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集中营始末

何天义

石家庄（原称石门）集中营，位于石家庄车站东南方，今桥东区平安公园、环宇电视机厂一带，占地277亩，其中200亩为集中营的农园和工场占地。石家庄集中营对外曾称俘虏收容所、劳工教习所、劳工训练所。它是日军对被抓被捕被俘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从1939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6年间，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的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而死，约3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这些人员成分不太一致，有共产党八路军，有国民党中央军，有日军不信任的汪伪机构的军政人员，还有相当数量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有作战被俘的，有被日伪军捕来的，还有相当部分是被抓来骗来的。有的是战俘，但并没去当劳工，有的当了劳工，但并不是战俘，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我们统称战俘劳工。战俘劳工中不甘屈服的共产党员和中华儿女，身陷囹圄，心系祖国，同侵略者进行了一次次顽强的斗争，谱写下一曲曲激昂雄壮的悲歌。

一、石家庄集中营的管理机构及沿革

石家庄是华北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日军占领后，一直在此驻以重兵。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主力第一军军部、第一一0师团部以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独立步兵第二旅团、华北特别警备队第四大队、飞行第二十七战队等部队，曾先后在此驻扎。市内建有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和几十处军事设施。

1939年以前，驻石日军的军、警、宪、特各部门所抓的抗日军民都关押在本部门的小监狱里，随捕随审，就地利用。1939年8月，日军第一一0师团（代号鹭字3906部队）从保定迁往石家庄后，在南兵营成立了战俘劳工集中营。该师团所属部队把在对冀中、冀南、冀西、太行各地（包括河南洛阳）作战、扫荡时抓捕的抗日军民都送往这里，军、警、宪、特逮捕的人员审讯结束后大部分也送往这里。该集中营直属第一一0师团司令部和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所属的日特组织“北平六条公馆”领导，后期又由伪华北劳工协会直接参与管理。该集中营从成立至结束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对期：战俘收容所时期（1939年8月――1941年8月）

这个时期集中营战俘劳工不多，规模不大，主要由南兵营的日军代管。到1941年6月，日军为筹备石门劳工教习所， 陆续调来一些管理人员，所长先由清水担任，后由第一一0师团的通讯联队（代号3916部队）部队长依东大佐兼任，所内一切事务由队长波多野负责，同时，配有三个班的日本士兵和两个翻译。为以华制华、以俘制俘，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战俘干部”进行管理，设指导员4人，正副总班长各1人，总班长领导几个小班，各班设有班长，在劳工教习所正式成立前，所内经常关押的人员约百人左右。

第二个时期：劳工教习所时期（1941年8月一1943年12月）

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1年8月――1942年4月）

石门劳工教习所1941年8月15日正式成立，成立前后，第一一○师团将原设在保定的劳工教习所的所有战俘劳工和管理人员分批迁入石门劳工教习所，所内在押人员增加；管理机构也随之扩大。所长仍为依东大佐，具体负责人仍为波多野，下设主任办公室、医务室、审讯室、警卫室。俘虏管理机构分设干部班、警备班。干部班先后设置审讯科、处理科、教育科、卫生科、指导科、监察科、治安科、组织科、编成科、地相科、工作科等十一个科（课），并设有调解委员会、办公室等。干部班各科管理普通班，普通班下又设鞋工班、理

发班、缝工班、菜园班、老头班、妇女班、病号班、炊事班等班。这个阶段经常关押的人员约一千多人。

第二阶段（1942年5月－一1943年12月）

1942年春夏，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施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最为残酷的是冀中“五一扫荡”，全冀中约五万军民遭残杀、伤害和抓捕，被抓捕的人员绝大部分送到石家庄集中营，在押人员经常在三千人以上，最多时超过五千人。尽管周转加快，集中营还是“人满为患”。俘虏管理机构比较庞大。日军所内具体负责人又称队长，先后为山宅、中村、，守分等。翻译为金村、松冈。战俘人员的组织机构设干部班、干候班、警备班、保卫班、普通班。干候班又称干训班，主要是为干部班培训人员。保卫班为警备班输送人员。干部班人员增加，机构简化，由原来的十一个科减到处理、审问、教育、生产、卫生、调查六个科。

第三个时期：劳工训练所时期（1944年1月一1945年8月）

这个时期因日军第一一0师团参加洛阳作战，石家庄防务交给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军方管理较前放松。“劳工教习所”改名为“劳工训练所”，直接归华北劳工协会领导。日方的名誉所长在老所长依东大佐1944年病死石门后，由日本驻石门特务机关长嘉岛大佐负责，劳工协会任命的所长由伪正定道尹杨缵臣（后为韩亚援）担任。副所长由在五一扫荡中被俘，后经组织同意到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八路军团长张子元担任，实际权力掌握在日本参与（顾问）澳滕寿人（后为芦田孝顺）手中，下设三个机构；

所部组织，下设事务室：主事香川义光；练成室：主事钉畸严（后为藏本厚德）；医疗班：主事田口靖之；农园班：主事一本次郎；会计组：主事后藤士。事务室下分总务系和用度系，总务系系长香川义光，用度系系长松下常雄。

第一训练部：部长由张子元兼任，日本指导官藏本厚德。下设预审班、普通班、警备班、干部班、老残班、炊事班。干部班又设审讯、教育、处理、卫生、生产五个科和办公室、调查室二室。

第二训练部：部长傅充闾，日本指导官岛田八百善。下设中等科、对日供出班（劳工大队）、技术班、妇女班。技术班又设缝纫、农园、窑工、铁木工、电工、理发等班。

这一时期所内日本职员，除明确职务者外，还有：户谷正、保果政次、福岗干、藤本恒男、板川八ツヨ、中村一雄、吉村辉子、金子ツユ子等。中国职员除“华北劳工协会”的派员外，大部分是解除俘虏号码的战俘管理干部，凡被选为“事务员”或“事务员补”的人员，每月都给一定的薪俸。

劳工训练所第一部实际是原劳工教习所的机构，主要任务是接收和管理战俘，挑选青壮年在押人员作为劳工，送到第二部，由第二部对劳工进行强迫训练和对外输送。此时期在押战俘劳工经常保持在30OO到5000人。

1944年，洛阳战役后，由于国民党战俘万余人在短期内集中送到石家庄，南兵营容纳不下，日军把东兵营也辟为战俘集中营，由日军一四一七部队管理。一些被俘被捕被抓的抗日军民，在东兵营经短期羁押，审讯登记后，送往北平或塘沽集中营，再转送到日本当劳工.另外，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把从邯郸、正定两道各县抓来、骗来的无辜群众先集中关押在石家庄火车站西侧的八条胡同，填表、登记、照像、编队，凑够100人，然后作为“行政供出”送往东北和日本，据办事处职员周文斌回忆，仅1944年，八条胡同就关押送出劳工七八百人。所以，要全面讲石家庄的战俘劳工集中营，除南兵营外，还应包括东兵营和八条胡同。

1945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已接近失败的前夜，盟军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劳工输出处于停滞状态。1945年5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解散华北劳工协会及其所属各机构，有关各地劳务事宜均移交给当地政府和社会部门，劳工输送基本停止。日本投降前后，石门劳工训练所华北劳协石门办事处的中日职员领到华北劳工协会的退职金后各自散去，张子元和傅充闾等人想把战俘拉出去投奔八路军，后因国民党和日军勾结未能实现，所内在押人员被国民党先遣军接收，绝大部分被强迫加入国民党军队。

