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喜林 林庆发 宫锡盒 唐宝文 唐宝武 吴德才 李远永 李远祥 苗喜林 （按：苗喜林，1908年生，宽甸县拉古哨村人。此材料形成于1961年4月1日。） 拉古哨大坝于康德三年的三月间开始正式修建，开始时只有几台水泵抽水，探底子，然后挑壕、灌水泥打底座，大坝长有2里左右，底下宽四五十米，高有一百多米，有二十六七个水门。修大坝的指挥者是日满水电会社，由日本的大柜头、二柜头组成，小柜头是“西皮匠”，亲自指挥干活。带工人干活的大把头最多的能带1000多人，最少的也能带40—50人。每天干活十多个小时，大小工头经常扣发工人的工资，目的是怕工人跑了，还经常打骂工人。“西皮匠”更可恶，经常手持2尺多长小棍，见工人干活不起劲，就没头没脑地打。上班得规规矩矩，忘我干活，饭得少吃。工人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生命上也毫无安全保障，随时有病死和被打死、摔死的危险。如在康德九年的六月间，一天夜里就死工人140多人，大概是食物中毒，也有的说是日本人下毒，因此激起了工人的反抗。反抗的方式是多样的，如磨洋工等。有时工人也组织起来打过“西皮匠”。参加修大坝的最多有2万多人。 返回目录 林庆发 （按：林庆发，宽甸县拉古哨村人，1923年生。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8月15日。） 拉古哨大坝始建于1937年，在第二年即1938年我16虚岁，有一个姓王的来招工，因家里穷，我便应招到拉古哨工地做工。招工的每招一个工人得6分钱。来这里干活的人都是穷人来卖苦力的，没有劳工和勤劳俸仕的人。我到拉古哨开始是装砂石料和土，每天挣5角3分钱，扣除每天伙食费3角3分钱，干一天活只剩2角钱。第二年我到坝上干活，这里活重，安全没有保障，木架子上绑一块板，板上还有霜，非常滑，几乎每天都有掉下去的，人掉到江里只见冒一股血水，人就没有了。 工人们住的是工棚，吃的是橡子面掺的玉米面，蒸的窝窝头是红色的，吃一口又苦又涩，而且经常吃不胞，吃后肚子发胀，干活头发晕，所以经常出危险而死人。有时也吃二楂子饭，这就更不够吃了，干一会活就头晕冒虚汗，有好一点的二头子，工人待遇还能强一点。 修整个大坝是由4个日本人包的，叫什么建都组、西松组，还有什么组就记不清了。他们把活再往下包给日本人、朝鲜人，再往下包给小工头。这里还有监工，大都是朝鲜人，负责质量监督和工人干活。这些人最坏，经常找茬打工人，他们说：“日本人是爷爷，朝鲜人是儿子，中国人是孙子。”由于待遇低，危险大，工人干活也真的磨洋工，都不给他们好好干，趁夜间监工困了的时候，工人就挑着空土篮子来回走，走一趟领一张“嘎拉票子”（可在工地使用的内部流通券）。我曾有一夜领过7 张“嘎拉票子”。有时被监工发现就挨一顿打。 那时，由于居住、生活条件差，劳动过重，瘟疫流行。有了病根本没有给医治的，工棚里一屋一屋的人倒下，不能干活，很多人死去。死了的人就用席子头、草包一裹就就拖出去，也有来不及弄东西就光着埋的。死的人埋在一个山坡上，整个山坡都埋满了，连脚都插不下去，就是现在唐忠祥家的后山。 在工地上，工人起来打日本人的事也时常发生。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打了工人，包工的气火了，他喊了一声“打！”工人们都起来了，把那个日本人狠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是冬天，半夜里工人回去吃夜饭，监工回去休息，因天冷我们工人去偷日本人的煤，被日本人知道就领着人拿着镐把来打人。我们工人都起来了和他们干，打了两天，涉及的人太多，警察来讲和才了事。 第二年我到对岸朝鲜那边去干活，因那边每天能多挣一角钱，而且吃的是大米白面。当时在朝鲜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而在中国就不准吃大米和白面，要吃就是“国事犯”。 在朝鲜岸干活也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小包工头。这里还发生过一次死亡28人的事。有个姓刘的小工头，让工人挖砂石料，把这个山坡挖了一个大平坑，往里进又2丈多远。这天正干着活上面突然塌下来，把27名工人和一个监工，还有六七个轱辘马子全部埋上了，这个包工队只剩下包工的、会计、做饭的。至此，这个包工队就黄了。死的人没有找，也没有人问。 我在大坝干了4年，至发电后收尾又干了一段时间才回家。 返回目录 宫锡盒 （按：宫锡盒，宽甸县拉古哨村人，1900年生，此材料形成于1961年3月31日。） 