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3日电 据共同社报道,东京高等法院23日就二战劳工中国受害者刘连仁(已故)诉讼案下达二审判决,驳回命令日本政府支付2000万日元赔偿的一审判决。
东京高等法院在刘连仁诉讼案中承认了日本政府在战后没有及时保护刘连仁属于违法行为,但以“当时日中两国间没有关于国家赔偿的相互承诺”为由,驳回了一审判决。
日本侵华期间,刘连仁被强掳到日本北海道的矿山。后来,刘连仁逃进山中,独自在山中过了13年的野人生活。1996年3月,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00年9月刘连仁去世,享年87岁。他的妻子赵玉兰继承丈夫遗志,继续向日本政府索赔。2001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刘连仁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但随后,日本政府提出上诉。
中新社东京6月23日电(记者滕剑峰)一审胜诉的中国“二战”劳工刘连仁案今天在东京高等法院被宣判败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本来胜诉呼声很高的刘连仁案画上了遗憾的感叹号。
此次东京高等法院主要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宣判原告败诉并驳回了此前由东京地方法院作出的胜诉判决。
宣判结束后,专程赶赴东京参加诉讼的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表示对此次判决的结果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东京高等法院所适用的理由完全是军国主义的逻辑。他表示,日本强词夺理地否认自己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这样的国家如何让人信任!
判决宣判后,一直关注此案的华东政法学院管建强博士从法律角度对于“国家无答责”这一判决依据提出了置疑。管博士指出,“国家无答责”是日本明治宪法中的法理依据,而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法院要根据实体法进行宣判,而今天连法理都成为了宣判的法律依据,这在日本法律中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国家无答责”的法律适用对象是日本人,而此次竟然也放在对中国人的赔偿诉讼上,足见日本高等法院“黔驴技穷”的态度。管博士表示,这次判决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更加认清楚了日本政府公然否认战争罪行的丑恶嘴脸。
据此次参加诉讼的康健律师透露,他们将就此案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
据了解,此案主人公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县人,一九四四年十月被强征至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在经历了八个月的繁重劳役和非人的生活后,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和其他四人逃出。刘连仁因与难友失散,在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洞中隐居下来。一九五八年四月,刘连仁回到祖国。回国前,他发表声明,保留向日本政府提出各项要求的一切权利。一九九六年三月,刘连仁向日本法院控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支付两千万日元的赔偿。二OOO年九月二日,他因胃癌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去世之前他留下遗言:“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胜诉的这一天,我死不瞑目!”

新华网济南6月24日电:“他受了那么多年的罪,俺全家遭了那么大的难,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日本人为什么不认账?”
23日下午,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一个农家小院里,已故中国劳工刘连仁的妻子赵玉兰听到东京传来的消息,愤怒不已。
今年84岁的赵玉兰没有上过学,但她明白一条朴素的道理: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理所应当向人道歉。可她从日本方面看到的,却是另一种逻辑。
1944年,她的丈夫刘连仁被强征至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昭和矿业所,因不堪繁重的劳役和非人的生活,于1945年逃至一个山洞中隐居下来,直至1958年才被人发现。
1996年3月,刘连仁向日本法院控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刘连仁没能等到公正的判决,2000年,87岁的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儿子刘焕新为了却他的遗愿,继续向日本政府“讨说法”。2001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日本政府全额赔偿刘连仁。但日本方面随即上诉,今年6月23日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一审判决,刘连仁败诉。
“送儿子去日本的时候,俺就觉得这官司就该俺赢。”满头白发的赵玉兰说,“是他们日本人给俺带来了苦难,这样的官司不赢,天底下哪有公理啊?”
刘连仁被抓走时,22岁的赵玉兰嫁到刘家才两年。“他是8月里被抓走的,儿子是10月生的。等他回来时,儿子已经14岁了。”赵玉兰回忆说。 回到妻儿身边后,刘连仁从来不跟他们讲他在日本的遭遇。他对妻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在那里受罪,你在家里也没享到福。”13年中,刘连仁躲在穴洞里一直是蜷缩着睡觉,腰板和腿都伸不直。他这个至死都没纠正过来的奇怪睡姿一直刺痛着赵玉兰的心。
也许是流过的泪水太多,忆起往事,赵玉兰欲哭但没有泪水。她说:“他是这个家里的老大,上有两位老人,下有好几个弟弟,他这一走,家里就没有了顶梁柱。公公婆婆不是哭就是嚎,不是算卦就是求签,盼着他回来。两个老人到死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
刘连仁去世前,曾把儿子和孙子叫到床前,叮嘱他们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出乎赵玉兰预料的是,东京高等法院23日的判决仍然没能还刘连仁一个公道。她没有更多的语言,她反反复复地说:“这口气要是出不了,我跟他们一辈子没完。”(记者丁锡国、许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