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成, 1929年5月初9日生，1947年参加革命，现住瓦房店市老虎屯镇雅化村。此材料根据2002年8月10日采访录音整理）
    1943年夏，我正在读小学，一天放学回家，看到母亲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哭，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告诉我说：县公署指派屯长征劳工，我哥哥被县里要了劳工，很快就走。我家里共兄妹六人，一个哥哥当时已成家，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父亲身体不好，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嫂子为此也总是哭哭啼啼的。我就对母亲说：“我不念书了，替哥哥出劳工吧。”父母同意了。就这样，我带着家里准备的行李来到了瓦房店。我们同村被摊派劳工的共三人，有邵新年、李学政和我，那两个人和我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听说也是在北方，具体地点说不清楚了。在县里有日本兵看守着，当天，满载着劳工的闷罐车向北开去。车窗遮得严严的，什么也看不见，一直把我们拉到伪三江省虎林县东仓库。
    虎林东临苏联边境，我们干活的地方周围都是山，见不到住户，东面远处便是虎头镇，日本兵在那里和附近都有驻军。我们住的是木棒搭架的席棚子，有十多间房那么长，四面透风，下雨时漏雨。席棚子就搭在草地上，夏天蚊虫肆虐，叮咬得浑身是包；冬天时棚子里也不许生火，劳工只好盖着家里带来的已经破烂得露棉絮的被、穿着衣服在寒夜中煎熬。棚里是两层铺，我住下层，由于挨近地面，极其潮湿，而且上铺有人还偶尔尿床，就像下雨似的，可是又不敢出声。共有十多个这样的席棚子，劳工有上千人都住在这里。席棚子外围拉着铁丝网，有一个朝南开的大门，门两侧是岗楼，日本兵在上面持枪站岗放哨，旁边有两个狼狗圈。
    到虎林后，给劳工每人发一个茶缸子拴在裤腰带上作为饭碗，吃的却只有半碗高粱米饭和半碗稀汤（所谓的汤就是用咸盐水兑的）加一个土豆，或者是橡子面、窝窝头，有时吃的是掺沙子的小米饭，嚼起来格格直响，只能皱着眉硬往下咽。吃饭要排队去领，日本兵还端着上刺刀的枪在一旁虎视耽耽地监视，严禁劳工吃饭时交头接耳，要是看谁不顺眼非打即骂。他们养的狼狗睡觉时还铺着海绵垫子防潮，吃的是大米饭，在那个作亡国奴的岁月里，劳工们竟然不如他们的狗呀！
    因为卫生条件极差，棚子里跳蚤、虱子四处乱爬乱蹦，劳工们身上的虱子就更多得数不清了，晚上大家痒得受不了就抓，有的甚至直接用铲子铲。日本人做的更绝，他们如果见到后，干脆在劳工棚边支起蒸笼，烧好水后，将劳工聚集在一处，命令全脱光衣服，坐在地上等着，他们把衣服放在屉里蒸，冬天也是如此，根本不顾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赤身裸体的劳工们。
    干活的地方离住处很近，让我们干的是修山洞，挖战壕，用于防御苏联进攻，所有的山头上都有劳工劳动，山洞满山都是。劳动强度极大，完全用人力挖洞挑土，日本兵架着机枪、端着刺刀在劳动现场警戒，严禁劳工左顾右盼，即使是鞋带松了弯腰去系也不行，如果觉得谁干慢了就用棒子、皮鞭劈头盖脸地打，有的当场就用刺刀挑死了。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食物，本来就饿得浑身无力，哪有力气从事如此繁重的劳作，劳工们连累带饿，很多人病倒了，可日本人说是装病，根本不给治疗，而且有时硬说是得了传染病，拖出去喂了狼狗。当天几乎每天都要死几个人。有的被打或生病无力再为日本人卖命干活了，日本兵过来往野外拉，又担心没有断气会趁机逃跑，就找来席子，把人卷上，再用绳子捆牢才扔。虎林山上狼特别多，夜间狼嚎声不绝于耳，这些可怜的劳工不用说肯定是成了狼的口中之食了。死了的劳工有的被随便找个地方挖坑埋掉，有的浇上汽油或架在木柴上焚烧，也有的弃之荒野，任凭狼群撕咬。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44年秋季时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为保守军事秘密，对劳工们下了毒手。一天，他们借口改善伙食，向劳工们供给了大米饭，暗中在其中掺放了毒药，将劳工们都毒死了。万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来已经水米不进，没有吃到这顿毒饭，后来就昏迷不醒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围都是死人。我担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丛中不动，夜间悄悄朝着一个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水坑里的水喝，饿了挖野菜吃，过了几天才见到一户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体稍稍有所恢复后辞别他们继续赶路。因为害怕，我始终不敢坐车，一路讨饭走了两三个月才回了家。光复后的1947年，我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共产党的无比敬仰参加了解放军，投身到了革命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