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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同友口述资料：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经过
（本人自然情况：许同友，男，1925年10月23日生，原籍河北省沧州青县杜林镇小滩村，1942年被抓到日本当劳工，沈阳铸造厂退休职工，现住沈阳市铁西区肇工街四段四里3-54号。以下为本人口述。）
我原籍河北省沧州青县杜林镇小滩村，1941年冬天在家乡参加第三区抗日游击队，区长崔平，区游击队队长刘华轩，助理员李金忠。那年我17虚岁，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弟弟。当时，为了便于隐蔽自己，打击敌人，各村都挖地道，我刚参加游击队时，就分配我挖地道。干了四五个月后，队领导又分配我当通讯员，主要负责给游击队联络的武装和抗日人员送信，并给我配了一支马牌撸子，却没有子弹。 大约在1942年11月中下旬，日本鬼子开始大扫荡。当时我们游击队驻在曾家屯，队长将一封紧急信件交给我，让我尽快送到小王庄。我把信放在贴身的衣服里，急忙向小王庄走去。路过敌人的史家屯据点附近时，由于走得急，被日本鬼子围住盘查，结果从腰间搜出撸子，暴露了我是抗日军人的身份。在敌人押送我往西河头村据点途中，我暗中将信掏出撕碎扔了，到了西河头据点敌人再次搜身时，什么也没有搜到，把我打了一顿。当天晚上敌人又第二次审问我，问区长、区队长都住在哪里。我编了一套话，说游击队听到日本人来扫荡，早就转移了，我没在驻地，到哪了我也不知道。敌人没办法，又把我打了一顿，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关押起来。 第二天，敌人把我送到杜林镇，这是日军的一个大据点。关押了几天，又把我送到青县城，关进一座监狱。又过了约一个星期，敌人用大车把我送到天津的一个集中营关押，20多天后押上闷罐车送到北平西苑集中营。在西苑约一个月后，一天日本兵从战俘中挑出100多身体较好的人集中起来，我也在其中。他们发给每人一套黑更生布衣服，一顶黑布帽子，一双黄胶鞋，然后把我们押送到清华园火车站，上了闷罐车。每节车厢有四个日本兵，荷枪实弹地看押我们，车厢门还从外面上了锁。当时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去，后来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日本去当劳工。到了塘沽让我们下车，把我们押送到靠近海边一处四周用电网围起来的大房子里，几天后将我们押上一艘运矿石的轮船送往日本。在途中五六天的时间里，我们就坐在船仓的矿石上，伙食很差，许多人晕船呕吐，船舱内空气污浊，有时让我们到甲板上透透空气。大家不知道将来命运如何，情绪极差。一次在甲板上透气，有一个人趁日本人不注意，跳海自杀了。 到了日本的门市港，让我们下了船，先脱光衣服进行“消毒”，然后坐火车穿过海峡到了下关，再转车到了新泻，在瑞郎町距离一个叫名世村约五六里路的山上安置下来，这时已是1943年的春天。我们这100多人住在一个有五六间屋子大的席棚子里，上下两层铺。大席棚外还有一间小席棚，是专门给病号预备的。这里气候虽然不冷不热，但很潮湿，席棚四面漏风，下雨天漏雨，铺下流着水，长着青草，有时还有长虫（蛇）爬进来。吃的是稻糠和面粉掺和起来蒸的窝窝头，一顿饭只给一个，吃个半饱，很少有菜。没办法，我们就在山上采野菜吃，喝的是山沟里的水。干的活是在山沟里修河堤，活很累，一天干9个小时。在瑞郎町，有几个劳工病死了，还有一个人跳山涧自杀了。在一起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人，我记得有张四、刘云轩、李树行，其他人记不清了。 我们在瑞郎町干了约5个月，天气冷了，没法修河堤了，又把我们调到长野附近的山里挖山洞。我们是从山的东面向西挖，听说还有一伙劳工从山的西面向东挖。山洞很大，约20多米宽，10米多高，由朝鲜劳工在里面打眼放炮，我们用轱辘马子车往外清渣。据说山洞是一座水库的出水通道，挖成后用于通水发电。在长野干了半年多，又把我们调到岐阜的一座山上挖山洞，这里的山洞与长野差不多。无论是长野还是岐阜，我们都是住在大山沟的席棚子里，吃的还是稻糠窝窝头，从国内穿来的衣服早磨破了，为了御寒，只好用装过水泥的纸袋子套在身上，用绳头绑上。每个人都得了一身疥疮，总流浓水。有时来个护士给抹点药水，根本不解决问题。许多人病倒了。有病的人被送到病号房子里，不给吃的，几天就饿死了。我们这些人能活下来都是命大的，但连累带饿，身体都垮了。 到了1945年6月份，由于美国飞机总来轰炸，包工头跑了，工地没人管，我们也不干活了。但看管我们的日本兵不准我们离开住的地方。到了8月中旬，日本投降了。不久来了中、美两国代表，说要送我们回国，并派来医生给我们治病，还发给我们每人一身日本军服。到了10月，我们坐船回到塘沽，终于回到了祖国。由于遭受二年多的苦难，我回到家时，身体虚得直打晃，如同得了一场大病，养了一年才逐渐恢复。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家乡当了民兵，参加了土改。建国后，于1952年到东北沈阳做工，1953年在铸造厂参加了工作，1983年退休。 日本侵华期间，我被日本侵略者强掳到日本当劳工，遭受到非人的待遇，死里逃生。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 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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