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州龙王庙劳工幸存者口述资料
龙王庙军事工程的名称是“日本关东军693军医院”。它位于大连市金州区龙王庙张家屯北的墓山下至黄家莹，现为大连陆军学院院所用。主体工程是一处长约
500米、带地下室的多层整体建筑。因为它特别长，所以当时有“亚洲第一长廊”之称。除主体工程外，还有山洞、水塔、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以及金州至黄家莹的道路、为施工运输而设于高家甸子的铁路专用线、高家甸子经钓鱼台至主体工程现场的小火车道和自钓鱼台西南、北大河北岸至主体工程的“轱辘马子”人力车道。此外，还有沿北大河的筛沙子工地和专用砖窑等等。整个工程分布的范围相当大。该工程动工于1942年5月，全部工程预计五年完成。到1945年8月，因日本战败投降而中止。负责这项工程的，是隶属于日本关东军的满洲693部队土建事务所。所下又设“土建组合”负责施工管理，“办公室”负责技术、材料、庶务，“警备队”负责警卫、缉捕逃跑劳工等。其中“土建组合”为事务所的主要部门，下辖“满洲暖气”包工队、“满洲电气”包工队、“土木建筑兴业株式会社”和其他包工队，以及盖平、复县、普兰店、金州、庄河等县的“勤劳奉仕”队。土木建筑兴业株式会社的负责人是铃木。他将大部分土木工程任务包下来，再转包给“振东”等11个公司具体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日本侵略者奴役了数万劳工（包括“勤劳奉仕”队），在超强度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下，造成8000多劳工死亡，形成了龙王庙万人坑。下面是部分劳工幸存者的口述资料。
李春发 张秉惠 刘兆栋
王明杰 宋茂宣 张书义
张清田 卢方平
翟德俊 许和江
董日发 何德礼
李春发
（按：李春发，46岁，山东省莘县人，金州建材厂二十里堡白石灰车间工人。此文根据1971年7月1日的调查记录整理。）
1942年春天，小麦反青的时候，我家里穷的无法生活。正好来山东招工的人说，东北干活一天能挣三块钱，吃大米、白面，干六七个月就能送你回家。我与二叔一起被招来了。我和二叔从家出来往济南走，360多里，走了四天才到。这一路，一天只给一顿饭吃，不到天黑不给饭吃。到了济南后，工头就看起来了，不准随便乱走。在济南住了一宿，第二天坐车到青岛，住在旅馆，一天只发一个苞米饼子，能有一斤重，也不给菜，在青岛住了5天才上了船。在船上什么也没给吃，到了大连也没给吃的，到金州是晚上十一二点。到了龙王庙给了点“咸粥”吃，是用海水做的。一个人吃一二碗就没有了。住在席子窝棚里。
第二天天亮就催着上工，有检石子的，有挖坑的。我当时是挖地基。 生活状况与招工人说的一点不一样，一天三顿饭，每顿一个小窝窝头，是发霉的苞米面作的，也就二三两重，也没稀饭，也没菜。大家都吃不饱。再后来，一顿就给两碗高粱稀粥喝，有时就吃橡子面，肚子发坠，得病的特别多。
工人有病就送到所谓的“病号房”，也不给吃的，也不给治，用不了几天就死了。所以，工人有病谁都不愿意去“病号房”。我二叔这时得了浮肿病，我们怕把他送到“病号房”，就天天早上早起把他抬到庄稼地里藏起来，晚上天黑了，再把他抬进一个破窝棚里。后来日本人发现了，就到地里去抓。我们几个又早早起来把他抬到海边上，天黑再抬回来。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又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地方，又没有饭吃，人很快就要不行了，两个耳朵都生了蛆。我向做饭的大师傅要了点豆油倒在耳朵里，也不起作用。我就用棍子掏，掏也掏不干净，时间不长二叔就死了。我们几个就拆窝棚上的席子裹上二叔的尸体埋了。我们屯子来了6个人，阎春华、王孝山跑了，我二叔和一个姓李的，还有一个秃疮老头都得浮肿病死在龙王庙。和我们一起来的60多人，都是我家周围十里八村的人，就剩下我们4个人。我记得死的多，跑的少。
