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战俘劳工在日本的遭遇和斗争

1939年，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国的劳动力奇缺，为了满足国内劳动力需求，日本有关方面于1939年提出从中国输入劳工的《愿书》；1942年10月24日，制定使用中国劳工的文件和使用要领；1942年11月，内阁会议专门进行研究；1942年12月，日本派出劳工问题视察团到中国华北、东北进行了调查；1943年3月2日，日本官方制定了华人劳务者移往日本的有关文件，并制定了《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要纲》，并开始了输送劳工的试验。石家庄集中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往日本输送战俘劳工的。

1、石家庄赴日本国战俘劳工的分布

石家庄战俘集中营向日本遣送劳工，在1943年是试验性的派遣，从1944年起，开始大批输送。据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张子元等人回忆，1944年直接送去的劳工20批约7500至8000人之间。由石家庄先送到北平集中营和塘沽集中营，再转送日本的有2000多人。此外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在市内和各县连骗带抓，抓了一些中国百姓，送到石家庄八条胡同集中，然后直接押到海边码头交给日方，这部分人有几批，有多少人，没有找到文字记录。据石门办事处职员周文斌回忆，仅1944年送往塘沽的七、八批，约七八百人。据被抓劳工何之义回忆，同他一起被抓的那批有280人，上下火车时，每四人捆成一串，待遇比战俘劳工还差。初步计算由石家庄直接和间接送到日本的劳工，估计在万人以上。据日方资料记载，1943年7月至1945年日军投降前，日本政府从中国抓捕劳工约38935人，如果这个数字准确，那么石家庄去的劳工占整个赴日劳工的四分之一强。赴日劳工被分配到开矿、采掘、土建、港运、造船等几大行业，135个事业场。石家庄劳工主要分布在北海道、长野、鹿儿岛、石仓、林润野、大阪、福冈、歧阜、秋田、留萌等地数十个事业场。

2、赴日劳工的悲惨遭遇

赴日劳工同到东北的战俘劳工一样，都经受着非人的待遇、牛马般的奴役。所不同的是远在异国他乡，面对大海，举目无亲，加之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想逃，逃不走；想回，回不来。亡国奴的苦难比在国内更沉重。劳工们一蹬上轮船就象跨进了另一个地狱的大门。有的劳工同货物一块被关在又脏又臭、闷热潮湿的船仓里。日方怕劳工逃跑，有的还被反捆着手。海上行船快时六七天，慢时半个月。劳工们连病带饿，没有到日本，就死了不少人。死后，立即被日方押运人员扔进大海，连个姓名也没留下。有的不堪忍受，绝望已极，或撞死在船舱里，或跳海而亡。

到日本后，劳工们住在简陋的工棚里，与当地老百姓隔离，上下班有人看押。吃饭开始是豆面高粱米，后来是草籽饼子混合面，有的一天给四两，最差时一天给一两。有个劳工饥饿难忍，干活时偷吃了两个胡萝卜，被打的死去活来。有个劳工因吃了一把马料，被日本人活活踢死。有的劳工捋树叶、挖野草充饥，误吃了剧毒野草而丧生。劳工们穿的衣服是从中国带去的衣服，破的不能再补，就用水泥袋围住腰，裹住腿，用草绳铁丝捆在身上，有的还披着破毯子干活。到了冬天，一些人因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而冻饿死。劳工们的体质虽很虚弱，却要从事最沉重的苦役。开山伐木，挖煤筑路，修飞机场，修海防工事，都是最苦最累的劳作，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动作慢点或站下来喘口气，被监工发现，就是一顿毒打。完不成任务有时还要罚跪，不准吃饭。最可怕的是传染病流行，留萌镇煤矿一次黑痧病流行，劳工们上吐下泻，抽风痉挛，死亡大半，幸存者也无力干活，煤矿处于停产状态。这批500人的劳工队，回国时只剩下142人。有的劳工逃跑后，转来转去出不了海岛，最后又被收容，追捕回去，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强制劳动，遭遇更惨。据日方有关资料统计，两年间，送往日本的劳工38935人中，在船上死亡564人，上陆后死亡的248人，在事业场内死亡的5999人，共计死亡6811人，死亡率达17％。

