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煤矿劳工口述资料吴玉璋 陈东才 王殿贤 范广文 王克明 郭自力 杨景安 冯振禄魏映堂 侯增寿 李关生 申 仲 薄青槐 南 品 刘振山 高禄长 贾振江 张德文 李有林 赵树明 李树海 王延明 吕新科 武平义 张贺林 柳文科 冯广学 吕学增 李春玉 王金生 董建德 
吴玉璋 （按：吴玉璋，原籍吉林九台县，1920年生，现住盘锦市。此材料根据2003年5月16日采访录音整理。） 我原籍是吉林省九台县吴家村。1943年8月，村里派劳工，共去了三十多人，有去虎林的，也有到别处的，我被分到了辽宁省抚顺煤矿东露天掘。到了抚顺后，住的工棚子简陋破烂，外面下雪，屋里就飘雪花。每个工棚住三十多人，也没有炕，就在地上铺些干草直接睡在地上。吃的是高粱米和掺橡子面的苞米面，菜是咸菜或一碗白菜帮子煮的汤，根本吃不饱。干的活是挖土皮子，挖下一层土后，下面就是煤，另有人开采。我们劳工干活有日本人监工，监工的在眼前，大家就赶紧干，监工的不注意，大家就磨洋工，没有人认真给日本人干活。我们在抚顺干了三个月活，在此期间也有人死去，有时有病重的也被日本人拖走了。如果有熟人，才会给弄口棺材装殓。但我们这期劳工期限不长，到三个月期满后，我们就被放回家了。 返回目录 陈东才 （按：陈东才，山西闻喜县人，1922年生，1941年被押到抚顺老虎台矿为"特殊工人"，解放后在抚顺胜利矿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1939年，我在家乡参加抗日，在青年决死队一纵队212旅54团1营2连当战士，1941年6月在太行山浮山县境内对日作战中被俘，一起被俘的共80多人。同年7月被押到太原集中营，9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在老虎台矿万达屋二区采煤，属于"特殊工人"。到矿上后，开始时我们还算自由，被安排和以前的老工人住在一起，是一个大房子，里面有48个人。每天和老工人一起上下班，没有军队管制，也可以外出买东西，伙食虽不好，但也可以勉强吃饱肚子。10月份左右又来了一批"特殊工人"，听说也是从太原集中营来的，他们被集中关在一间大房子内，每天由军队管制上下班，像犯人一样。不久我们的伙食开始下降了，由每天的7个窝头减到5个窝头，以后越来越少了。 1942年（另据南品回忆为1941年12月），同我一起被押到抚顺的部队领导南品和一个王指导员，联络了老虎台、龙凤矿和南花园一带的矿工准备集体逃跑。我们集中在一起，由南品率领逃向高尔山，结果被日本军队追上并包围起来，全部被押到浑河北监狱，逃跑失败了。敌人审讯我们，想找出领导人，并给我们灌辣椒水，我们都宁死不招，有几个人昏死过去。南品和王指导员不忍让大家受刑，就站出来说："我是领头的，放了他们。"不久，日本人就把我们送回矿上，南品等被判了刑。 回矿以后，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人身自由，每天由军队管制上下班，井下还有大票（把头）管制我们，经常无缘无故打骂我们。冬天到了，矿上只发每人一件棉装，要上衣就没有裤子，矿上也不给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发被褥，好一点的用两个麻袋套在身上御寒，而大部分人都是挤在一起取暖的。许多人都衣不蔽体，被活活冻死。一次有一个姓郑的人在冬天得了病又吃不饱被活活冻死了。到了夏天又热得要命，蚊虫叮咬，许多人都得病死了。总之，矿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死，"死"对于"特殊工人"来说，是最寻常的一件事。以后我们又几次逃跑，都被抓了回来，继续做苦工，直到1945年光复。 返回目录 王殿贤 （按：王殿贤，1920年生，河南卢氏县人，1939年参加抗日，1941年被俘，被押到抚顺龙凤矿为"特殊工人"，解放后在吉林市吉化医院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3月。） 我是1939年8月被抓壮丁到国民党军队27军45师133团1营2连当兵，1940年4月与日军作战时被俘，押到太原集中营。约1941年1月，我们被用闷罐车押送到抚顺。在车上人多，根本坐不下，一个挨一个地站着，一点风也不透，口渴又弄不到水，一路上死了不少人。到抚顺后，我们有200来人被分到北大井做苦工。到了工棚以后给每个人编个号码，只叫号码，不叫姓名。我的号码可能是叫9246（记不准确了），并给每人一张身份证，战俘叫"特殊工人"，身份证上有两条红线。工棚外面用铁丝网围着，平时不准到铁丝网外边去。要是出了铁丝网外边去，被黑帽子（汉奸）看见，就视为逃跑，抓回来绑在柱子上叫狼狗咬，用鞭子抽，灌凉水，活活整死为止。给的棉衣（棉衣钱从工资中扣除）里边絮的都是破布条子，短线头子，根本就不挡风。下井背的是盐酸电池灯，刚来不懂，弯腰干活，盐酸就流出来洒在棉衣上，全都烧成一块一块的。晚上睡觉又没有什么盖的，只好穿着衣服睡。吃的是红高粱粥，身上又冷。刚来水土不服，都泻肚子，一天还得下井干十几个小时的活。那些天，天天都死人，鬼子根本就不给医治，死一个就放到工棚山墙头。有三个四个的才叫人拉走，送到葛布街乱坟岗去那里。那些看坟的遇到死者穿得好 一点的就扒下来拿到市场卖给旧衣摊，完了就草草埋掉。十有八九的尸体露在外边，叫成群的野狗拽得哪儿都是，尸骨遍地。我们工棚的王明死后，我们几个人怕看坟的胡乱掩埋，被狗吃掉，就跟车去埋。谁知那坟地的狗一群一群的个个肥壮，两眼通红通红的，根本就不怕人。看样一两个活人进去，也会被这些狗吃掉，那些被送去的死者，后果不用说也会明白的。 在井下干活，就是在水里干活。新开的巷道地上都是水，深的地方有七八寸深。有的掌子面顶板上向下漏水，把身上穿的衣服弄得湿漉漉的。鬼子看见谁干活稍微慢点，就用手中的尖嘴锤子打你，嘴里还骂"八格亚鲁"。真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到了1944年连红高粱粥也喝不上了，鬼子给的是橡子面，放到锅里蒸，都撒在屉上，怎么蒸也蒸不成个。吃到嘴里苦涩苦涩的，吃了又泻肚子，还得下井干活。有的实在干不了歇工，把头就挨个往井下赶，说什么脑袋硬不，脑袋硬就得下井干活，没有法子就得坚持干。 到了1945年8月15日光复时，"特殊工人"剩下来的也就不多了，连茨沟、龙凤几个矿的人都集合起来还不到200人呢！ 返回目录 范广文 （按：范广文，山东诸城人，1918年生，1941年参加抗日，1942年被俘，被押到抚顺老虎台矿为"特殊工人"，解放后在老虎台矿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3月。） 我于1941年在河南永城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3月在与日军作战时被俘，先在开封被押了3个月，6月被押到黑龙江黑河修一条通往苏联的道路。在修路的6个月中，能死上千人。1942年我们一行人被押到抚顺，住在老虎台的劳工大房子里。在老虎台矿共有7个大房子，每个大房子有200多人。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是用草铺在炕上睡觉。我们每天早晨6点多钟起床，由日本人用车把我们拉到东岗下井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2点多钟才回去。在这里每天只能吃到窝窝头、高粱米，而且还吃不饱。由于劳动强度大，吃的住的又不好，许多人都得了病，可日本人不但不给治，还把病重但还未断气的人扔出大房子。他们是不讲人道的。在"特殊工人"中还有八路军的三个工人大队长徐队长、段队长和刘队长，被日本人抓起来，绞死后扔进了浑河。 八一五光复后，我们"特殊工人"一部分回到了部队，一部分人回了家，我和一些人留在了老虎台矿。 