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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桥镁矿位于辽宁省大石桥市百寨镇境内。镁矿是重要的耐火材料。大石桥菱镁矿的特点是储藏量大、矿体厚、品位高、品级稳定，其储量可占世界总储藏量的四分之一；矿源大部分都呈现在地表面上，适宜大规模露天开采；而且菱镁矿的构成是与滑石、白云石、苦灰岩、白土子、石棉等多种矿物相伴生成，是不可多得的富矿。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丰富的菱镁矿藏，先是通过满铁与中国汉奸相勾结，贿买军阀和政客，于1915年签订了圣水寺菱镁矿开采合同，窃取了矿山开采权；1916年9月10日，满铁又以汉奸于冲汉“振兴公司”和日本人联合开采的名义向奉天省财政厅提出开矿申请，扩大圣水寺、高庄屯、平二房的开采。1920年，满铁将菱镁矿的经营权转给了日本大财阀高木陆郎。高木陆郎与三井物产及其它八家共同出资建立了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开始对大石桥镁矿进行大规模掠夺。1935年8月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在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重新向“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增投了新的股份金额。从此“南满矿业株式会社”便发展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矿产的大型矿业。南满矿业株式会社用各种手段雇用的矿工1万多人，最多时曾达到2万余人，仅从1931年到1945年就掠夺矿石440余万吨。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死亡劳工1.7万余人，形成了虎石沟等三个“万人坑”。下面是部分劳工幸存者的口述资料。 许殿波 张永绵 傅崇山 赵德云 董维信 崔玉滨 庄玉金 吕纯段 王荆洲 段永全 （按：许殿波，辽宁省大石桥官屯镇平二房人，1919年生，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离休干部。此材料形成于1997年6月。） 我于1942年到伪南满矿业当童工。开始当童工的时候，在南满矿业青山怀采矿所，后又到平二房西山石场。因为离家近，都是通勤。我所在的掌子面（石场）有七八名童工，都是十四五岁左右。具体活是清理土毛和推矿车。日本侵略者对工人的管理是利用汉奸，设大中小把头来管理工人，我属双盛公司管。双盛公司设在青山怀，大票（大把头）名叫孙兆文，还有刘向阳、邢永昌等中、小把头，就是这些汉奸帮助日本侵略者管理整个青山怀采矿所的矿工，当然日本人是直接指挥者。 （按：张永绵，辽宁省海城邓家台村人，1930年生，海城陶瓷三厂工人，伪满时期曾大石桥镁矿当劳工。此材料形成于1966年4月28日。）
提起万人坑，我这眼泪就止不住，看到这些白骨就想起日本鬼子，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日本鬼子是太可恨了。他们侵略咱中国，杀死数不清的中国人，光“南满矿业”累死、饿死、打死扔进万人坑的矿工就有上万人哪！我就是被打昏死后扔进万人坑，幸运逃出来的幸存者。 我的家在海城邓家村，离大石桥30里路。那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1944年正赶上南满矿业招劳工，说有活干，管饭吃，还给工钱，我就到南满矿业做了童工，那时才14岁。干的活同大人没有两样，每天都是抬装满矿石的大筐。哪给啥工钱？吃的是橡子面臭咸菜，吃不饱哪有力气干活？稍慢一点，鬼子监工就打人，哪管矿工的死活呀。那时候我年纪小，加上吃不饱饭，又干那么重的活，累得我实在不行了，就放下大筐，刚喘了一口气，日本监工过来就用棍棒打我，吼叫着：“快点干活！”我赶忙抬起筐干活。因为我看到有不少人干不动活就挨打，打死就扔进万人坑里，我心想，我这样干下去，不是累死也得被打死，想法逃出去兴许还有条生路。 一天晚上，我趁日本人没在跟前，就偷偷地出了工棚，向对面的山坡拼命的跑去，可跑没多远就听见后面有人喊：“站住！”我被发现了。但我仍然拼命地往山上跑，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被追上来的大个子抓住了，就把我两手捆绑着拖下了山。他们把我吊在山下的一棵树上，不管脑袋还是肚子，用铁棍猛打，打得我浑身是血，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他们以为我死了，便从树上把我卸下来，没有再绑就把我扔进了万人坑里。到了深夜，正赶上下雨，在雷雨声中，我苏醒过来了。