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宁军事工程口述资料 |
鞠修经回忆在东宁当劳工经过（按：鞠修经，1929年生人，原籍山东省安丘县人，现在住沈阳市新城子区虎石台，沈阳煤业集团公司离休。此材料根据2003年3月采访录音和本人书面资料整理。）
1942年秋，我14岁时参加东北军，在51军113师678团输送连当勤务兵。51军是山东境内主要的抗日部队，我当兵四个月参加了两次与日军作战，第一次在日照，第二次是1943年2月在莒沂边境，因敌强我弱被敌人包围，上千人被俘，我是其中之一。日军把我们押往青州，路上连续走了五天只给了一些花生饼吃。到了青州把我们关进监狱，共1200多名俘虏分成12个中队，每个中队约100人住在一所大房子。房子里没有床铺，我们只能睡在水泥地上，一天两顿饭，一个窝头或一张煎饼，没有菜，渴了就喝院子里的井水。在青州把我们关了一个月，饿得大家四肢无力，站起来眼前发黑，许多人病倒了。我的脚被冻伤，疼痛难忍。有一天12点多钟，通知集合，去车站上火车。因为火车是1点钟发车，监狱离火车站10多里路，日本人就命令跑步前进，路过街里时人很多，有些胆大的人就乘混乱之机逃跑了。 我们坐的是闷罐车，一个车厢装三十多人。上车后日本人从外面把车门用铁丝拧死，里面空气浑浊。我上车后就病了，有个姓张的班长与我同乡，40多岁，他一直照顾着我。车到了天津，日军396部队接收劳工的人将我们带上了客车，每节车厢都有日本兵把守着。我病得四天四夜没吃东西，光喝水，一直挨到了东宁县。下车后有汽车将我们拉到距东宁县城以东20多华里的山里。那里是军管区，没有住户，沿途经过的山岭上都修着工事，有炮位和机枪掩体。 我们住的地方有6栋半地窖式洋铁皮的房子，每栋房子有几十米长。我们共有200多人，分成两个班，住第一二栋房子，每班自己选出一个班长。我们的班长姓王。看守我们的是关东军396部队，附近另外还有两个部队，一个是123部队，一个是777部队，每个部队是一个团，总司令部也在附近，司令是个少将，曾给我们训过话。过了一个多月，又调来一批从河北抓来的战俘，有300多人，里面有不少人是八路军，编作第三班，住第三四栋房子。第五栋房子空着。第六栋住着先期在此干活的29个人，据他们讲，原先同他们一起的人也有很多，所干的工程完工时，日本人说“在满”（家住东北的）留下来继续干活，“不在满”的送回家去。当时只有他们29个人报是“在满”的，其他人都被拉走了。没过二十多分钟，就听到山沟里一阵枪响，此后再也没见到那些人，猜想日本人为保密将他们都枪杀了。住地外面围着五道铁丝网，上面挂满罐头盒子，有人碰到就响个停。7月第三班有5名劳工逃跑，日本兵把我们折腾了四五天，最后枪毙了3名劳工才罢休。 先期工程是在山里挖山洞，我们干的是后期工程，主要是抹水泥和修隧道，而我干的是在河边装沙子和石子，供搅拌水泥用。我们每天天刚亮就由日本兵押送着上工，天黑后再押回来。除非下大雨，否则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我们是2月到的，一直干到了10月份，日本人始终没有发过衣服和行李，只给了一件半破的黄军毯子，夜里冻得睡不着，都挤在了一起取暖。在这期间，有七八十人得了霍乱，我也被传染得了病，被隔离住进席棚子里。得病的劳工死了很多，严重时一天死三四个人。我幸亏得到同乡老李的护理，病渐渐好了，才脱离了一次灾难，重新回到劳工队伍里。 到了10月，天气冷了，日本人将我们送到了抚顺煤矿继续当劳工。我被分到了西露天矿，我们这些特殊工人住在单独的两个房子里，与其他劳工隔开了。我是装车的，每人都有任务量，3.3吨的车每个班要装完4个，干完发给两毛钱饭票，干不完不给。那年我才15岁，没有力气，累得吐了血。为了活命，我于1944年1月逃到了在龙凤矿的四叔鞠景文家，得到他们的照顾才活了下来。 佟玉贤：在东宁"勤劳奉公"死里逃生（按：佟玉贤，1920年生，现住沈阳市新民县胡台乡前公太村。此材料根据2003年5月12日采访录音整理。）
