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煤矿铁矿劳工口述资料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大仓财阀侵入本溪湖，粗暴践踏中国主权，以“本溪湖煤铁公司”等名义，霸占本溪煤铁矿山长达40年之久，疯狂掠夺本溪的煤铁资源。
日本侵略者在本溪的掠夺，大体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05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出，在本溪开办了本溪湖煤铁公司和“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它实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原料供给地和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工业基地。在此期间，日本又曾以此地煤铁与世界资本主义竞争，曾占过优势地位。为扩大生产不断增加投资，为谋取高额利润对中国工人实行了极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第二阶段是1931年到1945年，本溪随着东北沦陷而沦为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日本对本溪经济的掠夺走上了垄断和独占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主要特点是殖民地经济的确立，对煤铁资源的掠夺更加残酷更加野蛮。为解决开采煤矿铁矿所需劳工，日本侵略者通过招募、诱骗、强迫摊派、抓捕等手段，从华北和东北掠夺劳动力；并从1941年开始将关内被俘、被抓的抗日军民集中起来，分批押送到东北充当苦力，被称为“特殊工人”。这些“特殊工人”遭到日本侵略者极其残忍的，集中营式的统治和奴隶般的劳役，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死伤无数。
据不完全统计，在40年中，大仓财阀在本溪共掠夺煤炭资源近2000万吨，海锦铁7000吨，特殊钢17000多吨。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侵略者残酷的统治、奴隶般的劳役，死亡劳工13万多人，在本溪形成了一个个“万人坑”。
下面所收录的，就是当年劳工幸存者的部分口述资料。
马国志
马国强
韩凤鸣
包景阳
孙连甲
陶守崇
雷鸣
王庆镇
张凤翔
马国志
(按：马国志，本溪煤矿退休工人。此材料系1999年8月据本人口述资料整理。)
我叫马国志，1927年9月17日出生，今年73岁。13岁那年，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开始在日本株式会社本溪煤铁公司当劳工。由于我年纪小，下不了井，就在总办的庶务系当杂工。我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矿工的残酷迫害和1942年4月瓦斯大爆炸情况，以及本溪湖地区4个万人坑的有关情况。
当时的日本株式会社本溪煤铁公司总办在本溪湖的大白楼。公司机构设置分为财务系、特高系、庶务系和土木系。公司总办是日本人大仓喜八郎，极其残忍毒辣，劳工们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矿上的劳工大多数是庄河县一带的人，也有少数是从关内抓来的“黑八路”。劳工每天吃窝窝头，枕砖头，系绳头。没有鞋穿，穿的是一种水袜子，只给下井的人穿，上井就要脱下，光脚上去。没有衣服穿，用破布条系在身上。住的是劳工房里的吊铺。每天早晨二把头拿着镐把，敲打劳工的头，口里喊着“脑袋硬不硬，只要硬就得下井”。上有总办，下有把头，层层压迫，工人受尽苦难。由于我在庶务系总务科工作，每天送信打杂，对情况了解。我经常亲眼见到大把头向总办报告矿工死伤人数，掌子上有多少人，大把头手里有4本帐。
溪湖矿区有4个万人坑，即月牙岭（矸石山）万人坑，南天门万人坑，四坑口万人坑和太平沟万人坑。月牙岭万人坑位于柳塘附近。那时，柳塘矿井分上层和下层，一共有300多个井口，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生产，工人的生存没有最起码的保障。工人饿死、病死、受伤得不到医治而死的天天有。在柳塘有一个“病人院”，专门是停放重病人的，把头看见工人病得很重，不能下井就派人将其拖到这病人院等死，有时不等人死了，就从病人院中拖出扔进席棚子里，用一块席头盖在人身上，怕死得慢就用一块砖头压在病者心口上，就在那儿等死。人死了以后，就用双绳吊车，(一种用木板做得吊车)，一车上装两个尸体，吊到山上就倒出去，无人掩埋。那时矿渣也往月牙岭上运，与尸体堆在一起。有一年流行伤寒病，当时矿工染上的不少，有时一天要拉上山好几吊车。月牙岭万人坑埋下了多少中国劳工尸体是数不胜数的，只记得最多一天死了20多人。埋在月牙岭的尸体大都是在柳塘矿上的矿工。前些年地面还露出白骨。
