瑗珲县大城军事工程劳工王树熙口述

（王树熙，1927年4月30日生，原籍山东省莱州市掖县城关区南关村，现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曾任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此材料根据本人口述整理。）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父亲年轻时闯过关东，到过苏联，身份说不清楚。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五支队曾在我家乡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我参加了儿童团。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头目叫张宗远，这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自称有中国血统，与原籍掖县的著名军阀张宗昌是本家，目的是假装亲善，收买人心。不久，他便撕下伪装，大肆屠杀抗日群众。我父亲破坏过日军的电话线，被日军抓捕杀害了。我当年14岁，生活没有着落，就到东北来投奔沈阳的一个亲戚，在他家开的油漆铺里做学徒，以后在大连、鞍山、辽阳等地做零工，1944年又回到了沈阳。3月20日（阴历），我在日本站（现在的沈阳站）附近等电车，过来两个穿着旧西服的人，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是做工的。他们让我出示劳工票（当时给工厂正式工人发的凭证），我回答说，我是做零工的，没有劳工票。他俩说：“没有劳工票，跟我们走吧！”然后不由分说，连拖带架地带到一家旅馆。旅馆里有100多象我一样被抓的人，门口坐着两个手拿镐把的打手，防止有人逃跑。我在旅馆里呆了七、八天，被抓进来的人达到了300多人。一天，来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更生布做的棉衣和一双棉胶鞋，然后都押上了闷罐车，火车向北开了三天，通过车厢的小窗可以看见路过了哈尔滨、孙吴，到了一个叫山神府的地方，车在此停了很长时间后又向山里开，一直拉到了瑗珲县大城，离苏联国境不会超过60公里，这天是4月初1。我们下车时正下着大雪，这里已为我们搭好了棚子，用桦树杆支成人字架，两层席子，中间加层油毡纸，铺上当地产的靰鞡草。一个棚子住30人，共有10个棚子。

我们这些被抓的劳工吃的是苞米面掺橡子面的窝窝头、大茬子（玉米）粥，没有菜，日本人为让劳工多干活，有时给每人一小把咸盐豆。当地没有井，我们喝的是河沟里的水。大概连日本人都没想到的是，兴安岭由于人迹罕至，树叶等腐败物堆积得很厚，流过的水中也含有了大量的毒素，因饮水生病的人很多。冬天穿的是临行发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兴安岭零下三、四十度的气候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裹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下面迎风走；到了夏天，劳工都只穿条裤子，赤着上身，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反正方圆五、六十里内没有人家。

我们每天天朦朦亮时就吃饭，接着便开始干活，先是凿石头，后来是平整土地，将树根刨出来，这些活没有机械作业，全用人工完成，平完地后又铺水泥，估计是修飞机场。劳动时按每个棚子分配定额，完不成就要被暴打一顿。监工打人用的是镐把和勘探锤，用勘探锤把比镐把打人还疼，若用锤尖打，头上挨一下就得打死。兴安岭的蚊虫特别多，尤其是牛虻叮人更狠，即使这样，劳工每天疲惫不堪，只要一躺下就沉睡不醒了，早上起来一身都是包。

由于条件艰苦，劳工大量患病。监工根本不给医治，只要能站起来就得干活。实在站不起来的就送到病号房里，进了病号房等于是在等死。日本人怕得上传染病（当时称霍痢拉），劳工病死或即将病死时，就拖到森林里火化。有个和我关系要好的叫杨林的小劳工，原本在哈尔滨学徒，奶奶有病，回家探视时路过沈阳站被抓。他患了一种病，口鼻血流不止。到第三天时，我去看他，监工来对我说：“走，帮着把他抬到森林里去。”我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他。但监工仍是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完全死，二是人被炼时肌肉收缩的反应，我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我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了”。可这又怎能挽救杨林的生命呢？

有些劳工忍受不了虐待，就开始逃跑。当时日本人给当地居民发放国境证，劳工没有，而且几十里内没人烟，往北是黑龙江，往南是原始森林，设有关卡和巡逻队，即便跑出去，老百姓也不敢收留，因此逃跑的劳工绝大多数被抓了回来。逃跑劳工一旦被抓，遭遇极其悲惨。日本人先打一阵，然后将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用镐把打。如果认为我们中谁打得轻或犹豫不打，监工的便会将这个人也打一顿。逃跑劳工还没被打死的话，日本人就把他带到巡逻队的狼狗圈任凭狼狗撕咬而死，受难劳工的喊叫、求救声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在大城干了接近一年，冬天时又被带到金水，因天冷，窝棚已无法御寒，就在地下挖坑，上面铺树枝，压上土，坑里盘上炕，就在里面住。开始是凿石头，以备春天时修飞机场。这里离嫩江近，有的劳工试图逃跑，但是冬天的雪中容易留下脚印，日本人会顺着追踪，抓回来后有时会换一种惩罚办法，脱下衣服在室外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