返回目录 王克明 （按：王克明，山西省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抗日，1941年被俘，被押到抚顺搭连矿为"特殊工人"。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12月。） 1938年，我在家乡山西参加了华北抗日民军，1941年4月在山东乌龙集同日军作战时，连战七天七夜，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一个连120多人只剩下20多人，最后我同另外11个人一起被俘。我们先被押到太原集中营，七八月时被押到抚顺，我们这一批到抚顺的共600人。 到抚顺后，我们先被带到"大衙门"消毒。消毒并不是洗澡，而是用一种酸之类的东西往身上喷，气味呛得人淌眼泪。在消毒后，由煤矿的把头将我们带走。我被带到搭连矿坑。在矿上，我们住在大房子里，有50人左右，由日本军队看管。白天还算自由，夜间不准走动，一出门就被带走送到辅导院，到那儿的人没几个活着回来的。我们由日军看押下井，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不许停下，若一停工就有人来管。如果谁生了病，把头就拿镐把、铁棍来找，若还不下井就打。他们的原则是只要脑袋还有热乎气就得下井。在这里吃饭也是吃不饱，一天只给4个窝头。我们上工挣的几元钱都用于买酱、买饭贴补。由于活累，劳动条件又差，许多工人都生了病，日本人不但不给我们治病，要是发现谁得了传染病还要用汽油活活烧死。当时只要是拉稀就被认为是传染病，就要送到席棚隔离起来，而一到席棚就必死无疑。所以我们一发现拉稀就用土盖上。后来一个长春来的医生到矿上调查后发现，这些病都是因为吃不上饭营养严重不良而得的，并不是传染病。 因为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就联系了5 个人想往热河逃跑。不巧在准备逃跑的头一天井下发生了事故，相约同行的2个河南人被砸死了，我们剩下的3个人准备处理好死者的尸体后再走。但有个姓王的心急，就先逃走了，没想到3天后被抓回来，经过一顿毒打，灌辣椒水后又被迫下井，不几天也死了。我和一个叫郝东魁的跑出后先到铁岭，但由于日伪看管太严，无法乘车到热河，只好辗转回到抚顺，先在一个地主家扛活，但面临着被抓回去受刑的危险。没办法，又通过一个二头子（二把头）向把头讲情回到矿上干活，直到八一五光复。 返回目录 郭自力 （按：郭自力，山西洪洞县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山西抗日青年决死队二纵队。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1941年7月，我在河津县上井村与日寇作战中被俘。当时全连120人左右，与日寇激战半天，仅剩下20多人，连长王纯仁负重伤，失去指挥能力，日寇趁机而上，我们剩下的人全部被俘。我们先被押在山西运城，又曾被押到中条山修路，1942年上半年被押到抚顺，大部分人到老虎台煤矿去了，我到了西露天矿，从这时才得名 "特殊工人"，直接由冯太玉把头管理。大把头王文魁也在这里。日本人配给些橡子面，不给粮食吃，无可奈何吃了后拉不下屎。日本人还在被俘的所谓 "特殊工人"中专选个子大、身体壮的人做实验。在我住的同一间大房子里有个名叫贾双玉的人，他也是山西人，年轻力壮，个头大。一天日本人把他喊去，从背后穿了一针，抽了些什么东西，这个人不久就死去了。日本鬼子经常指着我们这些"特殊工人"恶狠狠地说："你们跟他们（日本鬼子从关内骗来的劳工）不一样。"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呢？鬼子把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当人看待。我看到这些被骗来的农民到抚顺后，有很大一部分全家老少就呆在露天地里，他们回不去了，每天都有一部分人因冻饿而死，大人小孩的尸体拖都拖不完，开始用无底匣子拖，后来直接用车子往外拖。 1942年，我和白宝山、张庆魁、郝庆连，还有一个姓冯的一起逃走，刚走到南花园，便被人告密，一帮"黑骡子"（穿黑衣服）警察迫使农民手持铁锨、木棍把我们围了起来。这时日本人也来了。因寡不敌众，除姓冯的跑掉外，我们三个人被捉回。日本人拷打我们，还有电刑逼供，要我们说有什么政治目的。我们都咬定硬不讲。最后把我们押回劳务系，当天送回原地继续当"特殊工人"，直到1945年光复。 返回目录 杨景安 （按：杨景安，河北文安县人，1922年生，解放后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交通局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我于1938年参加抗日人民自卫军，是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时被俘的。被俘后先被押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干了3个月，然后被押到抚顺。我记得可能是在龙风煤矿，被敌人强迫挖煤。在矿井里，战俘们没日没夜地在潮湿的井下挖煤，吃的是发霉的粮食，有的人生了病也要去干活，干不了的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没人给治病，也没人管，直到死了被敌人扔出去，有的人还没等死，也被拉出去活埋。我们在井下挖煤，不时地受到敌人的毒打、体罚。日本鬼子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不如猪狗。这样长期下去根本活不了，因此我们几个难友偷偷商量，反正也是死，不如逃跑，跑成了能活下来，不能为鬼子卖命等死。 就这样，我在抚顺呆了一个多月，就和十几个难友在一天深夜趁敌人不备，偷偷地跑了出来。十几个人目标大，我们就在一个山沟里分散开，我单独一个人跑了。当时找抗日组织找不到，身无分文，口音又不对，怕被敌人抓回去，只好白天躲藏，夜间朝河北天津方向讨饭行走，还给地主打过短工。就这样，又经过几个月千辛万苦的跋涉， 终于在1943年春天回到了河北文安县家乡。 返回目录 冯振禄 （按：冯振禄，河北赞皇县人，1919年生，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42年5月被俘，被押到抚顺煤矿，解放后曾任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我是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在山西左权县被俘的，先被押到太原集中营关了两个月，然后敌人将我们分期分批押到南满的几个煤矿，听说是日本太原军管区把我们卖给"满铁"了。接收我们的是抚顺劳工协会，填了卡片，照了像后，我被分到老虎台矿做"特殊工人"，干活归把头吴子贞管辖。煤矿对我们"特殊工人"实行更严格的管理，逼迫我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虐待我们，迫害我们，不到一年，我们住的大房子空了一半，一部分人被折磨死了，一部分人冒险跑了出去。 返回目录 魏映堂 （按：魏映堂，山西武乡县人，1922年生，1938年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1939年在中条山被俘，1940年被押到抚顺龙风矿为"特殊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3月。） 我被俘后，先被押到太原，后被押到抚顺龙凤矿，住在劳工大房子里。