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海忠之笔供                         （1954年6月3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把中国劳工作为榨取的对象，以极低廉的工资使其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伪满洲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继续进行着罪恶统治。由于当时每年从华北来的劳工达到40至70万人，再加上国内的劳工，没有感到劳动力的不足。因此，不必在劳工问题上花费精力。但是，1937年制定了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案，同时还决定了北边振兴计划。在这些计划开始实行时，劳工需要数量激增。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侵华战争，由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骤然减少，劳动力极其缺乏。于是，劳工问题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当时，伪满洲国的劳务机构很简单，仅仅在民生部社会司里设有一个科。在决定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时，劳工的计划只能提出一个概括的数字，仍处于无法制定劳务计划的状态。为此，政府于1938年在民生部新设劳务司（劳务司的预算是16万元，加上有关劳务的各项费用，共计80万元）。同时又成立了满洲劳工协会。这个协会是公法人，根据政府的命令办理培养工矿技术员、招募劳工、防止劳工移动、协助分配劳工等事情。此外，还促进各地区各企业独自控制劳工。1939年，过去大东公司办理的事务移交给劳工协会，由该协会负责办理招募华北劳工等事项。《劳动统制法》也是这个时候制定的。该法规定，按照不同情况，采取允许使用、限制使用、禁止使用劳工等必要措施，对劳工实行全面统制。使用劳工的雇主也要请示、报告等等。这个时期，从华北来的劳工减少了三四十万人。对此不足的劳工，或以国内的劳工补充，或以加强劳动强度、防止劳工流动等办法加以弥补。这就是一方面坚持低工资，一方面加大工作量，延长劳动时间。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加强了对劳工的榨取，结果使劳工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为了防止争夺劳工和劳工的流动，在产业中心地区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协定招募劳工、协定工资、使用劳工的报告义务、没有解雇证明书的劳工禁止乘火车等等，这些都侵犯中国劳工人身权利。这些措施在当时还不是全国性的统一措施，只是由各地区的劳务统制委员会来实行的。     1939年，因华北出现水灾、旱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加之伪满各机关对华北劳工实行引诱招募方针，华北劳工大批地涌到东北，一年之内达到100万到130万人。从此，劳工在数量上满足了国内的需要。所以，工作重点渐渐转变为培养熟练工人和防止劳工流动。当然，对劳工的榨取和侵犯，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1940年，政府为了适应欧洲战争的爆发，尤其是日本侵略战争长期化的形势，扩充了民生部劳务司，制定了一系列劳务统制的重要措施，加强了政府对劳务的监督权。8月修改了《劳动统制法》，硬性规定了广泛的统制条例，以便达到确保劳动资源，调节劳工的供求关系。可是，在当时情况下很难走上正轨。于是，在1941年8月决定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该要纲先由民生部制成方案，然后提交企划处审议通过。主要内容有：开展举国勤劳运动，确立国内劳工自给体制，加强劳动统制特别是防止劳工流动，改善劳务管理提高效率，加强工资统制，适当分配劳工等等，并为此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解散了过去的劳工协会，新设立了劳务兴国会。该会也是公法人，各企业主必须是该会会员。除执行过去劳工协会的业务外，还要为实现劳务新体制而执行政府的命令，它是推动劳务行政，协助政府实行劳务政策的机关。     《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的本质，就是为了彻底地榨取中国劳工而采取种种措施。这从它的内容上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要纲中挂起了确立国内自给体制的招牌，实施了最便宜、最实在的劳工榨取手段，即劳工供出制和勤劳奉公制。由于执行了这个要纲，使中国工人处于被完全束缚的状态。     《勤劳奉公法》是根据该要纲，于1941年制定的，从1942年开始实施。该法是对服兵役不合格的全体国民，实行一种义务劳动制度。原则上对19至21岁的青少年，课以1年以内的义务劳动。该法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劳力供给资源，利用国家权力来掠夺青年劳动力。这一点从此后的具体事实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开始实行勤劳奉公制度时，每年计划指标仅6000多人，后来逐渐增加，1943年达到2万人，1944年32000人，1945年动员计划15万人。工作的性质最初以建设道路为主，后来不断扩大范围，修建铁路、公路，生产战时紧急物资等等。学生勤劳奉公队也是这时开始的。     这个时期获得劳工的办法，除华北劳工外，国内劳工按各个企业分别指定具体地区。在被指定的地区内，各企业在市、县、旗的协助下，通过把头招募劳工。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劳务计划，也就不可能根据劳务计划，从市、县、旗征用劳工。     《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公布后，从1942年起，总务厅企划处每年都制定劳务动员计划。随着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实施，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工程不断增加，因此，对劳工的需要也逐渐增加了。当华北劳工和国内招募的劳工感到不足，或紧急需要的时侯，决定由各市、县、旗征用劳工来弥补，以期劳工需要计划按期完成。     劳务动员计划，是由总务厅企划处制定的。每年起草物资动员计划时，先由各部管辖下的各部门，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各单位（包括关东军和满铁会社），提出所需要劳工计划草案，同时由民生部劳务司调查该年度的劳工供给情况，然后提出可能获得的劳工人数草案。