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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东北劳工幸存者证据保全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独家策划赴日劳工证据保全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该活动即将结束时候，本报与中国二战劳工网、九一八战争研究会联手，发起为二战期间在华惨遭日本奴役的东北劳工证据保全行动——
寻找二战东北幸存劳工
 就在本报赴日劳工证据保全系列报道即将结束的时候，７６岁的离休干部、原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树熙找到本报记者，在讲述了自己惨遭日本侵略者非人折磨的经历后，王老强烈希望本报和有关方面在此联手，为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的东北劳工做证据保全。为此，本报昨日特联合中国二战劳工网及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共同开展二战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奴役的中国东北劳工幸存者调查大行动，并决定为他们做证据保全。
 王树熙老人回忆，１９４４年，他１７岁，从山东来沈阳找活干，不幸被日本兵抓到东北边城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建造秘密军事工程。在５３０天地狱般的生活中，他目睹了活人喂狼狗、被焚烧的残像，亲历了在极地之夏，每天２０小时的非人劳动，苦挨过零下５０多度水泥袋裹体、饮冰水，遭毒打的悲惨岁月。到他们徒步千里逃出“死亡集中营”时，３００名劳工仅剩下了２９人……王老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还健在的劳工分布在全国各地，在沈阳的已知的不足１０人，这些人已是耄耋之年，疾病缠身。
据负责中国二战劳工网的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李秉刚教授介绍，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华北一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劳动力供应地。从1934年到1945年，被日本侵略者从华北掠夺到东北的劳工以及东北当地劳工达1400多万人。主要来自邻近东北地区的山东、河北两省，也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山西、河南、江苏、安徽等省。
当时，东北劳工分为普通劳工和特殊劳工。普通劳工又被分为几种情形。一是通过满洲劳工协会或华北劳工协会以及包工企业、把头等直接用欺骗的方式招募、登记的，或由劳工协会通过伪政权“强制招募”的。日军要塞工程所需劳工，初期大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集中起来的。二是用行政命令手段由伪满洲国、省、市、县层层下达指标征派的劳工，又称“供出劳工”；三是征派的“勤劳奉公”队，也是通过行政命令征派的，只是征派的对象略有不同罢了。除被骗招、强制招募、征派的普通劳工外，还有大批从华北调集到东北的战俘、抓捕的抗日民众组成的特殊劳工。
日本侵略者以各种手段将劳工集中后，一般都是通过铁路把劳工输送到各个劳动地点。华北的劳工有的直接用火车输送到东北，也有的先用船运送到大连，再利用铁路进行输送。在春季劳工输送比较集中的时候，满铁等部门还组织劳工专用列车，将劳工从募集地直接输送到邻近要塞等军事工程附近地区。
据曾在五岔沟修筑要塞的劳工幸存者吴月庆回忆：“１９４５年春，他和几百名被强征劳工的乡亲们被带到了当时沈阳站附近的抚顺客栈集合，第二天押上了闷罐车，一路向北开了两天两夜，到了王爷庙火车站。下火车时正下着大雪，看见地上摆着几口大锅，烧着火，有个翻译过来说，中国人身上有虱子，让我们将衣服脱下来，放在笼屉里蒸，人就在雪地上赤身站着。等衣服取出穿上后就让穿上，很快就结上了冰，直打冷战。随后，我们又上了车，把我们拉到了兴安北省五岔沟。”
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一波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劳工问题长期以来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我国自１９５８年以来还没有做过劳工调查统计。这批活的历史资料如不能及时抢救，将永远消失。眼下，《辽沈晚报》在为被抓日本劳工证据保全基础上，再次发起对东北劳工幸存者的调查，为这些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录音、录像、公证做成光盘，保存珍贵的资料，意义重大。
主任记者 王志东／文并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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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东北劳工幸存者证据保全系列报道之二