二叔死后，我也得了浮肿病，天不亮我就跑到外头藏一会儿，等工头催工之后，我再回来和大师傅要点吃的，再找地方藏起来。之后，我又把二叔留下的破被褥卖掉买点东西吃，后来渐渐不肿了。
以后，我又被分去抬死尸，四个人抬一个。裹死尸的席子是从窝棚上拆下来的，把死尸裹上，两头用绳子一绑，不掉出来就行。一些人还有气，甚至有的还能说话，高丽棒子工头和中国工头就叫卷起来抬去埋了。开始人死的少时，一天抬一趟，还能埋，后来人死多，一天就要抬二三趟，也来不及埋了，就往周家沟里扔，大沟也扔，小沟也扔，把沟扔满了再添上土。夏天，死尸臭味熏人，我们都用臭蒿子捂着鼻子。死在窝棚里，死在“病号房”的，死在庄稼地里的我们都得抬，有时抬不过来，庄稼地里的死尸就让狼掏了。
后来实在是没法活，我就和王孝山逃跑了。我们顺着山路跑了好几十里，要饭时找到一家需要人放牛，而且只给吃，不给钱。我当时满身虱子，满头疥疮，瘦的皮包骨头，人家怕我不能干活，我好说歹说才留下，就这样一直干到解放没得一分钱。 [返回目录]
张秉惠
（按：张秉惠，47岁，原籍山东省泗水县大黄姑村，金州皮革厂工人。此文根据1971年4月17日调查记录整理。）
1944年五六月间，我的家乡遭受了自然灾害，吃野菜、树皮。这时，金县龙王庙来了两个工头，说那个地方干活不累，吃大米白面，挣钱可以往家里捎。虽然不愿离家远走，但一想没有饭吃，咬咬牙就来了。到火车站时，招工的人给我们一人一个全麦面的馒头。上了火车，车一开动，把门一关，就给我们高粱糠窝头吃，每天两顿饭，每顿二三两。下车后，又马上用卡车把我们运到龙王庙。一下车就看见一个席子里裹着一个死尸，一打听就是我们山东泗水县的老乡，还是我们村一个姓沈的本家哥哥。听说是因为下车站队没站好，被小鼻子用镐把打死的。我们一共来了七十多人，大多数人连行李都没有，即使有也是不成样子。
我们住在西海懒汉甸子附近，住的是一栋土房，里面是土炕，没有席子，整天不烧，潮湿、透风，70多个人一个屋。住的周围都用铁丝网围着，怕劳工跑掉。劳工白天夜晚行动都不自由，晚上出来大小便都有工头看着。早晨，满天是星，工头就用镐把把大家打起来。然后排好队，由工头看着去吃饭，吃完饭天都不亮。从这时开始干活，一直到天黑才下工。我们干的活是抬沙子，抬石头，建大楼。活累，时间长，不让休息，稍微直下腰工头的镐把就打过来。我干了三四天后身上就肿了，头发晕。有了重病号，工头就让轻病号往外拖，有一天早上拖出去四五个，送到钓鱼台上面扔了。有的人还没死，就喊“我还没死，别拖啊！”工头却说：不能干活，活着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就想法逃跑。
有一天，山东曲阜有爷俩逃跑出去，往西走没走了，又返回来往南走，结果被日本人发现抓了回去。日本人把所有的劳工召集在一起，当着大家的面，用镐把照着老头的脑袋就开打，打的老头满地滚，浑身上下都是血，立即就昏过去了。接着就打他的儿子，当场就把儿子打死了。工头大声喊道：“谁敢再跑，再跑就和他们一样！”老头有半个小时才醒过来。劳工们把他抬到窝棚里，工头还说他是装死，赶他去干活。老人听说儿子死了，非常的悲痛，没过几天，老人也死了。
有一个架子工，在架子上绑铁丝，一不小心从架子上掉下来摔在地上。这时，周围干活的劳工都跑过来，人越集越多。这时日本人看见了，一顿镐把就把人们打散了。受伤的劳工也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
