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程海拉尔劳工口述资料张玉甫 周茂胜 徐润国张玉甫回忆被骗到海拉尔当劳工的经历 （按：本文摘自张玉甫的回忆资料《敖包山上的血海深仇》，由毛吉昌、王洪昌整理，原文刊载于1963年9月10日《呼伦贝尔日报》，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是河北滦县人，从祖辈起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凭扛大活混口饭吃。我十七岁那年就给本村的一家财主放羊，二十岁又扛大活，辛辛苦苦卖力气，所得收入不够还债的。万般无奈，跑到锦州，在一家日本人的煤矿里当了"煤黑子"。旧社会挖煤那活儿，筒直不是人干的。吃的是橡子面，睡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受监工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经常发生倒塌、爆炸事故，不知夺走了多少矿工的生命。我拚死拚活地干了6个月，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正在这时，老爹闹病，我回了家。一登家门，老爹就断了气。以后才知道，父亲久病没钱治，加上好几天没揭开锅盖，活活折磨死了。 等我返回煤矿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了出来。后来，有人说郑家屯招人，我就望风捕影地又赶到了郑家屯。正是数九寒天，我穿着件露着棉花的薄棉袄，冻得浑身打颤。我挨门逐户地打听："有用人的吗？"遭到的不是白眼就是一顿臭骂。 一天，我正好在郑家屯"蹲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招工了！招工了！快来报名！"只见好几个穿着日本服的中国人，手里摇着小旗，上写"招工"二字，边摇边喊。我当时那股高兴劲儿筒直没法说，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摇小旗的人面前，哀求地说："先生，求求你，给我报个名吧！"那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玉甫"。我又追问一句："先生，到哪去？做什么活儿？多少工钱？""叫你们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天八小时的活，工钱是一元五角。"正在这时，只听摇小旗的人又大声喊道："自愿报名者，先领15元。"说着拿出厚厚的一迭钞票，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我立刻就报了名。旁边还有不少中国人也一手接过钞票，一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真是一时一变，刚写上自己的名字，马上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被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叫到一旁，编上队，马上就送到有人看守的旅馆里，再也不能随便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批400名劳工，被押到了车站。招工时说乘客车走，到车站一看，等着我们的是四节"大瓦罐"，一帮日本兵连骂带赶把我们拥入黑洞洞的车厢，就听"卡嚓"一声，把车门锁上了。我的心"崩崩"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不解地互相观望着。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两天两夜的旅途，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只给一顿干粮吃，喝不到一口水。第三天深夜，火车突然停了。车门打开，紧接着就听到："起来，起来，站着队下车！"人们按照次序下了车，车厢外边一片黑，只有地上的白雪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亮。当我们走下车，抬头一望，啊呀！一排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早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一个个手持大枪，枪上的刺刀寒光耀眼，真叫人胆战心惊。点了名，早已准备好的十几辆军用大卡车又向我们开来。"上车上车！"领队的中国狗腿子向我们大声喊叫着。日本兵端着枪，横眉竖目地吵嚷着。我们刚上了车，又听到中国狗腿子喊道："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话音刚落，十几辆大卡车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山里驶去。 天亮了，这时才知道已经把我们拉到海拉尔的北山上了。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岗楼，别的啥也看不到了。 我们这400人一直在山上等到天亮，一个个冻得象猫咬一样难受。又等了一会儿，一个胖得像肥猪样的中国狗腿子开始给我们训话，除讲了些要我们好好干、干好早些回家之类的话以外，说："你们手里的钱和物品可以交给我们保存，等你们挣够了钱回家时，统统还给你们。"在郑家屯他们预发的15块钱.，又原封不动地给了他们。 苦难的劳役开始了。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千人。我们所干的活儿，说起来只有一种，就是修筑军事地洞。劳动的强度简直就无法想象。无论是打洋灰、挖洞子、挑沟，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活。