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福顺：当“国兵漏”三次被派劳工经过
   
   于福顺，1923年生，现住沈阳市，原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退休。此材料根据2003年8月采本人回忆资料整理。 ）
    我原籍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七间房村（伪满时称奉天省复县望海村七间房屯），全村一百左右户，四五百人口。家里兄弟四人，我最小，读过三年书，17岁时离家到大连一家铁工厂学翻砂。1942年我虚岁20岁时，村里通知我去检查国兵。因为我在前几个月因翻砂时不小心将脚踝烫伤没痊愈，检查国兵没被检查上。负责检查的日本医生以为我是故意弄伤的，当场骂我“良心大大地坏了，死了死了的有！”并左右开弓打了我一顿耳光，打得我鼻口流血。没有检查上国兵，就成了“国兵漏子”，要出三年“勤劳奉公”。
    1943年4月，村上通知我，派我出勤劳奉公，到辽阳北的张台子修哈大道。与我同去的还有同村的王乐田。我隶属于第二中队第六小队，中队上有大队，总人数不清楚，只看到北边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边。我们住的席棚子，就地铺上干草当床，每个工棚对面铺睡六十人，正好一个小队。伙食是由中队统一做饭，各小队派人去抬。每顿都是高粱米饭，每人半碗，再加一勺清汤，根本不够饱。上工只管挑土，小队分成四个组，每组有定量的任务，不干完不收工，早上四五点钟就去，干到晚上五点多才收工。干活时挨打是家常便饭，还经常被搜身翻行李，见到钱就没收。席棚子两头都有日本兵持枪站岗，想逃也不容易。
    到了6月，有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把席棚子都刮飞了，住地一片混乱，我就乘机逃走了。辽阳离普兰店500多里路，白天不敢走，便一直昼伏夜行，半个多月到了普兰店，没敢回家，到“盛德东”铸锅厂当了工人。后来听说日本人去我家找我，可是家里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第二年，因为还要出勤劳奉公，家里又没钱雇人，父亲只得四处寻找并找到我，把我带回了家。
    1944年3月末4月初，我第二次被派出勤劳奉公，去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县距苏联边境不远的一个大山谷里挖山洞。从瓦房店坐了七八天的火车，在佳木斯又换船行了三四天，下船后坐汽车到了山里。我所在的是勤劳奉公队第六大队，有十几个住人的席棚子，刚去是天还很冷，住的是地铺，在地上铺些干草取暧，天暧些后，干草都发霉了，身子压不到的地方还长出了青草。下雨天，席棚子里漏水。当时劳工中间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天上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天上不下了，棚内还嘀嗒；草铺下成流河，腰腿痛受折磨；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潮湿的生活条件使多数人都落下了腰腿痛的毛病，我的腿就总抽筋，一抽筋就疼。吃的不够，为了生存，大家就背着日本兵到山上挖野菜吃。山上有一种野菜我们给它起名叫四叶菜，根是白色的，外形象水萝卜，一有机会我们就挖着吃。这种菜不知使多少人保住了性命。由于长期挨饿，我又得了胃病，常常胃疼，吐酸水。劳工们有了病也不敢报告，强挺着干活，不然的话就会被送到医院。一旦被送到医院，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回来。西南方向的山谷里有所医院，那里的劳工病死的就抬出去火化，几乎三两天就有死人，每次看到远处升起黑烟，就知道又在火化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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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队有个姓张的，是复县卧龙屯人，一家来了堂兄弟俩，哥哥有点发烧，送到医院的第三天就被火化了。据传说病重的人有的没死就火化了，怕是传染病。劳工棚的四周围着铁刺网，加上离家乡有2000多里，没法逃跑。
    我们每天干的工程是在山顶上挖大坑，每个坑20多米深，直径十几米，我们小队在富锦的8个月里挖了3个大坑。挖坑一律用镐、钎子，不用炸药崩，可能是担心对面的苏联人察觉。刨下的碎石和土由勤劳奉公队员排着队从坑内向上挑。谁走的慢了，小队长张口就骂，举手便打。在盘山道上还可以看到有多处装着铁门，有的山坡到山顶上明显有一条不长树、只有草的地带，还有的地方连草也象后栽的，可以推测下面一定修着工事。我还听见过翻译指着图纸对中队长说：“这往上有7米多厚的水泥”，我在工厂干过几年，能看懂图纸，我在富锦工地上曾瞥见过中队长手中拿的图纸上标有“将校室”、“休息室”的字样，可想而知，我们所挖的山洞是军用的。 直到10月，天寒地冻，无法再开工了，才送我们回家。
    1945年4月，村公所通知我父亲，还要派我第三次出勤劳奉公。当时我正在普兰店铸锅厂做工，父亲找到我说，如果不去得交500元。我当时一年的工资还不到400元，无奈，只好随父亲回到村里。第二天到村公所报到，当天就去了瓦房店。我已经出了两次勤劳奉公，深知再去凶多吉少，就想办法躲避。我向队长提出请假到普兰店取行李。队长说得大家给我作保，再交100元押金才能给假。我没有那么多钱，交了50元押金，又找一同出勤劳奉公的几个人作保，队长也同意了。我去了普兰店后就再没回去，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几个月后，伪满洲国就倒台了。