四坑口万人坑埋的是1942年4月在本溪湖煤矿发生的瓦斯大爆炸时死难的中国矿工，一次性埋下了3000多人。井下瓦斯大爆炸那天，下着雨。事故发生后，井口不断涌出一股股浓烟和火舌，日本宪兵封锁住了井口，他们要井不要人，不让救人，强行堵住井口，把火憋灭。矿山四周，家属们呼天号地地拥向井口，日本鬼子将铁丝网通了电，不让家属们到坑口附近。电线直冒火，又是在雨中，一些人被电烧得直冒油，乱蹦乱叫，电死了很多人。等到井下火灭了，运上来的一车车尸体已烧焦了，分不出模样。拉出来的尸体堆在井口，然后用车拉到四坑口，挖了一个长80米、宽80米的大坑，坑里四周用木棺垛起有五六层高，然后将烧焦尸体扔到坑里。尸体中缺胳膊少腿的有的是，大约埋了3000多人。日本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为这个万人坑立了一块木碑。后来又换成石碑，至今还保存着。四坑口的万人坑如果挖下去，不用多深就是层层白骨。那时，我们一家4口人在井上干活，有父亲、大哥、二哥和我。瓦斯爆炸时，父亲正好在井口干活，维修路轨，瓦斯爆炸后，父亲被爆炸掀起的风鼓出，只受了轻伤，大哥和二哥正好没有下井，这样我们家幸免遇难。比起我们家，很多矿工兄弟就不那么幸运了。死难的人中有70%以上都是从庄河等地抓来或骗来的劳工，只有少数矿工是本地人。可怜那些外地矿工兄弟，死在异地他乡。
南天门万人坑位于溪湖柳塘，是一个地面万人坑，运尸体的是活底棺材，有时一个棺材里面装两个尸体运到山上，倒出尸体，棺材再运回来，这样反复使用。扔到这儿的矿工尸体根本不掩埋，南天门山坡上尸体遍地，赤身裸体，野狗吃得眼红，看见活人都想吃。直到解放初期，南天门山坡上还是白骨成堆。
太平沟万人坑，埋的是瓦斯爆炸后在四坑口万人坑余下的尸体，最后清理井下时陆续挖出的尸体都埋在太平沟。
那时候，矿工整天在生死线上挣扎，早晨下井，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上来。工人兄弟受尽了残酷的迫害。记得工友李广泰是运搬课的工人，庄河县人。他在给车上油时偷了一点豆油，被二把头发现，被把头用镐把活活打死。这以后，上车的油掺上了有毒的东西，再也不能食用了。二把头差不多一天换一根搞把，不知那些年这些二把头用了多少镐把。有的工友如唐永周、田亦年、章德福等受不了折磨上吊自杀，有的工友受不了剥削压迫，暴动逃跑。1943年2月，一些特殊工人冲出三层电网举行暴动，当时被打死2人，剩下的抓回来喂了狼狗。
日本侵略者压迫中国人的手段特别毒辣。他们有一套完备的组织系统，特高系、警备系、劳务系等等，监视工人活动，还有专门的狼狗圈，长50多米，宽30多米，训练了大群狼狗。日本鬼子用稻草人训练狼狗，狼狗咬人时先咬喉咙，十分凶猛。狼狗形状象狼，尾巴像狐狸，灰色参夹黑色，平时吃肉，几乎每天都吃人。此外还设有水牢，水牢就是死牢，活人进行去就别想出来，直到死了才罢休。
我那时由于年纪小，所以做杂役，井上井下跑腿送信，但也是受尽了折磨。头上的伤疤是井下冒顶时砸伤的，当时缝了28针；身上疤痕是被日本人用钢丝绳抽的，以后一直感染，伤口不愈合。解放后，在医院做了手术，从肉里面取出一厘米多长已生锈的钢丝，伤口才不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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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强
(按：马国强，本溪煤矿退休工人。此材料系1999年8月据本人口述资料整理。）
我叫马国强，现年75岁，1941年进矿，在井下安全课当通风工人。我进矿的几年里，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本溪煤矿的中国工人在日本侵略者残害下，不如牛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受尽奴役。日本人管理手段特别残忍。早6点下井，拿着三联灯票，门口有把门的，工人去领灯，到井下交灯，回来交灯票，哪个环节都不能少。矿工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整天挨打挨骂。吃的是橡子面窝头，冻的烂土豆，偶尔吃点发霉的玉米面和树叶掺在一起做的窝头。矿工们双腿浮肿，屙不出大便。矿工穿的工作服是用浆糊浆的，洗完后像豆腐包布，贴在身上，挖煤时稍不小心，就破成了布条条，衣不遮体。穿的鞋是水袜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坏了，只好光脚干活。
矿工们在日本监工的看管下没有一点自由，煤矿四周设有三层电网，共四个门，门口都有兵把守。本地矿工上下班走大门，要有劳动票，离大门大老远就得拿出来，迟了就要挨打，而且要等把门人点头才能过门，否则就是一场灾难，轻则打一顿，重则就扔狼狗圈喂狗。矿工生命的还不如一只鸡。
