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左宪良，男，1922年生，黑龙江省延寿县人，1945年6月被强征到日军731部队当劳工， 1980年由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寿镇离休，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北三里188-5号。此材料根据本人2003年12月3日口述资料整理。）

    我于1922年7月2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安乡朝阳村。1937年我虚岁16岁，伪满进行“国事调查”时母亲把我的年龄隐瞒了两岁。从1939年起，我和父亲几乎每年都要被征派出半年左右的劳工，几年间做过修道、建机场、挖大壕、打“明子”（军用引火柴）等苦工。到了1943年，日伪当局根据掌握的情况，我到了20岁检查“国兵”的年龄。一想到当“国兵”我就充满恐惧。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县城卖瓜，在伪军骑兵34团附近，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军官用带着刀鞘的战刀，劈头盖脑地猛砍一个脖子上挂着绷带的“国兵”，打得他脓血四溢，被打的“国兵”还得不停地“哈依、哈依”边说边立正。此后我每想起那一情形，心里就不是滋味。我的堂兄妻侄魏驭文当过两年“国兵”，他告诉我：如果不想当“国兵”，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体检测视力时要专向相反的方向指，二是体检后日本人对不合格者进行责打体罚时不可供出实情。这样，在年底检查“国兵”体检时我按照他说的做了，体检没合格，我挨了三遍毒打，但坚持说真的看不清，并说越打越看不清楚，最终总算熬过了这一关。
    没去当“国兵” ，就成了“国兵漏子”，在几年内必须每年去“勤劳奉公”队服苦役。1944年春，我得了伤寒病，算是躲过了一年。到了1945年阴历4月29日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伪区公所派人下达通知，命令我去国境线当勤劳奉公，实际上就是劳工。当时谁家接到这个通知都是祸从天降，因为凡是到国境线当劳工的，很少有人回来。这天晚上，我们全家放声大哭一场。我是长子，当时已经成家并有了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一起，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走了家里怎么办呢？但如果不去，日本人肯定抓我去坐牢。万般无奈，只好任人摆布。同村与我一起当劳工的还有一个人叫倪河。第二天，父母和亲友给我凑上20多元钱，家人和同村的乡亲们把我们俩送出10多里路才分手。那种生离死别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
    到了县城，全县集中了530多名劳工，由伪县公署动员股股长苏耀官给大家训话。他提高嗓门说：“你们这支勤劳奉公队是去国境干活，没有期限，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许往回跑，跑回来就是死罪，家属还要坐牢！”劳工们听完训话都哭了，知道这意味着要和家人永别了。接着，伪县公署给我们劳工编队，全县是一个中队，下辖5个小队，每个小队100多人，小队下面再分成3 个分队，每个分队30多人。我被编入第1小队第3分队。编完了队，县里又用大车把我们送到珠河县（今尚志市）火车站，坐火车走四五个小时后到了哈尔滨，又往南走。当走了一会儿大约到了孙家站时，乘务人员让大家拉上窗帘，押车的警察警告大家不许往外看，否则就是死罪。我们到了平房车站下车，大家背着行李又走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到了老五屯工棚子。后来得知这里就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一处劳工住地。
    老五屯工棚区有5座工棚子，中间3排是正棚子朝南，两侧各有1座厢棚子，占地1华里见方；棚区的东南面是一个能容纳万余人的大操场，南面和西面半华里外的地方，是其他地方劳工的工棚子，那里面还有许多马车。在这片工棚子正南约3华里的大片地方，就是“731部队”的营区、场区和工区；北面不足200米处，就是面积大约40亩的劳工坟地。所有这些区域都属于“国境”地带，即军事禁区。这里管制极严，四周都布置了铁丝网，铁丝网外有3米宽、2米深的水壕，里面放满了水。工棚区只有一个南门，设有固定岗哨，由中国劳工站岗；外面有流动哨，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劳工岗哨发现有逃跑可疑的情况必须立即报告，抓到逃跑的就处死。
