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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事件》中国劳工悲惨经历耿谆回忆在日本当劳工的悲惨经历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真相 耿谆回忆在日本当劳工的悲惨经历 转引自：《花冈事件》HANAOKA INCIDENT 张国通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严冬到了，冰天雪地，难友们仍身着单衣，赤脚穿着草鞋，整天泡在冰凉的污水之中。冻得实在难忍，大家就拣些水泥纸袋绑在身上御寒。但被日寇监工发现后，统统收回烧掉不准再用。这些监工们，都是侵华战场上受伤回车的日本官兵，几乎人人心狠手辣，我们随时会遭到日寇监工的毒打和凌辱。夜里就更难熬了，每人只盖一片破毯，冷得不能入睡，常常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取暖，瞌睡极了就倒成一团。病号室里彻夜都有人哀叫：冷啊、冷啊。为了使病号暖和点，我吩咐在工棚的通道里架火取暖，腾出破毯子给病友盖上。非人的折磨，使难友们越来越支持不住，仅半年时间就死去二百余人。我身为大队长，深感挽救有责，曾多次向日寇要求增加口粮、改善生活条件，但却一无所获，日寇总是阴沉沉地回答："粮食的没有，你们大大的不好。" 1945年3月以后，日寇为了赶任务，巧立名目叫做"突贯期间"，就是搞突击，每天要做16个小时的苦工。难友们稍有怠慢，就横遭日寇的拳打脚踢，在这种超强度的劳动下，饮食却更为恶劣。当初，每人每顿只能半饱，后来粮食又减，每天两顿改吃橡子面，此种面粉蒸成干粮，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因此病倒者、死亡者日多，有时一日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病室中常有上百人躺倒呻吟号饥，我每次到病室，病号都握住我的手，声泪俱下，呜咽着说："队长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饭，还能站起来。"有的刚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难友路老坎快要饿死，想见我一面，我过去时，他已奄奄一息，一见我来，满眼含泪，强打精神地拉住我的手说："队长啊，给我弄口饭吧！我死后不能当饿死鬼啊。"但对这一可怜的要求我也难以办到，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悲惨地离开人世。他死时双目圆睁，饱含着无限遗恨。我难过地用轻轻地抚下他的眼皮，禁不住滴滴泪水洒在死者的脸上、身上，在场的人也都泣不成声了。（P48） 难友刘泽玉身患重病，但不肯休息，因为监工规定：挂病号者口粮减半。为了多吃上一口饭，他硬挺着病躯上工。收工时，他蹒跚地走在后边，附近一位日本老太太见他十分可怜，扔给他一个米饭团，不料被外号"铁拐李"（该人名叫桧森，在中国战场上曾被打掉一条腿，人称"铁拐李"，此人心狠手辣）的监工看见，晚饭后，"铁拐李"喝令刘泽玉脱光衣服，一阵棍打脚踢，不大工夫，便打得满身是血，不省人事。"铁拐李"叫人拿凉水把他泼醒，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腿部，刘泽玉惨叫一声，又昏厥过去。此时，监工福田，又用正燃着的烟头，烧刘泽玉的脖筋，直到其一动不动才狞笑而去。 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揪到我跟前，气愤地说："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此时，李担子唏我面前，无限羞愧、悔恨地说："队长，我该死，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地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李担子不是饿得没办法哪能会干出这种事来？这难道是李担子的罪过吗？这是日寇逼出来的呀！于是，我慢慢将李担子扶起，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当时惨景何止这些，平常难友们因饥饿难忍，误食草根、野菜中毒而死者也不时发生。 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难友薛同道身体虚弱，收工时跟不上队，在跟上拾一苹果核充饥，被监工看见，当场遭到拳打脚踢。晚饭后，日寇监工集合全体劳工，当众把薛同道推倒在地，几个监工凶神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个叫小田的鬼子，手执牛鞭暴跳如雷地对着薛同道的头部、腰部乱抽。我们这位受尽了非人折磨的难友，在日寇的毒打下，几天之后便悲惨地死去了。日寇伊势竟凶狠地说："死了死了的好。"（P49） 返回目录 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真相 转引自《花冈事件》HANAOKA INCIDENT 张国通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为了支撑太平洋战争，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日本东条内阁于1942年11月27日作出《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在此之前，日本土木建筑业界、矿厂业界、港湾业界陆续向政府提出请求书以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39年，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外地劳动者移入组合代表地崎宇三郎（地崎组社长）在给政府的请求书上说："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必须从中国大陆输入低廉的'支那劳工'，以根本解决现在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否则，我们企业界将面临重大危机。请政府方面给予考虑。"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会后，日本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10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强征的劳苦大众，劫运到日本国内服劳役。这些劳工在日本国内各企业单位和宪兵、警察的统治下，受尽折磨和摧残，许多人被虐待、虐杀。 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以下简称委员会《报告书》）记载，按照日本内阁会议和政府次官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58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是38935人。这些人有90%是被抓捕的劳苦群众和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年和壮年。15岁以下的童工有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还有12人。 在被运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委员会《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事中写首，从乘船到抵达企业单位，这个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的中国劳工是38117人。他们被强迫分到（P9）135处企业单位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为最多，共63处，15018人，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以及铁道、港湾建设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业居次，共47处，15816人，包括煤炭、水银＝钢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073人。 为了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了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单位管理中国劳工体制，拟订了种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走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残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业的38117名中国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有2282人是到各作业场三个月以内被残害死的。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载称：从乘船以来各企业单位共死亡中国劳工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平均每五个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如果再加上负伤的（6975人）和残废的（467人），那么就中国劳工的伤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单位，其中10%－29%的43个，30%－52%的14个，在这14个单位中，共有中国劳工6640名，占总人数的18.4%，残废2483名，却占总残废数的36.31%，还有负伤的426人。如鹿岛花冈、川口芦别、空和天监、矿峰之泽、日铁釜石、古川足尾和战线仁科等单位，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战线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就死亡了104人，高达52%。 委员会《报告书》分析了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援引外务省《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以后指出，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去310名，原因全部是患病死亡。但事实是，不少人是被虐杀或活埋的。这一点可以从1954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掘的结果得到证明。在这次发掘出的200余具中国劳工遗骨中，发现许多有弹孔和裂口的头盖骨，或怀疑是活埋的。日本企业当局只顾压榨中国劳工，不管矿井和工地安全，是千万伤亡事故严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即使从外务省《报告书》经过粉饰的统计数字中也能看出来。在135个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单位中，重伤1433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合计伤亡7230人，占中国劳工总数的18.6%，死亡的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劳工的直接屠杀。 关于日本当局直接屠杀中国劳工的例子是很多的。委员会《报告书》举出若干警察逮捕和虐杀中国劳工的情况，说明日本人的直接屠杀不是个别的。《报告书》揭露，日本警察署仅在16个企业单位就逮捕中国劳工116名，其中死亡和失踪79人，占68.1%。《报告书》在列举上述事实以后指出："这些事例只不过是警察逮捕的全体人员中的一部分。"除关在广岛、长崎监狱的安野、鹿困和崎户的38人是因原子弹爆炸而死亡外，其他"无疑几乎都是在警察所或刑务所中被杀害的。"（P10） 返回目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