柳塘三层电网内，有外地抓来的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这里的矿工同犯人没什么区别，出入上下班都要有专人看管。连上厕所也要报告，有人看着。大房子里分上、下两层吊铺，上层一般住新来的，下层住老矿工，对面二排吊铺，能睡百人之多。每天清晨，把头手拎着镐把或榔头逐个敲打矿工的脑袋，口里喊着：“脑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矿工们只要有一口气，就必须坚持下井。那年我不到20岁，由于连续几天加班，我实在受不住了，把头让我下井，我说不行了。过后，日本把头说我是嫌疑犯，把我抓到特高系，扒光衣服，又是打，又是踹，还用烟头烫，一直折磨了两天一夜，最后看我不行了，才让我大哥将我背回去，我才死里逃生。那次差点被扔进狼狗圈，现在身上还有伤疤。
矿工们活着的受灾受难，死了的更是惨不忍睹。记得那些年瓦斯大爆炸和传染病的流行，死的工人最多，溪湖地区四处万人坑就是那年形成的。矿上闹传染病，伤寒病和霍痢拉，没多少工人活下来。当时茨沟有一个隔离所，矿工病重了就送到这里来，有的工人还有一点活气，就被装入棺材，被专人抬到南天门。那时候的南天门白骨成堆，野狗眼睛都吃红了，见活人都想咬。日本把头经常说，“中国人有的是，死一个没关系。”矿上天天死人，成车拉出去。山上到处都是尸体和白骨，南天门的沟塘子都填平了，小孩都不敢上山。矿工多数都是从外地抓来的劳工和战俘，异地他乡，死了没有管，随便扔在山上就算了。解放后，山上漫山遍野的白骨还很多，现在年久被土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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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凤鸣
(按：韩凤呜，本溪煤矿退体工人。此材料系1999年8月据本人口述资料整理。)
我叫韩凤鸣，今年91岁。我在17岁时进了本溪湖煤矿。日本侵略东北后，我下了五年井，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者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大量事实。记得有一年，我在茨沟煤矿下井采煤，有一次瓦斯爆炸，井下着起大火，当时井下120多人，一下子烧死了30多人，伤10多人，我也受了伤。
那时，我们矿工生活很苦，整天吃烧土豆，高梁米饭，橡子面窝窝头，一人分一点，根本吃不饱。橡子面窝头吃常了，身上浮肿，四肢无力，一不小心，就要被把头揍一顿。日本人只要煤，不管工人死活，矿里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因此，冒顶等各种事故常常发生，矿工经常被埋在井下，有的侥幸活命，有的活活憋死。四坑口有一个隔离所，矿工有病就送去停在那儿等死，矿工只要被送到这个隔离所，那就没个好了。刚开始时人死了，还用一个薄棺材抬到南天门万人坑，倒出尸体再把棺材抬回来。后来矿上闹起了瘟疫病，就是伤寒病或霍痢拉，死了很多人。有时一天死10到20人，于是，就根本不用棺材装运了，将尸体装上吊车，运到南天门，扔到山上就完事了，然后就是野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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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景阳
(按：包景阳，本溪煤矿退体工人。此材料系1999年8月据本人口述资料整理。)
我叫包景阳，今年85岁，1935年12月进矿做工。在日本侵略者占据的柳塘煤矿干了近十年，亲历了日本侵略者欺压残害中国矿工的事实。
进矿后吃不饱，穿不暖，吃的是橡子面窝头，咸盐豆，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住在铁丝网内的大房里。大房子对面土炕，一铺炕上七八十人，土炕经常不烧火。我在大房子里面住了二年半，因为睡凉炕身体受凉，至今脚抽筋的毛病还时常犯病。刚到矿上时，我下井采煤，不上班就要遭到一顿毒打，有时连续加班达40个小时，累得直不起腰。后来我被分到柳塘煤矿下井，日本把头叫大左左木。一天，我在井下推车，一块石头夹在车轱辘中推不动，恰好大左左木来了，大声骂了一顿，大家推车。当时由于加班刚上来又要下井，我很困，一边走一边揉眼睛，被大左左木看到了，他把传票上我的名字划了并撕掉了。我不仅被打骂了一顿，而且罚我白干了一个月的活。在鸦嘴子(掌子面)干活时，有一个二掌柜日本人叫大种，见中国工人就任意乱打乱骂，饭盒不敢让他看到，不然敲漏了就吃不上饭了。
中国矿工兄弟受尽了日本人剥削和压迫，过着非人生活，瓦斯爆炸，井下冒顶，瘟疫传染，都是夺去工人性命的虎狼。1942年4月最大的瓦斯大爆炸后清理井下，干了十多天，开始抬出来的尸体是完整的，装上来运到四坑口万人坑，后来尸体开始腐烂，就不完整了，于是用爬子挠，摆好装车，一车拉三、四具尸体，洞里很黑，有时不注意一挠，就把尸体的胳膊腿都挠掉了。工人死伤无数，足有3000多人，真是太惨了!