我原籍是沈阳市新民县沙岭堡村，13岁丧父，随母亲迁到了现在的前公太村。1942年春天，我在沈阳的一家店铺学徒，被征派为"勤劳奉公"队，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到北满出劳工。临行前，铺上给我拿了一身黄衣服和一条灰毯子，没给我钱，说是等回来后再结账。那天，在沈阳站上的火车，有十二节，每节车厢装百人左右，听说还有几车陆续发出了，据说这一次整个沈阳共出了七八千人。 火车到延吉后休整了一夜，第二天上车后换火车头时，车身一震，车门合上了，我正扶着车门向外张望，当时被车门夹住了脖子，流了许多血，顿时昏了过去，直到图们才醒过来。火车又走了两天，到了黑龙江省东宁县，有一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把头领我们到了劳工房，是那种屋顶铺着油毡纸的大房子，房子里搭着板铺。开饭时，吃的是高粱米饭，里面掺着米壳，还有沙子。大家见与来之前所说的待遇不一样，都很不满，有的发牢骚。两个把头听了大发雷霆，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勤劳奉公也是劳工，就得在这住，在这吃。"我们看见把头这么凶，就没敢说别的。第二天一早，把头就来了，拿着镐把敲打着板铺，把我们都喊起来上工卸火车。就这样，我们在东宁干了一个多月，天天装卸火车。因为活很累，加上天冷，与我挨着住的一个姓于的劳工身体弱，夜里被冻死了，日本人用两根铁丝绑着腿就拖出去了。东宁离苏联近，有想逃往苏联的劳工被抓住后就被打死了。那些日本人是毫无人性的，死在他们手里的劳工数不胜数。 到了秋天，我们被转到了距东宁县城40里的万鹿沟继续卸火车。到万鹿沟后，才吃到了一点菜，就是萝卜咸菜。阴历八月节时分，奉天慰问团来东宁看望劳工，发给我们每人一块肥皂，一个手巾。当慰问团询问劳工们的生活状况时，我年纪轻，口无遮拦，如实地说这里不给饱饭吃。没想到随同的日本人中有懂中国话的，暗暗地记住了我。慰问团走后，有个侍候日本人的博役（辽阳人）下午悄悄跑来告诉我："你闯了大祸，恐怕过不了今晚，日本人就要把你喂狼狗了。"我吓得跪下求他搭救，他也很为难，就出主意说用钱贿赂日本人或许可以免祸。但当时我身无分文，想来想去，只有随身的那条毯子还值点钱，就取来毯子交给他去换钱。他到镇里卖了四块钱，用三块钱买了瓶酒和一些鸡蛋打点日本人，给我留了一块钱。当天夜里倒是平安无事，我以为日本人放过我了。没想到第二天过来一个日本人，眼珠子都红了，二话没说，揪着我的衣领就摔，连摔我七八个跟头。我昏了过去，他又命令劳工们一同打我，可劳工们都不忍下手，这才气哼哼地走了。过了三天，日本人又把我带到了劳务科，一个日本人拿管钢笔往我眼睛上戳，吓得我赶紧躲开了。然后，一个外号叫大金牙的日本人左右开弓狠命打我的嘴巴，血顺着我的 嘴角往下淌。大金牙打累了，就叫那个博役把我拖到狼狗圈喂狼狗。狼狗圈离劳务科仅百米之遥，博役带着我往外走时，偷偷告诉我赶快逃。我走到半路，就拼命向铁丝网跑，翻过铁丝网时连衣服都刮破了。 我跑回万鹿沟就病倒了，接连五天水米未进。博役来看过我，向日本人求情，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不要再为难我了。日本人见我确实病得很重，才同意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中，每顿只给一小碗饭，根本不给治病。虽然如此，同在医院的两个劳工给我出主意，叫我就在医院呆着，尽管吃不饱，但总比回去受累挨打强。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到阴历9月时，劳工期满，我才随着其它人一起回到沈阳。 张思问回忆东宁特殊劳工暴动经过（按：张思问，曾用名张世文，男，1922年生，河北省新河县寻寨镇寻寨村人，是1943年由陈恩领导的东宁特殊劳工暴动的亲历者。此材料根据周艾民、陈云来2003年11月1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原籍就是新河寻寨人，小时念了四年书，当年我父亲张海江在高义开饭铺，我辍学后就在父亲的饭铺里当帮手。不久日本鬼子来了，在这一带修炮楼。1940年1月份，日本鬼子抓我去打更，就是帮他们站岗。