二、日军对战俘劳工的奴役和残害

1、阴森的兵营

石家庄集中营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为防止战俘劳工暴动，日军在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上安装了电网。围墙内有两丈多深、一丈多宽的壕沟，围墙四角和关键地段设有三丈多高的炮楼和嘹望哨位，昼夜都有日军负责站岗。内壕沟上又加设一道铁丝网、电网；网内由战俘劳工组成的警备班保卫班警戒；几十米就有一个哨位，此外营区内还有日军的流动哨不停地巡逻。因为战俘劳工进行暴动，1944年日军又在营区东西两院之间挖了深沟，加了电网，晚上还有探照灯扫视照明，普通战俘劳工不准接近壕沟和铁丝网，只能在指定的区域活动。凡是被送进集中营的人很难从里面逃出来。即使把一具敌俘劳工的尸体运出集中营，也必须经过 日本医官检查和门岗验证。所以，人们称这里是“杀人魔窟南共营”，“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2、入营六道关

凡是进入集中营的人都要办理验证、消毒、登记、编号、审讯、“入所教育”六道手续。特别是所谓的消毒，即被俘人员进门验证后，都要把携带的东西交出，把所穿衣服脱光，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都要跳进盛着石碳酸水的汽油桶里洗冷水澡。有的战俘不肯下水，日伪人员强行将其脑袋摁进水里（1944年后曾改为脱掉衣服往身上喷撒药水消毒）。消完毒，让战俘赤身露体的整队在广场上跑步，直到身上水凉干了，才给每人发一身先入营者脱下的脏破衣服。接着是填写登记表按手印，根据不同类型，按“八党”、“八捕”、“政党”、“政捕”、“通匪”、“土匪”等进行分类编号，发给俘虏符号戴在胸前，之后由审讯科逐个审讯，由教育科讲“入所须知”，宣布战俘劳工进营的十多个“不准”。有时大批俘虏劳工入营，办完这六道手续要等大半天，有的伤病战俘劳工，还没过完这六道关就进了鬼门关。

8、刻板的日程

战俘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每天被强制地过着机械、单调、枯燥、呆板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①点名。每天早晚两次点名，清查有无人员逃跑。有时人数查不对，让战俘劳工在操场站大半天，查点好几次。②升降旗。早点名时升旗，晚点名时降旗，升降日本的太阳旗和汪伪政权的旗帜，同时举行升旗式和降旗式，军乐队奏乐，强迫战俘劳工向日本国的本土方向行鞠躬礼或注目礼。③呼反动口号。操场上竖有五块牌子，写着五个虚伪反动的标语口号，（即：日华亲善、拥护新政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打倒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每天升旗后，强制战俘喊一遍，然后列队跑步做新民操。④强制劳动，集中营每天都要组织战俘劳工参加劳动，不是在所内工场、农园劳动，就是在日军枪刺的押解下，到所外的衣粮厂、仓库、车站、机场、兵营等地装卸货物、土工作业、干重体力劳动。⑤策反活动。日军经常把有关人员留下开座谈会，搜集情报，进行策反和收买工作。对他们认为可靠有用的人，则挑出来派往日伪政权和特务机关任职和工作，以扩充其汉奸队伍，⑥唱反动歌、读反动报。每天晚点名后，要强迫战俘劳工学唱日伪歌曲《东亚进行曲》、《劳工训练所歌》等，或者分班组织读《新民报》、《石门新报》等反动报刊，进行欺骗宣传，以达其奴化、软化目的，瓦解战俘劳工的抗战意志。

4、非人的生活

日本侵略者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常常骂作“支那狗”，对战俘劳工就更不放在眼里，集中营每天两顿饭，只有外出劳动的中午才加一餐。普通战俘劳工的主食是小米、玉米面和咸菜。有时改善生活给一点小咸鱼。后来没有小米，只能吃到高粱米。战俘劳工盛饭用的是木板钉的箱子，多数人没有碗筷，捡一个日本兵扔下的罐头盒当碗，用树枝或用手抓着吃饭。饭少人多，管了不管饱。饥饿难忍，有的就到伙房边的炉灰碴里捡饭粒；有的则趁外出干活捡菜叶菜根充饥；有的则捉老鼠扒了皮烧着吃。开水给的很少，日本人还不让喝生水，一些战俘劳工干渴难忍，偷偷到农园喝浇地的渠水，被日本人发现，常常是一顿轰赶毒打。不少人因吃高粱米喝不上水，大便干燥，解不下来，用手抠，抠的满手是血。战俘劳工的衣服又脏又破又烂，多数人衣不遮体，常常是冬天穿单衣，夏天发棉衣，不少人穿的破鞋“空前绝后”前漏脚趾头，后漏脚后跟。一些战俘劳工不得不趁外出劳动，捡一些水泥袋和破草袋用草绳捆在身上御寒。战俘劳工住的房子是用木板搭成的，干部班以科为单位住小房间，普通班住大房间。几十人挤在一栋房子里，房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木板通铺，上面铺个席子，人少时每个班仅有几床破棉被，睡觉时用砖当枕头。人多时木板房住不下，就在露天搭席棚子，地上铺席子当床，有时连席子也没有。一个大席棚长约30米至40米，宽7至8米。“五一扫荡”后，人数暴涨，一个席棚内睡五六百人。晚上睡觉，这个人的头枕着那个人的脚，这个人的脚又搭在另一个人身上，有的人没地睡，只能找个地方坐着打盹，或睡在棚外，碰上下雨天，席棚里上面漏水，下面是泥，战俘劳工衣服被弄得透湿，还得靠自己的体温慢慢暖干，一些体弱患病的人，头天晚上躺下，第二天就没有再爬起来。

5、繁重的劳役

凡是送到集中营的普通战俘劳工，除病得爬不起来的，都要服劳役。所内各班做被子、做鞋子、缝补衣服等都规定一定的定额，完不成任务受罚。所外劳动装卸货物、挖战壕、筑碉堡、修建军事工程，都是重体力劳动。战俘劳工吃不饱饭，体质较差，不少人带着伤残病参加劳动，稍微干的慢点，就要遭到监工的训斥和毒打。有的人干着干着就昏倒在地上，醒过来还得接着干。一次，两个病号没出去做工，被敌人从宿舍里搜出来，令其面对面站着，强迫互相打耳光。一次，战俘到市郊修炮搂，一个青年受不了敌人的奴役，想跳井一死了之，被难友救上来后，日本人说“死了死了的，不行的。”不顾其身体虚弱又强迫其继续干活。日本侵略者不把中国人的油耗干，是不肯轻易放过的。如果说德国法西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几十万犹太人，是草菅人命的刽午手，那么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对战俘劳工的残害，则是敲骨吸髓的刽子手。日军在石家庄8年，驱赶战俘和当地民工修建了五大兵营、两个飞机场、几十处军事工程、数千个碉堡和几十公里长的封锁沟。只要看看这么大的工程量，就可想象到战俘劳工们在石家庄干了多少活、受了多少苦。

