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奉天日军部队中当劳工的经过金正芳  （按：金正芳，1925年3月17日生，1987年由沈阳刨花板厂退休，现住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此文根据2003年4月28录音及本人书面回忆资料整理。）
我是辽宁义县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念过6年书。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东北，农村生活困难，家里种地交了出荷粮，剩下的粮食难以糊口。爸爸为了养活一家人，到奉天（沈阳）给别人纺麻绳做工去了。我从学校回家后，也产生了出去闯一闯的想法。我有爸爸在奉天的朋友何大叔的通信地址，我就以到奉天找爸爸学手艺的理由，说服妈妈同意，家里凑了些钱，又向姑姑借了些钱。1941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奉天，按地址找到了何大叔。何大叔没见过我，看了我拿的信封地址，知道了我的身份，才告诉我说：你爸爸去长春干活去了。我没见到爸爸，就求何大叔帮我在沈阳找个地方学徒。过了几天，何大叔帮我找到了一家“盛记木器厂”，我可高兴了。当时讲好条件，四年满徒，管饭吃，不给工钱，还要有人担保。何大叔一切都承担下来。这样，我就到盛记木器厂学木匠。可是到了第三年秋天，盛记木器厂开不下去了，刚过中秋节，师傅对我们几个学徒的说，木器厂要黄了，你们自己找出路吧，并给我们半个月时间自找工作。可是，那时市面萧条，连正经的木器厂都黄了，我们这几个半拉子木工，到哪儿找工作？正在为难时，我们从木器厂前院拉三轮车的关大叔那里听说，马路湾关东军693部队招人。我们明知道关东军不好惹，到马路湾693部队附近去看了两次，也没敢进招工的大门。但半个月的期限马上要到了，再找不到活干，连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实在没出路，我和两个同伴杨守田、谭福斌商量后，三个人一起硬着头皮到693部队招工处报了名，时间是1943年的10月。 我们迈进日军693部队的大门，就如同一脚迈进了人间地狱。在招工登记处按手续填写了姓名、家庭住址等项表格，由登记处的人把我们交给工头，向我们交代不准随便外出，也就是说，进了大门就无法出去了。接着把我们领到了干活地点。在那干活的人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衣服，个个垂头丧气，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我一看心里就凉了。晚上收了工，劳工们得手拉手回宿舍，不能随便走，怕途中逃跑。宿舍是在现在的南湖公园附近。到了宿舍，我差点哭了起来。原来宿舍就是用席子搭成的工棚，门口挂了个破麻袋片，棚子里有两盏电灯，不明不暗的。进门要下两个台阶，中间一条沟是过道，有半米深，挖出的土返到沟两边，上面铺些苞米秸秆就是炕，苞米秆要用脚踩平才能睡人，实际是睡在地上，遇上雨天外面下大雨，工棚子里下小雨，非常潮湿。加上蚊虫叮咬，许多人得了疥疮。我们几个新来的人，每人给发了一床棉被褥、一身棉衣裤，都是黑色的。说是棉的，特别薄，到了冬天，根本无法御寒。外面下雪，工棚子里瓢雪花，晚上睡觉得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不敢脱鞋，因为冬天工棚子里有零下十几度，连身子下面的坑土也是冻硬的。每个劳工的衣服里都生满了虱子，捉也捉不净。工棚外面有铁刺网，晚上除了上厕所不准外出，去其他地方日军哨兵可以用枪打。吃的一日三餐都是窝窝头，皮薄眼大，一人两小块咸菜，蒸窝头的水放点盐就是汤，根本没有菜，一年到头都是如此。我们都是木匠，算是有手艺的，与铁匠、瓦匠等住在一起，其他没手艺的人住在别处，总共能有七八百名劳工，一个工棚子住五六十人。许多劳工生了病，有病也不给医治，也不给药，病得实在太重，才不让上工了。可有时等我们回来后，发现这个人不见了，说是死了，也有人说是被工头带着气给拖走了。我在那一年多，我住的工棚子能病死五六个人。 我在693部队当劳工，多数时间做的是木匠活，监工不在时能偷点懒，我名为木匠，实际上除了做窗户、门之外，也是什么活都得干。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除了干活，还把劳工当成驯狗的工具。