工人死于传染病也很多，不比那次瓦斯爆炸事故中死亡的人少，从小医院里一天不知要抬出去多少，扔到万人坑里。记得我们大房子里有姓杨的哥俩，都得了霍痢拉病，二把头叫刘拐子看他俩病重，就让手下将哥俩拖到了大房子头上。哥哥说：“你们心太狠了，我还没死就把我捞出去了。”捞到大房子头，不到半天哥俩全死了。那次传染病后，大房子变得空荡荡的，上百人的房子一下子剩下了十几人，其他的大房子也是如此。工人死的多活下来的少。但不久鬼子又从各地抓来许多青年人，大房子里又住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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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连甲
(按：孙连甲，本溪煤矿退体工人。此材料系1999年7月据本人口述资料整理。)
我叫孙连甲，今年82岁，1942年5月进矿。每当我回忆起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矿工的迫害情景，我都恨得咬牙切齿。
我于1942年4月在家乡临沂县参加抗日游击队，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我们在郯城县郊2里的一个大村子宿营时，早晨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时队伍被打散，我和游击队的50多人一起被日军俘虏。当天绑到郯城县城，第二天押到临沂，关了约半个月，每顿饭一碗小米粥，吃不饱，大小便都在屋里，气味难闻，跳蚤多，大家都要求早点有个结果。一天，看守让大家都出去，给每人胳膊上绑了个白布条，上面写着“本溪煤铁公司”。然后就用汽车把我们拉到兖州，每人发了一床被，第二天又上火车拉到济南，在劳工协会住一宿，然后又被押上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运到了本溪柳塘煤矿。时间是1942年5月。当时煤矿刚发生瓦斯大爆炸，我们到矿上干的第一样活就是清理瓦斯爆炸后形成的垃圾，有炸碎的鞋、柳条帽等等，到处是血腥味和尸臭味。
当时矿上的工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当地或附近地区抓来的或骗来的劳工，对这些人的管理比我们松些；另一类是我们这些被俘的抗日志士，日本鬼子对我们严加管理。当时矿区四周有三层电网，第一类工人住在三层电网内，而我们这些人被称为“特殊工人”的就住在矿区小电网圈内的大房子里，一个屋里住七八十人。平时上下班都有把头押着，要站成排出入，大家只能沿着大房子前面一条小路，两边都是电网。上班由把头点名后下井。下班先由把头点名，然后送回大房子，在小电网门前再清点人数，最后将小电网门关上，谁也别想出去。吃的是橡子面窝头，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吃窝头时得用手捧着，要不就掉渣。有时再掺点冻土豆、烂黄瓜。我们过的根本不是人的生活，甚至晚上睡觉前还要到院子里站排，由日本人点名清查人数。若少一个人，整个大房里的人都不准睡觉，都要站在院子里等着，不准说话，不准打瞌睡，受尽了折磨。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受的苦更深、更多。
日本侵略者从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对工人是非打即骂。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在小电网的小路上，我给一个日本把头让路，因慢了一步，就被打了几个大耳光。日本把头还边打边骂：“中国人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有一个矿工，在井下工作时间睡着了，他是管下水木桩的，正用头枕着木头，日本把头一榔头打下去，正好打在那个矿工的太阳穴上，这个工友就这样一声没吭地死去了。
矿工兄弟不仅挨打挨骂挨饿，受尽非人待遇，而一旦有病就更是在劫难逃了，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管矿工死活。那期间，我患过两场病。其中一场病是染上上了霍痢拉，连续多少天，我发高烧不退，几天没吃东西，橡子面窝头根本咽不下去。后来，一个姓魏的工友用他的一件衣服换了一斤小米，下班就熬米汤喂我，这样我病了二十多天，才在工友的照顾下死里逃生。如果我死了的话，就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就是父母也不可能知道我被扔在哪里。我很幸运大病未死。而有些工友就更惨了，一个工友孙永殿也是得了霍痢拉，发病就很重，挺了两天，还没等抬到病院就死了。把头一看死了，就叫人抬到柳塘后院大树下，那里的死尸垛了一垛，因为冬天无法挖坑，只好等到了春天再埋。另一个工友姓刘，脖子上长了一个疮，疮口生了蛆，很长时间没好，几乎送命。因他得的不是传染病，最重的时候，小病院大夫不能不给几片药敷衍了事。但绝不好好看，好好治。工友薛灵珠有病，二把头硬逼他下井，实在支持不了，就在井下洞口自己将手指垛掉以示抗争。那时工友们最怕有病，我们都是外地人，无亲无故，又在小电网内活动，日本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有病了，命大的能逃过来，否则就只能等死，眼看着工友们一个个死去被扔进万人坑，真不是滋味，现在想一想，都直流眼泪。