6、残酷的刑罚

集中营是同驻地军、警、宪、特设立的小监狱相联系、相配合的，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敌人发现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转到小监狱审讯；有的在小监狱关押一段，又送到集中营，随时需要随时拉出去。对他们认为不忠诚的战俘，常常施以酷刑。特别是三九Ο六部队小监狱，一四一七部队监狱、石门宪兵队监狱和石门警察署监狱，主要靠刑讯逼供，对战俘劳工吊打，棒打，坐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过直流电，用烙铁烙，用军犬咬，关地牢，把烧红的煤球往战俘劳工嘴里放等等，施尽了各种酷刑。有的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有的人被烙铁烙坏生殖器；有的被活活打死。一个战俘劳工到食品库劳动，给难友带回几块饼干，被日军发现后便将其活活打死。几个战俘劳主饥饿难忍，发现一间库房的墙上钉着一张马皮，就割下一段马尾巴，用罐头盒煮汤喝，被日军管理人员发现后，几人被活活打死。有的人员并没有“过失”，日本士兵为了取乐，就随意从集中营拉出一个战俘劳工，捆在柱子上，逗引着狼狗“眯西眯西的”，立时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被狼狗抓咬得鲜血淋淋，惨不忍诸。一次日本队长得到一把新刀，为了显其锋利，就从地牢里拉出一个战俘劳工，当着日本士兵的面试刀。一刀下去，这位无辜的中国人便身首两处。不少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残害。栾城县长李凤鸣被捕后，被关进小监狱的冰笼里，敌人要他写《告栾城县人民书》，劝老百姓归顺皇军。他宁死不屈，坚持不写，被敌人严刑拷打了24次，折磨得皮包骨头，死去活来，后他用刮脸刀破腹自杀，以示抗议，幸被难友及时发现抢救，才活了下来，又被集中营的日军送到煤矿当劳工。十二岁参加红军的小八路王铭三，被俘后三进小监狱、两进集中营，先因阻止日军士兵强奸女战俘遭毒打，后又因破坏敌人用“美人计”收买叛徒，毒打后又关进地牢。后经难友营救，第5天才给他送饭，第15天才被放出地牢送往煤矿当劳工。最残忍的是用注射石炭酸水来残害抗日军民。1944年3月，邯郸日军宪兵队送来100名所谓的犯人，其中有30多人是共产党打入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日军严刑拷打，他们毫不屈服，日军管理人员说他们有传染病，叫军医为他们打防疫针，实际是注射石炭酸水，打完针后，几十个人当场死亡。战俘们不甘心被奴役，组织暴动逃跑，被抓回来后有的就地枪决，有的砍掉脑袋，挂到电杆上示众。

7、瘟疫的摧残

集中营对战俘威胁最大的是疾病和瘟疫。几百人偎缩在一个屋子里，虱子、跳蚤、臭虫滚成蛋。脓包疥疮蔓延着，可怕的传染病流行着，死亡的恐怖威胁着每个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健康人容易生病，有伤残和疾病的人只能加重。1942年集中营设立了病栋，1944年又在集中营外设立了隔离病院。集中营内的病房有三栋，体质好的病人放在一二等病栋，传染病和老弱病重者放在三等病栋加速其死亡。所谓的病栋，也是木板通铺，传染病栋的地面铺着厚厚的石灰，患了痢疾、伤寒、霍乱之猩红热的病人被隔离在这里，因为缺医缺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得不到治疗，只能听其自然，有的重病人没人管理，不得不自己从石灰地上爬出来，找水喝、找饭吃。有的病人尚能呼还，还有救治希望，就被抬到停尸房。每天都有一些人从病栋和隔离室被抬出去。严寒的冬天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战俘因病冻死在病栋里，耳朵、鼻子、睾丸被老鼠咬掉，情景十分凄惨。

集中营木板营房最南边的一排是病栋，病栋的西头有两间坐西朝东的木房，是集中营的停尸房，每天死的人都抬到这里，由休门镇的拉尸队往外拉。开始死的人用棺材往外装，所谓棺材，也只不过是用一寸厚的木板钉成的长木盒子，后来死的人太多，日本人不让再埋棺材，而是把尸体倒出来埋了，把空棺材拉回来反复使用。空棺材不够用，日本人就让用席子卷，一张席子卷一个尸体，用绳子捆一下，装车拉走。再后来，席子不够用，就把赤裸的尸体象码秫秸垛一样，码在大车上，用席子在上面一盖，用绳子简单捆一下拉出去。每天傍晚，拉尸队进集中营，经过集中营日本医兵验尸，门岗验证，把尸体拉到休门义地的“万人坑”里掩埋。（地点在今建设南大街西侧，东风西路北侧，石家庄地区汽车运输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内）。1944年日军在洛阳作战，短期内往石家庄集中营送来13000多名国民党战俘，由于路途较远，火车走走停停，战场上下来的伤病战俘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关在闷罐车里好几天，到石家庄没下火车，就死了一大批。送到集中营后，因“人满为患”，条件恶劣，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就死了290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敌人就用汽车往外拉。休门义地的看坟人李小可夫妇，1951年曾对记者讲：“鬼子杀我们的人海（多）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天不死几十口。那年冬天下大雪，活活冻死好些人，平常都是太阳落了往地里拉，这回太阳老高就拉了，一车装30个，四个人拉，拉了三趟，咕咚咕咚地扔在一个坑里，那些人呀，都是光着屁股，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到夏天，脸肿多高，瞪着两只大眼，混身是伤，是血，是粪，有的从车上往下一搬，就烂成截了，后来没地方埋，就把原来埋的地方

再刨刨填进去.我们看坟二年多，估摸着最少埋了两万人。”两年两万人，六年到底死了多少人？日军投降时，把档案资料等物证都销毁了，但人证是杀不完的。据集中营多数人回忆，六年间，敌人残害、病饿、冻死在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劳工只会比两万人多，而不会比两万人少。

三、战俘劳工在集中营对日本侵咯者的自发斗争

被俘的抗日军民多数不甘心屈服，时时刻刻都想着逃出虎口、与敌人斗争和消灭敌人，只不过斗争的方式不同。有的是硬顶，有的是软磨；有的是公开斗争，有的是秘密活动；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单独活动，有的是集体行动。

1、自发的反抗和斗争

①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每天点名，敌人强迫战俘劳工喊反动口号，有觉悟的战俘劳工就进行抵制，有的坚决不喊，有的只张嘴不发音，有的只举拳不张嘴，有的声音时大时小，有的则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例如：把“消灭共产党”变成“拥护共产党”；把“打倒八路军”变成“壮大八路军”。喊口号时，把“共产党”、“八路军”几个字的声音喊大点，把“拥护”“壮大”的声音喊小点。有的故意喊的含混不清，借以应付敌人。

②磨洋工。外出劳动，日本兵在跟前就干两下，日本兵看不见就慢慢磨。集中营流传着一句话；“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修皮鞋、补袜子、缝被子，敌人要求不断提高定额，战俘劳工干够一定数额后，就不再干，能拖就拖，能应付就应付。定额之内也是“偷工减料”，“弄虚作假”。

③有意识的破坏。在敌人不注意时，有意识地把工具弄坏，制造小事故，拖延施工进度，降低施工质量。在衣粮厂和军用仓库干活的人员，故意把箱包弄破，把东西摔坏。有的还把仓库的衣服和食品带出来送给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难友，尽管有的人被敌人发现，惨遭毒打致死，但对敌人的破坏和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