那时我有18岁了，也被叫去打过更。后来八路军来了，把打过更的人都叫去问话，教育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干事。那些打更的人都跑了，我没跑。我当时想，整天受日本人的气，还不如当兵打日本，我就自愿当了八路。我刚当兵时就在10团4连，司令员是陈再道，团长叫陈之斌，四川人，4连连长叫王什么臣，排长叫徐士珍，班长叫什么名字忘了。我用的枪是捷克式步枪。从此当兵打日本鬼子，打了不少次仗，有时一天就打好几次仗。我们主要活动在冀南新河、南宫、枣强一带。1943年初，天挺冷，我们在枣强和日本鬼子打了一次大仗。日本鬼子人多，能有一万多人，我们人少，总共不超过三个团的兵力。日本鬼子从南往北横推，我们边打边退，跟鬼子打了一天，一直打到天黑，打得好惨，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我右胳膊（上臂）挂彩了，让子弹打透了，差点没打到骨头。我藏在一个老乡家养伤，连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只听说打到冀中时，八路军人多了，把鬼子打的不轻，把一个叫中山的日军司令打死了。我不记得养伤的那个村叫什么名字，那个老乡家的人名也记不住了。只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炕上躺着，被汉奸报告了，日本鬼子来了，一看我身上有血，就把我抓走了，弄到炮楼里，在一个小屋里关了起来。问了两次话，我也没跟他们说真的，我当了二年多八路，就说当了三四个月，啥也不知道。关了一阵子，就把我押送到山东德州一个集中营里去了。 在德州整天就是训练，吃不好，喝不好，吃完饭就练操。那里能有5000人，什么人都有，许多人穿着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军服。后来，就把我们全部押到德州火车站，把我们都赶进一趟闷罐车里，人进车厢后就把车门扭死，拉到东北去了。途中给干馍馍吃，喝凉水。拉屎撒尿都在车里，那味熏死人。一个闷罐里挤满了人，闷热闷热的，没有能躺下的地方。上车后，我靠车门口让冷风吹着了，头痛、发烧，我不吃不喝。上车前就有许多人病着。许多人喝了凉水都拉稀，折腾死不少人。到了山海关一带把车门打开，把死的快要死的人都扔下了火车。我看着喝冷水的人都拉稀，没敢喝，就活下来了。车里有几个人爬上气窗跳车，有的摔死了。我也想逃跑，不敢跳车，想等车门开了就跳，可是车门总是关得死死的。也不知走了几天，到了什么地方，最后下了火车，就剩我们40多人了。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到了东宁。其余那些人都上那去了我们也不知道。 到了东宁，日本人把我们弄到一个地方搞训练，我当时还病着，后来慢慢自己好了。我记得到了1943年的春天，就不再训练了，给我们分了班，当劳工，一个叫陈恩的八路军是劳工队长。我们40多人谁都不认识谁，也不问，整天不说话，我记得还有一个孩子，最多有十六七岁。后来用汽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小乌蛇沟的山里，有个叫570的部队，整天有13个卫兵看着我们。那时河里已没有冰，岸上也没雪，但天还很冷。我们整天到一条沟里拉沙子，抬沙子，后来就拌水泥，在山上修炮台。石头子不是我们打的，也不是我们运的，石头子和水泥在我们到之前早就预备好了。炮台很大，是修在地下的，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象个房子，水泥墙有这么厚（双手比画，约40-50公分）。开始我们就在日本工程师指挥下搭盒子板，搭好就拌水泥往里灌，一层一层往上浇，没有钢筋，都是沙子、水泥和小石子，是日本工程师告诉我们抬多少筐就抬多少筐，沙子、水泥、石头有比例。都是人工从山下往山上抬，除了卫兵在一旁站着，还有一个日本翻译官，年龄不大，看见有人偷懒，就用小石头打，喊着快干活。外出干活常有两个卫兵拿枪看着。