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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抓送到日本做劳工的回忆马 麟 我是通州镇人。1943车夏季，通县警察局的警察闯入我家来抓我父亲，我父亲不在家，就把我抓住了。他们把我押到警察局，和当天抓来的其他人员关在一起。第二天送到了司空分署街新民会院内看管。这里被押的共有200多人。在新民会里，看守把我门每个人的胳膊用绳子绑起来，不准互相说话。不久我们在日伪警察的严密监押下，被送到了通县南门外火车站上了火车。车上军警对我们管得特别严，让我们互相监视，并规定邻座连保，不得随便乱动，发现他人异常的行迹马上报告，不然则受处罚。途中有的人冒险跳车跑了，邻座的人都遭受了毒打。 火车到了塘沽后，我们在军警的监视下被带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子里已经住有200多人，听他们的口音，哪个地方的人都有。在集中营的三个月里，每顿只给一个棒子面掺糠的小窝头和一碗很稀的白水煮菜汤，连半饱都不够，饥饿难忍。房内人多，大小便都要在屋内的桶中，夜间必须先报告经看守允许才能大小便，否则就要遭到毒打。有的等不及，又怕受处罚，只能把屎尿屙到裤子里或床上。时值三状，天气炎热，屋内臭气熏天，苍蝇成群。有了病不给治，有些重病人还没断气，就被看守用草席一卷给埋了。有的人不堪虐待冒险逃生，不是被电网电死，就是遭到看守的枪杀。名义上叫集中营，实际上是人间地狱。 在中秋节前两天，日本财阀熊谷组来押解中国劳工。我们在集中营里活下来的500来人，被分成两队指定鲁德森（通县人）为第一队负责人，齐伯诚（山东人，会说日本话）为第二队负责人。我们被押上了一艘日本来的货船，坐在阴暗潮湿的货仓里。海上风大浪高，大多数人晕船，又吐又饿，患病的很多。身体支持不住死了的就被扔到了海里。船在诲上航行了7天到达了日本下关岛码头，我们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冒雨下了船，随后来到市中心一个空场里，这时我们又冷又饿，疲备不堪，他们给了我们一点儿饭吃，就把我们带到火车站押上了火车。两天之后火车到了静冈县，又让我们冒雨换乘了汽车。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在日本富大郡的一个村子里停下来。 我们下车后，被带到一个大木板房子里，每个人给了一碗面汤喝。押送我们的警察说不走了，让我们马上睡觉，两人一张床。床上只有片草席，我们只好相互挤着睡。功夫不大，外面风雨交加，发生了海啸，潮水涌进我们的房中。我们不明白情况，极为恐慌。看押我们的警察提着围灯叫喊着我们往山坡上跑。当我们爬到山坡上的大房子里时，才觉得衣服湿了，鞋也丢了。大部分人脚都扎伤了。天亮后，风雨小了，我们又回到原处，见到我们夜间睡过觉房子的四周木板和房内床板被冲得到处都是，只有没倒的房子框架淹埋在泥水之中。日本财阀熊谷组派来了土木工人在原房基上又重新建起了木板房。这里离海边不到半里，他们在我们住地四周架起了铁丝网，持枪警察四处设岗，看管甚严。 到了富大郡的第二天，日本人就发给了我们锹、镐和小推车等工具，在日本监工的指挥下干起了修筑飞机场的苦活。为了防止海潮淹没飞机场，他们让我们在海边修筑防潮堤，后来又让我们修飞机跑道和机窝。推沙搬石，人力推轧路机等等，每天都得十二三个小时以上。累病了不让休息；干慢了不是遭到监工的拳打脚踢，就是用棒子打，有的工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每天两顿饭，吃的是粗粮黑面红薯干，每顿饭不是两个小黑馒头，就是小窝头，一碗酱油汤。年岁大的、体弱的受不了这样折磨，常有连病带饿死去的。他们对死去的劳工在海滩一扔一烧了之。 在修完富大郡机场后，他们把我们一块来的劳工分成了两部分，鲁德森的一部分到了富士山附近修筑飞机场，在这里受的折磨比在富大郡对还重。富士山附近的机场修完后，又把我们押到了日本新野县中山街做土工活。到那里时间不长，听说要停工了，监工对我们也不象从前那样严了。有的劳工夜间偷着出去探听，得知美国用原子弹炸了广岛和长崎，日本人请求投降。我们劳工队随即组织了示威游行，把白被里撕成布条，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抗日胜利万岁！”“清发工资！”等标语，游行了三四天。日本人也不管了。此后我们的生话有了改善。l945年12月底，我门乘坐美国军舰到达塘沽，回到了祖国怀抱。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被押到日本做苦工的500多人，先后死了百余人。其中对我县死的人记得名字的有徐八、姚少武、董文志、陆松伶等，生还的有鲁德森、萧德厚、张明、郭志、王光甫等，其他的就记不清了。以上就是我去日本做劳工的悲惨遭遇，也是日木侵略者奴役我国人民血的罪证。 （王文宝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