2、利用战俘管理机构进行斗争

① 宣传民族气节，抵制奴化教育，敌人为了有效的管理战俘劳工，曾在集中营指定指导员、总班长、科长等干部，还专门成立了组织科、教育科，用来进行思想教育。但这些被俘干部，除个别人外，多数人并不真心为敌人干事，有的利用战友关系、老乡关系，私下里互相鼓励和告诫，不要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八路军，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有的人在公众场合说一些应付日本人的话或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把战俘劳工的思想引向敌人需要的反面；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得不违心地说几句大东亚共荣的话，但背地照常宣传抗战思想；有的则利用合法形式宣传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在集中营活动较早的要算王铭三和倪欣野等人，1941年他们先后被送到集中营担任指导员，看到日军要战俘劳工在点名时向日本天皇敬礼，他们就商议，并征得同情战俘的朝鲜翻译金村的支持，欺骗日军管理人员，说中国人最信奉关公，关公最忠实最讲义气，要想战俘劳工听话，就得要他们学关公，于是，经日本人同意，在操场建了关帝庙，日军要战俘给天皇敬礼时，他们就把战俘劳工带到关公庙前，向关公鞠躬，让大家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

② 保护同志，打击叛徒。由于阶级同情心和民族同情心，多数战俘管理干部，对待自己的难友比较关心。对主动投敌的叛徒、汉奸非常憎恨。战俘劳工入营审讯时，对于回答崇拜汪精卫的，往往得到的是训斥和臭骂；对于自称带枪投敌又屡教不改的汉奸，则以其是“假投降”，给以革命的惩罚，狠揍一顿或借敌人之手给以教训，。例如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后，贪生怕死投靠日军，王铭三、赵玉英等人就动员大伙孤立他；而对于同其一块被捕的冀中军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因其斗争坚决，以死抗争，大伙就想法抢救他，照顾他。同样，当女战俘将要遭敌人欺辱时，王铭三等挺身而出，而当王铭三被关进地牢时，王文波和总班长李文田等又积极营救。

③ 利用审讯、登记、处理、外送战俘劳工的机会，保护和营救干部。一些战俘管理干部发现过去的军、地领导被俘入誊，而又没有暴露身份的，就想方设法为其改中供，编假身份，设法给以保护和照顾。原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就是在处理科傅充闾和邱伟等的保护下，没有暴露身份，并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后提前出营送到煤矿又逃回根据地的。有的战俘干部还通过翻译金村，把我党一些干部按老残人员处理，取保释放。有时，还把一些活人藏在死尸下面，由拉尸队拉出集中营。

3、战俘集中营的几次暴动

战俘劳工们不甘心忍受日军的摧残和欺凌，不愿到东北和日本当劳工，除了单个外逃外，还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1943年以前，狱中曾发生过数次逃跑事件，有的是趁外出做工，有的是趁在农园劳动，有的是在外送劳工的途中。每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不等。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O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此后不再去东北而是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时，集中营在不断发生零星人员外逃的同时，接连发生了五次有组织的暴动外逃事件。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块。他们看到集中营环境恶劣，心想与其被敌人折磨死，不如暴动越狱与敌人一拼。张喜来等人就秘密策划暴动，他们找到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杠子，每人又从屋里地上揭下4块砖头作武器，趁夜半天黑，警戒麻痹，他们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突然向门外冲出。等敌人开枪还击，他们已冲出二三十人，七八个人当场被打死，几个被枪弹打伤没逃走的后来也被敌人杀害。据当事人回忆，此次暴动，除逃走30余人外，有11人被敌人杀害，敌人还把一暴动者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这次暴动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战俘劳工们的斗志，也引起敌人的注意。此后，敌人让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又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

第二次暴动是1944年5月，原伪军辛集剿共旅李佩玉部500人，失去日军信任，被送到集中营编入劳工队。这些人心想为日军干了几年事，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还要送到日本当劳工，生死难卜，心中不服，于是秘密商议暴动越狱，发起者是河北高阳的王秋长（有人说他原是抗大学生，毕业后投靠伪军的，有人说他是打入伪军做地下工作的），他们商量了破电网、垫壕沟、打门卫的办法，并商定以咳嗽为号。第一天因警戒太严没有暴动，第二天却因走漏风声，王秋长等三人被抓，行刑前，王秋长说：“组织逃跑的就我一个人，要杀杀我一个，没他俩的事！”但日军还是把他们三人都杀了，并把三个人头割下挂起来示众。事后日本参与奥滕担心李佩玉联系部下再次闹事，令日本医兵给已经隔离的伪司令李佩玉及其参谋长注射石碳酸针剂，将其杀害。

第三次暴动是1944年6月。洛阳战役之后，大批国民党军的俘虏押往石家庄集中营，有的战俘入营不到半个月，就被编进劳工队送往日本，他们看到生死难卜，前途险恶，就酝酿暴动逃跑，一天晚上，一支500名国民党俘虏组成的劳工队在两个营长组织下，半夜到院中集合，正要向外冲时，被日军警戒人员发现，用机枪扫射，一些战俘被打死，其它战俘马上跑回屋里，躺在床上装睡。日军冲进屋里，见战俘们都在睡觉，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日军叫起几个战俘劳工，问为什么到院里闹事？都说不知道，也不承认到院里去过。听到枪声，从营外赶到集中营的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张子元怕日军追查杀人，就解释说这是中国军队经常出现的“军营夜惊”，在南京也发生过这类事情，因日本兵也讲迷信也就似信非信地接受了，加上这次一个人也没跑出去，此事也就过去了。

第四次暴动是1944年8月。一支新编成的劳工大队，在夜间11点暴动，他们以摔碗为号，一齐往外冲，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和路口，战俘劳工们又钻电网越壕沟，当场打死电死20多人，住在集中营外的中国职员副所长张子元，部长傅充闾等人闻枪声赶到集中营门口，却被日军拦住，不让进入，第二天日伪人员又查出七个主谋者，后被敌人杀害。并把三个人头挂起来示众，这次暴动对敌人威胁很大。日军在内院两个门口都增设了用铁蒺藜做的木马做路障，并加强了门卫的盘查。

第五次暴动是1944年12月。由于天寒地冻，饥寒交迫，集中营每天都死几十人，最多时达200多人，战俘们看到在集中营是死，到日本也是死，于是又酝酿暴动。一天晚上，第一训练部预备班400名待编劳工带头，其他劳工紧随，趁日伪人员吃饭时，砸坏门窗做武器，拿着木棍砖头向大门冲去。守卫在大门口的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大门，战俘劳工们又从四周钻铁丝网、电网，敌人又给电网通电，四周岗楼也用枪弹封锁围墙，闻听集中营暴动，敌人又调来华北特别警备队包围了集中营，集中营日伪职员，见日军调来了部队，也走出来，强令警卫班保卫班参加搜查抓人，包围了预备班，当晚全营戒严不准走动。据当事人回忆，当晚被打死电死10余人，打伤数十人。第二天，又清查出50余人，经过审讯查出骨干分子20多人，被日军杀害在集中营内，其中暴动组织者三人被杀害后，又将其头挂起来示众，还张贴布告，警告战俘劳工。此次暴动后，日军警卫人员扩充到100多人，使集体暴动更加困难。

这些外逃和暴动，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对日伪人员来说，每次都是个震动；对战俘劳工来说，每次都是个鼓舞。它也进一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甘屈服的，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四、“特别支部”的秘密活动和斗争