下雨天不干活在屋里呆着，相互不准说话，谁的底细也不知道，连真名实姓也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山沟里，住在一座泥墙草盖房子里，里面搭着对面炕，进门往里面走，还有一个屋子，是翻译官住的房子。说是炕，却不烧火，我们没有被服，日军给每人发了一条旧毯子，我们弄些干草铺在炕席上，也不脱衣服，裹着毯子睡，晚上点的是油灯。穿的是自己原来的那套破衣裳。日军发过一套他们的旧军装和一双破得不象样的翻毛皮鞋，吃的是高粱米和棒子面，听说一年每人就给一斤白面，棒子面都是我们自己用碾子推。吃不到什么菜。 有一次，卫兵押着我们几个人到小乌蛇村西北村一个有碾子的人家压棒子面，房东老头趁卫兵不注意时告诉我们，河那边就是苏联，你们咋不跑呢？再不跑，干完活就被日本人杀了。我们这才知道河那边是苏联。往河那边一看，那边山上有个哨兵，山下竟是草地，也有林子。那个老头还说，以前来的人，都让机枪点名了。我们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陈恩，陈恩也验证了河那边是苏联。后来，陈恩和一个叫王坤的八路一起暗中商量、串通，研究咋个跑法。他俩开始暗下打听谁是八路，都当过什么兵，干过什么事，谁能打，了解每个人的经历。陈恩找我时，我承认是八路，又都是一个团的。我说我不怕死，打死一个算一个。利用干活的机会，陈恩暗中通知：决定阴历八月十三那天开干。这天是卫兵大换班。从前的卫兵走了，又来了一伙新卫兵，有十二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兵，只有那个翻译官留下了。趁卫兵换班不了解情况时下手，是最好的时机。中午饭都是在山上吃。那天在吃饭前，陈恩同翻译官交涉，要求把一年的白面领出来，说是快要过八月十五了，翻译官不同意，陈恩还有一些人就跟他争。翻译官报告卫兵司令同意了。陈恩就让两个做饭的劳工去领白面，全蒸成馍馍。说是晚上回来吃，多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在山上干活时也暗下叮嘱说，这是最后一顿饭了，吃饱了好有劲，还通知了开干的暗号，报名洗澡时喊"谁洗澡"就开干。陈恩是总指挥，他做了分工，谁打翻译官，谁打前门岗，谁打后门哨兵；然后一起打卫兵住的地方。我知道我是和王坤负责在报名洗澡时打翻译官。我们事先准备了几把砍柴刀，还有菜刀、尖镐、铁锹等家伙。 那天晚上干活回来天已经天黑了，吃完饭，就预备开干。往常习惯就到了洗澡的时候。每天洗澡的是日本人规定的，也有不愿意洗的。谁洗澡、谁报名，洗澡时有卫兵看着。洗澡的地方在院子里，用席子围着。里面有三个大铁桶，一个铁桶允许三个人一块洗，热水是自己在伙房烧，常用凉水。我们都到了屋里，有的站在地上，有的坐在炕上，翻译官站在炕前，促着大家洗澡，陈恩象往常一样问"谁洗澡？"这时，在炕上的王坤，摸起准备好的尖头锤子，站在翻译官身后，朝着翻译官的脑袋打了一下，好象打在翻译官的后脑上，一下就把翻译官打倒了，躺在地上嘴里光咕嘟沫，一声也没喊出来。我抽出藏在袖子里的尖头锤子，朝翻译官头上又砸了几下，只看见翻译官嘴里冒着沫，我就扔了锤子往门口跑。到了门口，看见门口旁边的卫兵还拿枪站在那里，分工打这个哨兵的人在门口来回走，我问那个人，你咋还不动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拿了一把铁锹走出房门，直奔卫兵，走到跟前，装着要烟说了一句日本话："有烟吗？请给我一只。"（说的是日语）卫兵说了声有，一手向衣兜摸烟，这时我看跟上来的人还不敢动手，我急了，说："还不快下手"，那个人一下抱住了卫兵，我用脚又把卫兵拌到，朝着卫兵脑袋就是一铁锹，好象砍在了脖子上，也没管卫兵死没死，就奔向房后的卫兵岗。跑到房后一看，那个卫兵岗没人了。我看见电话线没人弄断，就用铁锹勾住电话线，勾了几下也勾不断。这时大批人都拿着菜刀、镰刀涌向卫兵所，我也跑上去。卫兵所是单独一栋房子，一铺炕，有12个卫兵住在里面。都睡着，枪放在墙边。当时我看见有卫兵往门外跑，前面的人就往里拥，用肩膀扛，把惊醒的卫兵挤到旮旯里，这样他们的枪就用不上了。我们一共抢了4只枪，是九九四步枪，有人还递给我一把枪刺。