不行，因为“饭票”到别处“根本不流通”。
五是设赌场、妓院，分肥抽头。为了榨干矿工身上的血汗钱，把头还勾结警察，开赌场，设妓院，用花言巧语把工人骗来，然后把“饭票”换成木牌子（只在赌场用）、赌来赌去，非输光不得脱身。矿工没钱吃饭，第二天还得下井卖力，这是把头剥削矿工的软刀子。
六是乘人之危，放高利贷。把头看工人家有急难事，便乘机放高利贷，有四六的、三七的、二八的，借期一个月。如果四六借十元钱，把头在开资时就先把四元利钱扣下，要是还不上本钱，把头就连本带利一起算上滚，叫做“驴打滚”。谁要是掉进了这个圈套，那就别想出来，到死也还不清。有的矿工甚至拿老婆也还账了。工人董云新因下井被砸，住进医院，把头岳连起竟私自卖掉董的妻子，得到四百余元。董伤愈出院后，无家可归，嚎啕大哭。
七是贪得无厌，榨死者的油。马克思说：“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骨，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他们不仅对活着矿工残酷剥削，就是对死了的矿工身上，也要榨出四两油来。按照当时矿业所规定，每死一名矿工，抚恤金100元，埋葬费12元。所以每当工人死了，把头便急忙跑到死者家里按手印，领抚恤金装进自己腰包。太平采炭所大把头张方良手下小把头韩迎春，有个工人在井下砸死，韩为了得这份抚恤金，竟雇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充当死者的母亲和儿子，叫老太太哭哭啼啼，叫小男孩给的打灵幡，后来只给他们几元钱，韩一次得抚恤金二百余元。太平把头罗青春柜上一名工人在坑内被砸死，罗叫抬到住处附近，拿斧子砸碎死者手指，原来死者是顶号头下坑的，罗怕死者指纹不符，捞不到抚恤金，所以便想出这样的法子。新邱采炭所大把头阎永安在工人死后，将死者妻子私自转卖，从中得钱。更毒的是女方卖身得到几件衣裳，阎把头也要派腿子于夜间偷去，以饱私囊。
从表面上看，是封建把头剥削矿工。实际上是日本资本家与中国把头相勾结，使阜新矿工受到“双重剥削”。日本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伪康德十年二月一份《役员选任内承认申请件》中明确规定每位日本“役员”的报酬：取缔役会长（董事长）高碟达之助，年报酬5万元； 常务取缔役（常务理事）长关美年报酬1万元； 技术担当取缔役原田真平年报酬1万元；事务担当取缔役西村龟千代年报酬1万元，事务担当取缔役成田正彦年报酬1万元；满炭代表取缔玉井磨辅年报酬2万元；声勤暨查役玉置仁知年报酬1万元；满炭代表暨查役八木闻一年报酬1.2万元；满炭代表暨役太田熊年报酬1万元。从这9个人的年薪上看，最少的1万元，最多的5万元。而当时中国矿工，每年工资不足400元，其差距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能查到日本人剥削矿工的材料不多。仅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查到的《战犯星原稔侦讯总结意见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该犯在任职期间，侵吞工人伙食费、修理宿舍费、运送劳工费、工人工资等五十三万七千亿伪币。”相当于当时1790名工人一年工资的总和（注：《阜新党史资料》第一辑，第49页。）。当时， 在阜新矿业所的日本职员2700多人，他们不劳而获，夺走了矿工的劳动果实。
2.超负荷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无数矿工累死、饿死、病死
日本资本家为了掠夺更多的煤炭，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当时，欧洲各国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阜新矿工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加上工作前的准备，上下井的时间，加到一起要14个小时。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许多矿工未老先衰，英年早逝。当时矿工大部分的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本应身强力壮。可是，据当时统计，不能连续工作一个月的矿工占矿工总数的25％，不能连续工作三个月的矿工占矿工总数的50％（注：《阜新煤矿简史》，第47页。）。