    我们住的工棚是由两块7.5尺长的木板搭成人字形做棚盖，下面直接挨地，外面盖席子；里面中间向下挖出一条约半米深、60公分左右宽的人行通道，通道两边用三排3寸木方做楞、半寸厚木板铺成的通铺。一个棚子约40米长，宽不到4米，住一个小队100人左右，工棚两边各开一个门，没有窗户。棚板到处是缝，四处漏风，床铺下面长着青草。晚上睡觉时头朝里顶到木板，脚在过道一边。由于棚内潮湿，劳工们住进不到半个月，身上就都生起疥疮，有的还得了“秀球风”等皮肤病。劳工夜里上厕所有得首先报告，不然就会以逃跑论处。日本人给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1.不准经过场区时乱看；2.不准谈论场区事宜；3.不准给家人和亲友写信；4.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5.不准随便出工棚区；6.不准吸烟和带火柴；7.不准吃饭时说话；8.不准扔饭菜；9.不准穿衣服睡觉；10.不准熄灯后说话；11.不准随地吐痰；12.不准随地大小便。谁违反了这些，就要受到处罚甚至丧命。
    到老五屯后，日本人给劳工每人发了一套绿色更生布劳工服，帽子后边带了三条带，就向日本军帽一样。我记得很清楚，到老五屯第二天正是端午节，日军命令全体劳工在工棚区东南方操场上集合，给每个人照相，第二天将相片发给每一个劳工，还发了个劳工身份证，把照片贴上。然后就由中、小、分队长带队进入731部队的各个工区干活。731部队是一个大院，里面有一座二层方楼，有发电厂、锅炉房和许多车间、仓库，还有3个高烟囱，周围有七八尺高的围墙，上面有高压电网，从外表看象是个工厂。大门设两道岗，由日本兵持枪站岗，劳工从场区北门进院时不许往里看，每人先出示劳工身份证，由门岗日军搜身检查验证后才能放行。检查时，两名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两名卫兵拿着手枪，一齐对着劳工的胸膛，如果有人敢违反规定带了火柴等物品，当时就枪毙，场面十分吓人。有一次，一名劳工小队长在干活时身上沾了酒精，过门岗时日军说他偷酒精兑酒喝，打掉了他的全部门牙，吓得劳工们人人自危。走出场区东门就进入干活的工区，四周也有铁丝网和围墙。
    我们吃饭、睡觉和去工区往返走路，都必须集体行动，不许个人单独行动。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如果日本监视人员发现有人向一边的什么目标看，就会处罚或将劳工处死。每天吃饭的时候，劳工们都要事先在自己的铺位中间面朝过道盘腿坐好，劳工伙食班负责把饭碗、菜钵和筷子迅速在劳工面前摆好，给大家盛好饭菜，然后由站在门口的劳工小队长冲着全小队百十号人高喊日语“卡西吆木克道”，劳工们随着一声复颂，同时双手合十举到额前作揖，双目紧闭，要心中想到这饭菜是天皇赐给我的，约两分钟，小队长又喊“衣达达克麻丝”，劳工们齐声复颂，然后才开始吃饭。吃饭过程中，只能听见“咝咝”吃饭的声音，听不到一点说话的声音，因为吃饭时不准说话。我们每天吃的早饭是高粱米加黄豆煮成的饭，每人半碗；中午是用橡子面和发霉的苞米面混合蒸成的窝头，每人两个。苞米面是用麻袋装的，由于发霉都成了硬块，得用木棒子砸碎，里面黄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还掺杂着麻袋的碎毛，蒸出的窝头拿不成个，得用手捧着吃，吃到嘴里又苦又辣。晚饭是高粱米加黄豆煮的稀粥，每人半碗。所谓的菜汤半碗是汤水，半碗是泥水。日本人规定：100人的小队用24桶水、2瓢盐、5大蒌生菜熬成一大锅菜汤，整锅菜里没有一点油星。每顿饭还发给一点日本人扔掉不吃的变质咸菜。这种咸菜不咸，看起来就象大便，也象大粪一样臭，一看就恶心，多数人都偷偷地扔到了厕所里，还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一旦让日本知道了，就得挨一顿毒打。有的劳工吃了那些变质的咸菜呕吐也要受到训斥甚至挨打。
    我和其他15名劳工开始干活时被分配到电锯厂，任务是加工木板和方子。 日本人为了防止火灾，加工木材时要向锯口注水。我是掌锯的，对面有人推，我在这面拽，机器一开，锯水、锯末迸溅我满身满脸，眼睛还必须得盯着锯口，不然一旦拉偏就要遭受毒打。每天我全身的衣服都被锯水打得湿透。由于吃不饱，活又累，十几天后，我们这些劳工身上的肌肉就开始松懈，头发也开始脱落，经常感冒。不到一个月，我邻村一个姓景的劳工就因劳累和饥饿得病死了，年仅22岁。我也染上了肺病，在锯木料期间就吐了一次血。吐了血日本人也不给医治，每天还得照常干活。
    我们这伙人在电锯厂干了半个多月，又被调到木材场去搬运和堆放木料。大的圆木要12个人到10个人抬一根，小的也得8个人到4个人抬一根，木方子则由两个矮些的劳工抬起来，再由高一些的劳工扛起来搬运。方子大都是水曲柳的，一根方子有200来斤，要运送四五百米远。我扛起方子腿直颤抖，走路摇摇晃晃，但必须得咬牙坚持。就是这样，日本监工的还总是叫喊着快干，经常对干得慢的人用鞭子抽打。我们开始在北面的木场倒木材，后来又穿过731部队的大院到南木场去倒木材。在扛木头期间，我又一次累得吐了血。