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我心想只要活着，一定要逃出去。我想站起来，手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一看，原来是死人。唉呀，我这是被扔进了死人坑里，在死人堆里躺了半宿了，我吓坏了。向四周看了一下，艰难地从死人堆里站了起来，想往前走，但腰和腿太疼了。我只得向山上爬去。出了死人坑，我忍着伤痛，一瘸一拐，拼命地向着东北方向的家乡逃去。下坡时，为了快些，就朝山下滚，为了逃命浑身的伤也不知疼了。日头出来的时候，我终于跟头把式地到了山脚下一户人家的门口。一位老大娘从门里出来，见我浑身是血躺在门口，吓了一大跳。这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用嘴唇一张一合的表示自己要水喝。老大娘便回屋取水。我喝了两碗水，精神了许多，告别老大娘，继续向老家走去。因为又渴又累，又伤又疼，我的力气差不多使尽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遇到有坡的路，就得爬着走。因为身上都是伤，满脸是血，为了避人，白天就藏在地头田边的草丛里，天黑了继续走。到了第三天，我终于回到了海城邓家村自己的家。就这样，我好不容易逃出了万人坑。 （按：傅崇山，天津市静海县大风堆村人，1912年生，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老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7年6月。）
1936年，因家乡遭受水灾，生活贫困，我被日本人招工来到“南满矿业”当窑炉工。日本人说是招华工，实际上是骗局。美其名曰招“华工”，其实和抓劳工没多大区别。我们100多名被招的华工，从天津一登上火车就发觉受了骗，坐在闷罐车厢里，不要说饿了没饭吃，就是渴了连口凉水也喝不到。因此半路上就跑了一多半，到达目的地剩下不到40人。我是因为带着妻子和一个3岁的孩子，想跑也跑不掉，只好顺从地来到了这里——圣水寺，就在这“窑轱辘”上当了烧窑工。
“窑轱辘”就是日本人在圣水寺建的烧结镁砂的工场，当时叫第二工场。第一工场在蟠龙山下面。老百姓为什么管它叫“窑轱辘”呢？因为日本人管烧结镁砂的窑炉叫“熔矿炉”。这熔矿炉的日语口音的发音就是“窑轱辘”。这“窑轱辘”便是当年中国工人的人间地狱。
当时烧镁砂的窑炉，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十几米高的窑，上料没有卷扬机，全用人抬。两个人抬着几百斤重的矿石，走在又窄又陡的跳板上，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汉奸把头和日本人还在后面监工，非打即骂。有个叫冲田的日本监工，那才坏呢，看你干活稍有懈怠，拿起洋镐把劈头盖脸就打。那时候我们也磨洋工。不磨不行啊，一天干12小时，又都是重体力活，实在累得受不了啊！我们一班4个人，连出窑带装窑，每天要抬五十多吨矿石和燃料，要从窑里掏出十多吨通红滚热的镁砂。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一个班下来累得腰疼腿酸，没等歇过乏来，第二天又得那么累。
我当时每天挣0.7元，日本人每天挣4.5元，相差6倍多。当时日本侵略者是利用中国的封建把头来管理中国劳工，南满矿业下设许多公司分别管理采矿、烧结、运输等工作。我当时属德昌公司管。这公司从基层到上层分别由大把头、二把头、小把头管理。他们利用日本侵略者给的特权，为非作歹，克扣工人，层层扒皮，所以工人那点微薄的工资，难以糊口。我一家三口人，一天挣7角伪币根本维持不了生活。日本人那时实行生活必需品配给制，所谓生活必需品开始每天每人二斤高粱米，每月还给点油。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高粱米连一斤也供不上，其余配给橡子面，油也没有了。橡子面做的窝窝又苦又涩，真是难吃。为了活命，只好往肚子里咽。我那时多亏妻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还能贴补点，还领孩子挖点野菜充饥。野菜比橡子面好多了，因为野菜还有一些营养啊。这样总算熬过来了。
万人坑离我干活的北沟也不远，开始每天抬进一两具、三四具尸体，后来死的人多了，一口薄棺材装上两三具尸体。再后来干脆用破草袋子套住死者的头脚，就扔了下去。那真是可怕呀。为什么会死这么多的人，就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把我们中国人当人待。劳工们被骗或被抓走后，就失去了做人的自由，就不是人了，就拿你当牛马使唤。在鬼子汉奸皮鞭镐把下，干的是重体力活，吃的是糠菜橡子面，住的还不如牛棚。受苦受累受折磨哪能不得病呢？患病不给治，自己又没钱治，只好等死。日本人看你不能干活了，恨不得你快点死，反正中国人多的是。有的还没咽气就给扔进了万人坑。他们从天津骗来的几十个老乡中，有一个叫李凤林的，一个叫杜洪举的，还有一个姓丁的，当时都是40左右岁正壮年的汉子，都被夺去了生命，扔进了万人坑里。这些白骨中就有他们的尸骨，可有谁能认出哪个是我的老乡呢？同来的老乡中除了知道他们3人死了，其余的还有没有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不是在一起干活的。腿利索又机灵的也跑了不少，一起来的人中，到1945年光复时就剩我自己了。
