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醒民:黑河孙吴当劳工

（按：姚醒民，1921年生，天津荣军假肢厂离休，现住辽宁省灯塔市沈旦镇小堡村。此材料根据2003年4月28日采访录音和本人提供资料整理。）

    伪满时，我家住奉天小东边门外三家子，那时我名叫姚国治，解放后更名为姚醒民。我因为家穷，1934年就随父亲进入了伪满奉天造兵所学徒，受尽了日本人的欺压。一次，我在给绘图员川琦倒水时，不小心把玻璃杯掉到地上摔碎了，川琦拿起一根铁管打在我头上，当时我就不省人事了。父亲带着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医院，头上缝了七八针，至今我的头骨还有个坑。
    1941秋天，伪满政府检查国兵。因为我长得瘦小体弱没合格，就被征入了勤劳奉仕队。集合地点在皇姑屯车站东面的一个旧仓库，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勤劳奉仕报到处"，有专人在门口登记。我在上午10点多钟赶到了集合处报完姓名、住址后，登记员告诉我到里面等，不许随意走动，上厕所也要请假。到了仓库里一看，已经来了好些人。下午一点多，开来一辆汽车，给我们送来一些馒头。一个穿灰大衣的人叫我们出来站队，并向我们训话说：这次勤劳奉公的地点和任务，是去哈尔滨北边黑河修仓库、卸火车。活不累，吃的饱，吃的好，还有玩的地方，一个星期休息一天，一年期满就回来。然后将我们五个人编成一组，四个小组为一个分队，加上分队长共21人，四个分队为一个小队。后来才知道讲话的人就是大队长。晚饭后开来一辆闷罐车，带队的领着我们上车后，站台上有人关上了车门，并用铁丝把车门从外面拧死了。
    在车上大家聊天时，互相通名报姓，彼此认识了。现在我能想起的有：李忠孝（山东人）、陈绍棠、康连喜、刘鑫、张景春等。这些人中有的是检查国兵不合格征为勤劳奉仕的，有的是别人花钱雇来的，有的是替亲属出劳工的。火车开三天三夜，也不知道是到了那里，等车停下后，有人打开车门，我们下车立即呆住了，只见到处是炮楼、铁丝网和电网，站台上每隔四五米就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手端的步枪上了刺刀，还有的日本兵牵着狼狗，正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带工的汉奸们喊叫着我们下车列队，站成两排。有几个日本军官在翻译和汉奸和陪同下，从我们面前来回走了两趟，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接着，有人领着我们走到了车站北几里地远一个由电网围着的劳工宿舍前，按小队分配了宿舍。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带到了黑龙江省（当时是黑河省）的孙吴。
    我们住的劳工宿舍是土房，中间开门，进门是四口大水缸，绕过去就是两铺炕，也有窗户，不过钉着铁条。一个宿舍容纳一个小队84个人，由小队长负责。都安排完后，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大家就休息了。第二早日本人给我们打防疫针，究竟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给我们消毒，又是洗澡，又是蒸衣服、行李，足足折腾了一天。到了第三天，就开始正式上工了，小队长训话说："只许干活，不许乱说乱动，解手要拿出恭牌。"我们干的活是装卸火车和在仓库里搬运各种物品，仓库里有各式各样的草袋捆、大小木箱，有时在某个仓库中摆放这些物品，有时按照要求将一个库的东西全搬到另一个库去。劳工们从早忙到晚，却不给饱饭吃。每顿发一个窝头，最初是玉米面，后改为高粱米面，以后又成了由橡子、豆饼、树皮等磨成的混合面，总之什么都可以往里掺。这样的杂面窝头又苦又涩，为了活命就得往下咽。菜就更不象样了，带叶的萝卜、带根的白菜、烂土豆、臭韭菜，随便冲冲就往锅里一扔，连点油星都没有，就是这样的菜也不多放，煮了一大锅汤，基本是光喝汤了，不仅如此，汤上还经常漂着一层小黑虫，看着恶心极了。可是不吃就得挨饿。劳工们气得都去找做饭的人，那人一脸无奈，对我们说：
