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文津:在桓仁浑江电站当劳工的岁月里
每当我洗脚的时候，对左脚背上那条近六公分长的疤痕，总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那心酸的往事，无限的愤恨，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每当我望见那巍然屹立在芒牛哨上的桓仁发电厂拦江大坝，总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这座雄伟壮观的大坝是我国自己设计、修建、安装，采用新工艺建成的第一座发电厂。悲的是，我是昔日在这当“劳工”时，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险些丧命的幸存者。 每当我看到桓仁镇刘家沟村南面那六栋旧房框，想起那痛苦难熬的岁月和非人的生活情景，悲愤的火，常常不能消逝……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们桓仁县这大好河山，那时东北三省已经变成“满洲国”，从上到下，各个组织机构里都安插日本人执政，处处事事都由日本人主宰。日寇不仅掠夺我国的经济资源，还要强迫中国人无偿地为他们做劳工。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伪满洲国颁布了一个“劳工法”凡年满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性国民，都是当劳工的对象。公署（政府）里的行政科，下设有劳务、兵役、动员等若干个股。街（村）公所中设有行政系，分管国兵、劳工等任务。各村公所每年要按县下达的劳工摊派任务数，再按户分派。有钱有势的家，想法逃避或雇人顶替，所以每年到处抓劳工，实际出劳工的又都是穷苦人。 我从小家境贫寒，虽只有父母和我三口人，但因没钱难以求学。在我十五岁那年（一九四四年），为了活命和减轻二老的负担，只好被人雇佣去当劳工。俗话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是在那个岁月里，替有钱人去当劳工，就得用人家的姓名，尽管自己难以忍受，又有啥法呢？无耐，就在四月下旬的一场春雨过后的第二天，肩着补丁落补丁的小破被，离别双亲，走出家，二老送我到村头，千言万语难出口，那真是一步六行泪，九步十回头，百感交集向前走，心中牢记日寇仇。 “劳工”是个简称，全名叫“劳动报国队”。那年要的劳工，都到“水电局”--佐滕株式会社桓仁水电局去干活。共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四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到四个班，每个班二十人左右，我被编在第四中队第四小队第二班，我们中队的第一个中队长叫刘天泉，这个人还算有点中国人的骨气。劳工每天进入工地在干活之前，由大工头日本退役军官木下武夫的手下人，进行点工。我们这个中队点工的是个中国人姓赵，不知和刘队长有他什么磨擦，一天在我们收工回队时，刘天泉双手叉腰，气势血凶凶地喊道：劳工们，把赵点工员给我绑上揍！劳工们对那些奴颜卑膝的人，早就恨之入骨，闻声便蜂拥而上，有人找了根草绳子，将赵点工员五花大绑地捆在电线杆子上，你一拳，他一脚，左一个嘴巴子，又一记耳光，打得他鼻青眼肿，而后劳工们一轰而散。此举解了大伙心头之恨，也为刘队长泄了私愤，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麻烦。第二天，木下武夫在我们中队门前高声叫骂了一顿，又派来了专人调查，问谁也不承认，谁也不往外递谁，弄了七、八天也没个头绪，最后把刘队长弄到县城，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后来又换了吴中队长。 劳工们的住处，就是现在桓仁镇刘家沟村南边那六栋水泥墙壁的筒子房。