拉古哨大坝是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大坝从开工那天起，就昼夜不停，经过4—5年的劳动，于康德九年九月开始发电。修建这个大坝不知死了多少劳动人民。有被打死的，有累死的、病死的、饿死的等等。它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筑成的。 管理修大坝的组织，有警察所、警备、大柜、二柜，都是日本人构成，日满水电会社指挥修建，小包工(日、鲜)，大把头、小把头常领工人干活。我记得在康德六年秋，有个包把头为工人上班问题和日本大柜干起来了，就罢工二三天不让工人上班，后来日本柜头无法，只好请了客，工人才上班。 返回目录 唐宝文 （按：唐宝文，现住宽甸县永甸镇永甸村六组，1917年生。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10月15日。） 拉古哨修大坝的时候，我家生活困难，为了多挣几个钱，我和我父亲就到大坝上干活，一干就是三年。在大坝上干活有中国人和朝鲜人共2000多人。刚开始干活时，就清江底子，装草包每天挣6角钱，吃饭每天得花3角钱，干一天给一个“嘎拉票子”。监工头子“西皮匠”是朝鲜人，二把头大部分是中国人。 日本人根本不顾中国人的死活，活很累，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有一天晚上打洋灰，装一个大灰罐子，灰罐子放下一半，蚂蚁绳就断了，罐子掉下去爆炸了，有10多个人打到灰罐子里呛死了。还有一次在山洞里装草包，我和父亲及其他劳工30多人抡着干，洞里突然蹋方了，进去干活的人当场就压死了30多个，由于我和我父亲就在洞口干活，跑的快，没砸着。转过年，我父亲由于年龄大没去，我自己去干。在坝头搅拌洋灰，然后装上轱辘码子车，往木头架子顶上推倒灰，不小心差点把我的手给搅掉了，吓得一身冷汗。有一次夜间推轱辘码子车，走在木头架子的桥上，一只脚踩偏了，眼看就要掉进下面的江里，幸亏同乡一把把我拉住，才免去一死。一次过江到朝鲜那边干活，卸灰料子，差一点掉进灰池里去，一旦掉进去就没有命了。有一次晚上干到深夜，由于又累又困，打个喷涕差点掉进江里送命。 劳工住的工棚子是把头用木头支的用洋瓦铁盖的，一排挨一排。屋内对面铺，夏天热，冬天冷，晚上霜，早晨化了掉下来把行李都湿了。炕有几丈长，炕头热，炕稍凉，卫生条件非常差，经常得瘟病，每个工棚每天都能死个四五个人。 大坝上天天有死人，有的是得病死的，有的是出事故死的，有的累死的，死后工头就安排人抬到碑碣子小山上埋了，或把死人扔进江里。如果有同乡就给买领席子卷上埋了。总之，日本人、朝鲜人根本不顾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活着一天就干一天活，死了埋了或一扔就了事，没人管、没人问。劳工死了埋的少，扔到江里的多，因为省劲，不用挖坑埋。修大坝共死掉中国劳工一万多人，拉古哨三莹地埋的最多，这些劳工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及河北附近邻省。 返回目录 唐宝武 （按：唐宝武，现住宽甸县永甸镇永甸村，1917年生。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10月15日。） 修拉古哨大坝时我被招去当劳工，去时我是赶大车装沙子、石子往工地上送，每天挣6角钱。干了一个多月我被调到朝鲜水丰区那边，在洋灰房子里拌洋灰，有时也赶大车拉木头柱子往坝上送。每天干活都是起早贪黑，干10多个钟头，一时干不好就挨二鬼子(朝鲜监工的)打。干活吃的是玉米面、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喝的是白菜土豆汤，根本吃不饱。工地条件差，卫生不好，劳工经常得病，也不给医治，发现有病的就拉到山上埋了。经常发生从大坝顶上掉下来就摔死的事情。有一次在朝鲜洋灰房受炭烟闷死4—5人。总之，在工地上干活每天都有死人的，特别是晚上干活的死的更多。死后拉到山上就埋了。 1971年搞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时，生产队拉土垫地，从万人坑所在的山上挖出很多人骨头，并发现有的尸骨上戴着手烤子、捆着铁丝子。由于骨头太多，就拣了许多大的骨头再挖一个坑埋起来。 返回目录 吴德才 （按 ；吴德才，宽甸县长甸镇大江口村人，1920年生。此材料形成与2000年9月10日。） 我19岁那年修拉古哨大坝，当时我也被招去当劳工，我是干力工活，每天挣5—6角钱，每天干10多个小时活，经常挨打挨骂。