在这种非人的奴役下，大家都想逃跑，但在小电网里没有人能逃出去。挨着我睡觉的张明远要带我一起逃走，一天晚上，我们俩以上厕所为名悄悄来到小电网前，张明远已经准备好了一根木棒，我用木棒挑着下面的电线，他用脚在地下蹬出一道沟，刚往外钻，不小心触上电网，当即电死了。我赶紧跑回屋子里装睡，再也不敢逃跑了。还有一个姓朱的工友想逃出去，已经逃出小电网了，但却被抓了回来，被日本鬼子打得一点声音都叫不出来，然后给大伙示众，看谁还敢跑。示众后，那位工友就被扔进狼狗圈喂狗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才逃出火海，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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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守崇
（按：陶守崇，在广东省石油化工厅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84年7月23日。）
我原籍是山东平度陶家寨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县委工作期间因病在家修养时，在日军“大扫荡”中被俘。敌人这次扫荡的重点是在山区抓劳工。我们先被押送到青岛，1943年初乘船被押送到东北各煤矿。我们一起20多人分配到本溪茨沟，在搬运把头房当“特殊工人”。
当时茨沟“特殊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辅导班”，设有中队和小队。中队长付书恩，副中队长邓杰（邓坚），佣员贺觉民，下设14个小队，总数大约在六七百人。另一部分称为“直辖系”，工人称“直辖夫”，直接由日本人管理。这部分多数是年轻人，大约有5个小队，300人左右。两部分共有1000人左右。这些“特殊工人”的成份，有我党政军人员，有解放区被抓的老百姓，有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小部分“皇协军”人员。我先当搬运工，后调到辅导班当文书。
日本人对“特殊工人”的看管是非常严的。1943年5月，又把原来分散在各把头房的“特殊工人”集中到一起住，在原有的大电网里面又增加了一层小电网。两层电网的门口设有岗哨，在大电网门口还设有一个警察所。每个小队都有把头派的一个人看守。上下坑干活站队集体押送，晚上大小便也有人监视。工人的生活非常苦，吃不饱，还要下坑干活，二把头经常给特殊工人训话：“脑瓜子硬就得下坑干活！”如果病重送到病院，根本不给治病，十个有九个回不来。在日本鬼子的残酷压迫剥削和严格控制下，我们被俘的同志及党组织仍自觉地进行各种斗争，如组织逃跑等，并在1945年8月15日得知日本投降后组织了护矿队，同年由我军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21旅62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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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
（按：此材料形成于1965年，原件存本溪市档案馆。）
我叫雷鸣，1942年4月，我在冀南军区招待所工作，于29日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被俘了。被俘后，敌人把我们集中到清河县关了几天，后又被押到德州监狱关了几天，然后送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在这里住了约两个月，这期间敌人从我们一千多人中抽出两百余人用火车押送到东北的本溪。我们到达本溪的时间大约是在1942年10月。
敌人对我们的统治是残酷而毒辣的，我们到柳塘第二天，每个人都被迫照了半身像片、编为特殊工人，“50”是衣服上的号头，住在把头裴福臣的房子里，我们去的这二百多人共分成三个小队，住三个地方，我们小队约70余人。队长叫郭永仕，下面分三个班，每个班均二十多人，董治武和我均是班长。郭永仕跑走后，董治武便当了小队长。