两头有门，窗户很小，木头板子钉的床铺，屋里阴暗潮湿。因为身下太湿无法睡觉，只好坐着打瞌睡，特别夏季晚间起夜时就得把裤子撸到大腿跟，不然跳蚤爬满裤腿，一夜就别想睡觉，并且半月二十天还得轮一回值夜班站岗。白天干活累得够呛，加上晚间睡不好，有的拉肚子，有的长疥疮，还无药治疗。 刚去头一个月，还能吃点高梁米或“飞机牌”的苞米粒子，后来净是吃杂合面、橡子面，每顿饭是两个窝窝头，一大腕白水清汤，天天顿顿如此，橡子面又苦又涩，很难咽下，为了活着就得往下吞，吃下后，每次大便不但干燥而且带小白虫子。由于吃不好吃不饱，加上活计重，干起活来眼前冒金星，走道都打晃，有不少人闹痢疾、患黄胆性肝炎，得了浮肿，一个个瘦骨嶙峋，把人折磨得死不了活不成，干遭罪。 刚去头一个月，我们这班是卸洋灰（水泥），每袋近五十公斤，卸下后还得抓垛，我的年令小，体质弱，干一天累得受不了。嗓子呛的难受，鼻孔、耳朵眼都灌满子灰，特别是后脖颈子，一出汗，火辣辣的疼，有时扛破袋子撒了水泥，还得挨管库的“二鬼子”和班长一顿棒揍。劳工们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心是相通的，他们看我累得不过眼，明里不敢吱声，可是暗中护着我。有的人故意将水泥袋子蹬破，有的猛劲摔破，有的人把袋口线拆掉使水泥淌出。这样一来，一是延长了卸车时间可以喘喘气；二是用破水泥袋纸当帽子或披户挡挡水泥灰；再就是得有人扫落地灰重新装袋，大伙指着我对班长说：这活叫小孩干吧。班长无奈只好让我干，再不用扛袋子了。我内心里感激大伙的照顾。每当卸完车休息时，便拿起扫帚轮着给大伙扫身上的水泥灰尘，后来，四个中队的劳工，除有两个小队专门为西山顶上日本街挖沟安装自来水道外。其余的全部到坝区围堰内干活。在整个坝区干活的除了劳工，还有“勤劳俸仕”（国兵漏）。勤劳俸仕中不单有桓仁县的，还有通化、柳河等县的。另外还有从山东，河北等地招来的苦力和从抚顺煤矿跑来的“浮导工人”等。进入坝区干活要经过两道卡子（都是白俄持枪站岗），上下班要接受盘查和搜身，进入工地要点名之后才能干活。我们这个小队是分派在右岸的大砬子根下，清理放完炮崩下来的石头；第三小队负责清渣、用水管子冲洗整平的岩石面，以铺绑钢筋浇筑水泥座大坝的基础；招来的那些人多数是推轱辘马车往围堰外运废沙石；勤劳俸仁队员都在围堰内往外清坝基和合水泥灌坝基。 凡是在这干活的苦力，几乎是天天挨骂，随时挨打。那些小队长、班长还差些，就是那些：“二鬼子”（都是朝鲜人），简直没有抗，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甚至你正在干着活，也不知为什么就被踢一脚或被打一记耳光子。“库拉”、“巴嘎”、“巴嘎呀路”（混蛋小子）、“哈牙库呀力马斯”（快干）……的谩骂声和嚎叫声整天绕在耳边，当二鬼子喊：“雅斯密”（休息）时，有的人不懂日本话，仍然在那干活。不是被抽一棍子，就是后脊梁挨一石头，多干了活还要挨打骂，对一些工具好“瞎信路”--铁锹，“指路巴西”--尖镐，“拔路”--钉起子，“卡够”--筐等，听不懂不会说，都得挨揍。这亡国奴的滋味，实在难以忍受。 劳工们受尽了窝囊气，日子久了总想出口气，施工到了六月中旬，天气炎热，“二鬼子”们用水泥袋子和草袋子铺在大石头中躺着或坐着阴凉。劳工们看着生气，有时偷着把草袋子揭开拉泼屎、撒泼尿，再就用水浇湿，把二鬼子气得直嘟嚷。有一天，三小队的人脱光膀子，用水管子的水互相洗头冲身，没注意喷到一个“二鬼子”身上。这家伙火了。冲上去夺过水管子猛向劳工们喷去。因为全管开放压力大，有的被冲个腚蹲，有的被冲倒趴在地上，有的跟头把式的躲闪。正在这时，柳河县的勤劳俸仕队扛着锹镐路过。他们目不忍睹，没说分晓，冲上前去，一顿锹镐把那“二鬼子”劈个脑浆崩裂，倒在地下一动不动了，勤劳俸仕们一轰而散，向坝内跑去，劳工们傻了眼，谁又不敢离去，这时站岗的白俄鸣枪报信，不多时来了两辆车荷枪实弹的日本人，把全小队的劳工绑上车，押到桓仁街的大监狱里。不知他们受过多少审问毒打，受了多少刑罚，都咬紧牙关不招供。衙门里没弄出头绪，没法押了四十多天全部放了回来，可是这二十多人被折磨的没个人样了，一个个面无血色，头发挺长，胡子拉挲，有的生了疥疮挠的流浓淌血，有的一瘸一拐的走路。