3、石家庄战俘劳工在日本的反抗斗争

有压迫就有反抗。赴日劳工对侵略者的奴役，同赴东北的劳工一样，也进行了反抗和斗争。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磨洋工。监工来了比划几下，监工一背身就歇起来。有时一棵树根，一个班用一天时间也刨不出来。在长野的劳工队，为改善生活，曾组织罢工，迫使日方每人每天给增加半斤细大米糠，每人每月增加13斤菜，有的劳工队还组织了集体暴动。

最早暴动的是1943年，石家庄去目本的第一批劳工队。这批劳工队的干部都是经过集中营特别训练班训练的，日本人认为比较可靠的。没想到，到日本矿井后，队干部组织几百名劳工暴动，夺取日本警卫人员的枪支，打死日本警察多人，最后暴动失败，被敌人镇压。在审理此案时，日本警方从战俘的笔记本上发现战俘营朝鲜翻译金村等人为战俘送别时的留言。警方从日本追查到石家庄，在抓捕翻译金村时，因为金村提前得知消息，当宪兵进屋时开枪自杀。这位同情中国战俘劳工的朝鲜朋友为中国战俘劳工的安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木仓谷暴动”。这批劳工是由徐强、李玉兰率领的劳工大队，1944年4月从石家庄出发经塘沽到日本长野，挖石洞、修电厂，因为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虐待，劳工队长李玉兰等人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并组织了罢工。1945年3月，徐强、李玉兰等联络一批中小队长在木仓谷秘谋暴动，他们自制了刀子等武器，研究了暴动计划，准备先杀守卫的日军小队，夺取枪支后，再攻打车站的日军。因叛徒告密，日方把参加暴动的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十余人抓进监狱，就在日方要把这些人解往东京法院判死刑时，日本宣布投降，徐强等人才免于一死。出狱后，他们又成立了“青年爱国团”，同日方管理人员进行了多次斗争，直到归国。

“花冈暴动”时间是1945年6月，地点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这批劳工队不少人是从石家庄集中营送往北平西苑战俘收容所，然后被转送到日本的。这个300人的劳工队，1944年8月到日本，因为日方的残害，到年底只剩下100多人。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于是在耿谆、王敏等人带领下，联络后到的600名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晚举行暴动。他们杀死监工冲到一座山上。日方调动地方民团、宪兵、警察和正规部队近两万人进行围剿。暴动组织者被关进秋田监狱和花冈警察所，被抓回的劳工被押在广场罚跪三天三夜，被毒打折磨而死的达118人。直到日本投降，花冈地区幸存的530名中国劳工，祭奠了4l8名同胞的亡灵，才带着部分骨灰，回到祖国。

名古屋和北海道的斗争。组织比较严密、斗争规模较大的劳工队，要算1944年3月从石家庄派往日本的劳工队。这支劳工队先在北海道干活，后在名古屋施工。这支劳工队里有冀南根据地杜世郁、姜化民、刘平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在石家庄集中营时，就成立了秘密党小组，到日本后，党员发展到50多人，并正式成立了党组织。还通过合法斗争，争得了劳工队的领导权。他们同监工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消极怠工，破坏工具，制造事故等。后来，这支石家庄的劳工队同济南劳工队（多数是国民党战俘）合并。劳工队的共产党支部在劳工中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战俘一块斗争。日本投降前夕，在日方用空仓库支应他们，不给粮物时，他们组织劳工砸开仓库，搬出库里的大米、白面和衣物，除自己留用外，还把部分粮物，分给附近朝鲜和日本的贫苦农民。日本宣布投降时，他们又组织200名年轻劳工在茂尻镇游行，还印发传单《告日本人民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并串连了13个地区的中国劳工4800多人，召开联合会议，建立统一组织，以石门劳工队为基础成立了总队，由刘平担任总队长与日方交涉，组织劳工安全返回祖国。归国后，国民党政府把赴日劳工关在天津北洋大学，准备改编成国民党军。秘密党支部又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劳工安全转移，分散逃跑，并在集结地集合了130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奔赴冀中根据地。

（何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