石家庄集中营内，被俘党员的斗争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有组织的支部活动开始于1942年夏天。当时，集中营里有两支共产党的力量比较活跃，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他们接受党的教育多，思想觉悟高，特别是一些从延安来的老红军，不仅立场坚定，而且斗争经验丰富。被俘后虽然失去自由，但仍想着如何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同敌人斗争。

王泊生被捕后，在老部下的掩护下，很快与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等人取得联系。当时徐、史二人已担任下干部班的正、副总班长，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又串联了几个被俘的管理干部邱伟、刘文秀、宁心立、李西亭、徐梦纯、王春龄（黎亚）等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规定了小组的任务： ① 已暴露身份的，要伪装积极争取敌人的信任，以掩护未暴露的同志； ② 组织力量打击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③ 设法改善被俘人员的生活； ④ 在普通班未暴露身份的，争取早回部队； ⑤ 到煤矿去的人，待机组织逃跑。同情小组成立后，集中营管理干部大多数都能按小组的指示进行工作。后因人员离所，加上怕敌人察觉，此小组后期停止活动。

与此同时，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被捕人营后，考查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挑选未暴露身份，立场坚定，并能大胆工作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因为是6月1日，又是在没有与上级党和地方党取得联系的特殊环境下，所以定名叫“六一特支”（又称“六一小组”），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化名张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党员10余人，联系着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几十人。根据当时情况，“六一特支”规定了支部的主要任务： ① 教育团结党员群众，坚定革命立场，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念，保持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不当叛徒，不为敌人做事，积极想办法找机会逃出敌人的监年，回原单位，回家乡去。 ② 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先把表现好的党员组织起来，再逐步考察吸收立场坚定、思想进步、积极工作的党员参加组织，壮大力量，以便开展工作；对表现不积极的党员干部进行帮助教育，使他们坚定革命胜利信心，也能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工作；对表现不好的党员干部从侧面进行教育要他们保持革命气节，不做坏事，并经常派人观察监视其行动，防止其变节出卖同志。 ③ 教育团结被关押的群众，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和欺骗行为，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④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敌人开展一些破坏活动，在外出劳动时，采取“磨洋工”的办法对付敌人，不给或少给敌人劳动，并借外出机会观察集中营周围及外面的地形和社会情况，组织被俘人员越狱逃跑。 ⑤ 寻找机会同集中营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在教习所内要保持有健全的党组织。并想办法逐步在敌人所利用的管理人员中展开工作，并尽力传播革命种子，随着敌人劳工调配行动，组建和转送党的力量。

在“六一特支”成立的同时，王泊生在“党的同情小组”的基础上，又秘密活动，同宁心立、史寒光等一起，于6月18日组建了“六一八支部”，（据王一夫回忆说是“五月特支”）王泊生任书记。在开展工作中，王泊生和谷自珍取得了联系，几经商量，决定两个支部合为一个支部，统称“六月特支”。统一后的第一届支部领导，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党员开始约20多人，后来，随着人员流动，一些新入营的党员干部被吸收入支部，最多时约100多人。支部领导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先后担任支部领导的有赵秉均（化名王风）、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石岩等。石岩出集中营当劳工时，把一些工作向原“同情小组”成员、处理科长邱伟进行了交待，但支部的情况没有交底，后因邱伟1943年初出营，“六月特支”在集中营的组织活动停止。但原同情小组的一些成员和受“特别支部”影响的战俘管理干部仍然继续活动。

“特别支部”成立后，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多数都在“特支”的掌握下，他们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和敌人进行斗争，每个新进来的俘虏照例要经过审讯，表面上一切如故，还是那间房子，还是那些向题，审问过程中还是拍桌子瞪眼，日本人也还是照常来“巡视巡视”，但这时的审讯已不是折磨革命者的手段，而成为保护好人、打击坏人的合法形式，对那些主动投敌的汉奸顽伪人员，以及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抱有敌意的人，人们也给他们吃点苦头，使其有所收敛。

这期间，集中营的斗争由自发变为自觉，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外出劳动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坏”。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砖新瓦，转眼间碎了一地；干着活，不是锹把折了，便是镐头掉了；拉着车正走到半道，轮胎无缘无故地跑了气，停下来一修就是个把钟头。劳动休息时，还同警戒的日本下层士乓谈天论地做争取工作。因为多数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劳动休息时，日本兵让战俘们唱中国歌时，“特支”的党员们就组织难友们给日本兵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一些受到影响的日本士兵值勤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当官的不在，就比较随便，当官的来了，他们打个招呼，战俘劳工们就干一会儿，当官的一走，又接着聊天。

“特支”的党员们通过个别谈心，单线联络，对思想动摇的进行了教育，对悲观失望的给予了鼓励，对身体有病的给予安慰和照顾，不仅坚定了八路军被俘人员的信心，而且教育了一部分国民党被俘官兵。战士学员张景润病重，难友刘志嘉利用在杂役班干活之便，从伙房弄来烙饼和水，偷偷送去。有时还把剩饭藏在铁壶中，偷偷送到地牢里，挽救地牢里战友的生命。“特支”委员朱韬传染上回归热，高烧不退，生命垂危，难友们趁外出做工，弄来三支“六○六”为其治疗，不少同志都是在难友的帮助下，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

为了让革命火种四处播扬，“特别支部”利用战俘管理干部掌握的权力，改换名单和号码，根据斗争需要和难友的身体，让有的人提前出营做劳工，让有的人推后出营。得知每批外出的名单后，“特支”及时指定留所“特支”的负责人，并给予具体布置。对外出当劳工的党员，每走一批，都尽可能成立个临时党支部或小组指定负责人，以便出营后，继续进行斗争。据调查，“特别支部”到东北各地当劳工的党员，都不同程度进行了斗争，到阜新和本溪等地的“特支”党员还组织了“劳工暴动”。据解放后担任全国武警部队副政委的李振军和担任解放军体育学院副政委的朱稻等人的回忆，1942年夏、秋，是石家庄集中营最红的时期，一些非党群众都感觉到，“南兵营”的气氛“不同一般”。

五、劳训所地下工作小组的活动

劳工训练所的地下工作小组是由张子元为首进行的。张子元系河北博野人，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冀中民军并任司令。不久，率部参加革命队伍，任冀中警备旅一团团长。“五一”反扫荡中，被伪军俘虏，并得到过去民军的老部下的保护。因为种种原因，战败被俘，觉得无脸再回去带兵，经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后为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请示有关领导批准，同意其借机潜往石家庄做情报工作。张子元到石家庄后，先由地下工作者王革非介绍打入到日军三九0六部队谍报班，在石家庄日伪上层人员中建立一定的关系，1943年日伪机关成立石门劳工训练所时，经日本军方推荐，并经我方党组织批准，担任了华北劳工协会参与兼石门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张子元打入劳工训练所后，带进去了部分地下工作者，同时把一些我方认为表现较好的战俘干部；解除战俘身份，到劳工训练所担任教官，助教、职员，形成一个在公开的战俘管理机构掩护下秘密的地下工作小组。其成员有傅充闾、李兴卜、邓锡善、肖炳彬、王润丰等20余人。并通过打入日军河野谍报班的王革非、邢树勋同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六分区联系，通过打入日伪建设总署河渠工程处的地下党员王子兴和冀中公安局联系。从此，张子元小组同时接受王革非和王子兴的具体领导。