累的要死要活，又不能吃饱饭。橡子面高粱面混合做的窝窝头，一顿只给3两，手指粗的咸菜一根，喝的是凉水。平常干活时根本没有水喝，渴极了只好喝海水，然后就得水肿病。得病后，工头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个房子里，不给吃不给喝，也不给治，只好等死。我亲眼看见一个30多岁的山东大汉，全身浮肿，几天就死了。有些人病的轻些，坚持上工，走路摇摇晃晃，工头就拿镐把打他们，说：“你们大老远的来这装病不干活，干活去！”被打伤后，有的几天就死了。我当时也浮肿，他们逼我去抬死人，我去病号房一看，里面的人几乎全死了。有一天，我们抬了十六七个人，其中有三个没咽气，抬的时候他们说：我没死，我还能干活。工头说：“干什么活，你们来了不能干活，活着有什么用，赶快抬出去！”到山上，工头又逼我们埋他们，一个人还能说：“别埋我，我还活着呢。”工头说：“活什么活，快埋，快埋！”就用镐把狠狠打他，这人马上就死了。由于我们都有病，挖不动坑，挖的浅，埋的死人晚上就被狼掏了。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没法埋了，就往沟里扔，沟都满了，老远就能闻到臭味。
时间不长，和我一起来的4个人就都死了。我一看不行，有一天趁大家排队吃饭，工头不注意的时候就逃跑了。我跑到大连水泥厂干了几个月，后来又到北岗子制革厂一直干到解放。我们窝棚来时大约有70多人，等我走时就剩20来人了。
[返回目录]
刘兆栋
（按：刘兆栋，大连仪表厂工人。此文根据1971年4月访问记录整理。）
我今年41岁，是山东省蓬莱县刘沟公社安香刘家村人。11岁那年，家乡年景不好，不得已来关东，托我的本家刘金胡介绍，在金州城里南街永兴福学生意。转过年日本人挑劳工，挑到我们柜上的账桌先生。因为账桌先生在柜上有股，掌柜的就叫我顶替账桌先生去龙王庙做劳工。先后和我一块去的劳工绝大部分是南方人，不知道是哪的，只是说话听不懂。由于活重，吃的不好，加上水土不服，得浮肿病的很多。人死得太悬了。
我在龙王庙干活主要是放土车子、推泥、抬沙子。回想起我还记得这么几件事。有一次我和一帮人从山上向下推土垫道，路过万人坑附近，见路边上有4个人，小鼻子（日本人）堵住我们的车让把车上的土卸下来埋上这几个人。这时前面的劳工说，他们还没死呢，怎么能埋呢。鬼子听了上来就是一镐把。躺在地下的人也说，别埋我们，我们没死，我们还能干活。我们看见4个人中间有两个活的，一个是被推土车轧断了腿，一个是有病，这 4个人已经被工头拖的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是真惨哪。
我们住的是就地搭的马架子窝棚，中间挖一条沟，潮湿就甭提了，哪有一个劳工不得病的。我亲眼看见有病也得抬大筐的，抬着抬着，扑通一下就倒下了，被日本人看见了还说装熊，当场拖着就走。每天出去干活，晚上回来都有少人的现象。有的劳工有病就被用绳子绑的，用铁丝子绑的，活活的就扔到沟里去了。死的人真是惊人，真是一层土一层人。死的人原来埋在北山坡，小鼻子说有味，以后就埋南山坡。
我们又都没有行李铺盖，只是垫些草。劳工得病的特别多，有病就要被送病号房，那就是等死了。我有一次发高烧，得了伤寒病，主要是因为吃橡子面、喝馏锅水，连饿，病倒了。当时我就知道哭，一位和我一起来的王大叔叫王海生，山东黄县人，30多岁，他劝我说：你别哭了，要是哭被日本鬼子看见了就把你活埋了。于是，他上工前把我卷在行李里，怕日本鬼子发现了要我的命。傍晚下工时王大叔把行李放开，我才敢露面。他还多给我一点橡子面窝窝头吃，就这样我才躲过去这场灾难。
当时死人的场面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亲眼见有的人抬着大泥筐走着走着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工头看见就说是装熊，立刻几镐把，有的当场就死了。有的还有气，就让人拖走了。每天上工去干活，回来时都能少一二个。