到抚顺的第二天办劳务登记，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双手涂上印泥，盖了手印，给我的编号是2629，要我一定记住。第三天就开始下井采煤。把头渠安生对我们说："你们的班长叫谢××，以后每天跟他干，三班倒。"每天下井采煤，发给5个玉米面窝窝头，不下井不发。这一做法太毒辣、太惨无人道了，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我们一肚子的苦水给谁说呢？每天下井一干就是8个多小时，每班都有鬼子随时在井下检查。一次鬼子来检查时，不问青红皂白，手提一长柄铁榔头，将我们正干活的6个人全部用榔头敲打了，嘴里哇啦哇啦地不知说什么东西。当时铁榔头猛打到我的左脚大脚趾上，疼痛难忍，站都站不住了，更无力干活了，坚持到上井后，脱下水袜子（可以防水的鞋子，每次下井都穿它）血流不止，血积成块，脚部肿大。就这样也无处医治，只好听天由命。 经过40多天伤口还没痊愈，还不能下井，但是还是含着眼泪，忍着疼痛，下井干活了，如不下井只有活活饿死一条路。我的生命能维持受伤这40多天，都是难友们每天少吃一点接济我。饿不死，吃不饱，十指连心，疼得我整夜整夜不能入睡，伤势更加严重，只好蒙头痛哭一场。尽管难友们同情我，接济我，每次吃到他们给的东西，我的心难受极了，他们全天也只有5个窝窝头，一顿吃了也饱不了，何况又要给我吃呢？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四周都用铁丝网拉起来，生怕我们逃跑。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对面铁丝网外，我们每天都可看到死去的难友被扔到山坡上，每天至少有三五个尸体被扔到那里，根本无人埋，我亲眼看到狼呀、狗呀互相争吃尸体。和我一起下井有个叫杨金有的，生了病无医无药，不到一周就死了。1941年冬天，井下发生大事故，据说40多人登车下井，钢丝绳断了，在车上的人全部死亡。这些实例很多很多，举不胜举，有许多惨事根本不叫我们知道。长期干下去，我们迟早也要死在这里。 如果逃跑在关卡被抓回来，就会活活被洋狗咬死。一次我在下井的路上看到电线杆上捆绑一个苦役，鬼子指挥洋狗咬他。洋狗并不是一口就把人咬死的，十口二十口也咬不死，已咬成一个血人，心脏还在跳。我在路途中看到这残忍可怕的情景，眼发晕了，腿软了，再也不敢看了。但即使这样，我仍然想逃。如果被鬼子抓回来，咬死也甘心，否则只有病死、饿死，也是死呀！后来我结识了一个老工人，山东巨野县人，叫郭明礼，"九一八"前就在这里干活，每年都回老家看看。我就有意接近他，后来终于通过他的帮助把我带到山海关，在1942年农历8月28日夜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返回目录 侯增寿 （按：侯增寿，原籍山西人，1923年生，1937年参加山西新军，1942年被俘，被押到抚顺老虎台矿为"特殊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参加了山西新军政卫队209旅53团2营5连当战士，1939年12月编入抗日决死队42团，后编为25团1营2连任文书。1942年2月在长子方山战斗中被日军俘虏，被押送到抚顺煤矿老虎台矿二区当"特殊工人"。我在老虎台矿下坑两年，在8路采掘。日本领班叫长壁，分管二区的叫波多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令人颤栗。 在抚顺煤矿，一是工时长，劳动强度高，强制劳动手段残酷。大部分人积劳成疾，病死异乡。实行两班制，每天工作12小时，坑底交接班，加上吃饭和上下班走路，每天至少要14小时。再加上劳动强度大，一锹煤二三十斤，不是装煤箱就是装电溜子，稍有迟慢，日本鬼子领班长壁见了就打，强迫劳动。1943年5月的一天，我感冒发烧，恰遇"出炭周"，我带病下坑，鬼子长壁见我动作迟慢，狠狠地打了我一顿。二把头叫班，手持镐把，不听指挥，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再加上工房卫生条件差，臭虫、老鼠之多实属罕见，传染病不断，好多工人被折磨成疾而死。仅我住过的三号工房，我亲眼看到有20多人死在那个房子里。死后那里根本不给棺材，拿草席子卷了送到山后乱葬坟里。至今回忆，惨状令人难忍。 二是残酷的剥削，微薄的工资，牛马的生活。我们在那里下坑，满20天之后，开一次工资，每次开20多元，平均日工资1元多。可是我们出煤6个人一组每天要出200多吨，所给的工资可怜到极点，都被日本鬼子剥削去了。生活实在苦极了，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一年吃两顿白面，穿的仅有一身破烂衣服，晚上连身睡，没一个人有被褥铺盖，枕的是木头，过着犯人的生活。就连玉米面糕也不能随便买，要经日本人开票发给，不上班不给吃。病了没人管，谈不上医治，除了难友们互相照料治理外，矿方根本不管，死了抬走了事。当时日本人实行配给制，像食糖、粮油等食品根本吃不上。一句话，只要你干活，不管你死活。 三是人身自由、行动受限制。听把头说，"特殊工人"是日本皇军卖给抚顺矿务局的，只许好好劳动，没有离开抚顺越过浑河的权利。每个工人都有工号，我是4576号，建立有档案，上面有指纹，是他们的终身奴隶。在抚顺各矿区，设有宪兵队、派出所，抚顺市车站、关卡有特务便衣，监视"特殊工人"的行动。1943年7月，我和山西大同一个姓张的工人，托人买好车票计划乘火车逃跑。正当我们在火车占准备检票时，两个特务把我俩叫出，盘查我们要证件（旅行证明书），我们没有，被他带到炭矿地下室关了两天，不让吃饭。第三天把我们送回老虎台，交给了日本鬼子波多野，把我们身上的钱全部没收，又继续下坑。1944年春节之际，我又一次乘机逃跑，才死里逃生。 返回目录 李关生 （按：李关生，山西临猗县人，1922年生，1938年参加抗日，解放后在山西省临猗县法院工作。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1938年，我在家乡参加抗日决死一纵队，在212旅56团担任班长。1941年9月23日在山西浮山佛庙岭与日军作战中被俘。我们先后被押到临汾、太原，后被押到抚顺万达屋煤矿挖煤。 煤矿中的日本把头、特务对中国人看管得很严，动不动就打就骂，每天都有中国人被折磨死。战俘在煤矿不能自由行动。吃的是橡子面、高粱面，就这还不能吃饱。日本人在煤矿规定中国人不能吃大米。中国战俘在煤矿挨打挨骂，受冻受饿，干的是牛马重活，吃的不是人饭。受伤、得病不准看，光我认识的惨死在煤矿的就有几十人，其中有熊彦顺、梁义红等人。 返回目录 申仲 （按：申仲，河北巨鹿人，1942年被押到抚顺老虎台矿为"特殊工人"，解放后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1942年，我所在的冀南军区平原剧团的一批骨干调归冀南文教总会组成文工团，我任团长；秋天我们配合部队开辟大名、魏县一带新区工作。11月15日，我们在张辉屯附近，和群众一起被日军包围，日军将我们和一大批青壮年集中在一起，用绳子从背后将双手捆绑起来，用汽车押送到大名县伪警察所监狱。一周后，又将我们押到石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12月8日，我们被押送到抚顺老虎台矿，住进了给我们"特殊工人"准备的劳工大房子，开始了挖煤生活。 在煤矿，工头宣布干活就有工资，但我们每天每人只发六七个三和面窝头，想吃稀的就把窝头弄碎用罐头筒煮粥。天天早上太阳没出来，张师傅就带着出工，晚上太阳落了才回来，终日在黑暗中过活。一天和我同来的刘秀峰突然倒下了，高烧不退，我们上工前给他弄好吃的喝的，一天收工回来，他已死在炕上。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看看屋里，来时人挤满的炕已空了半截啦！