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月庆
（按：吴月庆，1928年生，原籍山东省新台县吴家泉村。此材料根据2002年6月3日本人口述整理。） 我叫吴月庆，今年75岁，现住沈阳市于洪区杨士街道郑家委，是沈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的退休职工。1944年我16岁时，家住在沈阳市三经街六纬路。那年的二三月份，父亲吴春山被日本人派了劳工。由于我父亲身体不好，我下面还有两个小弟弟，若父亲走了，他俩都得饿死，我便哀求抓劳工的人，由我顶替父亲出劳工。这样，我就替父亲给日本人当了劳工。我们被用火车拉到梅河口下了车，排队步行向西走，说是走8里地就到了。可是从中午下的车，走了不知道几个8里地，天快黑时才到达劳动地点。我们干的活是开山，用炸药崩山洞，听说是装飞机用的。干活有日本人端着枪看着，我们不敢说话。每天吃的是苞米稀粥，住的是劳工自己搭的席棚子，吃不饱，睡不好，超体力的劳动累得我们不行了，咬牙也得坚持，要是被日本人看到偷懒，就会遭到一顿毒打。有病也得坚持干，日本人发现你有病不能干活了，就往山沟里扔。日本人根本不管我们死活，我亲眼看到两名劳工被炸药炸死了。人被炸死后，日本人马上让我们清理现场，然后继续干活。两条生命就这样被夺去了。 后来又让我们到梅河口车站修建一座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大房子，用来装大炮、枪支等军用物资。房子修完后，我们每天卸火车，把各种物资运送到大房子里，活累，也很危险。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一天卸火车，一个箱子从车上掉下来，把一同来当劳工的我家邻居邱富祥头部砸伤了，当时鲜血直流。这时日本人来到他身边，二话没说，就让人把他抬走扔到河里。邱富祥一手捂着头，一手拽住我的衣角，叫着我的小名说：“根记呀，我还能活，还能干活……”让我向日本人求情留他一命。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但又不敢说话。后来看到他可怜的眼神，就壮着胆子向日本人和汉奸说情，说我这个爷们还能活，你们别把他抬走。日本人当时很厉害，不知说了些什么，一个汉奸过来就给我一个耳光，嘴里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再多说话连你一块扔河里！”我不敢再说了，眼看着他们把我这位老乡邱富祥扔到10多米深的河里。在场的劳工哭声一片，我更是哭得无法形容。日本人和汉奸看见大家哭，阴笑着喊：“都给我干活去！”手中还挥舞着军刀。大家只好继续干活。 这样险恶的生活过了半年多，一天，日本人突然让大家上闷罐火车。火车向南开了很久，车门打开，让我们赶快滚。下车一看，回到沈阳北站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全家抱头痛哭。就这样，我结束了第一次劳工生活。这时，天气已经开始冷了。 回到家里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和汉奸再次来到我家，强迫我父亲出劳工。没办法，经过求情，我第二次替父亲出劳工。我和其他被强征劳工的乡亲们被带到了沈阳站附近的抚顺客栈集合，第二天押上了闷罐车，一路向北开了两天两夜，到了王爷庙火车站。下火车时正下着大雪，看见地上摆着几口大锅，烧着火，我们都以为里面蒸着窝窝头或大饼子之类的吃的，哪知道，有个翻译过来说，中国人身上有虱子，让我们将衣服脱下来。我们脱下衣服后，他们把衣服都放在笼屉里蒸，也不让我们进屋，就在雪地上赤身站着。等衣服取出穿上后，刚开始觉热乎乎的很舒服，然而过一会，衣服便结上冰，抬手都抬不起来了。随后，我们又上了车，把我们拉到了兴安北省五岔沟。到五岔沟的头一件事是搭工棚子。地上都是雪，扫扫雪就搭。棚子不高，有个劳工在棚子里烧火御寒时不小心把棚子点燃了，日本工头过来将劳工们毒打了一顿。三天后工棚才搭完，共有10多个，每棚住100多人，总共有1500多劳工。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苞米面稀粥，稀得比水稍强些。我刚开始被分到了木匠房里，共有20多木匠。我不会木匠活，别人都照着划好的印锯，我跟着学，可还是把木头锯坏了。日本工头和朝鲜工头就拿着木头锤打我，把我打得直哭。木匠中的小队长会几句日本话，跟日本人说情，这才不再打我。日本人说我是小孩，既然不会木匠，就去捡锯剩的木头来给大家烧火取暖。 我们在车站干了一个月，又被调到山里修堡垒，堡垒口冲着苏联方向。修筑时非常劳累，每天只给喝稀粥，没有力气，稍有懈怠，监工的用带尖的小铁锤上去就是一下子。有被打在头上当时就死了，监工让人往边上一放，架上木头就烧。