    "在这里根本不许出去买东西，日本人发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你们是劳工，我也是劳工，你们吃这个，我也得吃这个呀！"
    我们二中队一分队有个家住奉天小南门叫陆汉章的劳工，二十岁，瞎了一只眼，长得膀大腰圆的，就因吃不饱，活重，整天累得腰酸腿疼的。有一天他搬运豆饼，日本人规定每人每趟必须扛三块，他实在扛不动了，走到半路摔倒了。他爬起来见地上有摔掉的豆饼楂，就捡起来吃了。日本兵有个伍长看见了，硬说他是有意破坏，吩咐一个叫佐佐木的日本兵用皮带抽得陆汉章遍体麟伤，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我们小组有个湖南人叫张福来，也因体虚乏力，摔倒后将背的木箱磕破了，日本兵松井把他捆起来毒打了一顿。第二天，张福来便发高烧，上工时都走不动路了，是大伙扶着他去的，到了仓库也干不了活。我是组长，报告了分队长，想让他回去休息，分队长不敢做主，就请示小队长，小队长向日本监工松井说情，这才允许张福来靠墙边躺着。张福来有病怕凉，我顺便拿条草袋子给他盖上，可他仍说冷。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大伙轮换着背他回到宿舍，卫生员找来医生给他打针吃药，这一夜平安无事。次日出工前，分队长找来医生，医生说张福来病很重，不能出工，这样就留下他休息。等我们收工回来，发现他不见了，小队长去问，说是他住院了。劳工房院里根本没有医院，只有个医务室。从此，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后来听说他死了，还有人说是被日本人用车拉走了。山东人李忠孝也是得病昏迷不醒，被日本人用车拉走了，此后也下落不明了。类似情况在劳工房内还发生过几起。为此，劳工们有所猜疑，因为在我们北面三里地左右有个工厂十分反常，光围墙就有5米多高，立有一个大烟囱，有人说是砖厂，可从没见过有运砖车出入，烟囱冒的烟也不是黑色，而是白色或淡黄色的。很多人都说那是个细菌研究所，不知李忠孝等人的失踪是否与它有关。此外，我还亲眼见到一个叫关启德的劳工不堪忍受折磨触电网自杀了。
    最使人忍无可忍的是日本兵丧心病狂地污辱中国人的人格。这件事引发了劳工们自发的强烈反抗，组织了暴动杀死了侵略者，并投入了革命队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奉天来的劳工中有个姓马的，回族，二十岁左右，大家都叫他小马。他会说点日本话，被日本人选中当了博役即勤杂工，在门卫室侍候日本兵，负责烧水、劈柴、跑腿送信。他白天在门卫室，晚上回大队部睡。有一段时间，大家忽然听说他病了，一直在宿舍休养，我们就去看他。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才吐露了实情，原来他所得的病竟是被泯灭人性的日本卫兵长期鸡奸造成的脱肛。他声泪俱下地说述了被凌辱的经过：有一天下大雨，他没事可做，一个人在门卫室打盹。站岗的卫兵原川太郎走进屋来与他说话，先是对他挑逗，接着就命令他脱光衣服。小马不从，原川就拔出刺刀相威胁。小马被逼无奈，只得顺从了，就这样，小马就被原川鸡奸了。第二天，原川见到小马又给烟，又给糖，极力拉拢他。尽管小马对原川愤恨至极，可也不敢发作。此后，原川更加肆无忌惮，在当班时多次对小马施暴，有一次还带来一个日本兵来合伙凌辱他。最惨的一次是一天夜里十点多，小马正在睡觉，原川来叫他去给门卫室生炉子。小马到了门卫室一看，炉火红彤彤的
    烧得很旺，察觉到上当了，但想逃也来不及了。原川反身将门插上，拦住了他，此时从里屋里又出来两个日本兵，三个人不由分说，就把小马抬到里屋"轮奸"了。小马的肛门疼得都麻木了，第二天就无法上班了。大队长知道后也没说什么，就让他休养了，另由劳工匡海栋接替他当了博役。