我们住的地方门口有棒子队看守，白天出去大小便不管是风吹下雪均不让穿上衣，夜间出去大小便光着身子连条短裤也不让穿，否则就说你想逃跑，给你一顿毒打。下班有专人看管，出门和入井口均要点数，出井口和回房子也要点数，井口有日本人把守，刚下井有人领着，到了工作点后也有专人看管，周围是用大电纲围着的，有时放电，有人在外边放哨和游动，电网一般白天没有电，夜间才有。有两次我们组织5个人逃跑，趁没有电刚剪下两根铁丝，就发现游动岗哨走到我们跟前，我们很快就跑开了，因此没有被敌人抓住。在只设大电网时有人逃跑，被抓回来后关在狼狗圈里。据后来从各方面了解，他是跑出去约百余里的地方被棒子队抓回来的，回来后因敌人不给吃的被饿死了。后来日寇就将特殊工人集中在中间二十余栋房子内关押，除了大电网外，又在我们这二十余栋房子周围加上一圈小电网，并且增加了看守人员。这小电网内范围不大，住的房子门口便没有人看守了，只是在小电网门口有人看守，上下班有人看押和点数。
除小队长不常下井外，其他人均要长期下井，每天规定劳动时间为12小时，有时要干到16个小时。在井下工作时，随时都有人在暗中监视，日寇对我们八路军的特殊工人和国民党的特殊工人不一样，特殊工人大约有一千余人，其中国民党占多数，八路军的占少数，在中队、小队、班的组织中，中队长是国民党的人，他们经常要小队长报告特殊工人的思想情况，日寇就利用这些人来统治我们，如果那个说了不满的话被他们听见后，就说你有捣乱活动或想逃跑，便报告日寇，这样你就得被打、关押和坐狗洞，也不给稀饭吃，每天还被押着做重活、游房，威胁其他工人。不管在井上、井下，把头、掌柜和二把头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来打你。有的人生了病一两顿都没吃饭。但是他们不管你这些，仍然给你发下井票，到时候发现你没出工，就有二把头和催班的拿着木棒不问青红皂白就打，直打到你下井才算了事。就是因工受伤也不准你休息，除非你实在动不了，准你休息，若送到鬼子那里就把你关进狼狗圈活活地咬死。
“特殊工人”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在“特殊工人”的住房内，敌人在各个房子内都安排了一个人，为我们做饭，一日两顿，吃的是橡子面，玉米混合面窝窝头，没有菜。敌人在住房内开设了一个小店，里面有几个卖东西的先生，我们可以到店内去买些豆腐，偶而也有粉条、酱面、食盐等，买东西不要现金，由先生给我们记上账，到了月底结账，除了扣除上述粗糙伙食的费用和去小店内买简单的食品钱外，所剩无几，所以谈不上给我们发放什么工资了。
我们柳塘的“特殊工人”，小病不能休息，病重了敌人就以隔离医治的名义，把他们弄出去，却未看见有回来的，后来听说他们在外面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一个个被拖死了。我们如果有轻的工伤，可以允许休息几天，但催班的人很厉害，手拿稿把不走就打，如果有重的工伤，也和上述重病号一样，被弄出去给拖死了。就这样，我们分配在裴福臣把头房子内的几十名难友，经过三年时间残酷压迫，到日本投降时，全小队三个班仅剩下七八个人，除郭永仕和一个姓裴的逃跑外，其余的人都是在这几年中被敌人活活地折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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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镇
（按：王庆镇，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到本溪煤矿为特殊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84年7月17日。）
1941年秋，我在建屏县大队同日军打游击时被俘，先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押了两个多月，于1941年底押送到本溪湖煤铁公司当劳工。我们这一批共200多人，分别在茨沟、柳塘两处当特殊工人。我在茨沟张守中把头房子，先编为第一小队，后来由于逃跑和死亡，剩下的人不多了，又并入第四小队。
日本鬼子对我们特殊工人控制很严，上下井都有矿警队看着。我们这些被捕的同志都受过党的多年教育，不甘当亡国奴，在和原组织失掉联系以后，自觉地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和敌人作斗争。我与邢房银、何振国组成了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邢和何是支部委员。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一是扩大力量；二要尽量与外面组织取得联系；三是能逃跑就逃跑；四是消极怠工；五是制造一些小型生产事故，以影响生产，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达到少出煤或不出煤的目的。