    曹景轩，1924年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
    当时村里的人家不足百户，可征派的劳工却不少，有去大连的，有去铁岭的，有去大石桥镁矿的。我属于勤劳奉仕，是1944年4月初5到的瓦房店县里上的火车，坐了四天四夜到的当时的三江省富锦县太平乡五顶山。村里共去了五个人，另几人是谭加福、宋茂福、张长盛（已故）、张福盛。谭加福（已故）和我都在第二大队，另三人在第三大队。瓦房店共去了三个大队三千多人。一个大队分三个中队，一个中队分五个小队，每个小队60人。
    我们住的是马架子窝棚，没有床，地中间挖一个两尺宽、没膝盖深的沟，将土翻到两边铺上草和席子就睡人。一顿饭只给一碗粥，或是一个发霉的玉米面饼子，人饿得没办法就到山上找野菜吃。干的活是修工事，山北临江，对面就是苏联，怕对方察觉，挖山洞时不放炮，全用镐刨、钎子钻。工事修好后重新盖上土，种上树。
    住在一起的劳工来自各地，有黑山县的、庄河县的，日本人不许互相交头接耳，防止密谋逃跑。有个小队的五六个病号上不了工，倒在窝棚里闲聊，被巡棚的日本人发现了，用大棒子痛打一顿后都喂了狼狗。再有就是"防特防谍"，第三大队不知谁偷偷用灰袋纸画了张工事图，被日本人知道了，威胁这个小队将人交出来，否则全小队人都会被处死。小队的人为保全性命，就供出了那个人。日本人把那个的行李都撕烂了，终于在枕头里翻出了那张图。这下日本人发火了，把上千劳工集合在一起，在山上搭个台子，当众拷打，然后把他喂了狼狗。
    在五顶山的劳工死者无数，我们五个人倒侥幸全活下来了。劳动期满后，于9月26日被送回来了。

    宫卓然：1923年8月25日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
    1943年春，我和同村的阎春安、王德会、李太奎、王明勤、王明珠、李太章共7个人被村公所送到瓦房店出劳工，一共50多人坐着闷罐车走了三天三夜到了佳木斯，下车后再坐船到了富锦东边40里的五顶山。到了以后，劳工都住在大席棚里，周围都有日本兵站岗，还有流动哨。吃的是高粱米粥，没有菜，只给点咸菜，有时给点土豆汤，只有几片土豆，没有油，根本吃不饱。干的就是挖山洞、挑土篮、运土石、打钢筋水泥，活是很累的，有时监工的日本兵嫌我们干活慢，对劳工打个没完。有个劳工忍受不了，瞅个机会跑出了工地，却被抓了回来，当着劳工们的面打得死去活来的，警告劳工们不许再跑了。
    劳工们干的是秘密工程，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劳工在这干活。光我们这个大队就有一千多人。大队长董俊峰是复县长治村许家人，1947年时被群众打死了。当劳工的有病也不给治，根本也没有医疗条件，劳工得了病，不死算命大，死了扔到野外就完事。6个月后，劳工期满了，我们从富锦坐船到佳木斯，因为水浅，还得下水推船，过了好多天才到佳木斯坐车回到家里。

    李太奎：1924年生，辽宁省瓦房店人。
    1943年4月，日本侵华军向中国人摊派劳工，伪复县驼山村村长韩子范（已故）带着村丁来我家逼我出劳工。当时我父亲眼睛不好，母亲已故，两个妹妹年纪小，如果我去了，家里的地就没人种了。家里人哀求村长照顾一下，可是村长毫不理会，一旁的村丁还出言恐吓，要抓我去。我看不去不行了，就背着一床被随同本村的宫卓然、李太章、阎春安、王德会、王明珠、王明勤七个人，一起被送到了复县公署动员科管劳工的地方。
    在南满旅馆住了一宿后，连同其他村出劳工的50多人，在瓦房店上了闷罐车，车门便上了锁。每人只发给五、六个苞米面窝头，没有菜，也没有水，大小便全在车厢内。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到佳木斯，下车后坐船到富锦，步行了四十来里到了五顶山。
    在五顶山给日本兵修军事工程的劳工共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一千多人，劳工们全住在山上的席棚里。有日本兵站岗放哨，看管极严。我们被编在三大队二中队三小队，每个小队有60人，住在一个大席棚子里，睡的是地铺，很多人因为潮湿而生了疥疮，我也不例外，还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每天给三顿饭吃，早晚每人一勺高粱米粥，晌午每人一个苞米面窝头，喝的是土豆汤，只有几片土豆，不放油，用盐水一煮。大家吃不饱，饿得难受，就寻找野菜吃，或是捡日本兵食堂扔的土豆和菜叶充饥。
    干的活很累，整天挖山洞、挑土篮。我身体软弱，不能多挑，监工的日本兵说我耍猾，打了我好几次，至今伤痕犹存。干了六个月后，才放我回家。而老乡迟延春、王永庆却死在了工地，尸体被扔在了荒山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