在我做劳工不几天以后，又从山东莱阳招来一批40多名劳工。其中有个姓张的，名字不记得了，大约30多岁。到第二年夏天，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来看他。可是到处找不到儿子，老太太挨个窝棚找，最后发现了儿子穿过的一只鞋，老太太逢人就问，到处打听，有人告诉他，儿子有病被工头用镐把打死，扔进了万人坑。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在万人坑边上哭的死去活来。小鬼子看见后，把这老太太狠狠地打了一顿，后来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我在龙王庙干了七八个月，就被调到大孤山修机场，在机场继续作劳工。
[返回目录]
王明杰
（按：王明杰，大连金州人，金州纺织厂织布车间工人。此文根据1971年6月9日采访记录整理。）
我叫王明杰，今年42岁。1943年秋，我被抓劳工来到龙王庙修兵营，主要是挖水沟，深10多米，宽1米。朝鲜人放炮，经常不告诉我们，那么深的沟，没有把手，根本来不及爬上来，炸死的很多。而这样的事件也能有十几次，死有二百来人。1944年春天还发生过一次大型塌方事件，就是挖前面大楼地基时，当时干活的人有500多人，当时死就有100多人。死的大多数是南方人。日本人让我们把这些死去的劳工都抬到周家沟埋了，也有一部分扔到了海里。
在这里住的是地窝棚，又湿又潮，虱子，跳蚤到处都是。吃的是橡子面的窝窝头，还吃不饱。工人有病的特别多，浑身肿的利害，不能干活，工头看见就说你是装病，就是一顿暴打。一次，我看见我们工棚对面的一个人，肚子肿的很高，他直哼哼。工头进来，拿起镐把照他的肚子就打过去，肚子当时就破了，水都喷了出来，这个劳工立刻就死了。有的劳工得病怕挨打，就偷着往外爬，有的爬出不远就死了。让工头看见也是往死里打，所以，大路上随时都能看见死人。
我实在是无法再干下去了。我就偷偷的跑了。我趁着天黑，顺着电网趴了出来。我又怕又累，刚跑出不远，就被一个东西绊倒，定下神仔细看是一具死尸，吓的我浑身冒冷汗，我跌跌撞撞的往回家跑，路上不时的看见死尸，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一些野狗在吃死人。我一直跑到半夜一点多才到家里，和我妈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听到工头带一帮人砸我家的门，我爹刚把门打开，工头和一个日本人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衣服领子，就给我两个耳光，“谁叫你跑的”，我妈上前求情，工头上去就是一脚，把我妈踢倒在地，把我拖到门外，扔到了大卡车上。我一看，车上已有七八个人了，都是抓回来的劳工。后来，又在路上抓了好几个。等到龙王庙时，已经装上了二十几个人，天也亮了。车一直开到日本工头的住处，在一个仓库门前把我们统统赶下车，塞进了仓库里，车就开走了。等到八点钟左右，来了七八个人，把我们连打带踢一顿，然后就让各个工头领走了。
我被分去挖下水道，用绳子往上拔泥，绳子太粗，我拔不动，工头就从后腰踢我，我一头栽进沟里，磕破了头，直流血。一个劳工说，这个小孩被打成这样，快把他藏起来吧。工头听到后，把那劳工打的半天没爬起来。
下午，我又想跑，工头看见后，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我想回家。工头对警备说，这小孩已经跑了两遍了。几个警备上来，把我用草绳捆在一个屋的柱子上，领来一只狼狗，来到我的面前，那狗一下把左腿上的裤子撕破，咬下一块肉，我疼的死去活来，就听他们在喊，看你还跑不跑。然后，工头又把我领回去，让我继续干活。
当时在龙王庙干活的劳工山东人比较多，最后大部分都死掉了。
[返回目录]
宋茂宣
（按：宋茂宣，大连金州人。此文摘自1971年6月3日调查笔录。）
我是1943年3月初到龙王庙跟姓魏的工头干活的，在阴历五月初六逃跑的。
我们干的活有筛沙子、挑沙子、装车等。工具有尖锹、洋镐、土篮、小扁担。当时西海头海滩上筛出的沙子堆成了一个小山。运输有小火车，也有小轱轳马土车子，下面是铁车轮，每个土车子能装2000斤，4个人推一辆车。我们初来几天，吃的是高粱米饭，过不多日子就吃苞米面和豆饼面合蒸的饼子，面子都发辣了，还吃不饱，劳工们饿得到菜园边拣烂菠菜叶、挖野菜吃。