日本人要的是煤，根本不管工人死活，有病也逼着上工。当时，除日本人外，还有大把头、小把头、把头先生、催班先生、票头和炕长，这些人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成为日本人统治中国人的忠实走狗。催班先生手拿镐把、榔头，催工人上班，有病也不准休息，逼工人下井干活。1942年6月，孙家湾矿工人任长胜病倒了，张把头拿大棒子逼他上班， 任病得起不来，张把头说：“你脑袋还硬不硬，硬就给我上班”。在工友的搀扶下，任来到井下，刚刨几下就昏倒了，工友张传坤等把他抬到医院，医院不收；抬回大房子，炕长不让进屋，说是传染病，叫人将他扔进死人仓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本来日本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很少，又被把头左扣右扣，所剩无几，连最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有的从关里被骗来，干了半年活，分文未得，还欠把头钱。即使开一点工资，也不给现金，而是发给炭矿印的“物品引换券”即内部的流通券、饭票，只能到把头控制的食堂或商店买食物。到外面不好使，矿工又受一层剥削。有的矿工一家两三口在矿里上班，却养活不了一家人，其妻子和子女还得上街讨饭。当时 ，矿里流传这样的民谣：“人间地获十八层 ，十八层底下是矿工。”
首先，从吃的上看，食不裹腹。当时矿工吃的是用票购买的发霉的玉米面、橡子面等，既苦涩难吃，又无多少营养，而且数量有限，吃不饱，干一点活就眼冒金星，浑身无力。据《民国三十四年诸统计表》第9 页《矿工死亡原因》一表中，记载全年在医院死亡矿工1995人，其中，仅因胃肠病死亡者582人，可见当时矿工伙食之差。
其次，从住的条件上看，难避风寒。当时，几十个人甚至百余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子四下漏风，炕上没炕席，没枕头，只有砖头和杂草。冬天为省煤不烧炕，冻得人睡不着觉，就到外边跑，休息不好怎能有精力干活。“大房子露着天，大风大雨难入眠，一阵大雨一汪水，污秽难闻非人间。睡觉枕着胳膊睡，炕上无席铺着砖，身盖乱草难取暖，半片麻袋难挡寒。矿山如同阎王殿，要想吃饭拿命换。”这是当时矿工生活条件的真实写照。
据张忠信、王凤成回忆：“我们两家来时就在东部社宅住，吃的是高粱米，有一半高粱，每天上班的给一斤，不上班的给八两，上班下坑的人给一个馒头，工资每月最多10至15元钱，粮食三天发给一次。到1942年时，生活就更惨了，家属和上班的全给棒子面、橡子面吃，吃完拉屎都拉不出来。穿的是更生布衣服，用手一拉就坏了，我在夏天就穿个破鞋，破衣服都遮不上身体了。东部独身的劳工（外包工），更是穿破烂不堪的衣服，吃的橡子面掺糠的窝头，劳动非常累，吃穿的不好，连饿带冻带累，工人病了无人管，死了就往外一扔，被狗吃的很多，都埋在南部万人坑里了，另外工人饿的走不了路，强打精神，吃高梁拉高梁，社宅里非常埋汰，工人没有力气了，没啥办法就往大房子拉屎。有家口的，领来了一点高粱，就用破帽斗装着，用矿车的连接铁捧捣成米。不给煤烧，又没有钱去买，有时就偷一点煤烧。工人病了就往一个房子（病栋）里抬，有的叫爸，有的叫妈，叫谁也听不见。身上的虱子生的用手一抓就一把，特别是独身工人，没有行李，没炕席，没有枕头，睡觉就往炕上一躺，枕着砖头，穿着衣服，虱子可多了。我们常役工是好一些，短期工最困难，什么也不给，那时一年给一双水鞋，后来也不给了。工人来到新邱，特别是短期工、劳工，有来路没有回路，大部分都死掉，不是下井砸死、就是病死，1942年从山东抓来300多劳工都死了。”（注：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1960年第5卷，第82～83页。）
社宅条件也很差。有的名叫“福康寮”，其实就是用秫秸抹泥砌成的没窗户的简易房，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铺炕上，盖一床被。据张俊峰回忆：“康德六年，二月初二到阜新，初三鸡一叫，把头就让报名下坑干活。我父亲和二弟金远被分配到田吉安把头柜上，在南露天干活。我们全家在独身大房子住两宿，第三天就搬进了‘穷八家’大房子，穷八家一共有两栋房，屋里是对面炕，一炕住四家，一栋房住八家，家与家之间用炕席隔开，就算两家的墙。开始一个炕有一个灶眼，大伙轮着做饭吃，后来做不开，就在自己炕前扒一个小灶眼，用几块破砖头临时搭个炉灶做饭，做饭时屋里的烟始终不断，呛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屋里的绿豆蝇嗡嗡叫，臭虫跳蚤满地乱爬、乱跳，两三家的小孩，拉屎撒尿全在屋里，屋里非常不卫生，再加上吃不饱，得病的人特别多，全家到阜新仅两个多月就死了四口人。”（注：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1975年第26卷，第25～30页。）