尽管这样，回工棚了后只准歇息一天，第三天就逼着带病上工地去干活。 刚去的时候，干一天活累得腰酸疼，饿的头晕眼花心发闹。自从打死“二鬼子”工头后，管工的也稍微松了些。加上看那些勤劳俸仕们干活镐举挺高，落下来刨不大点个小坑，有的故意将锹镐把别断，有土篮子用石头砸碎，他们还编顺口溜说：“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半点钟”。日子长了，劳工们也学会磨洋工了，不但敢有意损坏工具再去领新的，而且有的还把装好的炮偷着拽出来扔掉，再不就是不装炮胆只插导火索于炮眼中放哑炮，崩不下或少崩下石头就能少干活。 一九四四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班长令我到山顶上岩石洞里去取粘炮药，以便装炮崩砬子，一箱子炮药是一百支、约六十多斤重。是由山上往下走，小道崎岖，身上负重，腿触得厉害，加上腹内少食，身上无力，当我肩扛一箱炮药走到我们小队干活的砬子边时，只觉得头晕目眩，腿软身轻，恍忽间从五米多高的砬子顶上栽了下去。当我苏醒过来时，只见一位陌生青年，正在用他的腰带给我勒腿，并抻拉胳膊腿，晃扭脖颈子，他说：你看多险，幸亏摔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堆草袋子上，偏一点落到乱石头上，就没命了，我摸摸全身，觉得无损伤，只是左背被石刃割开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那位青年正想送我去医院，这时劳工们发现他不是劳工队的人，大伙谢绝后用抬石头的大挂子把我抬到医院。经检查筋也受了伤，上药包扎后抬回劳工房子，仅休息三天，就逼着我一瘸一拐地去上班干活。我内心非常感激那位非亲非故青年的帮助，想找到他表示谢意，我坝里坝外整整找了五天，总算找到了他，此人的个儿高我一头，长我三岁，山东海阳县人，开始他说姓国，的来他偷偷告诉我“他是被日本鬼子抓到千金寨（抚顺）强迫下洞子挖煤的，是从抚顺跑出来的，原名叫李志国，改国志礼。并说：咱们是中国人。满洲国不能太长了，你没听说“日本话不用学，再住二年用不着吗？”从此我俩交上了朋友，但是别后再没见到他，我常常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何方！ 当劳工苦衷难言。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在整个水电局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有的饥饿而死，有的被水淹死，有的被放炮的飞石砸死……。有一天下大雨，劳工的第三中队第二小队，小队长姓刘（外号叫老太平）让这个小队的劳工去装运钢轨。因为汽车前头搭的短，加上道路泥泞坑洼不平，汽车一歪，钢轨下落。四名劳工队员当时砸死三个，一个受重伤。至于因医疗卫生条件差，得瘟疫病死的人也不少。 日本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二鬼子捧洋屁狐假虎威。他们不但随便打骂，在肉体上摧残功工，而有在经济上也千方百计地敲骨吸髓。有的设赌抽红，有的画一张像阴阳八填似的大圆图，格中写着一元复始、二门进宝、三阳开泰、四路进财等无数方格，让你花两元钱押一个格，说是押正了得一块东洋手表，哪知他们提前把能押着的那个格告诉了他们的心腹人，横格揭晓后，得表者又偷偷把表送还原主，设图者一下子干得二百多元绵羊票（满洲钱一百元票背面有一群绵羊）。他们欺骗劳工钱的办法很多，如每天发给劳工一角钱的出勤津贴，可是钱到手还没等热科，那边就喊：过来过来！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都得买爱国储蓄每个人三元。发的几个钱，又全部给刮擦去了。 回忆我在当劳工的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仅身心遭到摧残，而且两次更名改姓。