我记得在1943年六七月间死的人最多，哪一天都有三四十人，6月有一天抬出来103具尸体。当时我在龙王庙下砸烂钉子，看的最准。开始还用点土埋一下，后来干脆就往周家沟里扔。周家沟那时有好几条小沟，当时还顺沟西部挖了一条1米多深、1.5米多宽，四五十米长的埋尸沟。这些年被雨水冲刷，已基本上平了，变成一条大沟即现在的周家沟了。
[返回目录]
张书义
（按：张书义，金县煤建商店职工。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4月10日。）
1943年我在那儿（指龙王庙工程）干了3个月。我们是打井的，打了两眼。最深的38丈，下去之后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就在上面用风箱按上管子往里吹气。以后打井的七八个人都拉肚子，大小便都在井底下，空气更坏，有的人就死在井下。最后就剩下我们四五个人，病的不行了。工头张文学就叫我们跟他大舅子赶车。有一次车出事了，把张文学大舅子压坏了，我们就跑了。
[返回目录]
张清田
（按：张清田，原籍山东济南人，金县国营农场干部。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4月20日。）
我家兄妹五人，生活贫穷。1941年[当为1942年]旧历2月2日，龙王庙招工的召集大家说，到了那里，吃大米白面。我为了挣一口吃的，就和哥哥报了名。到车站没上车前给馒头吃，上车后就两样了，给的是用烂菜帮子做的窝窝头吃。到金州下了车，就有大卡车往龙王庙拉，下了车有朝鲜工头押着我们。干的活有挑水的，有推车的，我被分配抬死尸。那时我才15岁，抬不动，以后又去挑水。
当时劳工吃的不好，还吃不饱，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人死了开始给个小火匣子，死的多了，就用席子往外卷，以后连个席子都不给了。用席子卷出去，再把席子拿回来，再卷死尸。还专门搭了个席棚子，谁要病重了就拖进去，说是传染病。有的劳工带病逼着去干活，有的还有气，被送到席棚子里，再也看不着了。
晚上睡的不是炕，把席棚子中间挖一道沟，大家在当中走道，泥往两边一反，做成泥床，就是劳工睡的地方。地上又潮又湿，臭虫多的是。睡不好，干的活又累，加上饿，跑的跑，死的死，死了就拖到山上，野狗就给吃了。日本人怕劳工跑了，在席棚子门口有把门的，外面还有灯射着，周围还围着铁丝。
有个老人告诉我说：孩子啊，来多少死多少，你们要能跑就跑吧。我们一看死那么多人，不跑是活不成了。白天我们约好了五个人，把自己的被拆了，跑时把被单捆在腰上，从暗面把席棚子抠出能钻出一个人的口，准备好镐把，如果被发现就和他们拼了。到了晚上，我们哥俩和两个姓李的，另一个不知姓什么，偷偷跑了出去。跑到九里村南面的小桥上，就各自散了。
[返回目录]
卢方平
（按；卢方平，1930年生，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9月23日。）
我原籍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镇。因家中生活贫困，1937年又遇大旱，我随父亲被招工到东北黑龙江密山滴道煤矿下煤井。头半年没给工钱，半年后每月只给3至5元钱。后来父亲和我先后得了病，无法下井，只好辗转回到山东老家。1942年，金州龙王庙久成公司招工，父亲带着哥哥（是哑巴）和我又来到龙王庙做劳工。