我们含泪用他的破被裹好尸体，抬到一个乱葬山坡掩埋了，悲愤难忍更激励我逃出去参加抗日报仇的决心。 年节快到了，矿上真的发了十几元工资，并拉拢人心地说，过了年好好地干，工资还有增加呢！我们好好地收起这些卖命钱，备作路费。等到旧历年三十夜，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挨到半夜矿山死一般的寂静时，我和胡志仁、苏亭贵趁敌人回家过节的空子，登着木板越过电网，寻着僻静的山道向西方逃走了。天亮时到一个小山村，离矿已经三十多里了。村里人的前辈多是逃荒过来的，村名叫山东庄，他们见了关里人都很热情。我们又一路向西走，经长途跋涉，我终于在4月回到了冀南根据地找到了部队。 返回目录 薄青槐 （按：薄青槐，山西定襄县人，1922年生，1937年10月参加抗日，1941年被俘，被押到抚顺煤矿为"特殊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5年2月。） 我于1937年10月参加晋察冀第二军分区六大队任测绘员，1941年6月在山西省繁峙县壳瓦村崖头组织战役侦察时被日军包围，同侦察员梁越、侦察参谋李林橡同时被捕。我们被关押了4个多月，又被送到太原集中营，不久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在抚顺煤矿，居住条件是很差的，100多人住在一起，地上铺着草，也没有被褥，少吃没喝，还要坚持每天8小时的挖煤、推煤，稍一歇息，就是棍棒相见。因旅途劳累，加上饥饿、寒冷，没有吃喝，和我同来的梁越到抚顺煤矿没有几天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疗很快就病逝了。死后日本人根本不管，还是我们几个难友将其抬到外面掩埋了。由于工作条件太差，井下经常出事故。一次井下着大火，日本人不管工人死活，仓惶逃命，有些中国工人则被活活烧死。 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因劳累、饥饿和日本人不断的棍棒相加，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长疮、流血、流脓，严重感染。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给治疗，还强迫下矿工作。最后确实不能下井了，病倒不能起床，看到我再不能为其卖力干活了，便将我赶出了煤矿。以后历尽千辛万苦，于1942年6月回到河北唐县解放区，当地组织将我送回部队。 返回目录 南品 （按：南品，原名王敬堂，河南沁阳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山西抗日决死一纵队212旅作战参谋，1941年被俘，被押到抚顺煤矿。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训练部部长。此材料形成于1961年。） 我是1941年9月23日在山西太岳区因日军扫荡时受伤被俘的，同时被俘的共170余人，10月下旬被送到抚顺煤矿为"特殊工人"。到抚顺后，我们三十几名党员组织了临时支部，由我和马苏义、熊言顺负责。支部的任务是：团结我们同志，继续与敌人斗争。当时由于敌人迫害，加之天冷无衣穿，又吃不饱，再被强迫下井劳动，每天患病的同志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碰头专门研究病人的问题，当时指出：下井干点活或者磨洋工挣来钱不要光为自己吃花，把钱集中使用以照顾病人。由此我们选拔一些无病力壮的同志下井多干活挣钱，而缓和了一下情况。但由于日寇统治逐渐严格，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不久我们同志因病而牺牲的越来越多，而日寇竟把我们牺牲的同志的尸体垛起来，激起了大家的愤恨。同志们提出："宁可砸死，也不愿等死"，"争取英雄的死，反对屈辱的生"，情绪激动高涨。支部根据大家的情绪研究暴动逃跑的问题。提出，先派人出外摸摸底找好路线，侦察敌情，之后支部做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工作。1941年12月20日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了，在支部领导下，70多名"特殊工人"参加暴动，破坏了电网逃出煤矿。我们首先过浑河入北山，打算在天亮前赶出70里，但天亮前只走了30余里，到了三家子村。这时，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动向，但我们放松了对向导的警惕，结果向导从厕所逃走，到离村5里的派出所告密，敌人立即行动，很快乘汽车四面向我们围来。我们发觉后立即进山，但由于是孤山，敌人从早7点到午后3点，用机枪连续射击，结果牺牲3人，跑出去十几个人，40多人被捕。 敌人把我们押到伪抚顺警察局的地下室，开始进行非人的行讯，如过电、灌冷水、上大吊等，因同志们表现得很坚强，终未暴露领导暴动的几个同志。敌人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承认反满抗日，在这种情况下，牵连许多同志反复受刑，我们就统一了语言：暴动是我们指挥的，与他们无关。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刑审讯，我们3人被押送到伪奉天高等法院判刑，其他40多名同志被押回煤矿劳动去了。 返回目录 刘振山 （按：刘振山，原籍山东，1926年生，解放后曾任龙凤矿副矿长。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5月。） 回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我们每个矿工都有一段心酸的血泪史。那时候抚顺煤矿工人的来源多为山东、河北。招募工人一事通常都由把头去做，施以种种欺骗手段，招募工人。他们招徕的越多，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龙凤地区被招募来的矿工约有1万人，有一个大把头叫牟金义，搭连坑被招募来的工人有3 万人。我与我父亲是1942年由山东招募来的，听信了招工头子的胡言，说到抚顺煤矿吃的好、穿的好，还给开工资，就来到了抚顺龙凤矿。到矿上一看心就凉了半截，根本不是像把头说的那样。我父亲当了下井的采煤工人，我只有十几岁，在矿里当"小孩"，实际就是童工。我们被分在不同的采区，一个采区有5个日本人监督。采煤工人劳动时间是12小时，6顶6，早6点到晚6点，两班倒。每天出煤3000吨。 当时煤矿工人的状况苦不堪言，为养家糊口，只得用汗水乃至生命去换微薄的薪水。每晚吃的是玉米和橡子面的窝头，吃的菜是盐水泡葱和黄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在各矿坑附近，建有大房子，每处大房子住有几十名矿工。 当时矿工下井采煤，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日本帝国主义光要煤，不管工人死活，片帮、冒顶、顶板塌陷、瓦斯爆炸等井下事故不断发生。1939年4月26日上午10时许，龙凤矿发生了一起惊人的瓦斯爆炸，据日伪资料记载，共炸死70多人，重伤26人，轻伤工人44人。这次瓦斯爆炸发生在龙凤矿井下。爆炸的前一天，一名中国放炮工人到掌子面把火药装上，引爆前他检查测量发现坑内瓦斯多达三分以上，超过放炮标准，既不能放电炮，更不能放火炮。之后他离了掌子面。第二天上午，这位放炮工人又到那里去，经检查测定，坑内瓦斯仍然超过放炮标准，他仍没有点炮，准备离开，正好碰见日本监工村木，村木用手指着放炮工人厉声斥责："你的，为什么炮的不放？"工人回答说："瓦斯大大的有，超过标准，不能放炮。"