1942年瓦斯大爆炸，死了不少人。我是在去接班时知道的。爆炸前几天供电就不正常，日本人让维修工人连续几天白天黑夜地抢修，工人非常疲劳，还没有修好，日本人就急着供电，要出煤，结果引起了瓦斯大爆炸。后来人少了，就不容易组织逃跑了，只能采取隐蔽的斗争。到1943年春天，敌人加强对特殊工人的控制，在铁刺网里又加了一层小电网，将特殊工人集中到一起，控制更加严了，我们的斗争也更隐蔽了。由于敌人控制的严，到光复也没能同外面的党组织联系上。直到得知日本投降后，我们组织起本溪湖矿山纠察大队（护矿大队），配合我军收复了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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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翔
（按：张凤翔，吉林省浑江市湾沟林业经营所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61年11月16日。）
我于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二团。1941年7月在日寇大扫荡中被俘，被关押在保定劳工教习所。10月，同教习所的300多人一起，被押送到本溪湖煤铁公司，分配到柳塘郭第先把头工房当劳工，被称为“特殊工人”。到本溪的第三天，警备队押着我们到指纹系打上手印，挂上号头，便开始下煤洞挖煤。上下班有老工人领着，老工人领一个特殊工人给2至3角钱。后来由于特殊工人的反抗，柳塘劳工系加固了电网设施和警察监视工作，取消了老工人领班的办法。特殊工人可以在电网内自由活动，也准许到其他工房串门。这使我们逐步了解到柳塘劳工系警察所、警备队等日本机关的分布情况和外部环境。各工房的特殊工人约有2500人，成份复杂，有八路军的被俘人员，也有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战役中的被俘人员。我们组织逃跑，在矿井内磨洋工，制造事故，同日寇作斗争。劳工系为缓和局势，采取了由特殊工人管理特殊工人的办法，于1942年4月成立了以中条山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曹堪芝、胡登山为首的特殊工人中队部，中队部统辖各把头工房的特殊工人小队。当时劳工系的日本人从各把头工房特殊工人中选拔约有100人左右摘掉特
殊工人的帽子，培养直辖工人成为挖煤、掘进技术人才，以影响各把头工房的特殊工人争取摘掉特殊工人帽子，得到更多的待遇和自由，缓和特殊工人斗争和制止逃跑的局面，提高煤炭生产支援东亚战争。虽然敌人采取缓和办法，并没有解决特殊工人破坏生产和逃跑的根本问题。加上在1942年4月柳塘大斜坑、茨儿沟四斜坑发生了瓦斯大爆炸，牺牲了多数工人，这种瓦斯大爆炸的恐怖，使更多的工人装病不下井，大批工人破坏电网拼命逃跑，逃跑的特殊工人多数被电网电死。即使跑出电网也是被敌人抓回来，多数工人被敌人用刑死亡，少数人回到把头工房。在这种情况下又听到日本在太平洋战局危机，就增加了特殊工人逃跑和破坏生产的斗争信心。
当时在我们特殊工人中有三种不同的思想情况，一是坚决跑出去投奔革命或回家为民；二是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等待抗日胜利解放；三是安分守己靠天由命，甘心当奴隶，第三种思想占多数。1943年六七月本溪湖宪兵队和煤矿特务系、采取了新的行动，将柳塘各工房所有的特殊工人集中在一起，改名为辅导工人，敌人为了对辅导工人严密的控制和加倍统治，成立了以日本人和伪职员组成的辅导班事务所。在辅导工人集中处增设了第二道更坚固的电网。又成立了辅导警备队，采取了看守电网大门和接送辅导工人上下班的监视措施。又从本溪矿特务系派来了姓吕和姓刘的两名特务长期在辅导工人中进行活动。将原有的特殊工人中队部改为辅导工人中队部，统辖2、5、6、7、8、9、11、12、13、14、15、16、17、18、19、21、22、23，共18个辅导工人小队、1700人左右。辅导班事务所为加强辅导中队的事务工作，5小队的孙少勇，15小队的杨锡岳，13小队的我被选到辅导中队部，主要任务是管理工人出勤人数，分配物资、审查各把头的工资计算等工作。我们三个文书起初回到小队吃住，后来中队长曹堪芝为了工作方便，在中队部建起了伙食，叫我们三个人搬到中队部住，从此我们三个人吃住在一起，逐步互相有了解，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党的小组，开始进行党的工作。因为没有党的组织和党的策略方针做指导，当时我们三个人商量，目前主要任务是争取、团结多数工人向我们靠近，取得工人的信任，打击个别少数日本人和狗腿子，感化伪职员，转变他们对工人的态度。经过一段工作我们取得了初步成绩，有许多工人看到我们替他们说话，有事找我们帮助他们想办法解决，催班的日本人被我感化争取过来了二个人，转变了他们对工人的野蛮态度并在某些问题上向工人让步。
自从辅导中队掌握了各辅导工人出勤情况后，就直接的控制了各把头对特殊工人更多的剥削。使工人工资收入逐渐增多起来。在工人工资增多的情况下，日本人怕工人钱多了逃跑，就在辅导工人集中的地方增设了小卖店和妓女院，这些小卖店和妓女院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把辅导工人的金钱消费掉；另一方面在生活上麻痹特殊工人，走腐化道路；再一方面这些小卖店、妓女院成为日本特务的据点，收集我们工人中地下党的活动情报。虽然日本人和特务采取了种种方法也没有征服我军被俘人员坚强决心，在特殊工人中除有一部分人决心逃跑外，到处形成自发性的党组织，各个生产工地上秘密制造的生产事故不断发生。各自发组织为了隐避自身和制造日本与日本人、日本人与把头等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很多措施收买日本人和伪职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危机，一些日本人流露出厌战情绪“我们的不干，你们快掌柜的干”，在这种情况下辅导班各工人小队普遍地组织了自发性的党组织活动。