我们住的地方是三里庄河套，有三个大窝棚，共320多人。晚上两头都有工头手持镐把看守工人。我们干的活是装卸小火车、筛沙子、挖水道等，有时也推死尸，大部分是晚间往周家沟送，夏季白天也送，怕臭了。我们320多人跑的很少，最后只剩下七八十人。有的逃跑被抓回，就被绑在树上活活打死。吃的是橡子面、发黑的苞米面和发霉的高粱米，这些东西也不给吃饱。好菜是白水煮大萝卜。许多人得了一种传染病，先拉肚子，后就起不来，再就生蛆死掉。有个小马，我给他水喝，喷出一层蛆，后来眼睛都被蛆吃的凹了下去。还有一家四口，全死在这里，是我抬出去扔在龙王庙东山坡上。1943年夏季死的最多。劳工谢忠生和弟弟是被管帐先生打死的。谢忠生得病起不来，不给吃的，谢忠生向工头要吃的，工头说：“你还能干活？快死！”在大家要求下，给了两个黑面卷子吃，吃完后就蒙被躺在炕上。这时工头又进来了，一看就用镐把猛打。午间大家下工回来，掀被一看，嘴鼻都出血，已经死去了。
工头王洪德在1942年七八月亲手打死一个姓朱的，还打死山东菏泽县一个名叫吴庆芝的。这个人身体很好，很讲义气。有个工人借其衣服去当，就跑了。王洪德硬说吴有意支持工人逃跑，把他活活打死。
1943年夏天，我父亲也得了肿病，后来还被工头打了。我哥哥知道了，晚间到厨房偷了一把菜刀，要和工头拼了。父亲不让，怕惹出大祸。这样，父亲又气又急，不久就死了。父亲临死时嘱咐我，要和哥哥设法逃出去，顺着铁道奔奉天回家。到1944年春天，我们终于找机会逃跑了。
[返回目录]
翟德俊
（按：翟德俊，大连沙河口区武装副部长，山东菏泽人。此材料根据1971年5月和8月两份调查资料整理。）
我原籍山东菏泽马岭岗通古村人，今年43岁。在我十四五岁那年春天，与同庄的魏二气、贾庆大伯与邻庄翟庄的30多人一同被骗到龙王庙作劳工。包工单位是合兴公司，这一期共3000多人，从青岛上的船，整整装了一船人，大连下船。来到金州龙王庙后，场地只有一部分地方有席子窝棚，其余地方一无所有。来后下了两三天雨，没吃没喝的，有的蹲露天地。第三天给了一些白面，做了一顿疙瘩汤，以后就吃高粱米、窝头，只能吃个半饱。到了8月，公司又把我们送到黑龙江省鹤岗修飞机场，10月上冻后又回到龙王庙工地，继续进行营房修建。
在生活上就不用提了，一顿饭有一个小窝头，有时是一碗高粱米稀粥，有时给一块咸菜，有时没有。吃不饱，病死饿死的人不在少数。北山上有个所谓的病号房，我来的那年病号约有三五百人。听说有个病号为了喝开水，用铁盒烧水时引起了火灾，很多病号都烧死了。死的人多，每天都在往外抬，万人坑里埋的都是劳工。有的人抬死尸，连抬死尸的人也死在那里了。山坡上死人太多了，无人过问。当地百姓的大车路过龙王庙，都捂着鼻子把车赶得飞快。
由于饿得难受，有一天，我和一个姓姜的到附近三里庄去讨点饭吃，被工头董某（天津人，因脸右侧有一块印迹，外号猪脸）发现捉回来，逼着姓姜的劳工把脚上裹的麻袋片子揭下，赤脚站在雪地里，双手举着石头。大约半个小时，他就昏倒在地上，工友们把他送到窝棚里。
第二年春节大年初一早晨，贾大伯带着我、魏二气、段和尚等几个人趁过年工头管理疏忽逃了出了虎口。我们和翟庄来到龙王庙共 30多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
[返回目录]
许和江
（按：许和江，54岁，山东定陶县东王店乡许庄村人。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7月30日。）
我叫许和江，今年54岁，属羊的。大约1942年春天，家乡大旱，我和庄里的许之俊、许忠臣、许和安要到外面找出路，被仁和公司招工，到龙王庙做劳工。我们住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个山根下面的席子窝棚里。仁和公司共有千八百人。早晨天亮就有工头摧工，晚上天黑才能回来，干的活是挑土、抬石头、挖地基。大部分都在工地上吃饭，吃的高粱米饭，用海水煮的，吃不饱，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死人太多了。我们一起来的许元俊就得了浮肿病死了，当时40多岁。