关于伪营口第二监狱和矫正辅导院的事，详细情况咱也不知道，只是看见有犯人在山上采石场干活，都是两个人绑在一起，谁也跑不了，还都能干活。每天收工下山时，每个犯人后背上都背一块大矿石，叫他们既抬不起头，又跑不了。听说这些犯人是从北满抓来的抗联战士和地下党的人，还有什么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工人和犯人不准接触，不准说话。只是听说这些犯人被打死、累死和病死很多，也都是被扔进了万人坑。这累累白骨就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欺负中国人的铁证。而我就是个活证据。日本人想赖是赖不掉的。 （按：赵德云，营口县铧子峪村人，1916年生。此材料形成于1968年8月，摘自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2卷。）
1934年秋天，我到南满矿业采矿。当时矿上根本不问工人死活。一天傍晚，掌子面上的土毛眼看就要塌下来，工人纷纷提出不能再干下去了，如果再干下去，是要出人命的。可是日本鬼子把头硬逼着工人干下去。我被迫上去，刚拿起锤子打石头，忽然上面的土毛塌下来，当时把我甩出老远并压进土里。在场的父亲和弟弟一边哭一边挖，好不容易把我挖了出来，可是我已经昏迷不醒，面色苍白，鲜血直流。父亲抱着我的头，边哭边叫，自己找了一个大夫，把受伤要掉的耳朵切去了，并借钱给我治伤，半年才好。鬼子不但不给医疗费，连工钱也不给。我们爷仨干了二年多，才把治伤的钱还上。 （按：董维信，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烧结车间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63年9月18日。）
我在南满矿业当工人时，在1940年春夏之交时因出天花，一天下午被日本监工田中看到了。他说“好的没有？快拉到西边山上！”（西边指万人坑）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穷兄弟不忍看着我死掉，他们把我放到一个暗地方。当天晚上，小岗望寨张宝仁、马忠良把我送回家，否则我就不能活到今天了。 （按：崔玉滨，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烧结车间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63年9月18日）
我16岁到南满矿业圣水寺工厂。刚入厂时什么都不知道，干的活是捆草袋子，每天挣三角二分钱。干了不到两天，一次不知为什么来了个日本人踢了我两脚，把我打得跑到工房子里。把头杨玉庆问我怎么了？干不了啦？我怕再挨打，连忙说干得了。
后来我生病了，原因是白天干活，下雨天也干活，晚上根本没有被子盖，白天穿什么，晚上盖什么，哪里方便哪里躺着，吃的是有人和牲畜经常大小便的臭水坑里的水，还能不得病吗？我病的受不了躺在床上，把头告诉大师傅（伙夫）不给我饭吃。日本鬼子来了摸摸我的头，说“脑袋硬就得干活！”但我实在干不了活。一天大师傅老潘告诉我叫我走。我想吃点饭再走，他说没有，没有你的份，我哭着哀求也没有给吃的。就这样，我又病又饿，精疲力竭，被赶出了圣水寺工厂。 （按：庄玉金，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烧结车间老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63年10月9日。）
我于1939年秋天抛下家中父母老幼，离开结婚刚半年的年轻媳妇，忍着泪闯关东来到南满矿业，为的是多挣几个钱，回家团圆。刚来时，我从家中带来一床被褥及一套棉衣。由于收入少，挣的不够吃，我把被褥都当出去了，买了一床小破被。我到南满矿业有6年时间，直到光复没有回家，也没有往家寄钱。到光复时我只剩下那床小破被和从家里带来的那套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棉衣。光复后妻子来看我，本来是个可喜的事，可是由于我收入少，无法维持生活，住了几个月就叫她回家了。家中生活也不好过，后来妻子只好改嫁了。
（按：吕纯段，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63年8月24日。）