    离我们工区东部不到1华里紧靠着坟地边上的地方，有一个收容生病劳工的地方。姓景的劳工生病时，就是小队长安排我们四个劳工架着他到那里去的。我原以为那里是治病的地方，到那一看，地面上没有房子，只有一处东西方向、高不过1米、宽六七米、长几十米的扁平土包，土包西侧有一个半地下的窖门。进去看是个大地窖，门口漆黑，里面一排柱子上挂着几盏油灯。地窖里也象劳工棚一样中间挖着通道，两边铺着毛草作为病床，上面稀稀拉拉地躺着一些毫无声息的病人。整个地窖里阴森森的，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进到里面，迎来一个30多岁的人，对我们说，是送病号的吧，把他放在这里你们就回去吧。我们返回时，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病人的鼻孔里正往外爬着蛆，想必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们几个人惊恐地赶快离开。姓景的同乡是在送到那里几天后就死在那里的。据说，对死去的劳工，就在后面的坟地里挖个坑埋掉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搬运木料，突然发现木料堆下有两只俗称大眼贼的野鼠，就把它踩死了。没想到这却惹了大祸。日本工头关岗发现后，哇啦哇啦说了一堆话，翻译过来立即下令让我们分队30名劳工紧急集合，站成一排。我个子高，站在排头，关岗走过来，先照着我的脸左右开弓重重打了两个大耳光，然后要我照样打第二个人。我当时被打得两眼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响。第二个人是徐海山，因为大家都是难友，我不忍心打他，就打得轻了些。这下可惹翻了关岗，他大声骂着:“八嘎亚路”，过来又重重地打了我十多个耳光，然后又一脚把我踹倒在地，用皮鞋在我的脸上、头上猛踢。当时日军的反毛皮鞋下面有铁钉子，我的头和脸哪里扛得住他一顿猛踢？直踢得我满地翻滚，连声惨叫，几下子我就昏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后，发现被踢掉了两颗牙，脸上、耳朵里都出了血。挨了这次毒打后，我的左眼看东西模糊了，左耳朵听不清了，没掉的牙齿也都松动，几年后全掉光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互相打耳光，直到打得每个人都鼻青脸肿才罢休。后来翻译对我们说：以后看见老鼠要捉活的，不许踩死。当时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对老鼠这么亲？
    又有一次，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分队长让我跟这个日本官走。这个日本官把我带到场区一个大车间，用手势告诉我，只准象他那样走，两眼只能向前看，不准旁观。我点头答应。进门一看，车间里有几个象油罐式的大机器正在轰轰响着，震得地面都在颤动。只见有6个日本人穿着紧身黄色的工作服，带着白色的手套和口罩，正在看着机器。领着我的日本军官上前与那几个看机器的日本人说话，看样子好像问他们要不要我。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拒绝。这时我忽然想起先期来的劳工说过，日本人单独调去的劳工，都有去无回。想到这里，我立刻紧张起来，浑身冒汗。幸亏领我的日本军官见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不要，又把我放了回来。出了车间，汗水已经湿透了我全身的衣裳。回到工棚，大家都说我命大。
    到了平房大约一个月，一天夜里刮起大风，把我们工棚顶上的席子吹开了。小队长让大家去固定席子。我爬上棚顶，由于风大，席子又滑，一不小心大头朝下栽了下来，头磕在地上，当时就昏过去了。大家把我抬到棚子了，第二天稍好了些，到外面一看，我摔下的地面砸了一个圆形小坑，旁边不到半尺就是一块大石头，这次我又险些丧了命。第二天，我迷迷糊糊的还得照常去干活。
    到了7月中旬的一天，劳务班长宫藤命令我们中队500多名劳工到场区东南300米的地方挖大坑。大坑共3个，每个长约50米，宽40米，深五六米。我们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一个矮小的日本监工手拿着木棒口中总是喊着“快快地！快快地！”，看谁慢了一点就用木棒毒打。在连续20多天中，由于连累带饿，我两次晕倒，多次大口吐血。但日本人从不理睬。我们一直干到苏军向东北进攻的8月8日，三个大坑才挖完。这三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当时我们一无所知。后来我参观日军731细菌部队旧址时听老馆长韩晓介绍才知道，这竟是731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埋葬中国劳工和那些被用作细菌试验者的墓穴，1956年在这里盖楼房挖地基时，曾在这里清理出三卡车被害者的尸骨。
