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服苦役的前前后后

安鸿印

（按：安鸿印，1913年生于北京宛平县斋堂镇，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抗日斗争，1943年在江水河村活动时不幸被捕，1944年被押往日本国服苦役。1945年回国，解放初期曾任宛平县副县长。本资料根据安鸿印生前文字材料整理。）

    1941年1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往沿河城以北一带的昌宛县五区任民政助理。后因敌人“蚕食”建据点，我们转移到怀来县以南、永定河以西一带地区活动。1941年12月，由平西游击总队和九团配合开辟察南。地方则组织工作团开辟昌宛五区以外地区的工作，上级任命我为工作团团长，党内任书记。1943年又把较巩固的地区划一行政区，确定我任区长。6月，我带工作组作巩固村政权的农村调查工作，暂住江水河村。一天早晨刚起床，工作组成员高明登发现山上有敌人，与此同时，岗哨也发现了敌人并喊了起来。听到喊声，我们几个人齐往外跑。此时东北山峰上敌人的机枪已经封锁了上山的小道，出屋不久，工作组成员王守鸣和通信员被敌人击倒，高明登也被敌人打断了个手指。我沿坡根向外巩固村跑，跨过一个水沟时，不慎被长年不化的冰滑倒，脚被扭伤。刚要挣扎爬起来，埋伏在周围的敌人已冲到跟前，我不幸被捕。
    敌人把我拖到江水河村，把半死的通信员也背下来，把村里的百姓集中到一个羊圈里后，敌人指着我们问群众他们是什么人？问了很多人后，政人转过脸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我是邻村端木沟的教员，来找江水河村的教员开会。敌人又指着我问通信员他是千什么的？通信员睁开眼望着我摇摇头。敌人又问我，我仍是原词回答。敌人一阵冷笑，过后把我拖到杜家庄据点。在杜家庄据点，敌人将我的手拧到背后用铁丝捆住，关进地下室，又月绳子拴到木桩上。人称外号“鬼子六”的日本工作班长几次假仁假义的问痛问肿，并以纸烟、饭团诱供。我一言不发。“鬼子六”没办法，把我带到他的小屋里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背捆双手叫我怎么吃饭，你这不是假慈悲又是什么？“鬼子六”把纸烟点着边给我嘴里塞边继续诱供，我把烟吐出来仍是一言不发。“鬼子六”没办法，又把我送回地下室。当时捆着手的铁丝切进了肉里，疼痛难忍，扭伤的脚肿得老高，行动艰难，我下定决心绝食绝言和敌人斗争到底。在以后六天时间里，不管敌人耍什么花招儿，我只用二招儿即不食不言来对付。后来，我敌工干事梁自勇通过工作班赵久广带信给我，说组织正在设法营救我，我才开始喝水和吃饭。但由于种种原因营救未成。在杜家庄据点地下室关押了我一个多月，后押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当天有冀东的王成、王治国、崔富国等6人和冀中的张景惠等4人和我一起押往西边的集中营。
    集中营设在一个大院（解放后华北革大所在地）内的一所房子里，四周都是敌人的营房。集中营内有被捕的农民、八路军和我党干部，也有国民党游击师在中条山战役被捕的官兵，其中有一部分是从东北服苦役回来的。我们一进集中营，敌人就给来了个下马威，把我们穿的衣服剥光，换上带号码的破脏军服，翻译官打鞭子，审口供，反复几次后才分编到“罪犯”队伍里。记得填写登记册时，他们把我写成游击队宣传员，名字写的是安槐荫（这个名字是我被捕后改的）。
    在集中营里，日夜听到的都是敌人警备人员的质问声、唾骂声和被打人的惨叫声。白天让我们扫地、搬石头，不停地劳动。集中营生活极差，每顿只给半碗高梁米饭。为此，我们搞了一次争取吃饱饭的斗争。集中营中有我方人员30多人，农民和其他人听我们的，关键是国民党士兵。于是我们分头做国民党士兵的工作，要他们将东北做工带回的棉大衣等物品摆出来卖，并放风讲，翻译官要钱，不给钱就不给饭吃，卖东西是为了换钱给翻译官，以便吃饱肚子。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打了炊事班长，把翻译官调走，吃的高梁米饭由半碗增加到一碗。“犯人”们称八路军人有种。以后从太原、济南、石门等地押来些人，我们都去作工作，集中营内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敌人为控制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给家里写信，宣传皇军厚道，要家里来人保释。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发动“犯人”不写，理由是我们家都在根据地，写信也寄不到。为宣传敌人的强大，又发什么报刊材料。我们则有组织地利用它进行抗必胜、日本必亡的宣传。我们曾做过暴动的准备，但事情败露未获成功。
    1944年3月，敌人欺骗说，是八路军的要去大同做工。有的国民党兵冒充八路军被查出后还挨了打。一天晚上让我们站好队，用绳索把我们每个人串连起来上了汽车。到清华园后又换乘火车。车上戒备森严，真称得上弓上弦，刀出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白棉被，一身青棉衣，但不给鞋和裤腰带，显然是伯我们逃跑。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不管怎样总算出了集中营，干活的场所不会再有层层电网，干活就得给工具，这就为暴动逃跑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不想车过黄河，天明到了济南，天黑又到了青岛。山东的一些同志说这也好，青岛地下工作很好，我们可以寻找机会暴动。过了一天又到了大港，新民会大肚子讲话说去上海学技术，于是又戒备森严上了轮船。经过对马岛才知到是要我们去日本。从下关上岸后流放到神奈川县与濑町水利发电拦河坝工地做苦工，这时是1944年4月中旬。路上投海自杀还是有机会的，但我们每个人都一次次安慰自己要有代价的死，要寻机而动。
