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树海，1922年8月30日出生，葫芦岛市钢屯镇张屯村人。此材料根据2002年月日采访记录整理。）
    出劳工那年我二十多岁，具体哪年记不清了。村里共去了十多个人，别人家都出钱在锦西雇人，当时我家里十多口人，有四个妹妹，三个弟弟，我已成家，有一个儿子，生活非常困难，没钱雇人。
   那年三月二十多（阴历）从锦西上的火车，有三十多节长，车上全是劳工。火车经过一个大山（大兴安岭），有一个隧道，很长，足足开了十多分钟。记得在到乌奴耳之前有个大站叫博克图。到了乌奴耳后，我们被分到东北沟，在前山，一个大队是一个单位，大队长姓张，锦州人，与我们一同来的，副大队长姓啥忘了，是早些时候来的，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我在二中队二小队，一个小队60人。首先搭席棚子，每个小队住一个席棚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板铺上住人。当地气候冷，外面地表都冻着，棚子里稍暖些，一化冻就有水，能没到脚脖子了。大伙一路劳累，想早些歇会，就干脆把鞋脱在外面，扳着门框上了床铺。可是还没歇多大会功夫，大队长拎着大棒子闯进来把我们全赶出去了。他痛骂我们说：又不是让你们来这享清福的，自己的地方都不会收拾一下？没办法，大家现找些干草将屋里的水都扫了出去才得以休息。
   到了领饭时间，其他人都从家带了饭碗、饭勺，我却什么也没带。正发愁时，小队长王钟龄（音）对我印象挺好，给我出主意，去找了个萝卜，借勺子挖个坑当碗用。分饭时，每人两木勺小米粥，一半米一半水的，轮到我时，萝卜坑里盛不下，小队长就说：你们都分完后，剩下的都给他了。就这样，那顿饭我是吃饱了，可别人都是半饱。到屋休息时，大伙就报怨说：来干活也不给吃饱饭。可是以后天天如此，始终就是这么多吃的。
   头几天，我们修盘山道，活不重，大队长、副大队长不用上工，也没人监管我们，过得还比较轻松。等道修完后，又让我们去挖坑，这回情况可不一样了。每个坑都规定尺寸，山上尽是石头，打眼放炮，然后用镐刨，再把石头运出去。坑有大有小，先把草皮抠下来放在一边，底下铺上水泥，四周支起水泥盒子，用铁丝绑好，有五尺多高，灌入水泥，水泥干后再把盒子撤下来。然后上面用水泥盖盖好，再铺上土，把草皮重新覆盖上，浇些水，使草长好，看起来与挖坑前一模一样的。据说这是做仓库用的。有一个日本人做监工，见有偷赖的便打小队长，小队长受了气就对我们发火。到了阴历五六月时，工程更紧了，每个小队分配两个坑，小队长来回巡视，忙不过来，又由每个坑各选一个分队长，领着大伙干。活累，吃的又不够，这时山上有一种草开黄花，辣乎乎的，大伙就偷着捋黄花吃，并给这种草取名为“山茴菜”。日本人看见哈哈笑，说中国人马的一样。我们吃的是草啊！
   到了七八月时，派来个戴眼镜的日本人，他对劳工更严了，每个坑设一个朝鲜人当监工，谁要是干活稍直下腰就打。这时各工棚开始死人了。有的大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了。各中队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中队就没剩多少人，我所在的二中队死了一半人，其中的第一小队死人最多，没回来几个人，二小队、三个队能死一半，四队人却没有死的。每天都能死四五个人，山坡上到处都是坟包。有个大队死的人最多，八月十五那天，他们给死去的劳工上供。大队长对手下人很好，与其他人同吃同住，虽然他不用出工，却整天在伙房看着，不许分配不均。那天，他喝酒喝多了，上台讲话时说：日本人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干活也不给饭吃。中队长赶忙把他拉了下来，幸好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没惹出祸来。后来听说这个大队长也死了乌奴耳了。
   接近九月时，乌奴耳又下雪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身上穿的单薄，缠些洋灰袋子还勉强能对付过去，可鞋子早穿坏了，在雪地里干活，雪直往鞋洞里钻，那罪受的就不用提了。我同屋住的一个人生病了，他对我说，这回咱们都回不去家了，日本人这个工程是保密的，不让外面人知道，等工程完事后，好人都推进江里去，像他这样的病号就得被填坑里了。后来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到了九月二十多号时，我们幸存下来了劳工都被放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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