3米多深的壕沟，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干上一天，两肩就别想再抬起来。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劳工们不得不咬牙拼命干，偷不得半点懒。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本鬼子、监工们的洋刀和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 是真的每天只干八小时的活吗？那是骗人的鬼话，什么叫时间？什么叫休息？根本谈不到，每天不见太阳出工，太阳不落不收工，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 有这样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年轻的"苦力"，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这活最累），这时他直起腰来，用手擦了把汗，喘了口气，正想再干，不料被监工发现了。他气冲冲地走过来，一把夺过他的铁锹，当头就砍，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苦力"晃了几下身子，再也没有爬起来。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谁要磨洋工，谁就跟他一样。来人！把他拖走。"不大功夫，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苦力"。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可是，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每当杀害了中国人都会洋洋得意地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几个没关系！" 干起活来把我们这些"苦力"当牛马，而在生活上，却连牛马也不如。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不管饱不饱，一律给四个。每天三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许多人都闹肚子，连拉两天就不象人样了。可是还得坚持出工，要不打入到"病号房"就倒霉了。 提起住的简直没法说。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对面二层铺，躺下就不能翻身。工棚阴暗、潮湿，得疥疮、寒腿的人不计其数。一个工棚住着400多人，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晚上有人大小便时，非等凑够4个人，拿着4个牌子一起出去，再一起回来，若逃跑了1个那3个人负责。有时不够4个人，就得等，把人憋得满棚乱走。我记得有一次，白天劳累了一天，收工后躺在铺上就睡了，疲乏得竟连小便都没知觉了，尿在凉席上，又漏在下铺。这事被看守知道了，一下子从铺上把我拖下来，随手拾起洋镐把，劈头盖脸就是好几下，打得我鼻口冒血，至今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发生。 我到北山后没发给一件衣服。比我来得早的"苦力"说，冬天只给他一套麻袋一样的更生衣，这怎么能抵住零下40多度的严寒？无奈，只好把洋灰袋子用绳子绑在身上、腿上，那种可怜的模样，简直连"要饭花子"都不如。每年冬天冻死的人，就没法计算了。 打死、病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事情越来越清楚，我们这些"苦力"的命运，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跑！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阎王殿，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 几个月的折磨，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就病倒了。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左眼突然发红，渐渐就模糊不清了。想治，可上哪几去找医生？上哪里去弄药？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眼，身上又害了病，知道离死不远了，于是发了"善心"，把我打发到病号房去了。 提起病号房真叫入伤心透顶。一个席棚子住着五百多病号，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听了真叫入心酸。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米汤不入的，只要还能拿动铁锹，谁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世间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喝，据说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们泡病号采取的办法。天天都有新病号送进来。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号房里去检查一遍，逐个用脚踢几下，友现僵硬的尸体，便命令拖出去，每天至少三四个，多至七八个。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三四天就用卡车拉一次，扔到伊敏河边。每当河水上涨，伊敏河上到处漂浮着这些"苦力"的尸体。