村木听工人这么一说，火了，高声喝道："什么标准的超过，关系的没有，快快回去，炮的给！"放炮工人没有动，不愿去送死。村木两眼瞪得溜圆，火冒三丈，上前给放炮工人两个大耳光，顺手从背炮盒的工人肩上把炮盒子夺了过去，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不放，我的放！"放炮工人看村木怒气冲冲往里走，真的要放炮，吓坏了，赶紧拉着另一背炮的工人往外猛跑，他俩跑了不远，就听到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瓦斯爆炸了，刹那间，巷道的棚子坍塌下来，坑内浓烟滚滚，放炮工人和背炮盒子工人被震倒在地，村木当场炸死，附近干活的矿工全部惨死在井下。 一次，我父亲在井下起溜子， 顶板下来被砸坏了腿。由于没钱医治，腿部发炎、溃烂，不能干活，最后被拉出大房子，死了。后来我也到井下去挖煤。有一次冒顶把我埋了好几天，被工友们发现才把我救出来，算是捡了一条性命。从我们山东老家临清来龙凤矿的工人有50多人，几年时间过去剩下的没有几个。 1943年夏秋之际，霍乱在抚顺流行蔓延，夺去了成千上万同胞的生命。这次霍乱病是从抚顺金泰公司的窑业公司传染开来的。该公司设在龙凤地区，其工人都是从关内招来的，住在单身宿舍大房子里，由于他们刚来抚顺，生活环境很不适应，水土不服，吃的是高粱米面掺橡子面的窝窝头和咸菜条，室内空气污浊，臭气熏天，加上其劳动时间长，生产条件恶劣，因此得病的人越来越多。8月间，在龙凤窑业厂发生了霍乱病，病人连拉带吐。由于厂方不给治疗，病人就在屋子里吐，在屋子里拉。当时正值盛夏伏天，天气闷热，很适于病菌繁殖。传播，到9月初很快地流行蔓延到整个龙凤地区。霍乱发病力强，死亡率高，传染上后，体弱的人在几小时内就死亡。有的人为别人送葬，因受传染，抬棺材到半道，就病倒在地，有的甚至当时就死在道上。由于龙凤地区得病死的太多，造成了龙凤矿停产，并波及其他矿井。日本当局十分焦急，随着成立了霍乱防疫本部，把龙凤地区定为"疫区"，并把矿工工棚用电网围起来，派大批军警和医务人员到矿区进行"防治"。 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大张旗鼓地对霍乱进行"防治"。经常挨家挨户强行取每个人的粪便进行"化验"。有时把老百姓聚集在大街上，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挨个个取便。轮到谁，谁就得把裤子脱下来，接受取便"检查"。"医务人员"用的器具不消毒，取完这个人的就取下一个人的。有的人没有便，日伪军警就将其按倒在地，用脚往肚子上踩，硬往外挤。谁不接受检查，就要遭到军警殴打。青年矿工周童清的妻子因对"医务人员"的无耻行为稍加反抗，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流产，含冤死去。经"检查"，凡有"病菌"者，一律由军警带走，送交隔离所。对龙凤地区霍乱病流行严重的居民区和工人的"大房子"，日本当局一律用铁丝网围起来，由日伪军警把守，不准随意出入。由于霍乱致病力强，使得病人越来越多，每天都要死很多人。日本当局发现哪家死了人，就不再检查了，把死人的人家的门钉死，不准出入，实际上就是把一家人全判了死刑。许多人家怕封门全家遭厄运，得了病就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就是死人也不敢声张往外抬，不得不把尸体藏在屋子里，或偷偷地放在煤堆里。隔离所被病人挤得满满的，病人在里边活受罪，根本得不到治疗。日本当局用汽车一批接一批地把死人和活人一起拉走，送到火葬场，连人带病菌一起焚烧火化。 返回目录 高禄长 （按：高禄长，龙凤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有一次，日本人把一大群骨瘦如柴的病人集中到现在龙凤矿俱乐部附近的一个席棚子里，点清人数后，就用铁钩子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拖，用车拉走，到火葬场去火化。一些病人挣扎着不愿去死，日本人挥舞手中的钩子狠狠地往病人的身上打，把病人打死或打晕，然后再拖出去，扔到汽车上。有的病人用干瘪的手抓住日本人的衣角死死不放，哀求说："我病不重，能活下去，留我一命吧！"日本人听了根本不管，把人用铁钩子挑上车，惨不忍睹。当时不仅患病的人随时有被烧死的危险，就是健康人，一但被无端认定是霍乱病，也是必死无疑。有一名女孩叫王小秋，没得霍乱病，可是有个汉奸诬陷她，硬是说她有霍乱病，结果被活活火化了。当时龙凤矿医院天天死人，每天都要抬出30多具尸体，送到火葬场火化。 返回目录 贾振江 （按：贾振江，离休干部，解放后曾任龙凤矿选煤厂厂长。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日伪时期我们矿工是日本人的奴隶，每天工作12小时，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吃阳间饭，干阴间活。日本人和把头欺诈矿工，矿工干活稍有不如意，就不给传票，不让升井，还扣发饭票。有一个矿工因不满日本人的欺侮，与把头发生口角，日本人就用铁丝从肩骨穿上，带到矫正辅导院，后被折磨死了。 在日本人占领龙凤矿期间，矿工都住在大房子里。每间大房子里是对面大坑，住70～80人劳工大都没有行李，盖麻袋片，枕砖头，条件十分恶劣。日本人根本不拿中国矿工当人看，他们说中国"苦力"大大的有，死了的不要紧。当时我父亲在井下挖煤，有一次井下冒顶，我父亲被堵在巷道里，日本人不是想办法把人救上来，而是让救援人员去把电动机取出来，我父亲挣扎着挖了一个坑，蹲在坑里没有死，其余的4人都被压死了。 1943年，龙凤地区流行霍乱病，差一点一个矿工不剩。日本人为防止霍乱病的流行，曾设想把大房子围起来，用燃烧弹把矿工全部烧死，后来迫于矿工的抗议，才没有施行。虽然不杀全部，但对矿工每天三次检查屁股，用小勺挑肛门，如粪便是稀的，就被送到炼人炉。有一个矿工的儿子，刚刚从关里来到龙凤矿，由于水土不服，加上吃的不卫生，拉肚子，被日本人检查出来，被活活绑架，送到炼人炉烧死。当时平房里死了人谁也不敢说，如被发现，全家的窗门将被钉死，一家人都被闷死在屋子里，有的人家死了人就埋在坑洞里。当时由于死人太多，炼不过来，就用铁板烧人。 当时龙凤地区的万人坑，有新屯东山、龙凤矿南山、东窑地苟家当铺、阿金沟、东安小学等地。 返回目录 张德文 （按：张德文，山东金乡县人，1925年生，龙凤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5月。） 1933年我同父亲来到龙凤矿，当时只有8岁。14岁时开始在矿上上班，当时和闵玉春等在矿里当小孩，给日本人背饭盒，干杂活。当时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住在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12个人挤在一铺炕上，盖的破麻袋。炕很短，睡觉时，互相紧紧地挨在一起，翻身时得喊号子大家一起翻。当时吃的是又苦又涩难咽的橡子面窝窝头和咸菜条，一天只有早晚两顿饭吃，顿顿吃不饱，一些童工为了充饥，就到日本人居住区的垃圾箱里捡东西吃。把头只给他们每人发一套衣服，劳动服的质量低劣，几天就穿坏了。这些童工都是被拐骗出来的穷人家的孩子，从家里出来时穿的都是破烂单衣或夹衣和破布鞋，只有少数天气冷时来的穿着破棉衣。所以夏秋两季，童工们都光着膀子、赤着脚干活。到了冬天，就用破衣服，破纸左三层、右三层地围在身上，再把麻袋剪三个洞，套在身上，露出脑袋和两只胳膊，麻袋片的外面再用麻绳系上。当时有一个来自河北保定的童工陈柱在矿里看水门，为了防寒，他手提一个小火炉子，因距炉子太近，衣服被烤着了，他身上用铁丝缠了不少纸，致使火越烧越大，他脱不掉衣服，扑不灭火，结果被活活烧死了。 