有一天夜间本溪湖来了几个特务突然到辅导班事务所，把工人小队班长张顺和辅导警备队员田喜文逮捕了，辅导班事务所张永也不见了。紧接着杨锡岳和小医务所张医生逃跑了。柳塘劳工系日本人命令警备队加强对电网大门和电网昼夜监视。接送辅导工人上下班的警备队监视工人更加严密，柳塘七斜坑口也加上了警戒暗哨。十余天时间本溪湖特务又逮捕了辅导工人颜栋、邓伯图，又经过七、八天的时间本溪湖警务科特务给辅导班事务所梅野日本人打电话说杨锡岳和张医生被抓回来了。本溪警务科特务又逮捕了辅导中队部文书孙少勇、辅导5小队长裴玉国、辅导工人16小队长谭庆高等同志。在此情况下，党组织的活动更加隐蔽了。
1945年夏，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进入失败的阶段，美国飞机经常来到本溪湖，听说鞍山、沈阳、抚顺等地区防空非常紧张。这一时期煤炭生产也不紧张了，日本人对辅导工人什么也不过问了。1945年8月18日这一天早晨，把头工房老工人从电网外听到了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本溪湖各煤矿劳工一片欢腾，纷纷扔下了镐头和铁锹，捣拦了电网。党在这种情况下，藏章同志在辅导事务所伪职员刘启淮家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组织工人保护煤矿财产，特别是对仓库和粮库的保护，派代表与茨沟党组织联系，联合行动。会后根据决议精神，立即进行行动，藏章同志负责前去茨沟联系。后经陶守崇同志提议，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大搞宣传东北14年日本统治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和祖国解放，迎接祖国军队到来；二是组织发动工人保护厂矿企业财产的安全，等待祖国来接收；三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我军未到之前组织武装，成立本溪湖治安大队。
柳塘小组根据茨沟陶守崇同志的补充意见采取行动。我到茨沟与邢房银取得联系，他们派一个工人小队长和我一起搞敌伪武器。一个阴雨天，茨沟和柳塘工人十一点钟前在茨沟集合开会，会后立即以游行示威方式向市内前进，在游行过程中，我组织了一些人，以达到为我们多搞到一些枪支的目的。游行队伍到达本溪湖车站，我领柳塘工人，除安排一部分人去抢夺大枪外，猛攻放有手枪和弹药的仓库，攻击获得全胜。工人刚刚夺取了武器，本溪湖宫原日本军得知消息，开来了两汽车日本兵到达火车站，立即被我们武装的工人包围，不准日本人下车，临时通知日本翻译谈判，避免武装冲突，迫使两汽车日军退回宫原。我们留一部份有武器的工人警戒，又猛攻茨沟大白楼警备队，获得全胜，在大白楼地下仓库夺取了一些枪支。夺取敌人枪支武器获胜后，茨儿沟陶守崇和邢房银的同志指示茨沟组成三个战斗中队，柳塘也组成三个战斗中队，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国民党军官高德发被选为中队长、我任教导员，中队以下设三个连，这三个连长和指导员全是八路军干部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和加强统一领导，团结中央军被俘人员，茨沟成立了本溪湖治安独立大队部，统辖茨沟、柳塘六个中队，国民党军官担任大队长，我八路军干部邢房银同志担任副大队长，陶宗崇为政治代表，这些武装权利基本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占领了本溪所有厂矿、企业和地方军用仓库，保护财产安全，等待我军接收。
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到达沈阳时，本溪湖治安大队派陶守崇、史子亮等人为代表前去沈阳联系，接到十六军分区命令，本溪湖治安大队改为十六军分区第六十二团，任命贺觉民为团长，邢房银为副团长，陶守崇为政治处主任，又从军区派来张瑞林任团政治委员，柳塘、茨沟六个中队合并为三个营，我被任命为第三营教导员，高清发为第三营营长。
敌人逮捕本溪柳塘的地下共产党员案件，一些被逮捕的同志在“八一五”后获得解放，关押在本溪湖特务机关的孙少勇死在狱中，杨锡岳、斐正国、谭庆高、邓伯图、张顺、田喜文等同志被日寇拉到彩屯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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