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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日军抓劳工李增儒 194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支那华工输入法”，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华北各地疯狂地大抓劳工。在此以前，北平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地点在司法部街（现在的人民大会堂附近）。从北平各地抓的劳工大致被送往三个地方，一个是大同煤矿，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日本本土。我当时担任列车上的乘务工作，看到了许多抓劳工、运送劳工的情形，也亲身经历了一次被抓劳工险情。 1943年的春季，华北劳工协会把从农村抓来的100多个劳工交给日本人。随后，这些劳工被日本人和中国工头押到车站，乘晚上301次火车开住大同。这时，一个汉奸工头使用车上的厕所。按规定，开车前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厕所。我和伙伴们便以此为借口，把这个工头从车上揪下来质问，另一个工头过来又鞠躬又点头，承认这样做不对。我的同伴们便暗示劳工逃跑。在我们几个人和工头周旋的当儿，车上的劳工从车门窗户爬出，跳到站台，从铁路上往南跑，然后趟过护城河齐腰深的臭污水，上岸往南向打磨厂跑了。后来日本人抓他们，整车的劳工只抓回来六个有病的或不能跑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押送劳工的一律改由武装警察了， 1944年的一天，我和车站的同事去米市大街芮克电影院（现改为红星电影院）看屯影散场时，忽听门外人声嘈杂，有人在用协合语骂人：“哭拉八嘎亚路（混蛋）！通通的出来！”电影院里立刻乱作一团。出口处的两位穿白大褂的40多岁的收票员，小声对我们几个青年人说；小伙子，外面抓劳工，你们先别出去。他对那些妇女和老年人说：你们出去，他们不抓你们。又转而向台上努努嘴对我们说：你们快去后台。我们都跑到后台，躲进银幕后面。这时我的心中比其他人更加紧张，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因为我在车站亲眼看到抓劳工的下场，是深有感触的。正在紧张时，那位收票员匆匆走到我们面前，说现在两辆汽车还没有抓满劳工，没准儿到这里来搜查，不过我给你们开南面的小门，你们去青年会找个20多岁的青年，就说我让你们来青年会躲避抓劳工的。当时我们几个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结结巴巴地问：大叔您贵姓？他说不要问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小门开了，我们几个人下了楼梯，来到青年会，在健身房找到那位青年，向他说明来意。他安慰我们不要怕，抓劳工不会上这里来。你们先坐下休息会儿，我出去看看他们走了没有。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对我们说方才那辆汽车上只有20左右个劳工，朝金鱼胡同西口开去了，估计又到吉祥戏院抓去了。你们赶紧回家吧，省得家中不放心！我激动地搂着他的脖子说；大哥，我忘不了你！含泪和他告了别。事后知道，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干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日本本土又几乎天天遭到盟军空军轰炸。为了垂死挣扎，日本侵略者加紧在中国抓劳工，那天就是他们在北平市内的各电影院、庙会等娱乐场所公开大抓劳工的一次行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和肆无忌惮，于此可见一斑。 也就是那年秋天，我去塘沽码头值乘一列劳工专车，这列专车是深夜由北平开出直达塘沽的。车上装的全是日军在华北各地农村抓来的劳工，有1000多名，由武装警察随车押送，在塘沽码头下车后，再由警察押送上船。上船后，日本医生在甲板上对每个劳工进行检疫。码头上有两条日本轮船，其中一条名叫“富士丸”。那天深夜，有人看见从“富士丸”甲板上有几条装着东西的麻袋扔进了海河。第二天上午，在返回北平的列车上，我遇到押送劳工的警察，从他们口中得知，那天夜里从富士丸上扔进海河的麻袋中，装的竟然是活生生的中国劳工！原来日本医生在检疫中发现有的劳工患“虎力拉”等传染病或其它慢性病（有的根本没病，只是几天没吃饭饿得浑身无力而己），就挑出来，残酷地把驰们的身体窝折起来捆上，塞进麻袋，趁深夜人静时扔迸了海河。这些活生生的同胞还没等船起航，就在祖国的土地上惨遭杀害！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令人发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