一次，一个日本人见两个童工煤背得少，走得慢，很不满意，骂他们两个是"磨洋工的干活"。把头于××为了讨好主子，抡起镐把就往这两个童工身上打，还用皮鞋头踢，打得两个童工抱成一团，满地翻滚，哇哇直叫。其中一个童工因伤势过重，几天后就死了。一次童工辛福春因头痛向把头请假，把头听了大怒，用皮鞭子杆敲他的头，问他脑袋硬不硬，说硬就得上班干活，接着抡起鞭子就打，把辛福军打得鼻口流血，满身是伤，最后还逼他去挖煤。童工陈黄忠、于振吉由于劳累，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病很重，走路直打晃，可是日本人还叫他们两个去煤厂抬煤。这两个童工抬不动，日本人就大骂起来，让把头教训他们。把头立刻扑上去，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当场把两个童工活活打死。当时龙凤矿的大把头有牟金义、王乐山、王保山、黄如海等人。 1939年5月2日，龙凤矿瓦斯爆炸死了140多人，都埋在现在的市16中学下面，那里有一个大坑，死人就往里扔。我姐夫当时是专门给死人挖坑的，多时一天就死27个人。现俱乐部的南山坡上和东安小学一带的山坡上都是坟地。到了冬天不能挖坑掩埋，就扔在大坑里，盖上破席子或麻袋头。当时工人没有名只有号。当时在龙凤矿有个把头叫王进，外号叫王大胶皮鞭子，还有一个把头叫苗大镐把，专门欺压工人。当时工人不能穿好衣服，你穿好衣服，就认为你要逃跑，立刻抓起来送进劳务系，一进劳务系，很难活着出来。当时工人死了矿上给一定的抚恤金，但到工人家属手里，所剩无几，都被把头克扣掉了。工人不能有病，在病也得上班。山西来的一个工人发高烧说胡话，把头把他扔出去，时值冬天零下30多度，哀求说没病，也不让进屋，被活活冻死。 返回目录 李有林 （按：李有林，辽宁辽阳灯塔人，1926年生，龙凤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5月。） 日伪时期，龙凤地区的万人坑，在现在的16中学附近、搭连五龙沟、阿金沟、老君庙，龙凤南山等处。 我是1941年从辽阳灯塔到龙凤矿做工的，当时13岁挂号上工，一天挣3角钱，6 个月转正.我在搭连沟三五坑井下看风扇，1941年一次瓦斯爆炸死70多人，死人根本没有棺材，随便扔在万人坑里，野狗吃人肉吃红了眼睛，人根本不敢从山上走。 1943年8月初龙凤地区发生疫情，到8月15日整个龙凤地区都有瘟疫，日本人逐个检查粪便，只要怀疑有病，就被送进大棚子里隔离起来等死，就是好了的也要被送到炼人炉去炼。有个工人叫韩应卓本来不是霍乱，也被拉去隔离起来，最后也给炼了，真是惨无人道。 1943年我当上木瓦工，在搭连坑18路干活，一次突然井下着火，我们一共4个小孩在井下呆了3天3宿，第四天我们才被救出来，这次火灾死了4个人，伤了45人。当时我们小孩是往井下背黄泥堵炮眼的，当发生火灾时瓦斯爆炸，把我们炸到巷道里，然后我们顺铁道爬出来。当时被炸死的人叫有个高德山的，连尸体也没找到，他母亲眼睛都哭瞎了。日本人找不着被炸死的工人，就说逃跑了，连抚恤金都没得到。 从那以后再不敢下井了，跑到龙凤学铆工，但不下井日本人就要把我送到矫正辅导院，没办法托人情又下井，才避免上矫正辅导院。当时冬天吃的是冻土豆和发霉的高粱米。后来当小孩子时给日本人送饭盒，给日本人倒水溅出一点，就要被打耳光子，我们几个小孩非常憎恨日本人，曾商量往日本人的饭盒里放沙粒。后来被日本人发现被打得死去活来。国家衰败，百姓多苦，有国才能有家，我们要牢牢记住历史的教训。 返回目录 赵树明 （按：赵树明，原籍山东，1925年生，曾任龙凤矿采煤段支部书记。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5月。） 1940年6月我和父亲从山东被招工来到抚顺。当时我15岁，只能在矿上当童工。住在新屯大房子，上班到龙凤。到1941年六七月间我们父子能开20来块钱工资，就去信让母亲也来抚顺，母亲领着小妹来抚顺和我爷俩团聚。1942年，父亲由于积劳成疾病倒了，没钱看病，不久就去世了。1943年出现霍乱疫病，小妹也被传染上了，吃了几付药不见好转，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死了。当时我们都不敢说，把尸体填到炕洞里，到冬天上冻时，在半夜里偷偷把尸体埋了。如果当时被日本人知道，门窗就得被钉死，把整个房子烧掉。 现在活着的一个人叫曹尚礼，当时也得了病，被藏在炕底下。被日本人发现翻出来，送到病人的席棚子里，后来逃出来。当时从庄河来的劳工死得最惨，他们住的六七栋房子，两个月就空了，每月死亡在300人左右。 返回目录 李树海 （按：李树海，河北邯郸人，1929年生，龙凤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1943年6月我从河北省邯郸被招工来抚顺的。招工把头说，到东北做工，吃的是精米白面，住的是楼房。我们不少人听信了招工骗子的谎言，背井离乡来到抚顺龙凤矿，我们一个村子来了100多人，乘闷罐车到达抚顺，到抚顺一看根本不是什么吃得好，住得好。每天吃发霉的高粱面窝窝头，住的是大棚子，下井挖煤又脏又累还危险，不下井把头连打带骂，下井后又不适应。因此许多人憋气上火，加上水土不服，得病的较多。到8月初，出现了疫情，得病的就更多了。一个大房子住五六十人，防疫期间一天一验便，发现拉稀，就被隔离起来，送到炼人炉火化。在防疫的40多天里，我们一批来的600多人就死亡了300多人。有两个矿工为了逃避检查，藏在厕所里，被发现后，日本人让两个矿工互相打耳光子。当时龙凤矿一天病死和井下事故死的人平均每天16人，死亡者80%～90%都是独身工人，死后就被扔到南山和东山的万人坑里。 1943年8月防疫期间，一次日本宪兵队来了许多人，把龙凤矿的矿工大房子周围用沥青堆起来，把好人和病人都关在房子里，钉上门窗，日本拉来汽油，准备烧死这些工人。当时的日本翻译李豪忠对日本人说，你把工人都烧死，你的煤矿还开不开，上哪里去找劳动力。日本指挥官听了翻译的话，没有点火，并把门窗的板子起开，把有病的人清理出来抬到炼人炉炼，其余的人才得存活下来。 我16岁下井背炸药，一天工作12小时，吃的是窝窝头，根本没有菜，有病不下井不行，日本人说只要脑袋硬就得下井。 返回目录 王延明 （按：王延明，西露天矿退休工人，1928年生。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 我今年72岁，1942年到西露天矿，先在坑内系当小孩（童工）。西露天矿当时开采煤是东起杨柏堡，西到古城子坑，南起千台山，北到大和公园。以后将东乡、大山坑（原胜利矿西井，现为西露天矿坑内）挖成现在西露天矿。夜班让小孩子值班，我给中国工人翻牌。翻完牌，做劳务系内勤工。当时工人分里包工、牌子工、职员、准职员，1944年以后，有职员、雇员、常庸方等。坑内系是里包工。外包工干活由把头领着，大把头是金荣禄，小把头是王兆郎，日本人选中国人做把头是管产煤。外包工把劳工招来，有一些人死在煤矿。西露天有大房子20多栋，其范围大致是从铝厂北边到丹东路大平地。从南岭到钢厂、铝厂以南、老君庙底下，天天都有死人。招工把头招来的劳工很集中，死得很惨。 返回目录 吕新科 （按：吕新科，山东莱芜县人，1923年生，西露天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我是1942年被招工的把头从山东莱芜骗到抚顺东露天矿的。当时东北招工的把头对我们说："你们到东北有钱赚，有吃、有穿、有住。吃的是大米、洋面。"那时我山东家很穷，再加上日本鬼子扫荡，在实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全家4口人被招工把头骗到抚顺煤矿当劳工。 那时候我父亲53岁，我哥17岁，我15岁，我弟弟11岁。招工把头在庄里说得好好的，可是一到招工所，我们成了劳工以后，情况马上就变了。招工的把我们绑上闷罐火车（是装材料的火车），拉屎撒尿都在车里，不准我们动弹，我们没有一点自由，一直到抚顺。