在693部队旁边有个专门饲养狼狗和鸽子的137部队，日军经常把我们劳工调到137部队院内，让我们20多人站成两排，面对面站着，相距四五米左右。日本人从狗圈里牵出20多条狼狗，个个体高膘壮，每人前面蹲着一只，汪汪乱叫。然后日军驯狗员一声口令，这些狗马上扑向对面的劳工，两只前爪搭在我们肩头，对着我们狂叫。第一次训练时，把我们都扑倒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面无人色，半点不敢动作，又不能跑。日本人指挥这些狼狗练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把我们扑倒站不起来为止，劳工们也都被吓得半死了。真是残忍无比。有时，日本人还让我们把上衣脱光放在一边，让狗闻每个人的衣服，再找到每件衣服的主人；还有的时候往我们劳工身上藏一些小东西，让我们躺在地上装死，然后放出狼狗在我们身上找出这些东西。那些狼狗在我们身上抓来抓去，狗的爪子极其锋利，一挠就把衣服抓破了，身上挠出一条条血道子。在日本人的眼中，我们这些劳工还不如他们养的狼狗。 大约在1944年二三月份的一天，日军让我们劳工集合，日本人和劳工头点名，叫出200来名劳工，我也在这些被叫的人之中。点完名后其他劳工回工棚，日军荷枪实弹看押着我们这些被点名的劳工，不让走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心里发慌，感到不是好兆头。不到半个钟头开来了几辆汽车，日军端着枪押送大家上汽车。就在日本兵和工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汽车附近时，我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一转身跑到东南角厕所里躲了起来。我在厕所里听到外面日本人的吆喝声，汽车的发动声，心里嘭嘭直跳，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汽车的轰轰声渐渐远去了，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到工棚，日本人发现了我，问点到我的名字没有？我没敢撒谎，说点了。这时车已开远了，日本人二话没说，上来就打我，拳打脚踢，又用大木棒子打，打得我鼻口穿血，昏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浑身上下都是伤，眼睛肿得睁不开，从头到脚都是水，原来是日本人把我打昏后又用水把我浇醒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几个劳工将我抬到工棚一角，中午饭也没给我吃。养了五六天伤才见好，还得接着去上工。这次我死里逃生，侥幸没死，也没有被汽车拉走。后来听说那些劳工被送到临江给关东军挖山洞、修工事，到底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至今仍是个迷，反正再没见到过这些人。我暗自庆幸虽然挨了顿毒打，险些丧命，却也是因祸得福，否则也活不到今天了。 到了1944年11月，我们一些在693部队干活满一年的人，每个月开始发给所谓的工钱——伪币二元四角钱。这点钱什么也买不了。但同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身份证，上面写的大概是“693部队勤续劳动者”（时间长记不准了）。对我们的管理虽然仍很严，但有时可以到其他部队去干活。这期间，日本人曾几次派我们几个人到铁岭乱石山的部队里去干过木匠活。后来把我们12个人调到北陵现省政府的院子日军549部队干活。 在549部队，日本人同样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这里管理我们的有5个日本人，其中有个叫金泽兼次郎的是单身，没事就到我们那里去，看谁不顺眼就打一顿。有个姓邓的劳工负责给日本职员和家属烧洗澡水，日本人洗完澡后，老邓再负责把澡堂子洗刷干净。一次，老邓在日本人洗完澡后清洗澡堂子前，自己也进到水里洗了一下，正巧被金泽兼次郎看见了。他看见老邓在洗澡，大发雷霆，把老邓骂了一顿，又让老邓喝洗澡水。老邓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哪想金泽兼次郎见他不喝，马上喊来几名劳工，命令劳工硬按着老邓的头喝洗澡水。