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age 5

虎口余生记

——幸存者刘北诲的回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昌平县乡村师范学校读书。学校有位思想进步的教师，他通过课堂教学和个别谈话等方式，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1934年暑假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乡村当小学教师，利用教师身份宣传救国抗日道理。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无数东北三省骨肉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屠杀。现实社会的黑暗使我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抗日救国。
    1939年旧历年底，冀热察区党委调我和陆地同志到区党委办的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我回到敌占区做交通工作。1942年农历正月初一，天刚一亮，日军就把我居住的村子包围了。接着有人边在街上敲着锣，边走着喊"各家各户的人都快到大路口集合，皇军来了，谁不去，谁是坏人。"我听到这喊声，赶紧把几本没有送出的书塞进炕洞里。当我来到大路口时，只见心怀恐惧的村民们正陆续走来。有个村民因害怕日军，想逃跑，日军发现后，立即把他抓回来，用大棒没头没脑地毒打，随后，又把他拉到村北头一棵老槐树下枪毙了。时至今日已有40多年了，这些老魏树的树干还留有圆圆的弹痕，记录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村民来齐后翻译开始从人群中叫人，被叫出的人站在另一边，其中有村长、保长、甲长、乡长和两位教师，我也在其中。连从各家搜出来人共约20多人，都被弄到村外用大卡车拉到南口火车站日军宪兵队。这里有两间不足五平方米的牢房，里面早已装满了从各地抓来的无辜同胞。宪兵把我们分押进两个牢房里，大家挤在起，日夜只能站立着。审讯时，被审讯的人都要脱光衣服，惨遭毒打、犬咬、坐冰牢等种种酷刑。每到深夜，日军便从牢房中往外叫人，拉到宪兵队的后门外砍头，每夜都有许多野狗在等着吃人。
    我们20多人被囚禁了20多天，其中有个人是我党财粮干部被折磨致死。其他人给翻译一笔巨款而被释放回家，但因人受折磨，回家后不久，大都也死了。
    我被释放后，继续和党接上关系，更加强了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警惕性也更有所提高。然而不幸还是降临到我的头上。1942年4月上旬的一天早晨，南口车站日军突然把我工作的学校包围，校门口架上了机枪。这时我正在办公室看党的文件，突然一个陌生人掀开了门帘，他看见我在屋里，又放下门帘。我发现有情况，就急忙往外跑，一个挎枪的日本兵把我拦住。我赶快回到办公室，把文件和有关书籍塞进炕洞里。这时，几个日本兵闯进办公室，日本翻译说你被捕了，当时给我带上手拷，带到村外早已等待的大卡车上，把我拉到南口车站日本宪兵队。审讯时任凭敌人毒打，我始终未泄漏党的丝毫秘密，日军又把我押送到北平沙滩宪兵总队。到此以后我才知道，我是被叛徒出卖被捕的。在北平日本宪兵队约一个多月后，又把我们押送到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监狱。1942年8月的一天早晨，日军把我们同案被捕的政治犯约30多人集中到一个类似法庭的大厅里，宣布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罪行和刑期。我的刑期是三年。最后把我们押送到北平北新桥胡同陆军监狱，钉上几斤重的脚镣，关进中国式的牢房。
    1943年农历八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日军从这座监狱了提出我和其他124名青壮年准备押送到日本国做劳工。我们除脚上原有的镣外，又给加上手拷，用绳子捆绑在一起，随后被押送到塘沽海边上一座用木板钉的潮湿的木屋子里，给我们卸掉手拷、脚镣并松绑，然后给我们了换上一身单薄的劳工服，每人给条破棉花织的毯子，把我们象猪一样圈在屋子里。屋外有电网和手拿棍捧的看守人站岗，每天给两顿半熟的玉米面饼子和一碗小鱼汤。在这里等了几天后，又把我们押上一艘从塘沽往日本运煤的轮船，日夜闷坐在不见天日的船舱中，在海上走了近一周，才到了日本下关海港。
    在下关下船后，我们又被押运到福岛县境内的一个工地。这里要我们干的工作是为熊谷株式会社承修水电站备料和运料。我们悲惨的劳工生活从此开始了。劳工住的是用木板钉的一排排的木屋，屋子里各有两层短短的床铺，每人每天给八两次白面掺稻糠蒸的馒头，分早中晚三顿吃，没有菜只好采野菜吃。随着这里气候逐渐变冷，我们的那身单薄的劳工服挡不住寒冷的侵袭。为了防寒，有的劳工把发给的用破棉花织的毯子围在身上，有的把装水泥的纸袋子捡起来围在身上；有的没有鞋就捡起草绳缠绕在脚上当鞋穿。每天从早到晚做着扛木头、背水泥、筛沙子、运石子等强体力的劳动，日本监工看见谁稍怠慢便用木棍乱打。有一次几个劳工饿极了，偷偷地到工地附近的日本农家讨点吃的，日本监工发现后，把这儿个人绑在树干上，用棍子狠狠毒打，惨不忍睹。最后又把他们关到野外的空房子里被活浩饿死了。
    在福岛县工地劳动了3个月后，又把我们调到长野县的今柯事务所工地劳动，仍然是为水电站备料运料。不久又来了约一百八九十从中国河北省抓来的劳工，大都是农民，他们被编成一个中队和我们一起劳动。我们由于来的时间长，营养不足，除4人外都患了夜盲症。每天晚上日本警察点名时，都要由4个视力好的人帮助排好队点名报数。
    由于长期营养不足，劳动过度，除患夜盲症外还患肠炎、伤寒病。又由于长期不洗涣，无衣服换，我们都患了满身的疥疮，无医无药，三天两头死人。每死一位难友，我们心中都非常难过。但看管我们的日本监工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死下死了的没关系。"人死了便装进一个小木匣，由身体较好的劳工抬到火葬场去烧。为了照顾患病的难友，每天出工前，我们先给病号打桶凉水放在他的床前，以便渴时能喝到水；晚上收工回来时，我们从山上采些野葡萄，给病号当水果吃开开味。
    1945年初，日军又调我们去北海道置户水银矿山事务所劳动。途中死了两个劳工，押送我们的日本人不准将死人送下车船，我们只好和死人在一起。北海道置户水银矿山在一片大森林里，这里的生活就更惨了，连掺稻糠的馒头也吃不着了，而改为每顿二两用土豆面蒸的窝头。每天从日出干到日落，被迫去挖水银矿土。劳工们陷入极大的失望中。为鼓舞难友们不丧失回祖国的信心，我们暗暗地对他们说德国希持勒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就完蛋了，我们就可以回国。我们还暗中商量，如果英美联军在日本登陆，我们便去警察所夺枪，组织暴动，配合英美联军作战。我们从捡到日本报纸上看到；美军已在台湾登陆。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宣传和打算被在劳工中的汉奸特务报给日本监工和警察了。1945年7月末的一天晚饭后，日军和警察闯进劳工营，接着，按汉奸特务提供的黑名单抓走了十几个劳工，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日军从我冀中抗日根据地捕去的县区党政干部，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晚我们就被狠狠地毒打一顿，之后被捆送到野外的一间民房里。次日一清早，警察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北海道海崖附近的网走宪兵队。在这里每天只给一顿饭吃。审讯时，不问青红皂白只是轮流挨打；最后决定将我们处死。
    可巧这时日本投降了，又把我们送回劳工营。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才恢复了自由，结束了两年多悲惨的劳工生活，终于回到了祖国。
                （中共昌平县委党史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