劳工训练所的主要部门和实际权力都由日本人掌管，张子元工作小组在环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背着“恶名”，听着“骂声”，忍辱负重地为党默默地工作着。

① 保护和营救党的干部。日伪机关经常要到集中营挑选人员，敌人要的是铁杆汉奸和“老实可靠”的人，张子元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为他们返回根据地创造条件。到劳工训练所后，张子元经过考查，首先解除了王风、黎平、米银庆、魏国华、张振和、孙风岭、石宝昆、程清雅、王小凯、于义生、池喜元、李宝生等人的俘虏号码，在劳工训练所任职，增加地下工作小组的力量。接着又通过边子贞，借口为日伪邯郸大众公司要人搞经济，分两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王树棠、袁纯化、华平、马玉芬、彭建忠等20多人送出集中营。

1944年9月，日军第一一0师团在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他们就趁机让我党干部张辅卿带去50余人，让耿万昌、弓棣带去30人，这些人出去不久，大都想方设法逃回根据地。

1944年，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甲字下四一七部队，仿效我军敌后武工队的形式，在石家庄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专门针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张子元小组便趁机选了些立场坚定的战俘干部带队，分三批送去90人。后来，特别挺进队的被俘党员同我党打入的地下党员密切配合，利用这个组织打击汉奸特务，向根据地传送情报，最后组织特别挺进队起义，拉回了太行根据地。

②改善生活条件，减少战俘劳工死亡。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战俘劳工死亡率很高，每当大批战俘进营时，流行病暴发，总有一段死亡高峰。张子元就利用劳训所副所长的身份，给日本人提建议，以保存人力，保护劳工的名义，改善战俘劳工生活条件，尽量减少死亡率。特别是对挑出当劳工的，伙食标准都有一定提高，每人都可以配发一床被褥、两身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力争给到日本当劳工的战俘有必要的物质保证。

集中营有不定期释放老残病战俘的做法，张子元小组就把一些有病的党政干部年龄由小改大，病情由轻改重，瞒过日本管理人员送出去。晋察冀中央分局派往上海做联络工作的八路军代表员宪千，在保定固城车站被俘后，被敌人多次刑讯，送到集中营已生命垂危，被扔在重病栋的石灰地上无人照顾。后被傅充闾、王润丰等人发现，查清来历后，与地下党领导人王子兴取得联系，先将其转到轻病栋养伤，后又趁释放老残病人的机会，将其送出集中营，到地下党联络站同和裕药庄隐蔽治疗，病愈后送回根据地。解放后担任了大连市副市长的员宪千每当提起这段经历，无不感谢石家庄的地下工作者对他助救命之恩。

③传送情报、绘制地图，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张子元在日军谍报班时，就和王革非一起送出不少重要情报，当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后，利用同日伪上层人员接触多的有利条件，又及时送了不少情报。日军每次大“扫荡”前，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特务头子清水大佐，总要来石搞情报，常常是先到集中营，挑选战俘进行审问了解“扫荡”地域的情况，同时抽大批战俘成立“兴亚队”，为“扫荡”部队带路服务，去哪“扫荡”，要哪战俘；“扫荡”部队分几路，为其服务的战俘也分几路。根据这一规律，加上其它方面的核证，日军在华北的几次大扫荡，他们都提前向根据地做了预报。石家庄及华北日军的一些调遣他们都及时做了报告。例如：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成立，一一0师团到洛阳参战，独立步兵第二旅团到石家庄接防等情报，都及时报告了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有关部门。

为了彻底摧毁侵略者在石家庄的军事设施。1944年盟军飞机准备来石家庄轰炸。晋察冀军区根据美军观察员的要求，让王子兴通过张子元小组绘制了石家庄日军兵营、仓库、机场的位置地图。由于他们绘的地图准确、目标清楚。1945年春节前后，盟军先后出动飞机48架（次），对石家庄日军进行了两次轰炸，一次空战，轰炸了日军一批军事目标，击落击毁敌机10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④ 成立地下军，配合我军解放石家庄。盟军飞机轰炸后，市内日伪军人心惶惶，劳工训练所向日本输送劳工的工作被迫停止。张子元小组趁机把一些解除俘虏号码的管理人员以回家探亲的名义放走了，并把地下工作小组的一些骨干力量和市内的地下工作者组成“地下军”，内部称石门游击队，对敌人进行袭扰；破坏和打击。日军投降前后，他们在市内贴标语、撒传单、抓汉奸，为我军接受人员搞联络，做了大量工作。后因国民党阻挠，我军未能接受石家庄张子元等人被迫撤回根据地，在冀中十一地委敌主部石们联络处工作，石门游击队继续留在市内和市郊活动，侦察敌情，搜集情报，瓦解敌军，为配合石家庄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六、石家庄战俘劳工在东北的遭遇和斗争

1、石家庄战俘劳工到东北的背景和去向

石家庄集中营向外输送劳工，开始是向石家庄西部的井陉、正丰煤矿和华北各地的矿山、铁路、军用仓库。等这些地方的劳工饱和后，华北方面军开始向东北及所谓的满洲国输送劳工。

东北是我国的重要能源基地，重工业有一定基础。日军占领后，为大规模掠夺中国的资源，并把东北建成侵略全中国、侵略苏联的军事基地，先后制定并推行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日军要完成这两项计划，要求数百万劳动力，靠东北的劳力根本无法解决，于是，主宰东北的关东军“鉴于入满工人的锐减，于满洲的国防建设以及生产力扩充计划有造成严重障碍之虞”，便于1941年4月5日，同日本驻华北方面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工人入“满”的协议，其核心是“将讨伐作战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工作同工人募集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即以战斗手段获得工人，强迫战俘和被捕的其他商民服劳役。同年9月30日，伪华北新民会根据华北方面军的指示，在华北地区一手包办持殊工人的供应，并制定了《特殊工人的劳动斡旋工作计划》，把作战抓到的俘虏，军政宪特各部抓捕的所谓嫌疑犯，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等，都作为“特殊人”或“特殊工人”送往东北。

1942年2月9日，伪满民生部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和“行政供出”的办法，把华北的战俘和从根据地抓来的中国民众作为特殊工人，押送东北。1942年6月20日，伪满民生部长源田松山主持召开了日伪军政各部门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持殊工人分为辅导工人和保护工人，并审议了《辅导工人管理要领》，规定作战俘虏人员和被抓捕的党政人员为辅导工人，其他特殊工人为保护工人。辅导工人要在伪满洲国民生部指定的工矿业和特殊工程服劳役两年后改为普通工人。实际上没有逃走和死去的特殊工人都是无限期的服劳役。据《伪满洲国史》记载，送入东北的特殊工人每年有10万左右。据日方调查资料统计石家庄战俘集中营从1941年底到1942年底，一年间送出劳工11094人，其中直接送往东北的战俘劳工约9686人，加上1943年送往东北的劳工，石家庄最少送去15000余人。主要去向是抚顺、本溪、阜新、鞍山、弓长岭、鹤岗、北票、眼前山、八家子、兴凯湖、虎林等地。仅阜新一地调查，石家庄1941年送去5批，约800人；1942年送去7批，约1700人；1943年送去3批，约700人；共约32O0人，占阜新矿特殊工人的三分之一。这些特殊工人，遍布满炭阜新矿业所的新邱、平安、五龙、高德、太平、孙家湾、城南、八道壕等八大矿山。1942年春，日军为完成叫“边振兴计划”，加速中苏边界的军事工程，关东军又从东北各地调去大批劳工，到东满和北满的虎林、兴凯湖、东宁、东安、永安等地修筑军事工程，仅阜新矿就调去3000多名特殊工人。11月严冬来临时，天寒地冻不能施工，饥寒交迫的战俘劳工多次要求，日军才把这些人又调到抚顺、本溪、辽阳等地工矿继续服苦役，仅关东军东满所属14支部队，就向抚顺炭矿移交5264名特殊工人，这些特殊工人又被分配到大山、东乡、老虎台、万达屋、南山、龙凤、搭连、老头沟等十几个矿山。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特殊工人是石家庄送去的战俘劳工。