我在病号房里除了"养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每天往外拖死尸。 我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趁机逃跑的念头就更强了。因为病号棚离工棚较远，看守的也比较松。虽然总想跑，可是心里有点害怕，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那还是我到病号房以前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苦力"半夜跑了出来，没等他越过铁丝网，日本鬼子便带条狼狗把他抓了回来。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苦力"，身上被剥得光光的，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虽然身遭毒鞭，但一声不吭。我们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可是恶毒的鬼子，为了杀一儆百，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并大声地向我们说："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子……"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晚上蚊子、小咬糊遍了他的全身。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可是又一想，不跑也没活，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条生路。跑！主意就这样打定了。 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掌。病号们的呻吟声渐渐低了下来。门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突然，口琴声停止了。不多时，门口又传来轻微的鼾睡声。"看守睡着了？"我心里猛的一亮，就轻轻地光脚下了地。走近门口一看，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着了。"好机会！"我顾不得多想，小心地拉开门，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随着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对，只是往黑暗的地方跑。可是刚跑了不远，一道铁丝网就横在我的面前。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现在遇到的是不是呢？当时真是吓糊涂了，用手一摸没电，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用力钻了过去。衣裳被撕破了，手上流着鲜血，我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跑。又跑了几十米，又是一道铁丝网，接连一口气爬过了七道铁丝网，最后还有一道深沟。这时，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了。我漫山遍野地跑着，遇到山坡就滚下去，遇到深沟就爬边去。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直跑到天亮，才知道我已经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 在西山松树林里，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白天我不敢露面，藏在草棵子里，晚上出来采点野菜充饥。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第三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昏昏沉沉了，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我心里暗说："张玉甫呀！虎口狼窝你都闯边来了，难道今天就活活饿死在荒山上吗？"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马车的声响，我赶忙又藏起来，心想这回可算完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中国人，谈论着打秧草的事，我这才放了心。我壮了胆子向他们走过去。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当时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这几个中国人给了我几张大饼吃，救了我一条命，又指给我到街里的安全去路。我谢了他们，一直向海拉尔街里走去。 返回目录 周茂胜回忆在海拉尔等地当劳工经过 （按：周茂胜，男，1912年11月20日出生，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高丽沟村。本材料根据2004年6月10日访问记录整理。） 伪满时我在瓦房店木工厂当木工。父母早亡，因为生活所迫没法生存，把唯一的年仅十三岁的妹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家里就剩下我一人。在我26岁那年，我所在的木工厂有15人被日本人抓去当了劳工，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瓦房店上车，车上一天只给两个小饼子充饥，而且饼子已经发霉长了绿毛，饿得没法才硬着头皮吃。喝的也是发绿的臭水，就是这样的水还不够喝。火车向北行驶了七八天，到了黑龙江一个小车站叫青椅山，听说离讷河不远，具体地点不清楚，只知道临近苏联边界，有时能听到对岸苏联市区内的声音。