由于工资少，生活条件差，死人特别多。卢茂贵回忆说：“我原籍山东省日照县城北黄家河，于1940年2月14日来阜新，当时我19岁， 到关里招工的叫张克森，我们从关里共来31人，光复时仅剩13人。我上几天班就得了伤寒病，把头准备将我同死尸一起扔进死人仓库。我表兄毕恩盛看见了，气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光叫干活，不给饭吃。’这时过来一个票头踢他几脚，也不知踢在什么地方，第二天就死了。表弟毕恩昌下班回来一看哥哥被打死，急得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把头看他不能干活，就叫人把他扔进死人仓库。后来，他从死人仓库爬出来，爬到大房子已是夜间 ，光着膀子边爬边哭喊着 ：‘我没有死，我饿的慌！’有的老乡给了他点东西吃，看房先生又把他推出门，扔进死人仓库。他第二次爬回大房子门口，哭喊着叫我，此时我也病得很重，连动都动不了，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把头和账房管事的又将他拖走，送到死人仓库。他第三次从死人仓库爬出来，一直爬到太平小街豆腐房附近，吃了几口豆腐渣后惨死在街上。同我家一起从关里来的池德顺，来时全家四口人，不到两个月就死了三口。他妈每天要点饭和豆渣吃，一天票头看见了，一脚就把老太太要的一点豆渣给踢了，当时老太太气得就哭，没几天连气带病故去。不久，他妹妹连饿带病也死了，他二哥见母亲、妹妹都死了，一股火病倒，几天后也死了，不到两个月时间，一家四口人仅剩下一个池德顺。还有一个老乡叫夏明昌，来时全家15口人，个个是好劳动力。夏明昌的双亲被账房先生给踢死啦，全家来阜新不到半个月就死了六口人，半年就死了十一口人。”（注：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1975年第26卷，第17页。）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贺树来一家死了四口人。他们死后，都被扔进了万人坑。
据原阜新太平矿王忠武大把头柜上的先生高俊峰揭露：“由 1941年5月至1945年‘ 八一五 ’光复止，有因贫苦生活和坑口不安全把头叫下坑内冒顶、片帮碰死的，有病也叫上班累死的，估计每年能死200之多。 ”（注：高俊峰证实资料，1970年4月6日。载阜新矿务局档案室党史卷宗，第40卷，第3页。）
把头岳连起当时依仗日伪势力，“在工人当中大逞淫威，一贯勒索、克扣工人粮食、衣服及其他一切配给品等，数目难以计算，使工人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给治，特别是极残酷、极毒辣手段，一贯打死工人，强迫工人下坑，因此致病、饿、冻死的工人达200余人。尤其是被告在催班时，强迫有病及病重的工人下坑 ，如稍有反抗，即恶毒的大肆打骂 。说：‘你们脑袋硬，就得上班’。如工人李玉生生病严重上不了班，而被告则提棍施以毒打，强迫下坑干活，致李因病及累死去。工人周明玉因患伤寒病，本不能上班 ，被告发现，即令其他工人将周抬出大房子 ，欲行处理（即扔进死人仓库）。如1941年被告从关里招来100多人， 不到数月因饥饿和过度劳动以及疾病等就死亡一大半。”（注：阜新矿务局档案馆第40号卷，第19页。）
把头田吉安勾结日本人组织劳动协会，管辖工人500多人， 对从关里招来的劳工不给开资，不给房子住，肆意残酷压榨、剥削，致使（劳工）冻饿死亡无数。他从山东招来的200多工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亡100多人。从南方招来工人20余名，除剩下两个人活着外，全部被害死（注：阜新市法院档案，田吉安卷。）。
残酷的经济剥削，高强度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是造成大批矿工死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野蛮的政治压迫，使无数矿工致死致残
1. 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残害中国劳工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阜新先后建起了警察署、宪兵队、矿警队、法院、思想矫正院、工人辅导所、监狱等反动机构。当时，法律名目繁多，老百姓一举手、一投足，稍不注意就可能犯法，动不动就扣上“思想犯”、“政治犯”的帽子，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如给病人熬碗大米粥，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了，就被定为“经济犯”，几个人在一起唠嗑，被警察看见了，硬说是议论国是，说是“思想犯”、“国是犯”，审讯逼供，严刑拷打，甚至投入监狱，对阜新矿工实行法西斯统治。