到抚顺后，我们都被赶到大房子，矿上派人监管我们，真是插翅难飞了。我们住那大房子有五六十人，大冬天没被子盖，劳工们晚上靠在一起取暖。吃的更是艰难，1942年后吃的是豆饼面、橡子面、玉米面混合生的三合面。豆饼面里头有很多毛发楂子，后才知道那是在油脂厂压油包时沾的猪毛，这样的东西给我们劳工吃，很难咽下去。日本鬼子从来不把俺们中国人当成人。吃了橡子面，不得病的少。但当时我和弟弟就是吃这样带毛发楂子的豆饼面也吃不饱。 所谓劳工的劳动用品质量极差，衣服是最差的布，棉衣是线头子网凑成的，根本不挡风。穿的鞋是胶皮袜子，后开门的，冬天穿上特别冷。冬天里，我们只有从关里家带来的补钉单衣，外面用洋灰袋纸围上我们的光板棉袄。我们哥三个还可以硬挺过去，可是我父亲不行啊，到1942年6月就得病了，病得很厉害，闹肚子，我们根本没有钱治，一拖拖到10月份。我父亲实在起不来坑，上不了工，就被送到所谓病号房去了。那是什么病号房，屋里什么也没有，到那屋里就是往万人坑里扔，我父亲当时虽有我们3个儿子服侍，但也没有挺过来，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他老人家死不瞑目地离开了我们。 那时候煤矿统治工头是把头，圈里的叫里包工。外包工把头归劳务系管。人事管理系外号叫骡子。另外还有坑内系、市场系等六七个系，等于现在的车间，是管生产的。一个系有5个人，有1～2名日本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都统治中国人。里包工干活，做业把头、票头、大票、庸员，他们领着劳工干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干活，对劳工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再加以上这些人对劳工的残酷迫害，这也是矿工死亡的原因之一。 东露天死的劳工数量很大。其原因：一是冻，二是饿，三是迫害，四是有病。劳工有病不能干活就等于死。劳工死了，就被扔到万人坑。有的还有气，没有近人照顾，活着也被扔进万人坑。抚顺东露天矿的万人坑不是坑，就是一片山坡，劳工扔到山坡下，开始还埋上，后来也不埋了。我父亲死了，被鬼子扔进茨沟，我们哥三个去看老人，看那狗吃人，狗眼睛都红了。具我所知，抚顺万人坑有几十处。一般有多少处劳工住的大房子，就有多少万人坑。每一处大房子的房头不远的地方就设有一间"死人库房"，劳工死一个单摆着，死两个摞起来，等积攒多了，再一起扔进万人坑。万人坑比较大的是"邱楼子"万人坑，在当年千金寨市区东郊刘山乱坟岗子以南。还有龙凤矿俱乐部正南有一处万人坑，老虎台矿正南青草沟有一处万人坑。万人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 返回目录 武平义 （按：武平义，山东肥城县人，1924年生，西露天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我是从山东肥城老家被招工把头欺骗押上火车，在1942年到抚顺东露天矿当劳工的。 当时的抚顺煤矿被抓来当劳工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打仗被日军俘虏押来的；第二种人是被日伪抓捕来的；第三种人是被招工把头欺骗来的。我就是上了招工把头的当，被欺骗来到抚顺当劳工的。我们从山东一起来的16个劳工和住在大房子里的劳工是圈里的，每个人都有编号，把头对我们只叫号，不叫名字，我当时的编号是"107"号。 东露天大工房子有8栋，排成二行，有的带家属的劳工住小房子。我们住的大工房号是6栋，大房子里可住六七十人。一进门看到大炕上摆的是大砖头，连一点炕席头儿都没有。冬天炕冰凉，炕太长点不着火，房上都是冰，门窗通天。因为冬天太冷，我们从山东老家带来的被子互相抢着盖，都抻烂了。因为屋里太冷加上潮湿，我的腿上、脸上都生了脓疮。有病没钱，看不了病，洋鬼子也不给劳工看病。我们住的大工房子的位置是现在的南龙凤电车站正北400米，东露天大坑东北角，所有的劳工都在那里。劳工住处四周由矿上用铁刺网圈着，4个角都有岗楼，中间岗楼有洋鬼子站岗，他们对圈里的劳工看得很严，想跑很难。大房子之间不能通话，大房子里有看房先生看着我们别跑了。监工管我们的是石把头，名字叫石晓凤。早晨5点钟转圈打我们起床，二把头点名。我们吃不上饭（橡子面馍）。二把头说："只要你脑袋硬，就得干活。"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劳工连饿带冻，浑身没劲，干不动活，就挨把头打。有一次，记得是腊月十五，车掉道，我们一上班，一人带一把稻草，干活太冷了，想烤一烤，可惜我们穿的机器线头编的"棉衣"一烤就烤着了。我光着脚跑回圈里大房子，穷哥们有的为我挑泡，有的为我出去讨饭。我很幸运地生存下来了。 那时谁有了病就送小房子。有时人快病死了，找不到近人，把头、看房先生就把病人衣服扒光了，晚上送到万人坑让狗去啃、去吃，开始时，死了人放房山头，以后摞起来，像一堵墙，然后用马车拉送到茨沟南山万人坑。刚开始有薄棺材，4人抬一个，小棺材送完死人回来再用。后来，死的人多了，随时拉出来扔掉，也不埋了。我们从山东老家一起来的，很多人连饿、连冻，连病，再加上水土不服被活活累死了。到1943年春天，闹霍痢拉（霍乱）又没少死人。我们劳工除了饿死、冻死、累死的、病死的，还有矫正辅导院迫害致死的。在新屯南山就有矫正辅导院（现抚顺市炭黑厂北坡上面）。 返回目录 张贺林 （按：张贺林，抚顺市人，1926年生，西露天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1940年，我随父亲从万达屋搬到五老屯，在西露天矿选炭系（选煤厂）化验室给一个日本技术人员当小孩，侍奉日本人。1942年西露天矿分几个车间，劳务系在古城子，坑边是牌子房，就是老参观台附近。到点去牌子房摘牌子，就是翻牌，早晚翻牌上工要露出自己的号。去晚了不让上工，这是里包工。不远是一处岗楼，外勤是日本人，是工人最恨的。他们搜身，搜老百姓衣服。穿制服的是职员以上的，带王八扣帽子，准职员有，雇员没有。 我在露天矿干活有五六十年，知道日本鬼子迫害中国矿工的法子有的是。比如在矿工住宅区盖老君庙，搜刮民财，毒害矿工的精神生活。过去西露天大房子有18栋，小平房5栋，现在都盖成楼房了。西露天矿古城子大房子，在现在工商银行北边，科研室的上边，有个戏台子。我还记得八路军进西露天矿的时候，在戏台子开公审大会，斗争大把头关玉祥，揭露他当大把头时伙同日本人一起迫害矿工的罪行。最后关玉祥罪大恶极，被判死刑，枪毙了。 关于万人坑，沿着五老屯岗楼子一带，都是日本鬼子扔死人的地方。从五老屯桥过去往刘山这边，5路公共汽车上边往东走，道南有个万人坑，叫"二龙山"沟，死人都往那里扔。 返回目录 柳文科 （按：柳文科，山东新台县人，1921年生，老虎台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1月。） 我们来到抚顺老虎台矿干活，一次，掌子冒了顶，里面着了火，出口的门已被封了，当时很多人爬着不敢出去。我想，在里面也得烧死，眼看身上也着了，我用尿润湿了毛巾，围在身上，拿着斧子向封口处的板子砍去，掉下两块板，我出去一条腿，一只胳膊。鬼子用镐把照着我的头部打来，我用斧子一挡，镐把断了，我就势跑了出去，接着又跑出6个工人。我一看原来的大房子不能住了，就跑到104号大房子。 当时没烧的，我从井下干活上来，拿一根炮线把二十多斤重的煤背上来，准备烧坑。快到洞口了，碰上大票、腿子、把头，他们把我抓起来，带到矫正辅导院，推进狼狗圈。只见一群狗离我一米多远望着我，院外有站岗的大兵，这时我想活不了了，不断的落泪。一会站岗的走了，我就蹲着往前挨，离门一米多远时，嗖的一下子就跑出去了。我回到大房子，一进门，炕长瞪着眼望我，没说话，我就往里走。工人大部分都睡了，一个没睡的工人问我："你不是死了吗？"