我今年40多岁了，16岁那年入南满矿业，先是在厂外干活，天天日头不出到场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每天抡着大锤，要打碎几千斤的矿石。但我挣的钱每月只能买30来斤高梁米，还是长芽子的米，全家大小只能眼眼巴巴地看着我。南满矿业是日本人使用中国人的地方，大权由日本人掌握，厂里厂外都一样。当时日本鬼子为了得到更大的利润，把十六七岁的孩子招到工厂当童工，白天要干活，晚上当值勤。当时由于年纪轻，容易打瞌睡，记得我同周兴伍、李宽荣等同事，白天在一起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晚上还要值勤看东西，鬼子发现我们打瞌睡，就大骂“叭嘎”，然后罚我们在煤渣子上跪着。
矿上劳动力不足，就从关内骗。招工头子招工时说，到东北吃的是大米白面，多挣钱。但实际上与此相反。记得当时一个叫李景山的工头从关内招来了1000多个华工，到这以后，这批华工吃的是象血一样红的高梁米粥，改善时才能吃到橡子面和包米面的窝窝头。住的是破烂不堪的房子，夏天阴雨连绵，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小屋子里可“亮堂”了，全是冰的反光。这牲畜不如的生活，使华工卖掉了自己的衣服，只好夏天烈日晒，晒得层层暴皮。冬天用洋灰袋子遮体，一旦被日本鬼子发现，就认为是偷的，遭到一顿毒打。王家堡子的王日荣因为触电手烧破了，日本人假意关怀把他送到了医院，实际是拿他作试验，结果老王丧了命。中国人若是去了医院，就别想回来。
中国人没有自由，三三两两在一起说是思想犯；吃大米白面说你是经济犯；低头走路说你对政局不满是政治犯，扣上这些帽子马上被送到矫正辅导院进行改造。送进矫正辅导院就等于送上西天，死后被扔进万人坑。开始一人还给一口棺材，后来用草袋子，有时人还没死，就给推到万人坑。就是圣水寺北面的马蹄沟。这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把狗喂的有牛大，草长的手指一样粗。 （按：王荆洲，天津静海大丰堆村人，1919年生，鞍钢大石桥耐火材料厂烧结车间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63年10月4日。）
民国卅年，我和父亲在天津拉洋车。南满矿业德昌公司大把头李玉川派人到天津招工，说到东北每天工作8小时，能挣两元钱，成天吃大米白面，还有一个礼拜天。抱着一线希望，父亲报了名，每人借了5元钱。当我们全家来到招工大院后，大铁锁看门，就象进了监狱。在大院里呆了六七天，人数够了，正月十四上船。上船时大家站着队，把头手持大马棒，怕大家跑了。正月十五到大连，乘火车到了大石桥。刚到南满矿业，二弟的左脚就被电车压断了，成了残废。为了给弟弟治伤，我们全家为德昌公司白干了三年，生活混不下去的时候，每月还得要几天饭。
那时烧结用无烟煤，大装大出。每炉6个人，24小时出一炉，工作没年没节，没有休息日，没有白天晚上，就是在炉上干。能吃上一顿饱饭就算过年了。工棚是小矮平房，破烂、潮湿，没炕席，不烧火，一块砖头一块破草袋子就是一个工人的住处，冬天冻得人睡不着觉。到了夏天成了传染病的老窝。有病没人管，没钱治。民国卅一年，我们6号工棚50多个人死了30多个。刘振江是河北老家，和我们一起过来的，到福昌号二年，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数九隆冬还穿灯笼裤，外面捆着一层层的纸袋子。1944年冬天，他在伙房往烧结窑上送饭，返回时连冻带饿倒在雪地上，被活活冻死了，当时约40多岁。还有一个叫董向成的，到东北十几年没挣上一床被子。人死了就从头上套一个草袋，脚上套一个草袋子，扔在马蹄沟万人坑。这个万人坑埋的都是工人，高庄屯万人坑埋的也是工人，那时人家都管咱关里来的人叫“山东扔”。 我们全家八口人，只有破破烂烂的三床破被，爷五个上班还是将糊口。那时每人一天能挣3.5角钱，女工每天1.8角至2.2角。高梁米一元左右一斗。这样我们一家八口人五个劳动力还维持不了生活呢。原因是我的三个弟弟每人每天能挣1.5角，我和父亲每天能挣2.5角，这样全家每天能挣一元钱，能买一斗米（40斤），但是我们买粮到别处去买不行，必须到把头的粮布店去买，到我们手里一斤米就剩了八两。买什么都得到把头的公司去买。到了年节还要给把头送礼。
当时有个从岫岩县招来的女工叫倪凤兰，工作是捡选镁砂。她带来一个小孩，冬天冷的时候就把孩子放在窑灰上，夏天热就放在墙根底下坐。那时的把头大票可以任意污辱女工，男工若是和女工说句话，把头看着不顺眼，就要惨遭毒打，1944年3
月的一天，王立林（山东济南人）跟女工说了几句话，被大票王庆和看到，上去就把王立林批头盖脸打了一顿。第二天，王庆和走到烧结南头，王立林上去一扁担就把王庆和打倒了，我们20多人一齐上去打了一阵，把王庆和打跑了。以后他再也没敢到烧结来捣乱。 （按：段永全，伪满时期曾被押于大石桥监狱。此材料形成于1961年1月9日，摘自大石桥镁矿万人坑档案第6卷。）
伪满康德八年，我在大石桥北沟监狱，是犯人，在监狱当伙夫。那时监狱有2000多人，在日本人的残酷压迫下，死的人很多，每天都有一两个死亡的，有时一天死三个。监狱是1939年成立的，在6年的时间里大约死了3800多人。人死了就扔在万人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