审查和决定物资动员计划时，经常和民生部保持着联系、协商，共同决定各部门的劳工人数，这样就形成了劳务动员计划。这时从华北来的劳工，只能确定一个概数，作为决定国内劳务动员计划的基础资料，不包含在总务厅所决定的劳务动员计划之内。按照各个部门分别决定的劳工人数，劳务司和需要劳工的主管部局，以及各统制团体进行协商，分配劳工募集地区，在该地区内由各企业负责招募劳工。如果招募的人数不够，或紧急需要的时侯，在劳务动员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内，用勤劳奉公队或由市、县、旗征用劳工来补充。因此，在决定劳务动员计划方案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勤劳奉公队和临时征用劳工的人数。各企业招募的劳工数、招募的地区、勤劳奉公队和征用劳工的预定数等等，都要通知有关各省，各省根据情况分配给省内各市、县、旗执行。     如上所述，劳务动员计划，依据华北来的劳工人数，难免有所变动。但是不能因此一一修改原案，仍然照原计划执行。华北来的劳工，根据计划的数字，在民生部监督下，和劳务兴国会的协助下，分配给各企业使用。实际上，各企业在劳务兴国会援助下，都主动到华北招募劳工。最初，有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会社，对于华北劳工和国内分配地区招募的劳工，基本能够满足需要，市，县、旗也不喜欢把自己征用的劳工和勤劳奉公队，委托给企业单位，因此执行计划时，原则上只准许把他们使用在关东军和政府直辖工程，特别是紧急工程上。但是到后来，不论劳工数额多少，在上述所有工程里，都使用了既便宜又实在的征用劳工和勤劳奉公队。     其次，叙述一下每年劳工动员的概数。1942年10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35万人）；1943年12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50万，勤劳奉公队5000人）；1944年13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2.5万人）；1945年160万人（其中供出劳工60万人，勤劳奉公队15万人，截止8月15日是8万人，勤劳奉公队累计14万人）。1944年劳工动员计划具体分配是：工矿业20万人，森林采伐10万人；土木建筑60万人（不包括道路、治水、农地造成、都市建筑等），关东军30万人，满铁会社10万人，共计130万人。1945年度计划，工矿业30万人，森林采伐10万人；土木建筑80万人，关东军30万人，满铁会社10万人，共计160万人。     1941年12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劳务新体制的建立起到了推动战时经济的作用。根据这个新体制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完全都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方式，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劳工的身心健康。1942年，除了实施劳务动员计划、劳工供出制、勤劳奉公制等，还采用了劳工手帐制度。这是束缚劳工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规定每个劳工要带着按上指纹的手册，并写上服务地点、年龄、住址等必要事项，以便检查防止流动。     紧急生产战时急需物资和扩大对日支援，必然要增加对劳工的需求，劳务向题成了战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府认为，过去的民生部劳务司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决定改革劳务机构，废除民生部劳务司，新设勤劳部，还设立了勤劳奉公局，为扩充和加强勤劳奉公队作了准备。勤劳部设立两个司，即劳务司和勤劳奉公司。勤劳奉公局采取了军队编制，局长即总队长，由次长半田敏治担任。同时，还充实和调整了奉天省、安东省、吉林省，以及其他重要省份的劳务机构。     为了增产战时紧急物资，在司法部下面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以及在该局管辖下的矫正辅导院。这个机构设立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预防犯罪，收容厌恶劳动的人或流浪者，用劳动和其他辅导方法，使其改变为健全的国民。实际上是侵害了无辜的中国人民，强迫他们劳动，以便支援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关东军要求伪满政府建立一支产业军。这是以关东军第四课高级参谋原善四郎为首的一些人的主张，也就是使劳工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那样，机械、绝对服从地从事生产活动，企图用此办法扩大对日支援。但是，这个方案因种种困难没能实现，政府便把勤劳奉公队扩展到工厂，建立了工厂勤劳奉公队，实质上和该方案没有什么区别。工厂勤劳奉公队，1945年度计划6000人。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东北，扩大对日本的支援，疯狂地掠夺中国的人力资源。不仅坚持低物价、低工资政策，延长劳动时间，还强迫劳工在恶劣劳动条件下从事繁重的劳动，各种事故频繁发生，给中国劳工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也就是劳务新体制确立时期，上述对中国劳工的迫害大大加重了。勤劳奉公制和劳工供出制，两者实质上都是强制劳动。特别是征用劳工，农民占大多数，在繁重的农忙期去支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此外，矫正辅导院、国民手帐制、工厂勤劳奉公队等等，更加扩大了对中国劳工迫害的范围，终于在1943和1944年连续发生了多起重大事故。1943年在本溪湖煤矿，发生了瓦斯大爆炸，夺去了1800多名劳工的生命。1944年关东军直辖工程，即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了死亡6000名劳工的事件。同年，伪满交通部直辖工程，即改修穆兴水路工程中，发生了死亡1700人的事件。这三大事件都明显地表明，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害中国劳工的罪行。     引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14） 《东北经济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