我说："我死了还能说话吗？" 当时抚顺的劳工只许进，不许出。一天，从矿里挑出10个人去修马路、挑石头，其中有我。上午10点来钟，有3个工人跑了，被鬼子抓了回来，在新屯后山准备活埋，有10多个日本兵看着。开始两人挖坑埋一人，后来一人挖坑埋另一个人，最后就剩一个人了，叫他自己挖坑。这个工人一会跪下，一会起来，哀求放了自己。鬼子兵就用刺刀扎他，鲜血直流。我看到这种情景哭了，被鬼子看见，拽我进去问："他的死了，你的怎么哭？"又说："你的不同意，你的一块去吧！"对着我的腿就是一刺刀，逼我和他一块进坑。正在这时，一个挑石头的老头陈方林走来，向鬼子说："这是我的朋友！"鬼子打我几枪把子就叫我走了。事后，陈方林说，你这不是白搭这条命吗？你哭？搭上你这条命也救不了他！我要晚来一步，你的命就交待了！ 我有个姓郑的朋友病了，我就没让他下井。等我到井下放完炮就上来，回到大房子，老郑不见了。我问看房先生，他说"上便所了"。我房前、房后都找遍了也没有，后来一个小孩告诉我："老郑早就叫车拉走了，临走时，老郑不断喊：'我还能活，我不能死'。推车的说：'你早晚也得死'。"我一听，赶快往万人坑跑。一到沟头，三条狗向我扑来，我打跑了狗，听到有哼哼的声音。我搬了四五个尸体，一看底下就是老郑。我给他灌了点水，好些了，就背着他回到大房子，调养了几天才能下地。 返回目录 冯广学 （按：冯广学，原籍山东，老虎台矿退休工人。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3月。） 我就是叫日本鬼子给扔到万人坑，又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 我是山东人，被招工招来的。从关里来关东那年我30岁出头，我们庄里共走了20多口子人，在张店火车站站台报上名，在那记的数和落了账。招工的说得挺好，说关东怎么好，吃的好，穿的好。俺这个招工的人姓穆，叫穆祥德，是我们家乡人，离我们家25里路。他招一个人得30块钱，一共招了70来人，在张店记的数。俺走了一天路，到了晚上开饭时，就给了两个窝窝头吃，两窝头都很薄，凭我的饭量，四个也不够吃呀。第四天上火车了，临上车时又给了两个窝头。坐了一天火车，到青岛下了车，然后从青岛乘船到大连，由大连乘火车来到抚顺。来到抚顺正是黑天，招工先生把俺领到电车站，我们在运输事务所北边的房子里休息一天，没有给饭吃。第二天把头去了，说昨晚上不是送来了窝窝头吗？俺们说没见到。原来俺这批人归姓屈的管，那班子人是姓阎的招的，俺们的窝头叫阎把头招来的工人给吃了，后来才给俺补上一顿窝头。吃完后把头将我们领到一个地方，把衣服脱下来消毒。然后又领我们上电车，领到大把头那里，借给一个板房子，就像赶羊似的把我们赶到那里。到板房子里一看，啥也没有，连炕席都没有，房子里比外头还冷。到晚上开饭，只给三个窝头。在板房里休息一天，第二天下午1点多钟，又领我们到市里挂号。挂号处墙上写上字，问你这么对不对，那么对不对。还有两个大铁坨，很重，让我们搬。我一把就将大坨拽起来了。日本人一看有力气，就说下去吧，可以了。挂完号又领俺到另外一个大房子里。那里住有带家属的，就是俺这几个跑腿的（单身），都在那里还住不下，就又把俺这些跑腿的弄到龙凤大架子底下的大房子。这座大房子朝北开门，那里有现修上的锅灶，有五六口大锅，吃饭处得站排，煮的高粱米，吃还吃不饱。 我在那里下了两个月的煤洞子，就得了病了。从二月底病到三月，病了一个多月，连个热呼炕都没有，就在房山头的凉炕上住，冻得直拉肚子。一天把头到大房子来催班，那时对工人不叫人名，叫号头。我的号头是5531。把头拿着镐把，背着手，穿着大皮靴说："这不是5531吗？ 5531号怎么不上班呢？"我当时病得说不出话了，使劲也说不出话。把头摸了摸俺脑袋说："给我上班去，不死就快上班！"俺眼睛瞪着，也说不出话来。把头又说："5531瞪着眼睛不上班，还叫他在屋干啥，给我抬出去！"上来个狗腿子就把我架到门外去了。我到门外，瞪眼晴还是说不出话来。把头又说："5531不行啦，快抬义地去。"义地就是万人坑，在老君庙下头。这时是晚上，上班的都走了，黑下没有人，两个人把我抬到万人坑，扔到万人坑的坑边上。坑边上有棵小树，小树后边还有个电线杆子。天亮后我迷迷糊糊地醒了，那时心里明白，干瞪眼却动弹不了。又过了一会，慢慢地抬头往里一看，哦！来到万人坑啦！等到日头出来，也就是十点来钟吧，身上有热乎气了，可不觉得饿，我就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朝坑上爬。我爬到上边，又绕着水泡子爬了半天，才爬回到大房子。有个老工人见俺说："5531号不是死了吗？怎么回来了？"说着马上给我端来水。我喝了两碗水，才感觉好一点。就这样，我在大房子里今天要点水喝，明天要点粥喝，有的拿窝头给俺吃，当时光想喝，不想吃东西，吃不下去。以后又一点儿一点儿好些，一天比一天强了。可是逼命的把头又来说："5531号怎么样，好啦，上班能行吧！"俺说："刚硬实一点，还上不了班。"可是把头硬逼着去上班，我只好硬挺着去，好歹又干了一个月。 后来实在干不动了，我就跑出煤矿，到腰截子村一家菜园子里给人扛活。有一天把头领着洋鬼子到腰截子来抓人，当时没抓到我，把一个姓林的抓去了，姓林的被抓到劳务系用水给灌死了。我就在腰截子给人家扛活，一直到抚顺解放。 返回目录 吕学增 （按：吕学增，河北唐山人，1927年生，解放后曾任老虎台矿党委书记。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1月。） 1939年末、1940年初，我被招到抚顺万达屋做工。当时招工说的很好，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及我全家5口人就来了。我当时12周岁，可以工作了，就到井下挖水沟。当时的工人有几种：从山东、河北骗来的，万达屋矿还有几个"特殊工人"区，后来还有勤劳奉仕来的，等等。 我们刚来时生活还可以，吃苞米面，以后就吃橡子面。万达屋分8个区，每区一个把头，大房子有看房先生，一个屋一个炕长，工人得上几个小时的阴阳班，上班给四个窝头，喝井下充填水，如果有反抗意识的就送到矫正辅导院。 1941年初万达屋坑发生瓦斯爆炸。开始时有16个人跑出来，又被日本人赶回去了，爆炸就全死在里面了。后来又第二次爆炸，100多人全炸死了。 万达屋老君庙后有一个大坑，每天都要扔进几具工人的尸体。有个叫李春玉的，是"死人把头"，负责埋人。他老做噩梦，就修了个"万人塔"。 返回目录 李春玉 （按：李春玉，1920年生，老虎台矿万人坑知情者。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5月。） 我是1920年生人，先在抚顺西制油厂干了两年，后来到了老虎台二区下井。有个小把头姓郭，我挂号在他那当小孩子，每天换钎子，背饭盒子，一天2毛9，后涨到3毛1。后在井下支柱，有个师傅叫邢玉台，有名的大票，就跟着他。井下五区爆炸，一下子死了30多口子，当时我们5个干支柱的，正在休息，头一回经历瓦斯爆炸，因为离掌子面远没有崩着。在掌子面干活的就活了一个人，趴在水沟里没死。在新三区也都死了人。 我信佛，后来当了虎台街佛协会的副会长，负责管理老虎台矿的"万人塔"。当时每天都有人往那里拉死人。每天一马车、两马车、三马车不定，冬天多。 返回目录 王金生 （按；王金生，解放后曾任老虎台矿矿长。此材料形成于1999年10月。） 我13岁来抚顺老虎台矿，我来时"万人塔"已经有了，死人都往现在老虎台虎东一校下面的那条沟（青草沟）里扔，也不埋。大房子死了人，尸体都往那垛，每天都有十一二个，用马车拉。青草沟里的脑壳骨头多的是，就像西瓜地里的西瓜似的。 伪满后期还有一部分犯人，不许他们下井，在老虎台北大沟几个小井干土方工。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带着脚镣子，干活最惨，死了也扔那边沟里了。 返回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