《辽沈晚报》同中国二战劳工网及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开通二战东北幸存劳工报名热线
本报找到４名二战东北幸存劳工
本报发表寻找二战东北劳工的消息后，中国二战劳工网办公室和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的咨询报名电话不断。电话不少是“劳工”家属打来的，但有许多二战东北劳工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本报目前已找到４位二战东北劳工幸存者。
亲眼看到邻居惨遭日寇杀害
 今年７５岁的吴月庆，是沈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的退休职工。１９４４年１６岁时，家住沈阳市三经街六纬路附近。吴先生动情地描述道：“那年的二三月，我父亲吴春山被日本人准备派作劳工。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且我下面还有两个小弟弟，我便哀求抓劳工的人，由我顶替父亲。这样，我就替父亲给日本人当了劳工。我们被火车拉到梅河口下了车，排队步行向西走，天快黑时才到达劳动地点。我们干的活是开山，用炸药崩山洞。我们干活时有日本兵端着枪监工，每天吃的是苞米稀粥，住的是劳工自己搭的席棚子，吃不饱，睡不好，超体力的劳动累得我们不行了，咬牙也得坚持，要是被日本人看到偷懒，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一天火车卸货，一个箱子从车上掉下来，把一同来的我家邻居邱富祥头部砸伤了，当时鲜血直流。这时日本人来到他身边，二话没说，就让人把他抬走扔到河里。邱富祥一手捂着头，一手拽住我的衣角，叫着我的小名说：‘根记呀，我还能活，还能干活……’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但又不敢说话，后来看到他可怜的眼神，就壮着胆子向日本人和汉奸说情，说我这个爷们还能活，你们别把他抬走。日本人当时很厉害，不知说了些什么，一个汉奸过来就给我一个耳光，嘴里骂道：‘再多说话连你一块扔河里！’就这样我眼看着他们把我这位老乡邱富祥扔到１０多米深的河里。”
回家时一人带了七个骨灰盒
 ７６岁的赵开林现住在沈阳市翟家乡翟家村。他说：“１９４３年７月２５，我和乡里一起去的１２个人到沈阳市抚顺站（现在的沈阳站附近的客运总站）集合，住了一宿。第二天共集合了四百人，编成了两个中队，坐着闷罐车走了６天，八月初二下午４点多钟到了当时的黑河省嫩江县就劳金水站，站名就叫金水。一天，有个姓崔的劳工饿了，就四处想找吃的，竟在灰堆子里翻出了肉，吃完后又拨拉，结果看见了劳工服上的铁钮。那时候死一个人给两瓶煤油，抬到山里，架上桦木，倒上煤油烧，这才意识到吃的是劳工被火化后的肉，当时他就呕吐了。劳工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口大锅，把苞米面往里一倒，用棒子一搅，‘劳工’就吃这些。有时也给些小米皮子吃。死的人很多，我记得１２月１２日一晚死了１２个人。死的原因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给治。第二年秋天时，县里往回要期满的劳工，我们才得以回来，我们去时是四百人，回来时只剩一百二十多人。我回来时带了七个骨灰盒。”
７４岁的鞠修经，原沈北煤矿矿长，离休干部。现在住在虎石台。据他介绍，１９４３年１月他在山东居县被日寇俘虏，在青州被关监狱１个月，后被押送到北满东宁要塞工程作“特殊劳工”８个月。他们这批２００多人，后来第二批３００多人，共５００多人，在日军３９０部队作业队的看押下，受尽非人的折磨。１０月份天冷被送到抚顺西露天矿。当时一起的“特殊工人”还有东宁要塞前期主体工程的幸存者２９人，据他们讲，除这２９人外，都被枪杀灭口了。
为当过劳工的老父亲录像取证
吴金玉女士还为其父亲吴英吉打来咨询电话，她说他父亲曾在密山当劳工三年半，回来时给发个劳工证，上世纪六十年代时被烧毁了。吴金玉已经在家里用录像机给父亲录过像，她非常希望尽早为父亲公证。
主任记者 王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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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东北劳工幸存者证据保全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与中国二战劳工网、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发起的为二战期间东北幸存劳工证据保全活动取得新进展——30名二战幸存劳工被找到
“辽沈晚报和中国二战劳工网、九·一八战争研究会这次寻找二战期间被日本奴役的东北幸存劳工，并给留存证据，意义深远。”家住铁西区７５岁的李秀生老人昨日通过电话向记者说道。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本报已找到３０名二战东北劳工。其中沈阳有１５名。
