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志坚口述资料：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经过

    （本人自然情况：靳志坚，曾用名靳柱，男，1923年5月5日生，原籍河北徐水县北龙山村，1944年在保定被抓到日本当劳工，沈阳矿务局前屯煤矿退休干部，现住沈阳市新城子区清水台街向阳委八组13-4号。以下为本人口述。）

    我从小家里很穷，父母去世很早。日本侵占河北后，1937年冬，我二哥靳濯参加了八路军，两个月后，1938年1月，我也参加了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1分区1团3营12连当通讯员，当时团长陈正湘，连长王殿生；后到团部当青年干事，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和狼牙山等战斗。1941年9月，我因得了一种叫“羊毛疔”的病，差点没死去，无法继续留在部队，经部队批准回家了，和家里唯一的亲人伯母一起生活。
    为了维持生活，我病好后在家种地，有时也做点小买卖。1944年10月初，我到保定北市场，想看看那里的市场情况。刚到市场内，来了几个日本兵领着伪警察把我围住，不由分说就把我绑了起来，押送到清远县政府的监狱里。他们把我推进一间牢房，里面已经有十六七个人，都是被抓来的青壮年人，哪儿的人都有。在监狱里，每天只给两顿小米稀粥，放一次风。几天后，又押进来几个人。到了第七天早上，日本兵和伪警察进来把我们这20多人的手都从背后绑上，押到保定火车站，推上了火车。这是一节客车，两面有日本兵把着。火车向北开，到了高碑店附近，有个山西人悄悄退下绳索，双手用力将车窗推上去，跳车跑了。火车正开着，也不知道他被摔死没有。当时车厢里一阵混乱，日本兵和警察又把绑着我们每个人双手的绳子重新紧了一遍，这回谁也没法逃跑了。
    火车把我们拉到天津塘沽劳工收容所，那里有五六趟很长的木板房子，至少关押着2000多人。到了塘沽，才知道是要把我们送到日本去做劳工。因为我当过八路军，日本人在给我们劳工登记时，我报的是“靳柱”的名字。房子里面是板铺，厕所在房子里面的一头，一所大房子里几百人，屋里臊臭味熏人。每天给我们吃苞米面窝窝头，外面是熟的，里面却是生的，每顿饭给一两条咸菜，没有水喝。许多人生了病，每天都有人死去。一到早上就来一辆马车拉尸体，几栋大房子走完马车就装满了。
    在塘沽过了七八天，来了一艘海轮，有日本兵荷枪实弹押送我们上了船。船舱里装的是从中国掠夺的煤炭，上面铺着席子，我们就坐在上面，大小便都在船舱里，空气混浊。在这条船上，除装着煤炭，还装着我们中国劳工一千六七百人，大家直担心船会不会沉了。在把我们运往日本途中，有的劳工死去了，死去的劳工就被扔到了大海里。有父子俩人一起被抓，父亲在船上死了，扔进了海里，儿子嚎啕大哭，我们大家也跟着落泪。谁知道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过了四五天，船停在了日本的门市港，把我们大约500多人赶下船，我也在其中。其余的人据说被运到北海道去了。我们下船后，先让我们脱光了衣服，进到一个大水池子里洗澡“消毒”，又把衣服用笼屉蒸了“消毒”。然后日本的万田、四山、宫普（音）三个煤矿来人分别把我们运到了三个煤矿。我们100多人被分到万田煤矿。
    到了煤矿，也是住在大木板房子里，一个房子住二三百人。每天吃的是苞米面饼子，早上吃一个，中午带一个，晚上回来吃豆饼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上下工有人押送着。由于活累，吃不饱，许多人病了。但一般有病也得咬牙坚持着，一旦病倒了起不来，没人救治，只好等死。有的人病得厉害，还有气，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炼了。在万田煤矿，我见到的就死了30多人。
    我在煤矿干活先是在掘进班，打眼放炮。后来让我开电车。一次，一个电轮从高处落下来，正好砸在我头上，当时就把我砸昏过去了。有人把我送到医院，日本医生也不给消毒和打麻药，直接把头上的伤口缝上了，现在我头上还有疤痕。后来不让我开电车了，在煤洞子里推车、挂车。一次在挂车时被后面来的轱轳马子把右臂挤住了，疼得我大声叫喊，但站在旁边的日本人不但不帮助把车推开，还哈哈大笑。我用屁股将后面的车拱开，胳膊已经骨折了。但受了伤也得继续干活。还有的劳工小腿受伤已经发炎流脓水，也得照常下井干活。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发现日本人管我们不那么严了，还有的日本人在一旁哭泣。我们问翻译是怎么回事，翻译说：日本战败投降了。我们一听，就不再干活了，并串连其他工棚的中国劳工，一起不再下井了。为了防止日本人来镇压，我们准备了铁锹、镐头，一旦来镇压我们就同他们拼了。1945年10月，我们终于乘坐美国的轮船回到了祖国，从塘沽上岸，各自返回了家乡。
    在日本侵华期间，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受尽了欺凌压迫，死里逃生，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赔偿。
    2004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