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辽源（西安）煤矿当劳工的回忆宋宝钧 
（按：宋宝钧,1925年生，现住沈阳市和平区五里河街。此材料根据2003年5月日录音录像整理。）我原籍天津北郊区，日本侵占天津后，我家便一贫如洗了。1942年初，我到了18岁，找工作也找不到，当时哥哥和叔父在奉天启东烟草公司做工，就想去投奔。这时，正好有人在天津招劳工到东北，我就报了名。招工的给了我五元铺底钱，我买了个小行李卷，就跟他走了。一起应招的有100多名劳工，坐火车到了山海关，日本人要我们下车换出国劳工的劳工票，因为东北是满洲国，与关内不一样。有些劳工感到凶多吉少，在要过关时，有20多名劳工偷着跑了，日本人没加防备，赶忙派人去抓，只追回了几个。 换劳动票后又继续坐车，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了伪满四平省西安煤矿（今辽源）。我被分到富国二坑，那是个小煤矿，矿井里没灯，照明全凭矿工头上的矿灯。干活是三班倒，我力气小，就在矿井里管推车。刚开始时还能吃饱，后来就伙食就不足了，每顿只给一碗。 到了七八月份，我被运煤的矿车把腿撞坏了，幸好没骨折，工友们迁就我，让我休息了13天，腿刚好就被工头逼着又下井了。过了不久，一次我干活时肚子痛，就趴在了矿井的风洞处（那里暖和些）想休息一会，没想到因为太疲劳，身子一热乎就睡着了。等醒来后，其他人都下班出井去了，而且看到接班的矿工的矿灯一亮一亮地正朝这边走来。我连忙跑出了矿井，刚进工棚，工头就找来了，硬说我是想逃跑，没有跑成才回来的。任凭我怎么解释也不管用，过来两三个外勤把我按在炕上就打，直把我的屁股都打肿了。然后，工头还逼我继续下井干活，我说自己都走不动了，工头恶狠狠地说：死不了就得干！硬是让两个监工架着我下了井。正在干活的劳工都认识我，得知我被打得路都走不动还被逼下井，都同情我，监工走后让我在一旁休息，等收工后才一起上去。 到了11月，天气已经冷了，可我的行李早破烂了，头发长得盖脸，就把被面撕下来一块裹在头上权当帽子。衣服也破了，只上身穿了件破棉袄，下身的裤子还是单的，每天冻得直哆嗦。时间一长，我暗想在这既吃不饱，也穿不暖，活又重，迟早得死在矿里，与其这样还不如冒险出逃，宁可在半路冻饿而死也比死在这强。主意打定之后，正赶上有一天我是第三班（晚10点到次日早8点），干了一会，我悄悄把矿灯弄坏，对其他人说要上去换灯，就上了地面。一路上，我心想，如果有人站岗就真去换灯，若没人站岗便逃。出来往灯房走时，四处察看，果然没人，便一转身顺着小路跑到了山沟里，也不辨方向摸着黑往外跑。一直跑到天亮，从老乡口中得知已离西安煤矿二十多里了。我没敢停步，继续走，到天黑时来到了一个小镇。这时我身无分文，肚里无食，又不会讨饭，万般无奈，就站在街上哭。有个中年妇女见我可怜，询问了我的身世，我说了实话，并告诉他打算到奉天去找哥哥。她领我去她家吃了饭后，安排我到她开的小店住了一宿。我怕矿上来人抓，第二天早早就出发赶路。又走了一天，天黑时得到一位好心的老太太的照料，留下吃了饭，还给我理了发。她家的老头见我可怜，与老太太商量想把我留下给他家干活。我满口答应了。二老很高兴，晚上让我睡在炕头。没想到，因为连日赶路，衣服单薄，身上都快冻僵了，一沾热炕，腿上都的表皮破了，身上发烧，第二天早上就病得吃不不东西了。老太太见了对我说，我们本想留你，可是现在你病重，万一矿上来人抓，恐怕没力气躲藏，如果被抓回可能性命难保，不如尽早离开吧。我一听，觉得老太太所说有道理，留下来不单自己危险，还会给她家招来麻烦。于是，我勉强支撑着穿好衣服，告别了二老，拖着病身子继续赶路。 我一路连饿带冻，加上病重，一天也没走多少路，眼见到了穷途末路。也是命不该绝，在路上遇到了另一个从煤矿逃出的劳工，姓名忘记了，见面还认识，一问也是要去奉天找朋友，有了他的照顾，我俩便结伴同行。走到四平，想坐火车却没钱买票，我把穿的还算较新的胶鞋卖了换双旧鞋，这样凑了车票钱，我俩买票坐火车来到了奉天。 在奉天，我找哥哥和叔叔未能找到，与我同来的那人和我分手去找他朋友了，只剩我一个人身无分文，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我又冻又饿，正好在街上又遇上向本溪煤矿招工的，整吹得天花乱坠，我走投无路，明知道招工的又在骗人，只能硬着头皮报名当了劳工。招工的将我带到现在的沈阳站附近天泰客栈的一间房子，进去后，门就上了锁，里面已有了十多个人，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年轻正大骂招工的人，说是上当受骗了，可也走不出去了。两天后，我们被送到了本溪，在登记时，日本人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人，刚说完就挨了一记耳光，后面一个东北人拍拍我肩膀，提醒我应说是满洲人，不许说是中国人。矿上有10多个把头，管我们的大把头是杨建廷和杨发德，二把头是杨发友。住的地方四周有两层电网，将煤矿全都围住了。矿上有三种工人：一是普通工人，二是劳工，三是特殊工人。日本人对特殊工人的看管极严，怕他们反抗，在他们住处的外面另加了一层电网，上下工都有宪兵武装押送。我是1942年底到的本溪，最初干的活是在茨沟矿往传送带上装煤，后来又调到矿井里采煤，矿井里冬暖夏凉，我的冻伤也渐渐好转了。 劳工吃的是稀粥，做饭的放很多水，下矿井后干不长时间就又饿了。采煤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事故经常发生。日本人开设的医院也不为真正治伤，伤膊伤腿动不动就截肢，因此在劳工眼里，医院就如同是阎王殿。劳工死后，给钉个小棺材，抬到南天门就扔在山沟里。后来死人太多，棺材供应不起，干脆就用活底的棺材，抬到山沟后，将底板一抽，又把空棺材抬回来了继续用。我到本溪煤矿干了二年，知道到1944年末，才领到一点工钱，名义上每天发一块七，但要扣除住宿、吃饭等各种费用，实际发钱时已所剩无几了。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矿井里干活，日本人让所有不上工的人都拿工具到南天门挖战壕、修工事，干了一上午，忽然大家发现矿警、宪兵和把头们都溜得无影无踪了。这时有人喊：日本人垮台了！大家这才知道日本人真的逃走了，我们自由了。但我们干的最后一个月还没发工资，劳工们一商量，没钱连回家都回不去，就一齐找到把头家要工钱。把头早没了往日的威风，缩在屋里不敢出来，在劳工们的坚持下才派人出来说一定把欠的当月工钱发给大家。几天后，我们第一次领到了基本没有扣除各项费用的工钱。我到沈阳没找到亲属，后来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