据中国二战劳工网的石老师介绍，这些劳工叙述往事时，至今刻骨铭心，伤痛不已，讲到伤心处，禁不住泪水涟涟。目前已有来自丹东、鞍山、抚顺、本溪、营口、瓦房店等地的二战东北劳工及其家属来信或邮件，最远的是来自河南沁阳的７３岁的董建德，他曾在抚顺老虎西煤矿被抓做劳工。
在沈阳团结路义友巷居住的７５岁的刘宝钧叙述说，“１９４２年４月，我在日本站（现沈阳站）附近被抓劳工，送到日本站旅馆，被抓者大约有４０多人，旅馆门前看管得很严。几天后，我们被送进日本站，赶上闷罐车，在车上吃的是发霉发酸的大锅饼。我们被送到了漠河，住的是席棚子，没有被盖，劳工们只能把水泥袋和草袋子当被子盖，用来御寒。每天干活以天亮、天黑为标准，劳工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夏天则更长。劳工每天打眼、放炮、打石子、挑土、平整土地，修建飞机场、飞机跑道、秘密军事工程等等。劳工每天干的活都有定额，完不成就会遭到监工的毒打，打残、打死的不计其数。如果生病了，轻的仍要干活，重的就抬出去，不等人死就用柴给活活烧死。
主任记者 王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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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东北劳工幸存者证据保全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与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二战劳工网——又找到6名二战东北劳工
本报与二战劳工网寻找被日本奴役的东北劳工幸存者活动，于两星期前在省内其他市正在进行着。昨日，来自中国二战劳工网的统计表明，在丹东、鞍山、抚顺、本溪、营口、瓦房店等地又寻找到６名二战东北劳工幸存者。这些老人已经是耄耋之年，有的已达９２岁高龄。他们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至今伤痛不已的往事时，情绪激愤，禁不住泪流满面。
现住葫芦岛市张屯的８０岁的郭文举说：“当时全锦西县共去了３００名劳工，火车开了四天四夜到了东安省鸡宁县（今黑龙江省境内）。我们住的是人架子房，四周全是用席子围的，所谓的炕是木板搭的，上面只铺层席子。冬天不避雪，夏不遮雨。为防止劳工逃跑，睡觉时必须脱得光光的。住在房子里跟住在室外是一样的。我是干了两个半月的活，其中有的劳工回家时两个大脚趾甲都冻掉了。”
 ７３岁的高殿太说：“我是在１９４３年阴历四月，被抓到伪满兴安南省五岔沟。下车后，日本人命令大家去洗澡，实际只是在水中沾了一下就出来了。接着大家就坐在大席棚子边都等着开饭，有四人去抬饭抬菜，过一会儿饭菜来了，我一看，原来是煮熟的整个玉米粒每人一茶缸，菜是煮的南瓜汤，也是每人一茶缸，根本不够吃！起初我们以为劳工刚到，做的饭菜量没算好，可是以后天天如此，天天吃不饱。后来又换成半生不熟的煮土豆。饥饿难耐的劳工们有时只得四处找吃的，山上有野菜，采来就吃。夏秋时捉些蚂蚱，用铁丝串成一串，生火烤着吃，这是饥肠辘辘的劳工们心目中最美味的大餐了。日本人有马房，有的劳工晚上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也去偷吃喂马的豆饼。在五岔沟天天都有死难劳工，每天三五个不等，多数是饿劳成疾病死的，死后用草包往头脚一套，捆上草绳子拖到外面火化。”
 家住盖县的７７岁的关凤崇介绍说：“１９４３年３月，我被抓当劳工。在间岛省珲春县板石沟车站下了火车，又向山里走了十多里才到达干活的地点。我们海城这２００多人算是一个大队，附近另有两个大队分别来自辽阳和盖县。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开始修盘山道。日本人手持棍棒监工，见到干活慢就打。我的耳朵就是在那时被打聋的。盘山道修好后进行分工，有铁匠、木匠、石匠等技术工和挖土方等力工，我是铁匠。先是在山坡上支起木架子，挂上草帘子。接着放炮炸山，三层楼高的山都被炸平了，修工事时第一步是支水泥架子，由铁匠绑铁筋，然后浇灌水泥。再把石头都抬上去，接着填土、重植草皮，炮眼预先留出位置，整个工程结束后，与原来的山形基本一样，外表根本看不出山里藏有暗堡。”
 现住瓦房店市驼山乡半拉山村的８３岁的毕永政说：“１９４５年阴历二月时，我正在大连做工，听说父亲病了，就赶回家探望。等我准备回大连时，村长来找我，通知我被摊派出劳工了。父亲闻听便哭了，埋怨我不该回来。我和同村的人一起被抓到三江省汤原（现黑龙江省境内）。到那里后，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橡子面、发霉的窝窝头，或者是一多半是谷子的小米，再不就是高粱米，所谓的菜是盐水煮的南瓜或咸萝卜条。劳工给日本人修铁路，一直通到山沟里。日本兵在我们挑土修路时始终持枪监视，如果看谁干慢了便用皮鞭抽、棒子打，劳工们都苦不堪言，只能忍气吞声地在刺刀枪口下拼命干活。我的肩膀上被扁担磨出厚厚的老茧，身上却经常遭到皮鞭抽打，一想起那段非人的生活就悲愤不已。据劳工们传言说，如果铁路修到山里的军事工程后，我们这些人恐怕都要被害死的，大家都为此提心吊胆的。幸好的是，还没等铁路修完，日本兵就投降了，我们才得以活着回家。”
主任记者 王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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