我们干的活是给日本人修机场、盖飞机窝，干活慢便挨打。一起干活的劳工有上千人，来自各省的都有，瓦房店去的就我们15个木工。因吃不饱，活累，病轻的得坚持干活，病重的就被扔到山沟里喂了狼。日本人监管很严，我们住在席棚里，睡觉时都有日本人站岗看管。在这里修了两年半才完成，一起去的同伴已死去了七八个人。 接着又把我们用火车送到佳木斯修军营，干了三年才完工。然后又把我们运送到海拉尔修飞机场，一干又是三年。住的地方是木架搭的席棚，是地窨子，四面透风，地上铺着茅草，夏天漏雨，潮湿阴冷，冬天冻的难以忍受。劳工浑身长着疥疮，奇痒难忍。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干活慢了便被日本人用刺刀、洋镐把打。大家怕被打死，就得拼命干。吃的却连日本人的狼狗都不如。每顿饭两小碗煮八分熟的高粱米稀饭，两块咸萝卜，饮水也不充足。有病也不给治。若病重就说有传染病，死了就扔到山沟里。 我们从被抓走当劳工，一直干了七八年，这些年日本人只发过三次黄胶鞋，只在冬天时发过一身棉衣，到五六月天热时还穿着棉衣干活，后来天气实在太热了，劳工们只好全光着身子干活；鞋子最后也破烂得挂不住脚了。到1945年8月日本人已经投降，没人管我们了，大家才知道日本人垮台了，开始往家走。这年冬月时，我才回到家。而同我一起去的15人，只有4个人活着回来，另外三个人有姓韩的、姓王的、姓刘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余11人全在当劳工期间死去了。 返回目录 徐润国回忆被摊派到海拉尔当劳工经过 （徐润国：1919年生，辽宁省沈阳市人。此材料形成于2002年。） 我原籍彰武县，1945年阴历三月的时候，区里征派劳工，我被摊上了。出劳工的地点是海拉尔，下车后，往山沟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在那里有彰武县去的七、八百名劳工，义县和黑山的劳工各有一千多名。当地的雪下的非常大，没膝深。我们煮饭直接铲地上的雪，连草沫子带泥一起倒进大锅里，雪化成水后再倒进小米，小米多半是发了霉的。每人只给一铁勺小米粥，那怎能够吃呢？春暖后，草泛绿了，人们就挖草吃，人是吃饭的，只有牲口才吃草啊！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为了生存，人连牲口都不如了。 劳工们在海拉尔为日本人修军事工程，活重又吃不饱，许多人都饿死了。病倒的劳工就被拖到病号房里，不给治病，也不给饭吃，又没人照顾，进去的人基本没有活着出来的。病号房里的死人都发臭了，生的蛆满地乱爬，往里一走踩在上面噼叭直响。死人够五、六个了，日本人就派人去往外抬，架上柴禾就炼。火化之前，剪下死者的指甲、头发，装入小盒里一钉，写上姓名、住址，就成了骨灰盒。那个小四方盒一摞都有一米多高。 有个劳工实在忍受不了苦难的折磨，偷偷逃跑了，可是周围都是山，还有日本人站岗巡逻，谁也跑不了。日本人当即带着狼狗追捕，在山腰处，将此人抓住了。晚上，日本人命令劳工集合，让他跪在中间，逼着中国劳工拿洋镐把打。都是中国人，怎忍心下手，可被逼无奈，就得打，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到了七八月份时，从日本人的言谈举止中，能明显看出，时局已非常紧张了。劳工中开始传言苏联军队要打来了。就在这个期间，有一天，我正在干活，突然背后过来了个日本兵，猛地把我的胳膊拧到身后，使劲向上举，同时抄起一个榔头狠狠砸在我的脑袋上。我顿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那个日本兵莫明其妙地打完我之后，便像没事发生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开了。几个劳工伙伴架着我回到工棚子里，把我放在铺上后，我便昏厥过去了。等我苏醒后，已过了好几天了。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我养伤期间，又患上了伤寒病，连续十几天昏迷不醒，连苏联对日开战的炮声都没听见。 战争打响后，日本人没让劳工干活，并且开始转移劳工，还下了命令，转移时不许带病号。我得知这消息后，自知性命难保了，不禁大哭起来。住在一个工棚的劳工中，我结拜了十几个嗑头把兄弟，我排行十老六。大哥就劝我别哭，说："只要有大哥在，就有你的活命"。他叫来几个兄弟，将几床被子全盖在我身上，他们压在四角，想让我发汗缓解病情，任凭我燥热得乱蹬乱踹也不松开。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已经满身大汗，有两床被都湿透了。这个办法还真有效，出汗后，我感到清醒多了。到转移时，哥几个替我背着行李，将我夹在中间一起上了火车。 七八天后，火车在哈尔滨停住了。日本人下令劳工全部脱光衣服进行消毒，然后仍不许穿衣服，光着身子五人一排走到一个仓库。途中路过一个日本人的居住区，日本人见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人在路上走，都笑得直不起腰了。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尊严都被日本人摧残尽了！ 在仓库里存放着许多军用物资，劳工们在那里负责搬运。由于死的劳工陆续增多，我又会木匠，日本人就让我和另外三个人钉棺材。这时，我的病还没痊愈，但怕日本人识破，就硬撑着干活。起初死者还装入棺材中，后来钉棺材的速度已供不上死人的速度了，干脆直接将死者推进坑里一埋了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劳工们都自由了，大家便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等我到家时，临行前未出世的大儿子都会坐着了。 当年被日本兵毒打后，我便落下了后遗症，右臂无法伸直，半边面部神经功能丧失。近年来，视力又明显下降，一米之外便已视物不清了。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