    敌人为利用中国人之间的矛盾，到青岛把从济南来的200人和我们编在一起，到神奈川就合编到一个队里。孙恒礼是伪皇协军的副官，被日本人指定为队长。全队共有500人，其中五分之四是我们的人。我们则共推张相曾为副队长。翻译又指定马盘根为副队长。当时山东和华北我方人员都不了解，他们曾活动要王天吉当副队长，后来大家相互了解，加强团结，统一了认识。我们都在工地做苦工，因为我们几个人经常和监工争吵、怠工，他们把我和邱子玉与其他人隔开，让我们俩到事务所，周围由翻译和警察监视我们。我俩在事务所的职称是书记，邱子玉管记工结算，我管上工人数和时间。我和邱子玉不能讲话，只能瞅机会用纸条交换意见。当时超工时干活是经常的，因此在这方面斗争也非常激烈。我们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到一起活动，研究对付监工、警察、队长、伙房和病房等办法。日本监工让我们超工时干活，我们就发动群众和他斗，有时当场群起打他。警察过来阻拦和追查责任，我们就说他先打人，大家才起来和他拼命。问我们谁打了他，谁是带头的，我们回答一齐打他，都动了手。敌人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但敌人并不甘心，他们派国民党的一个排长叫崔华云的给翻译当持务，暗中监视我们的活动。为扫除这个障碍，我们采用了对付监工的办法，由唐三和王天吉发动人打了崔华云，警察来追查，我们就趁此停工，延误工程进度。敌人只好将这个特务调出。
    伙房的饮事班长是日本人指定的，他贪污伙食费。我们在一天夜里打了他，提出换人要求。敌人为维持正常生产只好同意我们的要求，换成我们的人当班长和炊事员。这一系列的斗争无形中打击、孤立了队长孙恒礼和副队长马盘根，提高了张相普的威信。经过斗争又换了看护兵，伙房增加了病号饭，劳工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由于斗争一次次胜利，斗争规模也越来越大。我们提出停工纪念“七一”的要求，经过斗争实现了；又在“七七”搞了大罢工，并对工具进行了大破坏。这一系列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加强了对劳工的持务活动。通过斗争，华北、山东流亡支部相互有了进一步丁解，界限基本打消。经过个别交谈单线传达协商成立了领导斗争的核心。在统一领导下；7月间我们又搞了一次为增粮而罢工三天的斗争。这次斗争受到敌人镇压，逮捕了王常玉（长征战士）、唐三和两个红色群众（国民党士兵），押入东京监狱。后来又将他们送北海道煤矿服苦役，日本投降后才回国。
    由于同盟国飞机空袭东京频繁，将我们转移到山上伐木头。 1945年4月又转移到松本市附近的山村，和由富士山来的一部分人（曾被我军俘虏又被放回的伪军），合并为一队修飞机掩体。这时我被派到小队做苦工，整天抬土筐，生活非常苦。我们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劳工中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宣传，鼓舞了劳工的斗志，坚定了祖国一定能胜利的信念。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我们打破原来队的界限，发动群众为死者复仇、为活人恢复健康的斗争，在松本市举行了游行示威，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我们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李洪、王光德任主任，我作政治工作，组织党员和骨干成立正义维护队，由我担任指导员。人们恨透了汉奸，把新民会的翻译打了个半死，他是裸着身子逃跑了的。马盘根是军阀的连长，在济南集中营他常打人，这次斗争本想好好教训教训他，不慎将他打死。当特务的崔华云也挨了打，并罚他每天都打扫卫生，给亡者灵牌供三餐，磕三次头。我们重新进行了人员登记，选了队长、副队长，赶跑了日本管理人员和警察。我们焚烧了破烂不堪的工棚，搬进好房子里住下，对内部加强了管理，规定不准逛妓院，不谁和日本女人接近，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能丢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我们建立了小组会制度，互相监督检查。我们还组织人员到附近乡村宣转，书写了“要自由必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领导的”等标语。通过宣传，日本人知道了毛译东是真正的领袖。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以维护队的名义向财阀熊谷展开了斗争，拉上他向大街上游行的队伍赔罪，要他们赔偿活人的健康损失，为死者做骨灰盒并包以白绫进行追悼，迫使他们给劳工发被褥、毯子、衣服和零用钱，给社会上在日朝人流亡者及华侨以救济。后来又联合在日华人在长崎成立联合会，选举代表到东京与日共取得联系，部署清算和分粮运动。由于我门搞了上述一系列活动，在松本市威望很高，很受日人尊重。由于有报复思想，活动中经常发生打警察的事情。
    我们的行动引起美军司令部的注意，派了20个士兵住到我们附近。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是监视。后末他们又派人到街上抓我们的宣传员，邱子玉去交涉也被关起来。为此，我们把队伍拉到美军司令部讲理。美军则以架机枪相威胁。谁还怕这些？美军怕把事情闹大，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在展开各种斗争的同时，我们提出迅速回祖国的要求。美军的答复是等1946年扫雷艇扫雷后才行，实际另有他图。在各地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美军被迫于10月份开始遣返工作。1945年11月，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青岛。这一批共约2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