第一年代替张洪生，第二年顶替曹忠山的姓名，一直到“八．一五”祖国光复前夕。我才脱离了劳工的苦难生活，自由地回到家中，但当劳工时我受的苦难和留下的疤痕，却永远不能忘记。 返回目录 张宝玉:劳工血泪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对我国沦陷经济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1936年，日本侵略者就开始进行浑江水利勘测；1941年1月，通过“佐藤标式会社”等殖民机构，垄断了浑江的水利资源，在桓仁县城北的牛哨修建水电站。 电站开工之后，日本侵略者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以骗拉、强征和抓捕等手段，从各地掳掠大批劳工到电站从事沉重的劳役，到1942年，就掳掠劳工2000多人，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和灾难。 我是1943年被抓到桓仁电站当劳工的，住在刘家沟那阴暗的水泥房里，我们每天每人只配给9两粮，大部分是橡子面，吃起来又苦又涩。我们小队60多人，担任从江心往10米高的坝基上抬土，每人每天的任务是3立方米，一天累得直打晃，略微慢一点，被工头发现就拳打脚踢，还要罚跪，有个叫谢景昌的勤劳奉仕大队长，劳工们给他起个外号叫“谢扒皮”，他一到工地就横长鼻子竖长眼，非打即骂。我们大队的几百名劳工，都挨过他的打。 白天干10多个小时的重活儿，晚上睡在又潮又冷的劳工房里，夏天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破被子整天湿漉漉的，很多劳工生了疥疮，到了冬天更难熬，床铺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无奈几个人缩成一团，互相靠身体来取暖。屋子里，水盆中的水都冻鼓了，每个人都冻坏了手脚，严寒严重地威胁着劳工的生命。 有一天轮到我站岗，一个姓王的劳工，因受不了日本鬼子和工头的毒打，借外出小便的机会，光着屁股逃跑了，第二天，工头发现少了一个人，硬说是我有意放走的，把我带到大队部里，全身上下剥个溜溜光，反绑在一条长凳上，先往我的鼻孔里灌凉水，然后用皮带抽打，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我死活不认帐，最后把我放了，日本人见我遍体鳞伤，便把我送进所谓的医院，一个医生大碗黄色的苦水逼着我喝，我忍着苦涩，免强喝了下去，头又胀又疼，打那以后，劳工有病，谁也不肯上医院了。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劳工当人看待，劳工们过的是牛马生活，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有一次，围堰浇注混凝土，有两名劳工失脚掉到下面。日本鬼子站在帝边若无其事，无动于衷，根本没拿当回事儿，不但不管，反而强令继续浇注。 还有一天上午，从围堰外用卷扬机绞斗车时，钢丝绳断了，站在车上的8名劳工全都跌落下来，当时摔死4名。幸存者折胳膊断腿全是伤，日本鬼子却以此取乐，连说：“好玩，好玩。” 我在桓仁电站整整干了两年劳工活儿，被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回家后躺在炕上一年多，总算死里逃生活过来了，一提起这两年的经历，浑身上下直打颤。那是两年地狱般的生活啊！ 当时劳们的 斗争是以“磨洋工”的方式对付日本侵略者。到“八一五”光复，电站修了5年，仅仅完成了浑江右岸的围堰工程。 劳工的血泪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珍惜今天。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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