卫兵所里没有灯，有人喊把卫兵扭出来打，我也这样喊。里边的人就摸一个，扭一个，弄到门口就是一刀。刚砍到两个卫兵时，远处的机枪就响了，来了一汽车鬼子。可能是后门岗那个哨兵听到了什么动静，跑去打了电话，要不鬼子不会知道这么快。大伙慌了，陈恩就指挥大家跑。 我和一些人是最后跑的。我们在前面跑，卫兵所里跑出来的鬼子卫兵在后面追，还打枪，打死我们几个人也闹不清。跑到一条河边，我们这伙一共9个人，我和许多人都把鞋跑掉了。这时，我成了这伙人的指挥官了。我说别乱跑，听我的，我说咋跑就咋跑。我看了一下地形，发现河不宽，辨认一下方向决定越过河向北跑。等指挥大家越过河往北跑时，北边响起汽车声，还一个劲的打枪，我就指挥大家往东跑，又过了一条河。这时，日本兵追过来了，还有狗叫，好像有四五条狗。我是最后一个过的河，追上来的日本兵差点抓住我。我一边上岸一边喊：快跑！边打边跑！我们打了一阵子排子枪（连续射击），把日本兵火力压住了，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我们再往东跑，让一道刺鬼（铁丝网）挡住了，大家都急得团团转。我出了一个主意，叫大家都脱光了，把衣服搭在刺鬼上，垫着爬上去，再爬下来。我们翻过刺鬼后，听见苏联兵打枪，不一会好像马队也过来了。我们还是往东跑，又遇一条河，水挺深，能没脖子，我们只好顺着河边走，看见有露石头的地方，我带头踩着河里的石头，一个挨一个过了河。苏联兵还在放空枪。我指挥大家往一条山沟里跑，跑进山沟里停下来。这时苏军到了附近，我知道中苏友好，就拍着巴掌向苏军走去，表示我手中没有武器。苏联人一看我是中国人，就把枪放下问我几个人。我说9个。我们把4只枪和一把军刺都交给了苏联人，他们就领着我们走了。这时，我们都穿着湿衣裳，冷得不行，苏联人就让我们生火、烤火，烤完火后又领我们走来到一处有两座房子的地方。这时看见陈恩他们20多人早到那里了，正在烤火，我们就会合了。 后来苏军开来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双城子。在那里整天过堂，挨个人问情况，问了不知多少遍。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我是八路，让日本鬼子抓了当劳工，怎么闹暴动逃跑的。忘了在双城子那呆了多少天，苏军又把我们9人带到海参崴，从此再没见的陈恩等人。海参崴是个海口，把我们关在什么地方闹不清，是在五层楼上，都是铁门铁窗，我认为是大狱。开始还是每天过堂问事，后来有人给我们讲苏联的法律，说我们没有证明，犯了法，犯了那条那条，最后把我们都判了30年徒刑。以后又把我们9人送到一个叫24公里站的地方。在那里有人给我们讲国际形势，主要讲俄国和德国战争形势。在那过了个阴历年。有一天来了一个官，把我和一个姓王的领走了，从此，我和大家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面。我离开24公里站时，苏方看管人员说要把我发配到新疆伊犁。我不出门，我说，你们判了我30年徒刑，我要蹲够30年再走。他说你走吧，走出这个门槛，30年徒刑就没了。我只好跟他走了。我跟着那个军官上了火车往北走，经过一个晚上，吃了一顿饭，又坐汽车走了一天，天黑时来到兴凯湖边上一个村子里住下。我住的是一个单独的房子。派来一个穿军装的山东人给当翻译，还有一个带两个小豆肩章的小军官经常给我讲打仗的事， 后来让那个山东人专门教我打电报。在那里整天就是学打电报，他打电报我接，带着耳机听，看字码本子。密码用数字组成，每组5个字码，表示一个意思。在学打电报期间苏军还发给我一套旧洋服，是灰色的，见过一次带着一个大豆肩章的军官，跟着一个带两个小豆肩章的小官，再没见过什么人。有一天，做饭的列佳要给我介绍对象，她领来一个俄罗斯姑娘，那姑娘问我要胖的要瘦的，要白的要黑的。我不说话，光摇头，后来她问我："你看我行不行？喜欢不喜欢"，我还是摇头，她和列佳就说笑着走了。 学习了不到一年，就派我背电台回东北负责电报工作。那是个冬天，走之前，我和三个俄罗斯军人喝过一次酒，是红酒，喝了一水桶，我们都喝醉了，睡了一天半才醒。那个带两个豆的军官也在场，就是他给我另起了一个名叫张庆恩，还给我起了个苏联名叫米沙。