2、日军对战俘劳工的野蛮奴役

旧社会中国煤矿流传着一句话：“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矿工”。战俘劳工的遭遇比一般矿工的生活更苦、更累、更惨，处境和囚犯所差无几。押往东北时，绝大多数人是坐闷罐车。火车铁门上锁，战俘劳工们在车内吃饭、睡觉、大小便，空气龌龊，条件恶劣，有时到了换车站一停就是两三天，有时路上走十天半月，不等到达目的地，就死好多人。夏季，车厢内闷热，碰上传染病流行，造成大批死亡；冬季，严寒饥饿同时威胁，途中死亡也为数不少。一年冬天，有一闷罐车皮的战俘劳工，被甩在一个车站的叉道上，车门上锁，劳工出不来，又没人过问，过了两天，开门看时，已全部冻饿死。

各工矿对特殊工人都有一套严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动不动，就对特殊工人实行“武装强制监视措施。拿抚顺炭矿来说，为了奴役特殊工人，抚顺宪兵队分遣队抚顺警务处和炭矿之间，交换建立了合议机关备忘录，并制定了《特殊工人防谍措施内部规定》、《特殊工人防谍措施纲要》，运用合议机关设立防谍网，监视特殊工人，在主要交通路口、车站设置检查网，派有警卫人员，采取“昼夜轮班制”。抚顺炭矿在抚顺地区周围16处，派遣了警卫和移动防止员。特殊工人一进入矿山，就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奴役。

工人到矿山后，日伪当局首先进行身份调查，取指纹、照像、登记注册，把他们象犯人一样看管起来，上下班有武装人员押送。战俘劳工没有人身自由，来往的书信包裹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特殊工人住在与普通工人隔离的大房子和纳工屋里，四周有壕沟、围墙、铁丝网、电网。“纳工屋”四壁透风，阴暗潮湿，几十人挤在一个大铺上，连翻身都困难。住房肮脏不堪，夏天苍蝇蚊子四处乱飞，跳蚤臭虫咬得人们难以成眠。有的把头怕劳工逃跑，还规定了裸体大小便制度，白天上厕所不准穿上衣，夜间上厕所只准穿短裤。瘟疫流行时，病轻的不给治，病重的往外抬，本溪劳工当时流行二句话：“相谈所挂号，南天门报道。”（相谈所即卫生所，南天门即埋尸体的乱葬岗子）。凡从大房子抬出的病号，十去九不还，名曰隔离治疗，实则推出等死，有的带气即埋。

特殊工人的伙食，主要是高粱米，很少见到白面。后来干脆掺橡子面蒸窝窝，很少吃到青菜，能吃点咸菜就不错，饿不死，也吃不饱。但他们所从事的劳役，劳动强度最大，条件最为艰苦，环境最为恶劣，在井下从事一般人不愿干的采炭、掘进、支柱、线路工种，每天规定劳动12个小时，有时干了16小时也不让升坑。加之，日伪当局推行“人肉开采”政策，要煤不要人，采用堆积式、房柱式等掠夺采煤方法，工人安全没有保障，冒顶、片崩、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发生。为了镇压特殊工人的反抗，日伪政权又成立了“矫正辅导院”、“工人辅导所”，对进行反抗的特殊工入施以暴行。或关押刑讯，或变成“囚犯矿工”，戴着脚镣干活。不少人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患了浮肿病，而含怨死去。当时特殊工人中流传着“辅导院是阎罗殿，进去容易出来难”，“含冤进牢房，屈身牛马当，苦役随日转，早晚一碗汤，杀人不见血，活活见阎王。”折磨至死的工人被扒光衣服，扔在死人仓库里，攒够一车，象拉秫秸一样垛着拉到万人坑扔掉，有的尸体被耗子啃的不成模祥，有的断臂缺腿惨不忍睹。

战俘劳工在苦役中生命没有保证，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又被盘剥。日方为了使特殊工人囊空如洗，寸步难行，无法逃走，采取现金强制储蓄制度，每月只发给微少的工资，连饭钱都不够。拿抚顺特殊工人讲，名义上井下作业者日平均挣1元8角钱，其余岗位1元6角，而实际上每天只能得到5角钱的饭票。工人持这种饭票只能在满铁经营的卖店购买主副食和日用品，其余的钱强制储蓄，只将每月纯收入通知本人。必需的款项须经队长批准，从储金中支出。实际上，特殊工人的纯收入只是炭矿账簿上的数字符号，而且要被大小把头和监工苛扣。

由于特殊工人生活条件差，所以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在兴凯湖、虎林、密山等中苏边境服劳役的特殊工人死亡率更高，那里没有房子，也看不到老百姓，只有被日寇烧毁的残垣断壁，村落遗址。战俘劳工只能砍树割草搭窝棚，伙食比煤矿还差，工人肚子饿了，只能到林子里采野蘑菇，或下水坑抓小鱼充饥。日军怕泄密，有的工程完毕，竟惨无人道的把战俘劳工集体屠杀。1943年从阜新去的3000名特殊工人，只活着回来600人。据阜新矿日伪资料记载，1941年至1942年3月特殊工人死亡1030人；1943年1月至6月，死亡1154人；加上到北满、东满死亡的2000多人，1941年至1945年阜新矿死亡特殊工人4000多人，死亡率高达50％左右。从石家庄战俘集中营到本溪的雷鸣小队去时80人，到日本投降时只剩下8个人。本溪的茨沟、柳塘两大矿区死亡者也将近半数。在194Z车4月26日，本溪煤矿发生的世界上最大－次瓦斯大爆炸中，仅特殊工人就死亡276人，在东北的各大煤矿几乎都有一两个掩埋工人尸体的“万人坑”。

3、石家庄战俘劳工在东北的斗争

非人的生活、繁重的劳役、恶劣的环境、无辜的杀害和瘟疫的流行，时时刻刻都威胁着战俘劳工的生命。但敌人虽俘了他们的身，却服不了他们的心。战俘劳工们靠集体的力量同敌人进行了一次次斗争，而领导和组织这些斗争的核心就是劳工队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石家庄“特别支部”的党员们，他们把革命火种带到东北各地，在各地又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在本溪柳塘矿，“六月特支”的第一届负责人王泊生、谷自珍，带领一批工人逃离煤矿后，留下的特支委员刘亚龙（张顺）、田宝林等又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与此同时，孙少勇、杨锡岳、张风祥也组成了党支都。不久，两个支部合并，统一建成了以孙少勇、刘亚龙、裴正国、谭庆高、邓伯图、田喜文等为主要成员的共产主义领导小组指挥部，指挥部单线秘密地领导着田宝杯（王长海）、雷鸥（雷振川）、康正德、赵仲杯、藏章等领导的几个党小组。在本溪茨沟矿，石家庄战俘集中营送去的战俘劳工王庆锁，联系邢房银、郝振光、赵登录、冯荣缓等，也成立了秘密支部，王庆锁任书记，秘密联系着三四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党小组。在阜新新邱矿，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崔溯源组织了“新邱特支”。在阜新高德矿，“特支”的党员翟光、范荣绪等成立了“塞北支部”，后来又同李振军领导的“新邱特支”合并建立了“十月特支”。在阜新太平矿，第六特殊工人大队的黎亚、季洪年、芦纪和第八特殊工人大队的张立言、邸欣等共产党员都分别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在抚顺、鞍山等地的战俘劳工党员也都组织群众同敌人进行了斗争。斗争的形式，主要有几种：

