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田宪图口述

（按：田宪图 Tian Xian Tu 被抓时姓名：张振中(音) Zhang Zhen Zhong 出生日期：1931年12月9日（按身份证记）实际为:1928年12月9日，出生地：河北省涞水县城关镇南关，现住址：河北省涞水县城关镇南关。现职业：农民。现家庭成员：妻子，四个儿子。此材料根据秦磊2002年12月23日采访资料整理。以下为劳工田宪图口述）

    我自小父母就不在了，和我大伯一起生活，家里只有两亩地，大伯还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很苦，1944年刚开春，大概农历2，3月份的时候，我在南关街上玩，从北边过来两三个日本兵，还有四五个白狗队（中国伪军和警察），走到我身边，一把把我抓住，然后就捆起来，我问为什么抓我，他们很凶的说：“别管了”，我就开始哭，他们说：“不许哭，再哭就揍你！” 他们把我带到南关的十字街口，就放开了，周围有很多日本兵和中国兵看守着，周围不断的有人被抓来，最后大概有二三百人，就把我们带到涞水火车站，上了闷罐车，总共有十多节车厢，火车开了以后，有一些人跳车逃跑，火车也不停，那些当兵的就拿枪打，也不知道能不能跑掉。大概到了晚上刚黑的时候，火车到了塘沽。
    到塘沽就把我们关在一些仓库里，仓库的地下就铺了一些稻草，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被褥。每人发了一身破薄棉衣，那些棉衣都有很重的药味，可能是消过毒。每天吃的都是高梁糠饼子，很难吃下去，给的也很少，总也吃不饱。开始一两天看守的还不严，下午还让出去放放风，仓库周围是铁丝网围起来的，有些人就趁机逃跑了。后来就看守的严起来了，只能在仓库里躺着，不许站起来，上厕所得先举手报告才行。后来又陆续抓来了好多人，把我们那个仓库塞得满满的。周围是日本兵和白狗队看守着。在塘沽还给我们登记名字，我没上过学，只有一个小名叫鹿儿，他们说不行，怎么能没有名字？我记得曾和我一起玩的有一个小伙伴叫张振中（音），我就说我叫张振中。我们在塘沽关了十多天，从天津来了一个劳工协会的姓郑的做我们队长，他带我们步行到码头，上了一艘货轮。货轮上大约有300多劳工。我们住在船底，开始我们还可以上去看看，后来只能呆在船舱里，看守我们的只有日本兵了。吃的还和在塘沽一样，每天给一点水喝。在船上我心里很难过，也很害怕，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家，船开了大约十五天左右才靠岸。
    下船以后我们才知道到了日本，那个地方可能是大坂，下船后他们先让我们在一个装满白药水的池子里洗澡。洗完澡后上了火车，还是闷罐车，日本兵看守着。
    最后把我们拉到福冈县三井三池矿业所（后来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先让我们学了一个月的日本话，还给我们分了班，我分在七班，班长是我们涞水县西营房一个姓刘的。还分了工种，有的挖煤，有的修道轨，有的修电线。我因为年龄较小，开始让我去修电线，给日本人打下手，干一些体力活，过了几个月又让我去挖煤。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小，所以每天要按固定时间去上工，早上走的时候看不见太阳，晚上回来也看不见太阳。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日本人带着去，前边两个日本人，后边两个日本人，人少的时候前后各有一个日本人。大约有一里的路程就到了煤窑，然后我们就被分散开，两三个中国人被一个日本人看着干活，我们下窑前要领一些牌子，每挖一车煤，就往车上放一个牌子，必须把牌子用完才能下班，否则就算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能回去。每天都是如此，从没有休息日，日本投降前没休息过一天。日本人很厉害，经常打骂劳工，有时候他说的话你没听懂，随手就给你一棍子，我左腿小腿上现在还有他们用棍子打的伤疤，膝盖窝也有他们用脚踹的伤，我的左腿小腿比右腿细很多，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们干活的时候死过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同村的，叫卢影儿，是被矿车撞死的。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山头，周围是木板墙，上面有电网，门口有一个日本警察所看守。房子全是木板房，我们一个班七、八个人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地上铺着稻草，没有床，每人只发了一床破被子，没有褥子，晚上就睡在地上。冬天也是这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也没有洗澡的地方，一年多一直穿着在塘沽发的那套棉衣。如果生病的话，门口的警察叫医生来给我们医治。我们每天三顿饭，早上晚上只有两个小黑面馒头和一小碗菜，这碗菜有时是蛤蚌，有时是竹笋。中午是带一个大点的黑面馒头下窑，根本吃不饱，三顿的饭如果合到一顿吃那倒差不多能吃饱。劳工协会的那个姓郑的队长也不干活，吃的也好，只负责管理一下。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家，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想起来就哭。我们有时在煤矿里也能见到美国人和朝鲜人，但是我们不在一起干活，也不知道日本人对他们怎样。日本什么时候投降的我们也不知道，只记得后来经常有飞机轰炸，再后来有一天，第四大队的人到了我们那里（我们是第三大队），打着旗，喊日本投降了，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投降以后我们就不干活了，监工也全跑了，我们缺什么吃的就向门口警察所的警察要，生活比原来要好些了，也能够外出了,不过出去时必须几个人一起出去，否则就可能有危险。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到大坂上船回国，谁组织联系的我不太清楚。只记得回来时比去的时候快很多，七天七夜就到了天津。
    到天津以后，我们住在北洋大学，说是要办劳工证，住了四五天还没办下来，因为我比较想家，就回家了。工资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没人和我们提过。回家以后我大伯才知道我被抓到日本去做工了，他一直很担心我，但也没有办法。我原来也想过让日本人赔偿我的损失，至少要给我们工钱，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今年听说了福冈判决才觉得有了希望。我希望日本法院能作出公正的判决，我们受了那么多苦，干了那么多活，最起码要给我们工钱。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赢，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