苏军军官为我们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负责人叫佟安林，是个山东人，住在俄罗斯，有个俄罗斯老婆，他负责联络，来回跑。还有个叫秦三的是东安人，在东安开窑地，他负责掩护我。走时，佟安林领着我从兴凯湖一头出发步行越过国境，走了一天多，记得过了一条河，最后到达东安秦三的窑地。那个窑地叫南窑地，我在窑地公开身份是工人，单独住一个屋子，负责向苏联方面发电报。不发电报时就把电报机藏在锅台里，发报时就拔下锅，把电报机拿到炕上，用被子盖着，我钻进被窝发报。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到处都是日本特务，窑地南头就有一个，一不注意就坏了。有一天晚上我正钻在被窝了发报，院子里来了警察，秦三出门给挡住了。他在院里应付，我来不及把电报机藏起来，就用被子捂住了，走出门和警察打招呼。幸好警察没进屋就走了，躲过了一次险情。我在南窑地没干什么，也没发过几次电报，许多情报都是佟安林带过去的。好像发过一报告我们到达南窑地的电报，发过一二次不知是从哪里接的密码电报，记得内容是日军在什么地方，一支部队走了多长时间，汽车、炮车走了多少时间，是用分钟计算的。可能俄国人接到后就能算出多少兵力，多少武器；也发过日军驻地周围是什么环境的电报。不久，电池用完了。到东北时，配的八块电池，其中有两块是小电池，全没电了，电报机等于没有一样。我就跟秦三说："你领我跑趟苏联吧。"他说："干啥去？"我说："电报机没电了，弄电去，要不啥也干不了。"秦三领我去了，可是没找到人，又把我送回来。这次去苏联，电池没弄到，却把我的一只脚冻坏了，还冻伤了一只耳朵。快回到窑地时天黑了，秦三说他有一个朋友，去他家吃了饭再走。等吃完饭，脚一热，我就走不动道了。好不容易回到了窑地，再也不能动了。我只好每天在屋里硬挺着，不敢到医院治，怕日本特务发现。我的脚伤经过一春一夏也没好，整天流浓，脚后跟都烂掉了。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打过来，日本投降了。打仗时，苏联红军派人找到我，给了电池，又用车把我送到勃力县，一面治脚，一面发报。在勃力有苏军的司令部，那个医院是苏联红军的一个点。到了1946年的春天，我整天没事干，请求回老家。苏联红军同意了，给了我1000元钱，我又把多余的衣裳、鞋还有行李都卖了。那时往关里的火车还没通，有车就坐车，没车的地方我就走。脚上冻伤还没完全好，一瘸一拐，累了就歇一会，实在走不动了就趴下，有时走几步就趴下，饿了买点干粮吃。脚痛得受不了，就喝酒，喝了一路酒，把一千块钱都喝酒了。一边走一边问路，有时问离河北还有多远？路上的人就说："你走吧，到吃饺子时就到了。"就是说得走到年根才能到家。我一共走了一个月零八天才回到寻寨老家。由于一路折腾，家里见的我时都没人样了。 后来我一直在家种地，高级社时当过小社社长，大跃进时当过民兵连长，文化大革命时还当过队长。村里的老人都知道我当过八路，可是找不到证人；我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又逃到苏联，搞过情报，也找不到证人，直到现在也没什么待遇。我得脚病几十年也没好利索，整天流黄水，现在伤口干巴了，总算再也不闹心了。 张世文这个名字是假的。当时日本兵把我抓走，登记时我顺嘴报了假名，还说没念过书，怕连累家人。我现在我就记住陈恩和王坤的名，王坤是暴动时当的班长，其他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暴动时肯定有40多人。 返回目录 贾满顺回忆被骗到东宁当劳工经过（按：贾满顺，男，1917年生，原籍河北张家口，现住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川镇，1938年被骗招到东宁当劳工。此材料根据2000年春访问录整理。） 我是伪满洲国康德5年春天被西松组招工招来的，那年我22岁。当时说是去天津修飞机场，到了天津等了一个多月，又坐船到了营口，在营口呆了20多天，坐火车一直到了绥芬河，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东宁老黑山罗圈。