① 怠工。当时叫“磨洋工”，这是战俘劳工对付敌人最常用，最有效的手段。他们认为“多给鬼子干一点活，鬼子就可能多杀一个同胞”，“多给敌人挖一锹煤，多干一小时的活都是耻辱”。因此，他们软磨硬泡，出工不出力。一小时的活能磨一天。有时干活派个放哨的盯着监工的。监工的来了就干，监工的走了就歇着。

② 罢工。罢工多半是日伪人员打了劳工，不许体息，不 让取暖或干活过重等引起的，于是工人便用罢工，开展“争人权反打骂”的斗争。有时利用日伪间的矛盾，让大把头处分二把头，或乘把头打工人拉架之机教训把头。本溪柳塘矿先烈工人还把一个很坏的日本监工打死，埋进矿井，让敌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吓的单个日本监工不敢下井。柳搪矿特殊工人为了少吃橡子面，曾开展争生存的绝食斗争，迫使日方给工人增加了苞米面，改变了全吃橡子面的状况。抚顺矿一个日本监工打了特殊工人，战俘劳工们扔下工具在地上静坐，停止生产，日伪管理人员怕把事情闹大，影响生产，不好向上级交待，不得不赔礼道歉。抚顺龙凤矿特殊工人在马振林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带领下先是砸戏院子，惩办日伪管理人员，接着又组织了千人罢工，上街游行，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吃饱饭，不准打骂工人”等，迫使日方答应了一些工人的条件。

③ 破坏。即破坏设备，制造事故，造成生产停顿，直接削弱侵略者的战争实力。战俘劳工在劳动中，故意松动井下铁轨道钉，使运煤车翻车，割坏生产运输皮带，使机器不能转动；破坏电线电缆，影响通电通风；往煤车下面装矸石或制造跑车事故；有的还人为地制造冒顶事故，造成掌子面几天不能采煤，把“大出碳”变成“不出碳”。修路时，不按规定比例配料。冬天用雪填路基，表面上撒一层土，造成路基不牢。抚顺、阜新、本溪的特殊工人都制造过多起煤车脱轨、生产停顿的大事故。

④ 组织暴动，逃离牢笼。逃离牢笼是战俘劳工的共同愿望。开始是单个人逃跑，有的把跳板晒干放在电网上跃网逃跑；有的藏在运煤的翻斗车里逃出矿区。跑不掉的抓回来毒打一顿，有的被押进“狗洞”饿死。后来，党员们就秘密组织有计划的逃跑，有的矿区还组织集体暴动。石家庄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刘亚龙等人，在本溪矿成立了柳塘特殊工人共产主义领导小组指挥部，曾秘密制定暴动计划，起草了《告本溪人民书》，印制传单，搜集枪支，准备暴动成功后上山打游击。正当计划顺利进行时，机密泄露，刘亚龙等6名负责人被敌人抓捕杀害。

1942年9月，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成立的“新邱特支”在阜新矿支持并参与组织了新邱暴动。几百名战俘劳工在夜间暴动，用砖头、木棒同敌人的步枪、机枪搏斗。阎锐、王志光等60人逃离虎口，多数人被敌人镇压，暴动组织者、队长刘贵、副队长支委崔溯源等被敌人杀害，其他250余人被关进“海州工人辅导所”。后来除被“塞北支部”救出50余人外，其他人都死在狱中。这次暴动是抗战时期伪满洲国最大的一次劳工暴动，虽没有完全成功，却鼓舞了阜新八大矿的劳工，振奋了阜新城乡的人民群众。

在几次暴动失利后，“特支”及各地劳工队总结经验教训，用“长流水”的办法，分批分散逃离矿山。据敌伪资料供认，1941年3月至1945年5月27日，阜新特殊工人（亦即辅导工人）逃走3049名，其间逃亡率高达49.3％。抚顺矿逃亡人数则更多，1942年到抚顺矿的劳工6253人，当年逃亡1697人，逃亡率为25％。1944年第二季度逃亡8334人。第三季度逃走8864人，加上被追回来的2556人，半年时间逃亡约19754人。

4、大反攻前的武装斗争。1945年春夏，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节节败退，战败已成定局，东北各矿山对特殊工人的管理已不再象过去那样严密，所以各地工人多次组织集体暴动，鞍山八家子矿特殊工人l00人集体逃离矿山。眼前山矿的200名特殊工人带领2000名普通工人暴动逃离矿山。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东北，消息传到矿山各地，特殊工人中的秘密支部和被俘党员自动组织起来拉队伍。被关进监狱的特殊工人，砸坏铁锁，打开牢门，冲出虎口。在鞍山，特殊工人自发组成“鞍山保安第一旅”，人数达6000人。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工矿作了很大贡献，并为我军接受鞍山创造了条件。在抚顺，老虎台煤矿400名特殊工人，成立了“抚顺治安大队”，后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龙凤矿、栗子沟等矿特殊工人组织起来，保护矿山，维护治安，后编成我十六军分区炮兵团；龙凤矿另一支特殊工人队伍成立“工人自卫大队”，后同东乡、大山等矿联合，开赴沈阳，组建了十六军分区二十一旅六十一团。在沈阳，特殊工人拉起四、五千人的队伍，编为十六军分区特务一团。在本溪、茨沟、柳塘两矿全体特殊工人及部分市民组织千人集会，正式成立“工人纠察大队”收缴铁路警察和煤铁公司枪支千余支，后被编为二十一旅六十二团，队伍发展到6000多人。在阜新，八大矿特殊工人先后成立护矿队，并以劳工为主体组建并扩充了十六军分区第六十四团、第六十八团和第三十旅。在辽阳，从北满调回来的特殊工人先成立了“辽阳独立大队”，经扩充达几千人，后编入十六军分区独立团。日军投降后，我军在东北之所以能用很短的时间扩军几十万不能说与东北各工矿的数十万劳工没有关系。从某种意义说，劳工中的战俘劳工以及战俘劳工中的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石家庄集中营到东北的一些战俘劳工党员后来都成了东北野战军的骨干，不少人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还担任了团、师、军，以及兵团级的领导，为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石家庄集中营是华北几个集中营的典型代表，是日本侵略者奴役、剥削、残害中国战俘缩影，也是中国战俘劳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写照。但日本国内，有些人却想抹杀这段历史，复活军国主义。今天我们把日军奴役和残害中国战俘劳工的事实揭露出来，目的在于揭穿伪造历史者的谎言，让世界人民警惕军国主义的复活，避兔那不幸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