劳工们不敢不服从，在金泽兼次郎的命令下，把老邓灌了一肚子洗澡水，已经快昏过去了。这时金泽兼次郎上前拍了拍老邓的肚子，看他快不行了，又骂了几句，才哈哈大笑地走了。这次老邓被折磨得一连几天都不能吃东西。还有个劳工姓李，山东人，年龄很大，被安排给劳工做饭。一天金泽兼次郎来到工棚拿劳工取乐，问老李当过八路没有？老李不知道八路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怎么答复，只好说：太君，是、是、是。日本人一听就翻了脸，上前对老李拳打脚踢，把老李打倒在地，又踢了几脚才走了。老李挨了一顿不明不白的毒打。我是这一次才听说有八路军的。还有一次，我们给一座房子装地板时，把吃剩下的窝瓜籽凉干，用一块铁板烘干了吃。不巧被金泽兼次郎看见了，他拿起铁板就打我们，把我们打得满头是大包。总之，我们在549部队当劳工期间，没少挨日本人打，几乎每天都有人挨打。轻则被打几个嘴巴子，重则被打伤或受其他折磨。 日本人拿中国劳工不当人待，我们痛恨日本人，不敢公开反抗，就找机会搞破坏，报复日本人。日本监工来时我们赶紧干活，日本监工不在时我们就偷懒，或把做好的窗框、门框用斧头砍坏，扔到废品堆里，再拿木料接着做。在给日本人修仓库房顶瓦垄铁时，我们偷偷地用小钉把铁皮钉出小眼，仓库下雨就漏，日本人还找不出来。1944年底，快过春节了，我们都想家，一个姓石的劳工出面央求翻译，请他同日本人说说，过年给我们两天假，让我们回家看看。翻译转达后，日本人一听就火了，得知是老石说的，当即把老石叫到办公室用木棒打了一顿，打得老石两天没起炕。老石伤好后，憋了一肚子气，就同劳工老汤及我们大家商量，把日本人的狗偷出来杀了吃，可以既解馋又解恨。大家都知道一旦事情败露，日本人非把我们打死不可，因此都没答应。可老石和老汤不甘心，他俩经常和日本人养的狗接近。这只狗是一只普通看家狗，不怎么厉害。终于在腊月25日这天晚上，老石和老汤用裤带把狗脖子套住，一声未响就把它勒死了。当天深夜剥了狗皮，用早已准备的水把狗肉煮熟，大家饱吃了一顿，然后用狗皮将狗下水和骨头包好，由老石埋在一个垃圾坑里，里里外外没留下一点痕迹。大家约定，打死也不能说。第二天上午，一个日本妇女带着翻译到工棚来找丢失的狗，我们大家都说没看见。下午，金泽兼次郎来追问狗的下落，大家还是说不知道。他让劳工在外面站成一排，挨个打，我们谁也不吱声。他打了一气，看没结果，就让劳工脱掉上衣在外面冻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才打发翻译来让我们回工棚，丢狗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们尽管都冻感冒了，可心里却为此次斗争的胜利而高兴。 大约在1945年7月，美国B29轰炸机到沈阳来轰炸，日军的飞机也出动作战。549部队的日本人和家属都跑到防空洞里躲藏，让我们劳工也进到洞口。我们亲眼看到日军的小飞机被打下来。随着时局的变化，看守我们的日本兵减少了，也不那么严格了。不久，赶马车的劳工老王来到549部队，对我们说：马路湾的劳工都走了，日本人不管了，你们怎么还不走？老石胆子大，对我们说，我先从后大门出去，如果没人拦，你们再走。他先从后大门出去，果然没有日本兵阻拦。我们这十几个人就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大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互道珍重，各奔前程。 我在沈阳没有其他亲属，又按原来的地址找到何大叔。一见面，何大叔就问我，这二年你到哪里去了？我简单地向何大叔叙述了当劳工的经过。大叔说，你爸爸从长春回来找不到你，急坏了，他每隔十多天就会到我这来一趟，过几天还会来。几天后，爸爸果然又来到何大叔家，我终于见到了爸爸，父子相逢大哭了一场。 我当了将近二年劳工能活下来，真是幸运。受过苦中苦，才知甜中甜。解放后，我勤奋工作，1953年被评为省劳模，如今退休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过去受过的苦难，尤其是今天的年青一代，要了解前辈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才能避免过去的历史悲剧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