西松组开始时一共招了5000多人，但在天津和营口停留时，大部分人都跑了，到终点罗圈时只剩下1500多人，住在十几个大席棚子里。100多人住一个席棚子，用木杆就地搭起地铺，上面铺草帘子，人就睡在上面。我们的任务是修铁路大桥，挖桥墩地基，打水泥，都靠人力完成，背、扛、挑土篮，人海战术。除了西松组外，参加修桥的还有义和祥组、松浦组，据说松浦组参加修铁路的共有2万多人。这年夏天连续下了70多天雨，河水上涨，一场大水把松浦组的人大部分都冲跑了，淹死了。大水退下去后，河套两边、柳树毛子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我们的席棚子建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不然也被一齐冲跑了。 我们每天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后来还往里掺橡子面，又苦又涩，咸盐水煮黄豆就是菜。从来不发衣服，只发过一次胶鞋。我从家穿来的衣服不长时间就穿坏了，没有穿的，就只好把洋灰袋子用手揉巴揉巴，绑在腿上、胳膊上、缠在身上，当衣服穿。天冷时，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每天早上天刚亮时，二柜把头就拿着镐把来招呼上工，有时人累得爬不起来，他们就用镐把打，大家再难受也得起来。有病的实在打不起来，就把你送到病号棚子里呆着，也没人医治，时间长了，半死不活的就把你扔到棚子外面去了，连冻带饿，用不了多长时间人就不行了。人死了以后就用席子一卷，让几个劳工随便挖个坑埋了。我们住的工棚子里就死了七八十人。参加修大桥的共有5000多人，干了两年多，只剩下1000多人了。 修完桥，又让我们修公路，从路两边往路基上挑土。我是挑土篮的，每天上来下去，挑100多斤重的土篮，累得要死。由于吃不饱，又没衣服穿，冬天手脚冻得直冒水，一直干到元旦才歇工。 我在西松组一共干了将近五年劳工，除招工时给了10元钱，其余一分钱也没给。想跑也跑不了，因为到处是日本人设的卡子，我们又没有路费，没有劳工证，逃跑的抓回来，就用镐把打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直到活都干完了，才把我们放了。由于没有路费回不了家，我就在大肚川落下脚了。 返回目录 梁德云回忆被抓到东宁当劳工暴动逃跑经过（按：梁德云，男，1912年生，原籍吉林省图们甘河镇，现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1937年被抓到东宁当劳工。此材料于2000年5月根据本人口述整理。） 1937年我26岁，在图们甘河镇八里木造纸厂当工人。这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延吉那边的秧歌队到图们演秧歌，我们一些人去观看。看完秧歌往回走时，路过一个十字街口，就被日本兵给围上了，旁边还停着一辆黄色军用车，被围的人中还有穿长袍马褂的。我们被赶上了车，一直把我们拉到一个破帐篷里，不让我们出来。到了第五天晚上，又押着我们上了图们去牡丹江的汽车。到了牡丹江换上火车，不等天亮，日本鬼子就把我们赶下车，让我们在一个山头上打石头。活干完了，当天晚上又把我们的眼睛蒙上，赶上火车；下了火车又稀里糊涂的上了汽车，走了两天车停了。我们被赶下车，都懵头懵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这是哪里，只看见眼前一片大草甸子，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席棚子。一起把我们拉到这里的共有40多辆汽车。后来才知道，这里归东宁管辖，离老黑山不远。 到那里后，日本人让我们挖战壕。开始时给的是军用小铁锹，铁锹没开刃，把又短，挖不动，常常挨打，监视我们的日本兵还说我们笨，干活磨蹭。后来有了大铁锹，干起来稍好些。挖出的土要自己背出来。