日本人、朝鲜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待，叫中国人专干重活、累活、苦活，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菜汤，有病不给治，两天不上班就拉出去埋了，特别朝鲜二鬼子更厉害，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光我亲眼看见中国人就死200多人。后来活太累了，我就不干了。 返回目录 李远永 （按：李远永，现住宽甸县宽甸镇西厢村，1917年生。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10月5日。） 1939年我到拉古哨修大坝，开始去时，干力工活，往轱辘码子车上装石子，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地，天黑了才下班，每天得干12个小时活。苦和累不说，还吃不饱，每天都吃橡子面和玉米面蒸的窝窝头，根本不吃菜，大部分时间光喝汤，都是白菜汤、土豆汤、罗卜汤，汤里根本不放油。就这样拼命干，每天挣5—6角钱。1940年就把我调去当电工，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大架子蹋下压死20多人，在坝后绑架子又蹋子压死30多人。事故天天出，死了不少人，晚上事故更多，死人就多。江中修25个大柱子，眼看修的差不多了，又被大水冲倒了。洋灰管子往上吊水泥，没把住，又摔死不少人。劳动保险措施根本没有，有一次放炮把地览线嘣破了，又电死七八个人，人死了，就用木板抬出去埋了。大坝高一百多米，在坝上干活的劳工有3000多人，三班倒，每班1000多人，谁要干不好，就遭到二鬼子痛骂痛打一顿，不是打耳光子，就用棍子往死里打。干一天活晚上住在杨家沟工棚里，工棚一排挨一排的 ，里面又挤又脏，劳工得病根本不给治，连买药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吃东西中毒，日本人说是得瘟病，用汽车拉走50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有的没等死，就以瘟病为由拉出去埋了。劳工得了病两天不能上班，晚上就拉出去给活埋了，原因是不能干活了。几年的功夫坝上劳工摔死的，掉江淹死的，打受伤活埋的，电过死的，中毒得病死的等等有一万多人。光我家亲属就死了四人。二叔李光福绑架子、立杆打死的，三叔李光有被轱辘马子压死的，叔叔李光启扎架子栽下来摔死的，大哥李远贵也被摔死了。人死了什么也不给，在工地上活着就得干，死了算。我在坝上干5年活，亲眼看见的就死了100多人。 返回目录 李远祥 （按：李远祥，1914年生，宽甸县长甸镇拉古哨大江口村人，现住东港市石佛村一组。此材料形成于2000年10月20日。） 1937年，拉古哨大坝开始修建的时候我就去干活了，到大坝上干活的人很多，总共二三万人，这些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大部分都是各工头招来的，其中日合公司的人最多。 我刚去的时候，大坝处于打基础前期工程，具体任务就是扒山皮、撤土方，一层一层往下撤，撤下来装车运走，边撤边清江底子，露出石砬子打水泥。在撤土方时，没有人指挥，由于人多，大家抡着干，上面、下面都在干，弄不好，下面的刚撤完，上面的土都蹋下来，把下面的人都推到江里淹死了，塌方是连人带沙子一起往江里推，根本没有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人死的无其数，有一次我也差点被推到江里去。死了的人随江流走了，无人过问，死在岸上的人用草包一卷就埋在两岸山头上。除了扒山皮撤土方死人以外，其它工种也经常死人，有打死的，碰死的，电过死的，从架子上掉下来的，病死的都很多，特别是晚上干活死人更多。日本人、朝鲜人对死一个中国人就像死个小鸡似的，根本不在乎，也不过问。 劳工住的是工棚子，工棚子多，排号，屋内卫生条件很差，劳工经常得病，有时还得瘟病，一得就死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根本不给治病，死了就拉出去埋在山上。 伙食不好，吃的玉米面、橡子面，喝菜汤没有油，实行定量，吃不饱。 我在坝上干了二年，活很累，白天晚上干。后来我被调到电工班，开电力车，拉石子。干了一段后，就把我调到仓库里去，坝上需要什么东西，我就开车给送去，坝上不需要的东西拉到仓库里去，大坝修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把我调到仓库里干零活，看仓库、工具、铁等。 大坝修了五年，完工后我就回家了。我家亲属在修大坝的五年中共死了四人。 返回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