名为劳务系，实为“老虎系”。阜新矿业所对所属工人的管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劳务管理，而是企业管理与军事镇压一体化的法西斯统治。从机构设置上看，1942年以前，宪兵队警察署在矿业所无专设机构，其任务由矿业所劳务课分管。劳务课设有特务系，兼有宪兵警察职权。1942年以后，由于矿工反满抗日斗争逐渐激烈，特务系人员不断增多，终脱离劳务课而另设立了防卫课。从人员配备上看，市属特务系统的人、警察系统的人，可以和矿业所劳务系统的人相互调换，互补余缺。据查各采炭所劳务系工作人员不少是从特务系统转去的。劳务系在工人社宅没有管理班，其外勤人员多系特务腿子或宪兵队密侦。从职权范围上看，伪满宪兵队、警察署有权逮捕审讯工人，劳务系也有权逮捕审讯工人。它的社宅管理，经常拘留工人，皮鞭棍棒、酷刑拷问，受害人惨叫声终日不绝。
由于劳务系、宪兵队、警察署“三位一体”的管理与统治，使劳务管理具有专政功能，矿业所在招工、采用、生产、惩罚等方面具有无上权力。这样一来，日本特务爪牙在劳务管理的掩护下，伸展到矿山内外，井下、住宅区无处不有。他们对工人的言行进行或明或暗的监视，形成一道极严密的法西斯统治网，杀人无数。当时工人把劳务系叫“老虎系”，可谓一语道破了其反动本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紧对东北煤炭及各种资源的掠夺，从1941年以后，每年驱使二百多万中国劳工从事繁重的苦役，而有相当一部是来自华北的“特殊工人”。据《伪满洲国史》记载，“特殊工人”每年有十万人左右送往东北。日伪“满炭”阜新矿业所使用“特殊工人”始于1941年初，到1943年5月， 相继有十多批“特殊工人”被押送到阜新煤矿。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从石家庄、保定、太原、徐州、德州、济南、青岛等地 ，押送到阜新煤矿的“特殊工人”共9300多人。“特殊工人”的大房子与普通工人宿舍隔离，周围设外墙或电网。“特殊工人”在大房子内被编成班组，实行“连坐法”，即“一人犯罪，众人受累；一人逃跑，全班坐牢。”宪兵和特务经常巡视“特殊工人”大房子，窥探反满抗日言行。发现他们有逃亡企图的就将其射杀，对稍有不逊的或表示反抗的就实行监禁。 “特殊工人”的伙食主要是高粱米和发霉的高粱面、橡子面、豆饼、豆腐渣等。他们初到阜新水土不服，沉重的苦役、恶劣的作业环境、非人的生活待遇、可怕的疾病和瘟疫，使“特殊工人”的死亡与日俱增。
194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在阜新煤矿的法西斯统治，又设立了“海州工人辅导所”。这是日本宪兵队所属的特别监狱，主要关押敢于反抗的“特殊工人”，因此“特殊工人”又被称为“辅导工人”。根据伪满洲国《辅导工人管理要领》规定，辅导工人要从事长达二年的义务劳动，实际上期满仍“继续留用”。他们被赶到矿井下采煤，上下班都有矿警和把头押送，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1943年后，在“辅导所”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矫正辅导院”，直属于伪满司法部大臣管理，同时受司法矫正总局的指导与监督。所内由日本人任所长和辅导官，还有汉奸辅导主任和辅导士，他们都佩带枪枝和战刀。这里主要的关押对象是“重大政治嫌疑”、“逃跑嫌疑”、“煽动逃跑嫌疑”等所谓的政治犯。海州工人辅导所经常在押的有200多人，1941年内共收押20多批，大约1500人左右。
当时的“特殊工人”李振军回忆说：“新邱下菜园子暴动失败后， 我们200余名‘特殊工人’当即被捕，押送到海州辅导所关押， 当时敌人采用冻饿政策，致使我们大批‘特殊工人’死于辅导所内。在海州辅导所里，经过我们斗争，和高德矿刘绍曾同志联系之后，先后救出56名同志，但一起被捕的200余名同志除救出的56名外，最后都牺牲了。我记得一天有死十几名的，也有死二十几名的，死后被扒光衣服，扔到死人仓库，攒一个时期后，用车拉到孙家湾万人坑一齐埋了。埋的时候是在1942年冬天，天气很冷。当时在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