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得起来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把人累得要命。我们走出工棚子干活时，日本兵还要到棚子了查一遍，如果发现有人没出工，揪出来就是一顿大棒子。 我们吃的是豆饼面和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吃的时候得用手捧着，不然掉到地上就捡不起来了，就得挨饿。赶上阴雨天，席棚子漏，被褥浇得湿漉漉的，没人管。干活时两人说话是不行的，得挨打。我们每天走的路都是一人多深的沟，收工时得把眼睛蒙上，手拉手，后面有日本兵端着枪跟着，草甸子上有日本兵端着枪在上面押解，我们在沟里走。到吃晚饭时，天已漆黑。我们所有的活动，吃饭、干活、睡觉都在日本鬼子的监视之下，没有一点自由。上厕所也得看着，还得请假，不请假、不给他们行个礼就不许你过去，有时还无缘无故地打一顿。每天吃橡子面，胃肠不好，总想上厕所，日本人就说我们想逃跑。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就打人。我们住的工棚子里有一个小伙子，被打得很窝火，再加上想家，就病倒了，起不来，不能去干活。做饭的大师傅给他送一碗豆饼粥，他没喝。过了一会儿，就来了两个人，用两个草袋子，两边用棍子捅个眼，像担架式的把他抬走了。这个棚子有了病人，日本人让那个棚子的人来抬。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不等死就抬出去。死了一个中国人就像死一只鸡、一条狗一样。 我们修的战壕分许多岔，有的向东挖，有的向西挖。有一天，有个领头的人说："快开支了，你们有钱花了。"我们还以为真的给钱。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然后顺着厕所的铁刺网子爬进了柞树林子，偷看对面的山坡，那儿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有3米宽，四五米长。据说这天开支，机关枪就在开支的棚子里，开支的人站在离棚子三四米的地方，机关枪就开始扫射，不知毙了多少人，只看见当兵的往那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开支"。看完以后，我的心怦怦直跳，匆匆跑回了工棚告诉了工友。工友说："你找死啊，吵吵啥。"这样又不声不响地过了几天。一天，正好派我们到几里外的地方干活，有日本人押解。吃早饭的时候，大师傅说："好好多吃点，要不你们挨累，早晨起得早，晚上回来的晚。"我听出他的话实际上是叫我们多吃点，意思是说你们要跑就跑吧。4个日本兵押着我们顺着战壕走得很快，天还没亮就到了，得接着战壕头干，有四五个岔子，每个岔子都有十个八个人，日本兵在草甸子上居高临下看着我们。就4个日本兵，我们人一分散，他们看着的人就不够了，我的心也就踏实很多，觉得有力量了。 到了中午，送饭的来了。大师傅说："吃吧，吃完了自己好去开支。"我的心吓得直扑腾，心想这下完了，没命了。正巧是吃午饭的时候，大家互相递了一下眼色，几个人对付一个日本兵，大家一起动手，用铁锹和镐把就把4个日本兵给砍了。砍完之后，我们尽快把他们埋了起来，拿起枪和子弹就跑。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决不能再被抓回去。我们在水甸子里跑，不能叫他们看到我们的脚印，这一跑就是半天，天黑以后才上了旱地。从旱地往远看一片漆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老黑山。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稍微踏实一点。一天半后，我们出了林子，就各自跑了。 从东宁劳工队逃出后，我没敢回家，四处打零工，解放后到饶河落了户。 返回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