    大家听到小马的遭遇后无不义愤填膺，决定要惩治暴虐的侵略者，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匡海栋当年42岁，河南人，富于心计，是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利用在门卫室当博役的便利条件骗取了日本人的信任，又秘密在劳工中联系了二十多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其中包括我。事后我才知道，匡海栋和劳工中的冯敬久、沈玉堂、赵有才都是从河南来的中共党员，出劳工以前就一直在奉天进行地下工作，这次来孙吴当劳工实际是受组织的委派打入日军军事要地探听情况，等待时机率领劳工破坏军事工程的建设计划。其中冯敬久的身份是大队医生，在这次行动中担任了组长。我们一商量：日本兵把守严密，劳工房外围圈有电网，硬冲硬打恐怕难以成功，必须寻找时机杀死警卫，然后悄悄逃跑。
    到了1942年12月下旬，沈玉堂利用卸车的机会告诉我：组织决定在日本军庆祝圣诞节的那天晚上10点准时暴动，杀死警卫的任务有专人负责，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监视劳工队内部的异已分子和抢门卫的枪支弹药。之后，我又和冯敬久、赵有才碰了头，他们都有各自的任务，定下的联络暗号是手电的光亮，行动顺利为一长亮三短亮，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就一亮即灭。到了圣诞节那天夜里，日本卫兵从外面带来两个日本女人，在一起饮酒、跳舞，纵情狂欢。匡海栋负责伺候日本人，他按照事先安排，悄悄地将冯敬久弄来的麻醉药溶进了酒和饮料里。这种麻醉药是伤员作手术用的，药力奇强，那十个卫兵和日本女人喝下去后，没用多久便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在劳工房中焦急等待的同伴们收到了匡海栋发出的行动顺利的信号后，立即冲向了大门，不费吹灰之力就结果了这些日本人的性命。这此无声的战斗共收缴三八步枪十支、手枪一支、手榴弹二十多颗、子弹数百发。然后，我们七八十劳工沿着预先商量好的路线迅速越过日本兵的警戒线，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奔跑到了湖通镇。
    湖通镇是个三角地带，往北八九十里就是呼玛县，往西是加格达奇，往东过河不远就是苏联边境的斯沃博德内。我们到了这里一研究，觉得在这里驻扎比较理想。冯敬久分析了形势说：我们多数人是被征来的，日本人对我们的个人情况了如指掌，回家等于是自投罗网，不如去找抗日联军，一同打鬼子。在暂时无法与抗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去吃老百姓，他们都很穷，甚至一家三口只有一床被，干脆拉起队伍劫富济贫。有人提要打出抗日联军的旗号，赵有才说：我们还没找到抗联，不能打抗联的旗号，就叫东北义勇军吧。就这样，我们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开始时有六七十人，但渐渐地一些人脱离了队伍。
    1943年，我们四处活动时，有些老百姓问我的姓名，我担心给家里带来麻烦，因为我姥家姓杨，就自报假名杨有。我们人单势孤，条件非常艰苦，在克山一带活动快走投无路的时候，来一名妇女找到我们，自称叫张苦莲，指名要见东北义勇军的负责人。谈话中，她说自己是抗联将领李兆麟的联络员，并拿出了联络信和身份证明，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请我们去参加抗联。当时我们只剩下13个人了，大家一致同意参加。张苦莲给我们写了封信，让我们去依安火车站等候。我们安排人到了依安，果然有人前来接头，这样就与抗联接上了关系，匡海栋还得到了李兆麟的亲自接见。从此，我们这些历经苦难的劳工加入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