到龙王庙干了四五个月，我也得了浮肿病，被送到了病号房。我进门一看，几具尸体上落满了苍蝇，有的眼窝都长了蛆也没人管。住进病号房的病人一没有饭，二没人管，饿就饿死了。每天都有人死去，被人用席子裹着抬走埋了。也有时人死了几天也没人抬。说看病的就是南金医院的爷俩大夫隔两三天坐着马车来一趟，他们来了之后，只有管事的招呼一下：“大夫来了”，这时就有几百个得病的人排队挨号，重病号抬出去，大夫问问病情，轻一点的给两片药就算完了。我幸亏有同乡许和安和曹县的大师傅吕朝德每天给送饭吃，才逐渐好了。活着从病号房出去的人很少。
我后来看没法再干下去了，挨到第二年春天渐暖时，在一天晚上工头查房后，就和许和安、许忠臣一同跑了出来，在十三里台给人扛了四年活才回到家乡。
[返回目录]
董日发
（按：董日发，66岁。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5月24日。）
我原籍是河南省范县夹河乡后车庄人。1942年四五月间，日本鬼子进行扫荡，闹得在家乡无法生活。当时听说关东山招工，吃的好，还挣工资，就上了他的圈套。我们被招工后先到济南一个大院集中，进去后大门一关，就别想走了，每天两顿饭，吃的是豆饼面的窝头。在济南呆了七八天，劳工凑够了七八百人，一同坐车到青岛；又等了六七天，上船到了大连；下船后又坐车，当天傍晚就到了金州龙王庙，住在北山根的一个大席棚子里。我们这个席棚子共150多人，属金田公司，大工头姓孙，小工头姓朱。
来龙王庙后主要是拉沙子、修路。从1942年5月到10月，在半年时间中，这150多人就死了80多人，跑了30多人，还剩下三四十人。我还被分配抬尸体，每天少则抬一趟，多则抬四趟，都是用席子卷起来扔到沟里。当时人都有病，哪有劲去挖坑，只好往沟里一扔，野狗就开始吃了。人死的太悬了。我们一起的窝棚了有一家姓王的5口人，只剩下 1个人，其余都死了。
[返回目录]
何德礼
（按：何德礼，1927年8月日生，营口市建工局离休干部。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10月12日。）
我的家乡在伪满关东州厅貔子窝行政区大何家屯。1945年3月，关东州向各行政区要劳工——“勤劳俸仕”，我家必须出一个。当时父亲有病，我就顶替父亲出了劳工。这年我18岁。
貔子窝“勤劳奉仕”是一个大队，我在第4中队，劳动地点在金县龙王庙。我们在貔子窝车站集中，有几百人，坐闷罐车当晚9时到金州车站，由关东军警备队荷枪押运步行到龙王庙693部队所在地工棚中。据说我们这一期共5000人。
住的工棚是就地搭的，两头是门，没有窗户，中间一条过道，两边是地铺，下面铺一些包米桔杆，上面铺席子，睡在上面又凉又湿。每个工棚住60到100人。工棚周围有电网，夜间都通上电，还有大、中、小队长拿着木棒巡视。
第二天就被驱赶到工地劳动，四个人推一辆轱轳马子车，由海边往工地运沙子，路途有几里长。载重时步步上坡，前面两个人拉，后面两个人推；回来时人坐在车上，一人用木制车闸控制往下放，车出轨造成伤人死人的事故几乎每天都有。头两个月往山洞口运沙子，以后就往建楼的地方运，每天劳动十个小时。如果哪个劳工出了点错，或是敢于反抗，轻者遭一顿暴打，重者打伤致残，有的被打死示众，埋掉了事。我就挨过小队长的耳光、木棒的毒打，腰受伤歇了两天，幸亏一同推车的张福官、田三叔、冷瓦匠照顾，才勉强上工。
吃饭是每日两餐，有时三餐，吃的是橡子面饼子和发霉的苞米、谷子，吃后不消化，胀肚。菜全是市场上最贱的烂茄子、白菜，开了花的水萝卜等，没有一点油星。要是有了病，根本没人过问。每天拂晓都有两个人拉一辆平板车往万人坑或荒野送死人，有时一车拉七八个人。死人最多的是从北满强征来的劳工，有些是被人花钱雇用来出劳工的，因远离家乡，死的很多。到底死了多少，没人敢探听。平时无论是吃饭、干活、睡觉都不准随便说话。管事的大、中、小工头都是民族败类，轻者打人骂人，贪污克扣劳工口粮、伙食费，重者都有间接或直接的血债。
日本鬼子垮台后，开始我们不知道，只看到693部队夜间偷偷撤走，只有那些假洋鬼子看守营房。8月中旬后，我们看没有人监视了，就集体砸开铁刺网跑了，先到七顶山，后辗转回到家乡。
[返回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