    到了8月9日这天，面带惊慌的日本劳务班长宫藤，领着翻译把2000多名劳工全部集中到大操场上用日语训话。翻译官给翻译说：“老毛子（指苏军）从牡丹江那边打过来了，咱们这些建筑物都要破坏掉，老毛子看到没有建筑物就走了，老毛子走后，我们再重建。等把建筑物都破坏完了，我们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那时候，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拿。”大家听说苏联出兵打日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私下里说：这回小日本要完蛋了，咱们再不当亡国奴了。这时我们见到日本人象丢了魂式的，满脸愁容，但对劳工却更加凶狠了。当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刚要休息，劳务班突然命令我们中队劳工紧急集合，跑步进场区装火车。我们抬着沉重的木箱，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小跑着装火车。日本兵用枪逼着我们，一个劲地喊着“快快地、快快地！”这样装了两天一夜没休息，最后连日本家属也上了火车。日本人个个失魂落魄，看来要逃跑了。装火车期间，又一次累得我大口吐血。
    我们装完火车，又累又困，进工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群荷枪实弹的日军又把我们工棚围住，用枪逼着我们到场区烧仓库。场区里有几十个大仓库，平常日本人根本不许中国劳工靠近。这次打开仓库一看，我见到有的仓库里面堆放着方型铁丝笼子，笼子里有的装老鼠，有的装大眼贼野鼠，有的装着猴子；还有的仓库里装着牛和马。日本兵象凶神恶鬼式的瞪着眼睛，边喊边用枪逼着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往仓库里扛木料、浇汽油、倒酒精，然后点火焚烧。火光一起，烈焰腾空，刹那间黑烟翻滚，马嘶、牛吼、鼠叫、猴啼，乱作一团。我们被迫没白天黑夜地放火烧了三天三夜，所有的仓库都化为灰烬，光我点的仓库就有20多个。在我们烧仓库的同时，日本人将四方楼、锅炉房和各车间全部炸毁。平素穿着协和服的日本人，现在都穿上了军装，看见中国人，眼睛都红了。我们劳工预感到日本鬼子肯定要作垂死挣扎，杀人灭口，大家都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我们劳工中队的卫生长，就是教我骗过日本人没能征伪“国兵”的魏驭文，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他不想坐以待毙，放完火的那天晚上秘密告诉大家，要把自己使用的钢锹都磨快，准备逃跑，如果日本兵来追，就用钢锹当武器同日本人拼了。由于连续几昼夜干活，大家都精疲力竭，有的劳工还晕倒了。但劳工们一听说要逃跑，都来了精神，困顿和疲劳一下子全没了，都把自己的钢锹都磨得锋快，我的锹刃可以割断头发。我们又高兴又紧张害怕，因为大家清楚，万一失败，必死无疑。这天到了半夜还在下着雨，远处仍不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工棚来回摇晃。到了下半夜2点左右，魏驭文下令大家立即逃跑。我们趁着风雨交加的黑夜冲出工棚，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向水壕外游去。我会游水，很快游了过去，又拽起了20来人。这时，不知谁在喊我：“老左，快跑！”我以为日本人要来了，就同大家一起往东北方向跑了。由于预先没有统一的行动方案和明确的路线，到天亮时我们到了一块瓜地，发现一起跑这里的不足30人。问看瓜的老人这里离平房有多远？他说不到30里。后来推算，这一天是8月14日。此后，我们这些人就利用高粱、苞米等高棵的庄稼地继续赶路，各奔家乡了。我走了5天5夜，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进村，一些小孩子先跑去给我家报信，我妈妈出来迎我，见到我的面竟然没认出来。原来经过两个月的折磨，我早已脱了像，不成个人样了。历尽折磨同家人团圆，全家人大哭一场。后来伙伴们在场院用大称给我称了一下体重，我的体重竟由两个月前的132斤下降到92斤，整整掉了40斤。如果不是日本人投降或我们逃了出来，我必定死在老五屯了。回到家后，我还经常吐血，在家治疗养病躺了一年多。身体逐渐恢复后，1946年我就参了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次从日军731部队逃出的劳工到底有多少人，至今也是个迷。解放后我在延寿县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当过兴隆区委书记的李金生，一个是当过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房永胜。
    被强征到日军731部队当劳工死里逃生这段往事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当年的悲惨情景还时常在我脑子里出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我衷心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