也有的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呢！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端着枪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去就用刺刀挑。大家只好眼看着这个劳工被活活烧死。 劳工干重活不给饱饭吃，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有时小队长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吃大饼子！所说的大饼子只有一手长，一指厚，手掌宽，每人一个，够不够不管。尽管这样，有的人也省着吃，攒着准备做逃跑时的干粮。附近有很多狼，单独跑不了，只能在夜里结伴逃跑，可是日本人岗哨很隐蔽，有些劳工会被抓回来。日本人把他们的衣服脱光，让光着脚在雪地里跑，直到冻死，要不然就是打死。劳工们连饿带病，再加上毒打，每天都死人，平均一天死两三个人，五六个月时间，这一千五百多人死了五百多。到“8.15”时，堡垒修完了十五、六个，我们察觉到日本人有些变化，对劳工的态度有所缓和了。不久日本人跑了，我们就被送回来了。 两次被迫当劳工的遭遇，使我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身体受到很大损伤，多少年来，当劳工时的苦难经历还常常使我梦中惊醒。现在，我一身是病，卧床不起。我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赔偿给中国劳工和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 [返回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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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殿太
高殿太：1920年10月15日出生，现住瓦房店市复县大窑村。 1943年阴历4月，村里派我、王永春、刘世贵和张祖财四个人出劳工，到了伪满兴安南省五岔沟。下车后，日本人命令大家去洗澡，实际只是在水中沾了一下就出来了。接着大家就坐在大席棚子边都等着开饭，有四人去抬饭抬菜，过一会饭菜来了，我一看，原来是煮熟的整个玉米粒每人一茶缸，菜是煮的南瓜汤，也是每人一茶缸，这哪够吃呀！起初我们以为劳工刚到，做的饭菜量没算好，可是以后天天如此，天天吃不饱。后来又换成半生不熟的煮土豆，有的人嫌生，就偷偷自己烧着吃。饥饿难耐的劳工们有时只得四处找吃的，山上有野菜，采来就吃，夏秋时捉些蜢蚱，用铁丝串成一串，生火烤着吃，这是饿肠辘辘的劳工们心目中最美味的大餐了。日本人有马房，有的劳工晚上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也去偷吃喂马的豆饼。 我们这个工地能有一千多劳工，分住几个大席棚子，每个棚子住一百多人。棚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板铺铺着草住人。棚子外有的地方草齐腰高，夏天时蚊虫非常多，有时睡觉时席棚子里甚至会钻进蛇来。到了晚上，每个棚子里两头都各设一个站岗的专门看守我们，为防止逃跑，还命令我们都脱光衣服睡觉，连出去方便时也不许穿衣服。 我们是头一批到这里来的劳工。从火车站到工地有40里路，我们先是修这40里的公路，修完路后接着修山洞，在山坡上抠出洞，支上木头架，然后浇灌钢筋水泥，修好后就象咱们的房子一样。浇灌水泥时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干。干活时挨打是家常便饭，背着100多斤的水泥袋子往山上走，后面跟着手拿皮鞭的"二鬼子"，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鞭子，边打边骂。有一天下雨路滑，我和一个人一起抬木头，不小心滑倒了，日本人过来不由分说就狠打了我一顿，晚上还不让我吃饭。还有一次，我正弯腰干活，"二鬼子"在身后猛地一棒子打在我腰上，我虽不知道为什么打我，可是也不敢吭声，强忍疼痛继续干活，直等他走后才直腰察看伤处，那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在五岔沟天天都有死难的劳工，每天三五个不等，多数是饿劳成疾病死的，死后用草包往头脚一套，捆上草绳子拖到外面火化。我家南边有的村子叫王世全的就死在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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